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市《周末报·西窗烛》2000年8月11日版上的《晚清怪杰左宗棠》一文中，说左氏“秉性狂傲自大，专喜骂人揭短，凡与他意见不合者，均白眼以待，言无不骂，虽朋友恩人亦不能幸免。”将他描述成了弥衡式的狂躁人物，这是严重违背史实的。拨开历史上，国内外种种极“左”干扰的迷雾，在晚清之世，左宗棠（1812—1885）的道德文章、文治武功和爱国精神皆堪称第一，是与林则徐齐名的民族英雄，颇富传奇性；其骂人之事也多为抨击奸恶魈小之徒，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如谓不然，请看史实：

雄文落第　隐居待时

青少年时期的左宗棠，英敏超群，胸怀大志，可惜生不逢时，三次“会试”皆委屈落第。21岁时，以《置省》雄文触犯了朝廷忌讳，有位主考官虽然十分赞赏，但不敢取录；24岁时，本来已拟取为第十五名进士，但被权贵们以“湖南名额已满，应为湖北让贤”为辞调包；27岁时，以“文章不合时论”落选。此后，遂毅然抛弃祸国殃民的“官场八股”，精心研究“经邦济世”之学（战略、地理、经济等），自号“今亮”，隐居待时，其境况颇似隆中诸葛“自比管乐”。“时人莫之许”，而有识之土“谓为信然”。

当时的清流名臣陶澍、林则徐、潘祖荫、徐法绩、宗稷辰、贺长龄等，以及满族王公中的开明人士醇亲王、肃顺、文祥等，对这位青年布衣却以“国士”待之，目为“伏龙、凤雏”式的希望之星，交章向皇帝荐贤。年长一辈、威名显赫的陶、林二公，甚至以家室与国事相托。（这类尊重人才的事例，很值得现代人借鉴）

陶公托孤　林公托国

1838年，27岁的左宗棠三试落第后，自北京取水道经运河、长江返湘。途经江宁（今南京）时，为叙同乡之谊，拜会了60岁的两江总督陶澍（1779—1839），促膝长谈数日，陶澍视左为“潜龙”，遂有“托孤”之意，主动提出与左家联姻，以身后之事相托（其时，陶公幼子陶桄6岁，左氏长女孝瑜5岁）。陶澍乃当时的文坛泰斗，“江南第一才子”，两江总督在满清王朝又是与直隶总督并驾齐驱的封疆重臣，位类王候，如此礼遇这位年轻一辈的布衣之士，一时传为佳话。

1849年11月，云贵总督林则徐辞官回福建养病，途径长沙时，谢绝湖南巡抚等大小官员的拜会，专程派人邀见左宗棠，一夕“湘江夜话”之后，林公赞为“绝世奇才”，遂将数十年来写成的治国治军方略文稿，悉数交给左宗棠：“老朽多病，心力交瘁，无能为矣！西北、东南之事，多多拜托了！”元老重臣和民族英雄以国事托付布衣平民，真乃亘古轶闻。

出山序幕　颇富传奇

1852年，“太平军”进犯湖南，长沙危急。巡抚张亮基及继任者骆秉章，“三请诸葛”（最后一次，民间传说是“智劫”），终于请出了40岁的左宗棠来担任谋主与宾师。左公初试锋芒，勇于任事，运筹帷幄，理民治军，初战于长沙城下，击毙“太平天国”西王肖朝贵，再战于湘潭地区，大破太平军主力，湘南黎庶赖以安宁。

左公在长沙幕府期间，永州总兵樊燮贪赃枉法，并且，自恃身为满人又是湖广总督官文的亲戚，拒不服罪，咆哮公堂；左公不畏特权，坚决绳之以法。官文向咸丰皇帝诬告“湖南一印二督，劣幕专权”，并造谣说左宗棠“辱骂皇朝国族”，咸丰下令“缉拿归案，就地正法”。经多方人士疏救，左公才“因祸得福”。皇帝的老师侍读学士潘祖荫更是说得直切：“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

“樊燮事件”之后，满清王朝终于遂渐认识了左宗棠的份量.

叱咤风云　武功盖世

1860年5月，“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48岁的左宗棠，受命组建“楚军”，在长沙金盆岭招募和集了五千人。开头，曾拟作为北上勤王之师，后因与英法议和，遂用于东进剿匪。从此，开始了左公叱咤风云的将帅生涯。此后27年中，他先后组建与统帅20万“左恪靖军”雄师，南征北战，东伐西讨，转战于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福建、广东、湖北、河南、山东、山西、河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蒙古、广西、云南、台湾和安南（今越南）等22个省份和地区，征程十余万里，立下赫赫战功。其征程之远，战功之高，中国历史上，还没有任何将帅超过他。

自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在抵御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的抗战史上，仅有的三个大胜仗，都是左宗棠直接指挥或者遥控的。即：1876—1880年间，进军新疆，先讨平天山南北的回奸白彦虎等并消灭在英、俄策划下入侵新疆的阿古柏匪帮，随后收复沙俄侵占的伊犁地区；1884年，台湾海峡两岸的保卫战，击败法国侵略军并击毙其海军司令孤拔中将（中炮重伤后毙命）；1885年，援越抗法之战，大破法军于镇南关与谅山地区，并击毙其陆军头目安邺。

特别是西征新疆之战，不畏李鸿章等权奸制肘，不惧英、俄列强威胁，不惮高山大漠之征程险远，以古稀高龄“舆榇誓师”，终于大获全胜。真是雄豪盖千古，勇略盖千古，功业盖千古！——在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倘若没有雄才大略的左宗棠的进军壮举，不仅新疆可能全境沦丧，而且陕、甘一带也岌岌可危！王震大将军生前，经常指点着中国地图对部将们说：“倘若没有左宗棠，这块160多万平方公里的‘雄鸡尾巴’，早就给‘北极熊’叼走了！”他晚年回湖南探亲时，曾特意建议湖南省军政领导：“要研究左宗棠，宣传左宗棠，学习左宗棠！”江泽民主席也多次在高层军政会议上，高度赞扬左宗棠的丰功伟业与爱国精神。

知人善用　政绩斐然

左宗棠不但武功显赫，而且政绩斐然。只要足迹所至，权限所及，到处都办强国利民的实事：兴屯垦，搞绿化，修水利，禁鸦片，办学校，开工厂，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等等，不胜枚举。中国第一所现代造船厂（福州船政局），第一支现代海军舰队（马尾水师，后称南洋水师），第一所现代军械厂（兰州机器制造局）、第一座现代毛织厂（兰州机器织呢局），等等，都是他首创的。第一批大规模出洋留学生（严复、詹天佑等人）也是他派遣的。至于“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之诗，现在家喻户晓。……

左宗棠在事业中，善于选拔与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近朱者赤”，其部将如刘锦堂、张曜、王诗正、王德榜、董福祥等，皆治军有方，英勇善战；其属官如刘典、杨昌浚、沈葆祯、虞绍南等，皆清廉正直，政绩卓著；其学生如严复、詹天佑、邓世昌、萨镇冰、林增寿等，皆贤俊爱国之士，后来都“青史留名”。左公用人不拘一格，不搞门户宗派，唯德才是举：如张曜原是淮军将领，董福祥曾是叛匪领头，刘永福乃太平军余党，他皆推诚倚重，用之不疑。他甚至还培养了一位“红顶商人”胡雪岩，来当他的西征大军的“后勤采购部长”，起了得力的作用，……。他绝不搞裙带作风：其女婿陶桄，可谓“双料”高干子弟，既是两江总督陶大人的儿子，又是他亲自教导了8年的学生，可是，左公并未给陶桄安排一官半职；对他的几个儿子也照此办理，鼓励他们“耕读为本”。（不像曾国藩、李鸿章那样：“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其克己奉公之严，至今令人赞叹不已！

骡子精神　牛的脾气

诚然，左宗棠一生刚直不阿，绰号“左骡子”，同包拯一样都是“属牛的”，（民间传说左是“金牛星临凡”），有一股“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牛脾气。面对奸佞之徒，他的牛脾气一上来，的确爱骂人并且敢骂人，任你天王老子地王爷，只要犯了事，他都敢骂！但骂人与否，不能一概而论地成为评价人物贤佞的标准；因为，骂人的出发点有为公为私之分，骂人的方式也有邪正鄙雅之别！左公从未为了泄私愤骂人，也不曾骂过“娘希匹”、“不须放屁”那样的俚鄙之词；他骂得堂堂正正，喜笑怒骂，皆成文章，有时尖锐激烈，有时含蓄典雅。

一骂八旗子弟

在处理“樊燮事件”时，面对拒不服罪，咆哮公堂的皇亲国戚，大义凛然地喝斥：“纨绔子弟，国之硕鼠。有何面目见尔列祖列宗？！”湖广总督满人官文，向咸丰皇帝告刁状时，将此语篡改为“八旗子弟，国之硕鼠”，说左公“心怀不满，辱骂皇族，头上有反骨”，惹得咸丰“龙颜大怒”，气急败怀地下旨“缉拿归案，就地正法”。幸而此时的满清王朝，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王公大臣中的有识之士，深知在这种危险的局势中，如果再在“满汉情结”上浇油，无异于引火自焚，加速崩溃，遂纷纷劝说咸丰：“左宗棠是塾师出身，权当为我们教训子弟吧！”一场大祸才得以消弓耳。从此开始，“八旗子弟”一词，便成了败家子的代名词和满清王朝腐朽没落的标志。

二骂曾国藩

曾国藩（1811—1872）和左宗棠都是湖南人，在众多荐左奏疏中也有他的一份，可谓是“老乡”加“恩人”，但左公对这位“恩人”却不那么心悦诚服。

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性格上，左公阳刚坦荡，曾氏阴柔虚伪（民间传说是蛇精投胎）。在学问上，曾氏信奉唯心主义的宋明理学，自封为朱熹传人；左公致力于唯物辩证的经邦济世之学，自诩为孔明再生。在外交上，左公大义凛然，不卑不亢；曾氏胆怯软弱，崇洋媚外。在军事上，左公多谋善断，勇往直前；曾氏智重而迟，畏首畏尾。有此诸多因素制约，产生矛盾是必然的。

曾氏率领湘军征战之初，屡遭败绩；对此，左宗棠经常写信直陈方略。如云：“公宜因地制宜，谋定而战；不可学房，泥古不化。”“公用将则胜，自将则败；何如放手用人，不必遥制也！”这些好心的建议，常被曾氏及其幕僚视为“不逊”。

1852年，曾国藩率水师冒失轻进，在靖港惨败后，企图投水自杀谢责，左宗棠得知此事后，闯进曾氏设在水陆洲的帅帐大骂：“好个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曾涤生！你大丈夫不做，偏要作村夫愚妇！”并且义正词严地剖析了自杀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道理，骂得曾国藩“沁然汗出，霍然病已”。——此时，曾氏刚从“丁忧”起复不久，尚未形成大势，对左公尖锐而善意的批评，还算听得进。

1861年，曾国藩在指挥湘军进攻太平军时，犯了战略上的大错误，以己之短，攻人之长。此时，湘军水师远优于太平军水师，长江水路，海阔天空，运兵运粮，十分方便；两岸地势平坦，便于展开兵力，机动作战；正确的战略方向，应该是正面进攻安庆，安庆一破，金陵（南京）指日可下。曾氏却心血来潮，放弃长江坦途不走，去钻黄山小道，同广西的山猴子们斗法；并且，将湘军司令部设在祁门，企图自屯溪、徽州、旌德一线以攻金陵之背；还洋洋得意地说这是师邓艾“偷渡阴平”遗计，可以出奇门制胜。左宗棠在军事会议上当面批评曾国藩“食古不化”：“今日之事，远异昔时。祁门距金陵千里，千里袭人，岂可得乎？孟明崤函之败，可为殷鉴。”“祁门地区，山险路狭，天井天牢，兵家绝地。帅部设于此处，乃‘蛇拱（钻）竹筒寻死洞’耳！一旦有变，虽孙武再生，亦难善其后！”并建议将帅部移至东流（李鸿章、彭玉龄等也赞成此建议），曾氏率主力正面进攻安庆，自己率偏师出浙江策应。但曾国藩固执己见，一意孤行，结果被李秀成所部打得大败，司令部亦被围困多日，“流矢及于帐前”，险遭全军覆没。幸而鲍超自旌德回师、左宗棠自景德镇攻击前进，才从祁门救出曾国藩。祁门被围时，曾氏惊惶失措地自叹：“蠢人下棋，死不顾家”，惶惶不可终日。左公又去信批评：“胜败乃兵家常事耳！公宜镇定。切勿再作儿女态，徒令三军夺气，外人笑也！”这些言语，虽然出于好意，但以部将身份向主帅进言，语气未免有些失礼。传说曾氏得信后，撕得粉碎，并因此常怀芥蒂。

传说有一回曾、左见面时，曾氏面上虽然平静，但内心怨气难消，便出了一条上联让左宗棠（字季高）对：“•季子敢言高？仕不在朝，隐不在山。与吾意见常相左！”左宗棠也不示弱，对曰：“•藩臣当卫国。进不能战，退不能守。问君经济有何曾？！”这是一付嵌字对联，嵌入了彼此的姓名。上联相当浮浅，小肚鸡肠地纠缠个人意气；下联含蓄深刻，光明正大地责问国家大事。

曾国藩攻下“太平天国”的“天京（今南京）”时，天下三分之二的精兵在他节制之下；满清的嫡系军队，除了僧格林沁的蒙古骑兵堪称劲旅之外，满族八旗兵早已腐朽，不堪一击；全国各地的总督、巡抚，汉人居多。此时，不少汉族人士指望曾国藩趁此大好时机反满复汉。民间传说，左宗棠以请曾国藩为浮梁名胜“神鼎寺”审定楹联为名，进行试探，派密使送去一付对联：“神所凭依，原在德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曾国藩将最后一句改为“不可问焉”，表明不响应。胡林翼（一说是彭玉麟）也曾送给曾国藩一张纸条：“中原鹿无主，先生有意乎？”被曾国藩偷偷地撕了。“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被俘后，亦企图策动曾国藩反满，在供状性质的《李秀成自述》中，推心置腹地向曾陈述了“收拢十要”，表示要全心全意地招集几十万太平军余部，辅佐曾国藩夺取满清王朝的天下；曾国藩还是不敢动弹，偷偷地篡改了《李秀成自述》中的要害之处，并作贼心虚地立即将李秀成处死（按常理，是应该解去北京“献俘太庙”的）。左宗棠得知内情后，大骂：“杀降者，不得善终！”并以送家乡土产为名，给曾国藩送去一腿用陈醋泡制过的狗肉，喻意是骂曾国藩为“软骨头狗腿子”！

曾国藩所部打进南京后，将“太平天国”各个王府聚敛的财帛、女子抢掠一空后，一把火烧成白地；随后，以军用船队将金银财宝运回湘乡老家。左宗棠又去信批评：“贪财好色，非君子所为，欲求善终，岂可得乎？”并通知江西巡抚沈葆祯在九江口岸拦截船队搜查赃物。

这些，大概是《怪杰》一文中，批评左宗棠“爱骂人揭短”、“虽恩人朋友也难幸免”的根据吧？但是，这样的行径实在是该揭的，如此的“恩人”是应该骂的，骂了揭了是没有什么罪过的。

三骂李鸿章一伙

李鸿章（1823—1901）是曾国藩的传人，先后任清朝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军机大臣，文华、武英两殿大学士（宰相），自1875年（光绪元年）起，任首相达27年之久。晚清之世的丧权辱国条约（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1885年《中法新约》，1894年《中日马关条约》，1890年《中俄条约》，1901年《八国联军辛丑条约》），都是他签订的，是个臭名昭著的头号奸臣与卖国贼。

晚清的卖国主义路线，始于道光、耆英，再传至咸丰、曾国藩，三传至慈禧、李鸿章，每下愈况，愈演愈黑。

曾国藩是以所谓“曲全邻好”来苟且偷安，说他有意卖国，似乎略嫌重了一点。

李鸿章则是典型的卖国贼！对上，奴颜婢膝，讨好慈禧；对下，勾结奸佞，排斥忠良；对外，崇洋媚外，大规模割地赔款，卖国市利。——例如，在签订《中日马关条约》时，为贪日本人400万两银子的贿赂，就“崽卖爷田不心痛”地，在“割让台湾与辽东半岛”、“赔偿2亿两白银”这样奇耻大辱的卖国条约签了字。又如，在阻扰左宗棠挥军西进、收复新疆之战中，又先后收受了英国公使威妥玛与俄国间谍商人沙斯诺夫斯基贿赂的珍玩。

左宗棠对李鸿章一伙的奸佞行径，特别是对他们在收复新疆之战中的种种破坏活动（如卡军饷，拖粮秣，大肆散布“万里蛮荒无用”、“收复与治理新疆，是个填不满的无底洞（漏卮），将拖垮国家”等谰言，以及劝清廷撤回西征大军，将南疆丢给阿古柏，将伊犁送给沙俄以“曲全邻好”，等等），进行了坚决斗争，或大义凛然地面折廷争，或有理有据地上书（朝廷）驳斥。同时，在给朋友们及醇亲王等开明的满族王公的信件中，揭露李鸿章“大奸似忠，大伪似信”，痛斥“秦桧潘美，复见今日！”

中国第一所现代造船厂（福州船政局）以及用该厂自造的铁甲舰装备起来的马尾水师（南洋水师），都是左宗棠惨淡经营起来的；左宗棠进军西北时，特地上书清廷请求派林则徐的女婿沈葆祯来主管；可是不久，却被李鸿章派自己的党羽何王景与张佩纶篡夺了领导权；结果，被这个两个昏庸糊涂的家伙断送了。

事情是这样的：1885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休战议和期间，法国海军舰队司令孤拨（后来被左宗棠部将邓世昌和欧阳见利击毙于镇定海面），向当时的闽浙总督何璟和福建海疆大臣张佩纶提出，要进马尾军港“游览访问”并“就近停泊”，其中奸谋，显而易见，可是，这两个糊涂蛋却爽快地答应了。部将詹天佑（左宗棠的学生，时为参将）、许寿山（左氏学生，时为“扬威”号舰长）提出反对意见：“不要引狼入室”。张佩纶下令：“爵相（指李鸿章）有令：和议期间，不得生衅；谁敢违令，虽胜亦斩！”并命令马尾水师各舰“不得升火和脱掉炮衣；不得擅自行动”。法国舰队开进马尾军港时，何璟、张佩纶和福建巡抚张兆栋等大员，还傻呼呼地在码头上列队欢迎。法军舰队一进军港便大肆开炮，将马尾水师的11艘兵舰打沉了7艘，福州船政局也被炮火轰为平地。

事变之后，左公自请由北京去福建督师，东南局势才转危为安。在审理何、张二人的罪行时，左公怒斥：“尔等衣人之衣，食人之食，这般无能无耻，真是朽木为官，禽兽食禄！”

张佩纶原是曾国藩的小女儿曾纪芬的丈夫，马尾事件之后，被曾纪芬愤怒地蹬掉了。曾、张二人离婚之后，刚巧李鸿章的女儿死了丈夫，便马上招张佩纶为婿，左宗棠嘲笑他们：“一丘之貉”！

左宗棠虽然痛恨李鸿章等奸臣，但没有门户之见。例如，李鸿章的哥哥李鸿藻、曾国藩的儿子曾纪泽，都是刚正爱国的好官，左公同他们的关系很友好。由此可见，左公决非《怪杰》一文所描述的那种狂傲狭隘，不分是非邪正地动辄白眼骂人的狂躁角色，而是胸怀坦荡的英雄豪杰，遭他痛骂者只是那些奸佞魈小之徒！

高风亮节　流芳千古

综上所述，再联系到他的老师和朋友们，皆高风亮节之士，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左宗棠乃是晚清之世，非常难能可贵的爱国主义清流人物中的杰出代表，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

如果他是《怪杰》一文所描述的那种狂躁轻浮之徒，又怎么能在末代王朝的昏君奸臣们包围之中，周旋自如，并且能团结和组织那么多贤俊文武，在非常艰难的环境中，建立前无古人的丰功伟业，流芳千古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