回族是中国的一个少数民族，回族人民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但自清以来的封建统治者，大多对其充满了民族偏见和民族歧视的心理，甚至有人提出要“杀回灭教”、“见回不留”。左宗棠对此种做法颇为不满。在他看来，回族人民同其他民族人民一样，都是大清的子民，应该平等地对待他们，并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进一步提出了“以平待回”的民族政策。本文试从该政策的提出、具体表现及作用等三个方面，对左宗棠“以平待回”的民族政策作以简要分析。

一、“以平待回”民族政策的提出

首先，自觉地将广大回族人民看作是中国人民的一部分，是左宗棠提出“以平待回”民族政策的思想前提。

回族是自唐代大食国使者来到长安以后，由陆路和海路络绎前来中国落居的阿拉伯、波斯及中亚等处的穆斯林，在同汉族及其他民族通婚、人口逐渐繁盛的情况下形成的又一个新的少数民族。对此左宗棠的认识是不错的，“回民自唐朝以来，杂处中国，蕃衍孳息千数百年，久已别成气类”，“回民入居中国由来已久，其民杂处诸夏，旧本齐民”。即广大回族人民自唐朝以后就休养生息在中国的西北，已经成为了中国人民的一部分。在左宗棠看来，由于生活习惯和宗教信仰方面的差异，回族与广大汉族人民偶尔会有磨擦与冲突外，大多数情况下是能够和睦相处的，回民与“汉民并域而居，非有此疆而界之别也”。因而，左宗棠又明确提出：“无论汉、回、番民，均是朝廷赤子，一本天地父母之心待之，俾各得其所，各遂其生”。尽管左宗棠还没有摆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陈旧观念，把广大回族人民作为大清的子民来看待。但自觉地将回族人民看作了中国人民的一部分，而没有将其视为外国之民，这倒是一个事实。而这恰恰构成了左宗棠提出“以平待回”民族政策的思想前提。

其次，在收复新疆的过程中，形势的发展和主要打击对象的变化，是左宗棠提出“以平待回”民族政策的直接诱因。

1865年初，中亚浩罕国军事头目阿古柏乘我国新疆混乱之际侵入南疆，对我国新疆各族人民进行了野蛮压迫和恣意搜刮，给各族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英、俄两国还通过争相控制阿古柏，阴谋分裂我国新疆，使我国西北边疆出现了严重危机。于是清政府采纳了左宗棠的建议，准备以武力收复新疆失地。

左宗棠率领西征军入疆之初，打击的对象主要还是陕甘起义军的余部和已依附外来侵略者的白彦虎等部。但随着战事的发展，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以清政府为代表的地主阶级与以广大回族人民为代表的农民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逐渐下降到了次要地位，代之而起的是中华民族与外来侵略者之间的民族矛盾，打击的主要对象是以阿古柏为代表的侵略匪帮。对此，左宗棠的认识是正确的，“大军规复旧疆，是吊伐之师，与寻常讨贼有异”。因而他对将士们叮嘱说：“进规南路，应剿者安集延夷兵耳、积年叛弁耳，此外缠回及先附贼而后反正者，均应宽贷”。左宗棠还对处在阿古柏匪帮压迫下的新疆人民的境遇和思想状况作了具体分析。阿古柏匪帮侵入新疆以后，强行“征收地税，令汉、回剃发易服，效其旧俗”，已使“人心早离”。新疆地区的汉族、维吾尔族及回族人民尽管“懦靡成性”，但在“遭乱以后，尤怀朝廷深仁厚泽，必不甘自外生成”，即不甘心屈服于外来民族的压迫，而且还渴望寻求清政府的保护，“吐鲁番人虽为安集延所胁，然来降者每言欲仍归天朝，盖经外国征敛之苦，愈知覆载之恩也”，这正是将广大回族人民从外族压迫和奴役下解放出来，使“八城回民如去虎口而投慈母之怀”的好时候，“王者之师如时雨，此其时也”。他还引用奕山的话说：“只要文武各官都肯以平待回，不以牛羊视之”，即平等地对待广大回民以团结他们，这才是顺利打败阿古柏匪帮、收复国土的上好方略。在这里，左宗棠即明确提出了“以平待回”的民族政策。

二、“以平待回”民族政策的具体表现

（一）申明军纪，严禁杀掠无辜回民

为了适应新疆局势的发展变化，使西征战事进展顺利，左宗棠多次重申这次战争是“图复旧疆”的义战，西征军“是吊伐之师，与寻常讨贼有异”，因而“此次大军所至，非申明纪律，严禁杀掠不可”。为此，左宗棠给部队订下了五条纪律，规定“凡犯奸掳烧杀者，查明即行斩示，决无宽贷……讹索民财、封掳民船、强买民货，皆当严禁”等等。左宗棠曾满怀信心地指出：此次西征军将士“如能各遵行军五禁，严禁杀掠奸淫”，“以王土王民为念，则南八城易复而亦可守矣”。

在实际征战过程中，广大西征军将士确实比较注意对新疆各族人民尤其是广大回族人民的保护，避免滥杀无辜。在收复乌鲁木齐时，对“未持械者悉释勿诛”。在追击由喀喇沙尔、库尔勒西逃之敌中，鉴于顽敌裹胁了大批维吾尔、回及蒙古等族难民于其中，刘锦棠传令：“手执军械者斩，余均不问”，从而有效地防止了滥杀，并“拔出被裹回众以十万计”。

（二）对无家可归的广大回民进行安抚

左宗棠对广大流离失所的回族人民进行抚慰和安置。“安集延虐使其众，官军抚之以仁;安集延贪取于民，官军矫之以宽大”，充分体现西征军是“吊伐之师”。对无家可归的回众“均给以衣粮，纵令各归原部”，并帮助他们重建家园。

正是在左宗棠这一政策指引下，刘锦棠、张曜等西征军将领们，在战争期间不遗余力地安抚难民。如在收复乌鲁木齐时，“拔出城中难民老幼妇女及避匿山谷中者，均设法安抚”。在东四城战役时，遣返乌鲁木齐难民二千八百名，送归哈密原籍者二千五百名，“皆给以牛、种、赈粮，俾得各安生业”。达坂城收复前，城中“潜赴乌垣求抚土回三百余名”，在收复该城后，“发给牛、种，令就达坂旧城水地耕种栽植，俾复故业”。

西征军将士对广大回众的一系列抚辑政策，受到了新疆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拥护。达坂城释归南八城的降众，“驰归宣布官军威德，回众无复疑惧，俱延颈以待官军”。南疆各地人民，“素苦安集延淫虐与白彦虎骚扰，闻湘军释归降众，宣播威德，所下城邑，秋毫无犯，皆日夜延颈拭目盼望我军”。

（三）励精图治，帮助广大回族人民恢复和发展新疆的经济和文化

1878年，清军收复了新疆除伊黎外的全部失地。但经过十几年的混战，尤其是阿古柏的残暴统治，使新疆地区的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各族人民的生活极端困苦。为此，左宗棠决心采取“修浚河渠、建筑城堡、广兴屯垦、清丈地亩、厘正赋税、分设义塾、更定货币”等一系列善后措施，帮助回、汉等各族人民恢复和发展新疆的经济、文化，努力扭转他们的生活现状。

在屯田垦荒方面，“镇西厅属兵民报垦五万数千余亩，奇台报垦民户九百有余，军营新垦六千余亩”，“昌吉新旧垦户共一千三百有奇，绥来九百余户。吐鲁番及南疆八城除沙碛外，荒地渐少”。兴修水利方面，经过广大军民的共同努力，“哈密修石城子渠，镇西厅修大泉东渠，迪化州修永丰、太平二渠，安顺一渠……吐鲁番所属渠之外，更开凿坎井一百八十五处，库尔勒修复旧渠四十里，库车浚筑阿、柯寺两大渠”。值得注意的是，左宗棠考虑到“民困甫苏，未可责以力役”，因而在兴修水利时，命令“各防营将领督饬兵勇轮替工作，其兼用民力者，给以雇值;地方官募民兴修者，亦给以工食”。这不仅是左宗棠“民本思想”的表露，也是他贯彻“以平待回”民族政策的生动体现。文化教育方面，左宗棠督饬部属“多设义学，并刊发《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等大量启蒙读物，从教育回童入手，帮助发展新疆地区的文化教育。其他如鼓励发展蚕桑事业、厘定币制、改革赋税制度、修路植树等一系列措施，对恢复和发展新疆的经济均起到了重大作用。

三、“以平待回”民族政策的作用

左宗棠“以平待回”民族政策的提出和切实执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及对以后新疆的发展建设，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一）西征军获得了广大回族人民及其他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支持

左宗棠督率西征军收复新疆过程中政策的调整，尤其是“以平待回”民族政策的提出，得到了当地回族等各族人民的热烈欢迎，于是对西征军进行了强有力的支援。1876年9月至11月克复玛纳斯之战，除清军外，城西土尔扈特郡王贝子也派蒙古兵来援助。1877年4月达坂城战役之中，“城中投出缠回”向清军报告敌军虚实，促使清军调整战略，迅速获得攻城的胜利。张曜大军攻吐鲁番时，“回王迈哈默特呈请带队”。在收复西四城的过程中，“缠回”头目阿奇木伯克呢牙斯等，能适时树旗反正，瓦解敌军，配合官军打击侵略者，终使清军迅速收复了西四城，取得了平定阿古柏匪帮、收复新疆战争的最后胜利。

以上史实充分证明，左宗棠督率的西征军正是在回族等新疆各族人民的有力支援下，才最终取得全歼阿古柏匪帮、收复西北失地的辉煌胜利的。

（二）对于调节新疆地区的民族关系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历史上形成的民族纠纷以及清政府执行反动的民族政策，使西北地区的民族关系十分紧张。新疆地区的历届政府官员，如乌鲁木齐提督成禄等人，又歧视少数民族，对平民百姓敲诈勒索，肆意破坏民族关系，使这里民愤极大。左宗棠“以平待回”民族政策的提出，不仅使西征军赢得了广大回族等各族人民的支持，也使这里的民族关系得到了很好地改善。维吾尔族的历史学家毛拉木沙在他的《海米迪历史》中这样记载到，左宗棠督率的“军队由吐鲁番出发，进向喀什途中，没有遭到老百姓无端开枪阻击，相反地，各个城镇的群众和绅耆都出来欢迎他们，表示敬意，并且尽力帮助他们”。刘锦棠的大军到达玛拉勒毕西（今巴楚县）时，这个县的“百户长”立即出城对和太官吏说：“闻大军长途跋涉不辞辛苦来到这不毛的边疆之地为民解忧，我非常高兴，所以亲自押送了自己种出的一点粮草供大军使用，以表寸心”。

（三）使新疆地区的经济、文化得以恢复和发展

经济方面，新疆的社会生产力得到恢复和发展，地区经济开始逐渐繁荣，这从新疆地区缴纳的赋税情况即可以看出。据左宗棠奏称：就赋税而言，“综计南北两路征收粮数，折合京斗已二十六万一千九百余石，专就南路收数计算，较户部钞案从前额征十三万余石已增十万六千五百石有奇”，如果再“并入北路续增及开渠成熟地亩新赋合算，自有增无减”。“就厘税言之，各局州报，自四年秋冬至五年夏，不足一年已收银十八万有奇，亦称入款大宗，如伊黎事定，商货畅行，则厘务自有起色。”文化教育方面，到1881年，新疆“兴建义塾已三十七处，入学回童聪颖者，多甫一年而所颁诸本已读毕矣。”“各塾蒙童，临摹仿生，笔姿颇秀，并称蒙童试诵告示皆能上口，教以幼仪，亦知领会”。办学取得了如此成效，固然深受广大回族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拥护，“其父兄竞以子弟读书为荣，群相矜宠，并请增建学舍”。

作为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左宗棠的主要目的在于维护清王朝的封建统治。虽然他标榜“以平待回”，但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平等。但该政策的推行，使西征军获得了新疆各族人民的热烈拥护和支援，取得了收复新疆之战的迅速胜利，使“金瓯罔缺”，捍卫了我国西北领土乃至整个国家的领土完整。有效缓和了新疆地区的民族关系，加强了各少数民族与汉族的血肉联系，促进了我国多元一体格局的稳定形成和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新疆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密切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往来，为以后新疆建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所有这些，左宗棠是有功可录的，因而对他“以平待回”的民族政策是应该给予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