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 人称“曾剃头”
——《近人曾国藩》第一集：序幕
简介：官运亨通的曾国藩在北京已经待了12年了。可到了他41岁这一年，一切都改变了。太平天国起义席卷中国，曾国藩被任命团练大臣，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曾经京城里这位温文尔雅的曾老师，现在变成了杀人如麻的曾剃头。
背景资料：
曾国藩（1811—1872）初名子城，字伯函，号涤生，谥文正，湖南湘乡（今湖南省双峰县）人。清朝军事家、理学家、政治家、书法家，文学家，晚清散文“湘乡派”创立人。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湖南长沙府湘乡白杨坪人，现属湖南省双峰县荷叶镇天子坪。嘉庆十六年（1811年）出生于湖南省双峰县井字镇荷叶塘的一个豪门地主家庭。兄妹九人，曾国藩为长子。祖辈以农为主，生活较为宽裕。祖父曾玉屏虽少文化，但阅历丰富；父亲曾麟书身为塾师秀才，作为长子长孙的曾国藩，自然得到二位先辈的伦理教育了。
6岁时入塾读书，8岁能读八股文诵五经，14岁时能读周礼、史记文选，并参加长沙的童子试，成绩俱佳列为优等，可见他自幼天资聪明，勤奋好学。至道光十二年（1832年）他考取了秀才，并与欧阳沧溟之女成婚。连考两次会试不中，随后又努力复习一年，在实岁27虚岁28岁时殿试考中了同进士，从此之后，他一步一阶的踏上仕途之路，并成为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
在京十多年间，他先后任翰林院庶吉士，累迁侍读，侍讲学士，文渊阁值阁事，内阁学士，稽察中书科事务，礼部侍郎及署兵部，工部，刑部，吏部侍郎等职，曾国藩就是沿着这封仕途之道，步步升迁到二品官位。十年七迁，连跃十级，从七品一跃而为二品大员。
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因母丧在家。这时太平天国的起义已席卷半个中国，尽管清政府从全国各地调集大量八旗、绿营官兵来对付太平军，可是这支腐朽的武装不堪一击。因此，清政府屡次颁发奖励团练的命令，力图利用各地的地主武装来遏制革命势力的发展，这就为曾国藩的湘军的出现，提供了一个机会。
咸丰三年（1853年）藉著清政府给予寻求力量镇压太平天国的时机，他因势在其家乡湖南一带，依靠师徒、亲戚、好友等复杂的人际关系，建立了一支地方团练，称为湘军。曾国藩残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用刑苛酷，史称“派知州一人，照磨一人承审匪类，解到重则立决，轻则毙之杖下，又轻则鞭之千百。……案至即时讯供，即时正法，亦无所期待迁延”。
不仅他自己直接杀人，他的父亲和四弟也杀人，即有人责其杀人过多，称呼为“曾剃头”、“曾屠户”。据说，南京小孩夜哭，妈妈说“曾剃头来了”，小孩就不哭了。在和太平军作战中，曾国藩用劫掠财物、封官赏爵的办法来鼓舞士气，养成湘军凶悍领残的本性。
湘军在军事素质落后的清朝武装力量中成为中国南方地区与太平天国军事力量作战的主力之一。曾国藩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
曾国藩挑战咸丰帝 曾惹清廷不满
——《近人曾国藩》第二集：君臣
简介：咸丰帝在位的11年，就是曾国藩最困难的11年。曾国藩一开始敢于挑战皇帝的权威性，而遭到了皇帝对他的忌恨。在这样一个昏庸的皇帝手下，曾国藩也就成了一个苦命臣子。
背景资料：曾国藩曾屡惹清廷不满
咸丰元年，曾国藩在刘蓉、罗泽南等人的推动下，上疏批评咸丰皇帝。咸丰帝没有读完，就愤怒地将奏折摔到了地上，立刻召见了军机大臣要定他的罪，若非祁寯藻、季芝昌等人苦苦为他求情，他很可能陷于不测之罪。曾国藩了解这一情况后，心里非常紧张，立刻对此次谏争之举上奏自责，从此再不敢对皇帝本人和朝廷的根本决策说长道短。
咸丰四年，咸丰帝得到湘军攻占武昌的奏报，一时忘乎所以，命曾国藩署理湖北巡抚。不料，某军机大臣一言触痛了他畏惧汉人的心病，又收回成命，再不肯将地方督抚大权授予这位湘军统帅，使他数年之间坐困长江中段，客军虚悬，受尽屈辱。曾国藩基于上述情绪，先是闻讣上奏而不待谕旨，径直弃军奔丧回籍；继而假满不回江西军营，竟伸手向清廷要江西巡抚之权，否则宁可在籍守制。不论曾国藩是何居心，此举皆有违臣道，有违友道，与其理学家的身份颇不相符，引起不少人的不满。
咸丰十年，因英法联军逼近北京，清政府从各地调兵“勤王”，命曾国藩饬派鲍超率二三千壮勇“兼程前进，尅期赴京，交胜保调遣”。曾国藩、胡林翼两人既不愿因鲍超北上而影响安庆之役，更不愿将此猛将交到胜保手中。然“勤王”事关大节，不可讨价还价，且清廷的命运与之息息相关，亦不能无动于衷。于是，他就往返磋商，定下以拖延之策逃避北援之计，惹清廷不满。
曾国藩从愤青到老江湖 被慈禧夸“天下第一正人”
——《近人曾国藩》第三集：困境
简介：曾国藩固执的性格使得他在地方官场四处碰壁。曾国藩终于大悔大悟，如果改变不了环境，那就只能是去适应环境。为人处世的风格开始变得圆滑。一直到46岁，曾国藩基本上才从一个愤青变成一个老江湖。
相关背景：
经历了上集几次凶险之后，曾国藩对自己数年间的言行，进行了全面、深刻的反省，从此幡然悔悟，改弦更张，对处事处人，尤其对清廷的态度与对策，进行了一番全面调整。
咸丰十一年，慈禧、奕訢发动宫廷政变，推翻赞襄制度，捕杀肃顺等赞襄大臣。肃顺被杀后，在他家里搜出私信一箱，里面唯独没有曾国藩的一个字。
同治三年正月，江西巡抚沈葆桢事前不经协商，即奏请扣留原本解送雨花台大营的江西厘金归本省使用，使曾国藩骤然失去月入数万两的饷源。户部不仅批准了这一奏请，还竟于复奏之中列出数笔并不存在的外省协饷，使曾国藩背上广揽利权、贪得无厌的黑锅。为保身名俱泰，曾国藩除在态度上更为谦谨，恳请亲朋好友、部下僚属时时批评监督自己外，还在政治上采取了几项措施，诸如两次奏请清廷派亲信大臣赴天京（今南京）城外监军，奏请天京攻克前不要再给曾家封赏，以及封疆大吏不得分掌朝廷用人大权等，直到清廷对他极表信任，无所疑忌，方使他暂时放下心来。
同治三年六月，湘军攻陷天京，曾国荃及其部下将领曾集体劝进，欲仿陈桥故事，拥立曾国藩为帝。然曾国藩心里非常清楚，他虽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中羽翼丰满，足可拥兵自立，但若与清廷争帝位，则须经几年的准备方有取胜的把握。故对清廷来说，长痛不如短痛，迟发不如速发，万不可让他积威养望，从容准备。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只好主动裁撤兵勇和停解外省厘金，以保全身家名位和部属亲朋的既得利益，包括曾国荃及其部下在天京抢夺的金银财宝。
于是，曾国藩在攻陷天京后主要为此做了两件事：一是裁撤或调离金陵（即南京）地区的五万湘军，停解广东、江西厘金；二是采用软拖硬抗的办法，抵制清政府对天京窖金和幼天王下落的追查。结果，清廷也只好不了了之，甚至连左宗棠、沈葆桢两人将幼天王解送京师的奏请也予以驳回，免致曾国藩过于难堪。
曾国荃不学无术，急功贪财，早在攻陷天京前即已恶名远扬，故清政府对他疑忌尤甚。曾国藩遂专折代曾国荃奏请开缺回籍养病，并立即得到清政府的批准，这下可惹恼了曾国荃。为了消解曾国荃内心的不平之气，待其41岁生日那天，曾国藩不仅专门指派能说会道的赵烈文前往劝慰，还亲自特写七绝十二首为他祝寿，以泄其胸中抑郁之气。
慈禧夸曾国藩为“天下第一正人”
同治四年三月，那拉氏罢免恭亲王奕訢的一切职事，妄加罪名，引起曾国藩等人的极大恐慌，疑为清政府卸磨杀驴的信号。于是，他苦思数日，便开始向心腹将领吹风试探，酝酿对策。四月三日他以巡察为名，相约驻扎裕溪口的水师将领彭玉麟赴下关一见，两人在一只小船中密谈良久，彭玉麟欲马上动手，领衔上疏谏争。而曾国藩则要他静观时变，必须从京中了解到更进一步的详情，弄清事情的原委，才能决定行止。后来那拉氏见风转舵，重新恢复了奕訢“议政王”之外的其他主要职事，才避免了一场悲剧，曾国藩也仅虚惊一场。
同治五年冬，因剿捻战争一时失利，清政府中途易帅，使曾国藩大丢脸面，陷入进退维谷的困境。曾国藩自剿捻以来，屡受清廷的指责，防守沙河之策失败之后，更是接连不断，愈演愈烈。迨至同治五年冬，即已受到“寄谕责备者七次，御史参劾者五次”，使他感到再也干不下去了，只好自请革去钦差大臣之职和一等侯爵之位。然而，使他为难的是，天下之大竟无一个适当的安身之处。当时，曾国藩听到各种建议，有的劝其回籍省墓，有的劝其住京养病，有的请其回任江督，他以为皆不妥当。曾国藩“反复筹思，仍以散员留营为中下之策，此外皆下下也”。实际上，此策则更加行不通。正像有人说的那样，你留营中效力，谁人可以指挥？岂不是一舟双舵、一马双驭？最后，曾国藩迫于情势，不得不返回两江总督之任。因李鸿章剿捻急需两江之饷，若易他人为江督，则未必能够保障前线各军的饷运。既然李鸿章一再以此为请，他也就很难拒绝了。然而，这对曾国藩来说却是一件含羞忍辱之事，不仅令其数年之间心情不畅，且遗终生之悔。
同治九年，曾国藩将天津教案办成典型的屈辱外交，全国舆论骤起攻击，形成人人喊打的局面，转眼间功臣贤相就成了过街之鼠。社会舆论变幻如此之速，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清政府有意落井下石，乘机打击曾国藩，以便将他赶出畿辅要地。当全国舆论在醇亲王的带动下群起攻击曾国藩的时候，那拉氏不仅公开宣称曾国藩“文武全才，惜不能办教案”，将刚到陕西的李鸿章调赴天津进行复查，还把曾国藩匆匆调回江南，以李鸿章取而代之。实际上是将天津教案办理失误的全部罪责，都推到他一人身上，使全国舆论受到进一步的鼓舞，对曾国藩的攻击愈演愈烈，一发而不可收拾。对于这层原因，曾国藩当时就看得很清楚，只是不敢明言。对于来自各方的责难，皆以“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应之。
总之，曾国藩作为权臣，在功高震主之下仍能身名俱泰，关键在于他熟读史书，树立了正确的从政观，看淡权力的得失，引用一班正人，广纳群言，倾听幕僚的意见，认真对待反对者的声音，危难时也不树敌，巧妙周旋，明辨是非，不搞阴谋诡计，善于以退让换平安，恪守臣道，不违友道。在肃清肃顺一伙后，慈禧就曾感叹地说曾国藩为“天下第一正人”。
曾国藩与湘军的恩怨
——《近人曾国藩》第四集：恩怨
简介：曾国藩能够成就一番大业，离不开湘军一帮将领。而后来发生的一些冲突，使得很多人最终与曾国藩分道扬镳。
背景资料：
湘军是晚清时对湖南地方军队的称呼，或称湘勇。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清朝正规军无法抵御，不得不利用地方武装，湘军就是在这时发展起来的。
主要活动：
湖南双峰的曾国藩是湘军的创始者。他将湖南各地团练整合成湘军，形成了书生加山农独特的体制，成为镇压太平天国的主要军事力量。满清政府虽然对地方汉族武装不信任，但不得不倚重于湘军。曾国藩同时也借助了安徽本土力量，发展了淮军，并培养了淮军首领李鸿章。湘军虽然消灭了太平天国，还参与镇压了各地的其他起义，挽救了清王朝，但是兵权落入汉族，改变了当时清朝的政治格局。为后来北洋军阀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名臣和幕僚：
湘军在镇压晚清的各地农民起义中迅速成长，使晚清一度出现了“中兴”的局面。“中兴将相十九湖湘”，湘军将领及其幕僚成为当时中国政治、军事舞台的主角。整个湘军系统中位至总督者15人，位至巡抚者14人，其他大小文武官员不胜数。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投入到曾国藩麾下，还包括一批卓越的工程师、科学家（如李善兰、徐寿、容闳等），当时他的幕僚多达三四百人。
除了曾国藩外，还有曾国荃，左宗棠、李续宾、罗泽南、彭玉麟、郭嵩焘、李鸿章、刘坤一等等人物，成为晚清历史显赫的一页。后来的洋务运动也主要由湘军人物一手发起。左宗棠因为收复新疆的壮举，更是被誉为民族英雄。
曾国藩、左宗棠和胡林翼被史学界称为“中兴三名臣”。
湘军精神：“吃的苦霸得蛮舍得死”
湘军拥有勇猛的战斗风格和坚强的战斗意志，在与外国人作战中，意志和精神力量比几件西洋火器有用的多，“吃得苦,霸得蛮,舍得死”的湖湘精神在外国侵略者的战斗中的展现的淋漓尽致。
湘军的解散和对晚清社会的影响
由湘军的曾国藩始，湖南开始了人才的喷涌：从晚清镇压太平天国和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和同盟会、革命党的成立；从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从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发展。湘军成为湖南人的精神动力，至今湖南人对此仍然非常自豪，并把湖南社会各种方面的人才和现象称为“湘军”。如文艺湘军、体育湘军、出版湘军、电视湘军等。甲级足球队的名字也叫湖南湘军。
对湘军的评价
对于湘军的历史定位，历来有很大争议。有人认为湘军是帮助了满清政府，消灭了农民起义军，维护了封建社会的统治。湘军所发展的淮军人物李鸿章作为众多不平等条约签订者，更是被认为是民族罪人。洋务运动也没有改变中国落后的现状。湘军亦成为开创近现代军阀割据的源头。
肯定湘军的人认为消灭太平天国并非过错。太平天国自身也并非能够改变封建社会，其宣布的一套根本无法实行；太平天国的将领也贪图享乐，鱼肉百姓，争夺权力，实际与满清统治者无异。湘军的出现也客观上让满清政府的军事和政治权力落入汉族，中央政府的权威极大地弱化，和民国初的军阀也有渊源关系。洋务运动虽然没有改变中国沦落的状况，但至少让中国走上了正确的道路，使政府和人民懂得要学习国外先进科技和思想。洋务运动也带来了许多改变，如选派留洋学生，建立北洋舰队等。后来左宗棠收复新疆，也是湘军人物的一大功劳。
曾国藩治家严苛 后人遭遇耐人寻味
——《近人曾国藩》第五集：亲情
简介：曾国藩穷其一生都在自我修炼，在家教上也是极为严苛。但子女们最后的结局，却充满了太多的悲凉，这也许是曾国藩生前所没有料到的。
媒体评论：家教有方的曾国藩
来源：南方日报
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颇有争议的人物。他既是镇压太平天国的元凶，又是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并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一定的学术地位。对于曾国藩的功过是非，这里姑且不论，但他关于家庭教育的主张和做法，颇有值得称道之处。
曾国藩终生注重家庭教育，他把教育子弟的重点放在修“心”、修“身”、修“行”上。修“心”是人心智心力的砥砺，是人道德品质的培养。曾国藩提倡修“心”，是要其子弟做到“慎独”、“不忮不求”、“孝友”、“仁”、“敬”、“谦”、“恕”等。修“身”是通过保养和修炼以获得健康的体魄。为此，曾国藩反复教育子弟要劳逸适度，惩忿窒欲，眠食有恒，耕作时习。曾国藩也注重修“行”，要求自家子弟言谈举止朴实，待人谦敬、宽容，为人不能清高、刻薄，生活上也要去奢侈之风。
为求达上述目标，曾国藩有一整套教育子弟的方法。训诫，是曾国藩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家教方法。他把为人处世之道、修身养性之方，直接地教导、告诫子弟，明确要求子弟为或不为，开诚布公，循循善诱。他常把一些对子弟的要求通过警句和隽语的形式加以概括，以期引起子弟的重视。如“八德”（勤、俭、刚、明、忠、恕、谦、浑）；“八本”（读古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养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语为本，治家以不晏为本，居官以不要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四条”（一曰慎独则心安，二曰主敬则身强，三曰求仁则人悦，四曰习劳则神钦）；“四败”（妇女奢淫者败，子弟娇怠者败，兄弟不和者败，侮师慢客者败）。这些高度凝练的概括，自然容易为其子弟所熟记和践行。通过对祖宗嘉言懿行的称赞，令子弟弘扬祖德，也是曾国藩教育子弟的方法之一。曾国藩的祖父颇有一套治家之法，致使家业兴旺。对此，他深为敬重，信守不移。他将祖父相传之家法概括为“早”（早起）、“扫”（洒扫）、“考”（祭祀祖宗）、“宝”（善待亲族邻里）、“书”（读书）、“蔬”（种菜）、“鱼”（养鱼）、“猪”（养猪），作为治家之道的八字诀，叮嘱家人时时留心，躬身实践。实际上，像曾国藩家族这样的豪门大户，其成员干活多少是无关紧要的。曾国藩认为关键是要形成一种勤俭持爱的风气，养成勤俭致富的习惯，这样才能家运兴盛、家风融融、和乐太平。曾国藩时常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剖析，把自己行为的对错得失告诉家人，以作为曾门子弟的借鉴，这也是他家教的方法之一。他曾给儿子写信，反省自己的不足。他说：“一家能勤能敬，虽乱世亦有兴旺气象；一身能勤能敬，虽愚人亦有贤智风味。吾生平于此二字少工夫，今谆谆则训吾昆弟子侄，务宜刻刻遵守。至要至要。”对家人的缺点错误，曾国藩能直接批评，使受批评者因受到指责而感到羞愧。他曾批评诸弟“不好收拾洁净”，批评澄弟“满腔骄傲之气”，批评六弟、季弟较懒，批评曾纪泽写字笔力太弱，看书成诵者太少，举止也不厚重。批评之后，他还能指出改正的方向，态度严肃中肯且平和，令家人心悦诚服。
曾国藩之所以如此注重家庭教育，把教育子弟视为自己的重要义务和职责，究其原因，与他的文化素养和人生态度有关。曾国藩自幼接受儒家学说的熏陶，后受理学大师唐鉴的影响，专治理学，以理学为正宗，程朱理学的思想学说、伦理道德，已深深融入他的思想言行之中，被后人赞誉为“理学名儒”。与此相应，他的人生态度是入世的，看重自身的社会作用，追求“立德”、“立言”、“立功”的人生价值，因而对家人也有严格的要求。
曾国藩的家教思想尽管带有浓厚的封建宗法色彩，但他对子弟的要求中所蕴含的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及其教育子弟的具体方法，还是可以借鉴的。
曾国藩一生为何三次自杀
——《近人曾国藩》第六集：生死
简介：曾国藩成就卓著，很是风光，而实际上他终其一生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几度陷入绝境，而又死里逃生。而曾国藩一生中经历了三次自杀。
背景资料：
曾国藩一生征战，功勋显赫，能文能武，且有慧眼识人之能。不但驱下有术，更能与君斗法，一生传奇。其以理学大师、中兴名臣定格在历史的薄册上，在当世，更称得上是一个特殊的外交家。
有人说，历史是一个小姑娘，任人打扮。我要说，历史不是任人酿的酒，其中滋味需要去品，每个人品出来的滋味或许各有不同。
征衣似雪。我们来看看十多年间曾国藩的遭际。
一身多病：曾国藩可以说是一个病号。道光二十年六月，他在京城参加散馆考试半年后就得过一场肺病，肺病在当时几乎无救，幸遇名医，才死里逃生。后又得牛皮癣，此病最是顽固、难医，自道光二十五年开始得此病，几乎终生伴随着他，虽然吃药不断，然一旦情绪有变化，此病即行复发。因而，每当军事不利，曾国藩身上便奇痒难耐，以至于搔得全身上下出血不止，而痒依旧，痛苦万分，只觉"无生人之乐"。同时也患耳鸣症。耳鸣症源于肝和肾的毛病。自咸丰七年丁父忧时，年不到五十，便开始眼睛模糊，寸大的字都看不清，他自己屡次提到身体虚弱，不能苦思久坐，再后来还吐过血。最后大概死于中风。
两大爱好：曾氏年轻时有两大爱好，下围棋和吸水烟。下围棋太耗时，影响读书，曾氏曾下决心要戒掉，然而在十年征战中，不仅没有戒掉，反而几乎每天一局，就是战争极不顺时，也照下不误，成为他一生唯一的娱乐活动。吸水烟却真的戒掉了。
两度丁忧：十年间，先是母亲去世，回乡守丧，然而未及一半，他的天生对头就出现了，广西事发，被迫墨絰从戎，以一个文弱书生而受命大将出征。尔后父亲去世，朝廷仅准假三月回乡料理丧事，再次夺情。两次丧亲，两次夺情，使得为人子的曾国藩未能一守孝道。孝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天大的事，不忠不孝是莫大的罪名，同时孝也是中国以家庭为中心的传统文化中为人子者的最大情结。不能尽孝是人生莫大的遗憾。
两失兄弟：十年间，曾氏四兄弟均从征于杀场，各自统帅一支军队，日夜操持。劳苦不说，先是六弟曾国华战死疆场，继而幼弟曾国葆病死军前，不仅使曾氏丧失了两员得力大将，也严重地挫伤了曾氏的心。须知曾氏的兄弟情谊，当世无人能出其右。
祸不单行：同样给曾氏带来感伤的还有他子女的不幸。一是曾氏五个千金。长女纪静，嫁了个典型的纨绔子弟，嫖娼不说，醉酒不说，且不敬岳父，私取公款。纪静在夫家受尽了冷落，年仅29岁就死了。二女纪耀，丈夫性格也不好，虽没有官家子弟的坏习气，身世也不幸。纪耀终生未育，39岁病逝于法国。三女纪琛，丈夫就是罗泽南的公子，也是一个没有本事只知吃喝玩乐的少爷，而且婆婆太厉害，纪琛深畏之。有劣夫有恶婆，可以想见此女的命运，更想不到的是，刚出生一个多月的儿子，在南京被炮声惊吓而死，曾氏目睹心伤不堪。四女纪纯的丈夫身体差，21岁就死了，留下孤儿寡母，家境艰难，纪纯也只活了35岁。五女早夭，唯有六女纪芬命好，活过九十，五世同堂。自家女儿如此不幸，怎么能不给做父亲的平添许多辛酸和打击？
几次自杀：十年征衣，几度自杀，这对于一个行军统帅来说是多么大的无奈，我们无法想象。一次是在靖港之役，这是曾氏出师不久，湘军训练不足的结果。原本颇有大志的他，目睹湘军惨败，欲投水自杀，被人阻止；一次是在湖口一役，曾氏坐镇指挥湘军水师，被罗大纲偷袭，座船都被太平军夺去，情势十分恶劣，不得已跳进了冰冷的江水，幸被部下救起；还有一次就是在祁门困守之时，料知不能免于死，立下遗嘱，准备随时自杀，好在当时围困祁门的李秀成胆小，自行撤退，才又躲过了一场劫难。
友逝敌增：曾国藩晚年自述一生朋友不多。十年之间，先是恩师胡文镕、爱将塔齐布，继而是罗泽南、李续宾、胡林翼等等，这些与他共患难的人先后战死沙场，丧失了他赖以辅佐的几支关键力量。他的朋友中，李元度应该算是能与他共生死的，在江西最艰难的时候，李元度一直陪在身边。然而，他派李元度守徽州，才守了一天就落荒而逃，这一逃竟不逃归曾氏大营，却投向曾氏的政敌何桂清去了。这对曾氏来说又是一个莫大的打击，故此后，曾氏数次参劾李元度，后人只说曾氏不是，其实有谁理解他的心思。左宗棠也应算是他的朋友，刚出师的时候，左在湖南，尽心为曾氏募集军饷，鼎力支持。然而后来曾氏父丧，不待圣旨即行回家，第一个站出来骂的便是左宗棠。曾国藩胞弟曾国荃攻下南京洪老童生的老巢，让幼天王逃走，第一个上表朝廷的也是这位左宗棠。这几件事无疑也在曾氏的心上插了几刀。人生莫大的悲哀就在于朋友从背后伸出来的刀子。
十年一妾：作为一个湘军统帅，曾氏十余年间征战沙场，他的对头洪老童生正在南京城里享受着88个美女的轮番侍侯，而曾氏十年间仅仅娶得一妾。他的正室欧阳夫人长年待在湘乡老家，无法享受夫妻之乐。娶此一妾，尚是曾氏疾病缠身，特别是牛皮癣复发，奇痒难耐，身边急于有个人料理之际。然而，不幸的是，此女仅仅伴随曾氏一年半，其间大半还在生病，很快就死去了。
几大恶名：十年征衣，为曾氏换来了什么？在出征太平军之前，曾国藩就己经是礼部侍郎，官居二品，十年之后，直到江南形势大变，才得以实授两江总督。最后终于位极人臣，列汉臣第一，大红大紫，然而也来不及享受这一盛名，就遇上平捻挫折、天津教案，将自己的功名折损许多。死后得封侯，谥"文正"，也算是善终了。然而，十年间恶名几乎一直伴随着他。在组建湘军不久，因为斩杀了十来个抢米行、被疑为会党分子的平民，被人称为"曾剃头"。当湘军正盛之际，就有臣子要陷他于万劫不复之地，对皇帝说什么一个汉人，一个在野之人，振臂一呼而天下应，这恐怕不是皇帝之福啊。几十年后，又被封上若干恶名，什么"镇压农民革命的元凶"，什么"地主阶级的反动头子"、"大汉奸"、"大刽子手"，甚至还有什么"卖国贼"都来了。
好在历史选择了曾国藩。十余年间，尽管战场硝烟不散，随时命悬一线，谣言和指责纷至沓来。曾氏却在这些年间，留下了一部日记（从第二次出山起至去世前一天未尝中断）、一部家书（被后世称之为最好的家教教材）、一个文派（湘乡派）、一种精神（湘军精神、敢打硬仗，确立了湖湘文化在近代史上的地位），开创了一个运动（洋务运动）……（本文摘自《历史给谁来酿酒》刘绪义 当代中国出版社）
剿灭太平天国 成就了曾国藩和他的湘军
——《近人曾国藩》第七集：敌人
简介：在被围攻了两年多以后，1864年的这一天，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终于沦陷。湘军攻入天王府以后，并没有如愿活捉洪秀全，只是发现了他的尸体。曾国藩终于见到了这位老对手的真面目。为了这次“见面”，曾国藩等了11年。
湘军创建人：曾国藩
歌德说，他是时代的产儿，如果早生20年或晚生20年，他都将是另一种类型。常言道时势造英雄，其实英雄也好凡人也罢，都离不开他所生存的社会环境。三国时期善于相人的许子将曾预言曹操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同样是这一个曹操，生逢太平治世或者乱离之世，就成了完全不同的两种人。英雄固然也造就着时势，以他们不同于平凡人的所作所为影响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但这种影响力的大小与强弱，以及能否发挥其影响力，都要首先取决于他们所处的客观环境。
曾国藩如果早生20年或者晚生20年将会是一种怎样的类型？这已经不容许也没有必要去假设了。历史将他推到了不早不晚的这样一个时代，使他的中晚年(也就是最有作为的时期)碰上了大清王朝最动荡不安、内忧外患最为严重的时代，更重要的是—把他推到了与太平天国殊死斗争的前台。
毫无疑问，从咸丰二年（1852）墨出山，以一介书生练兵征战是曾国藩一生当中最为重要的转折点。是风起云涌的太平天国运动影响了他，造就了湘军，不然他的人生真的会是“另一种类型”。
湘军是时代的产物，曾国藩是时势造就的英雄。团练虽然早就有，只有到了太平天国运动时期才真正走上前台，成为一支举足轻重的战略力量。曾国藩和湘军之前的团练武装，仅限于在各个地区清查户口、维系治安，不过是保甲制度在功能上的延伸，从来没有大规模招募和正规化训练的先例，更不用说独当一面、出省作战（哪怕是越出本府本县的防区）了。对付以前的农民起义甚至川楚白莲教起义，传统的团练可以有效地协助绿营兵作战，但对太平军则无能为力。曾国藩早就指出，传统的团练是对付“流寇”的，而太平军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流寇”，而是“窃号之贼”，它具有组织严密、作战勇敢的庞大军事力量；有牢固的固定的控制区域；有可以和北京中央政权相抗衡的天国政权，这些都是以前的“流寇”所不能相比的。在太平军面前，清政府的经制兵—八旗和绿营已经不堪使用也不敷使用，旗绿诸将畏敌如虎，或者望风而逃，或者临敌即溃。太平军从永安突围一路打到南京，都没有遇到像模像样的攻击，倒是江忠源率领为数不多的楚勇在蓑衣渡一战让天朝将士吃了一个大亏，并迫其改道而进。太平天国是一面镜子，它在照出清军的腐朽无能的同时，也照出了勇营的大有可为。凡有识之士，都可以看出只凭改造八旗和绿营已经不可能、也来不及扑灭太平天国点燃的熊熊烈焰，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团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勇营武装，既有虎虎朝气，又有着许多经制兵所不具备的优势。特别是曾国藩一手训练出来的湘军，竟然抵挡住了风头正劲的太平军西征军，并一举杀出两湖，俨然形成了“踞上游之势”直下南京的局面。
如果说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以及它不同于以往农民起义的特点促成了湘军的产生，那么太平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对绿营主力部队的毁灭性打击，同样在客观上帮了曾国藩和湘军的大忙，使他们从战略助攻部队变成了战略主攻部队。
从金田起义开始，一直到江南江北大营第二次被打破，绿营始终是追击和围困太平军的主力，也是与太平军精锐交战的急先锋。1853年太平军定都南京后，江南大营、江北大营一直集中了绿营最为精锐的部队。太平天国在北征、西征时，都不得不对两肋插上的这两把利剑有所忌惮。直到1860年，这股威胁才被彻底清除。这年春，天国的领袖们为了彻底解除清军对天京的包围，组织了第二次攻破江南大营之役。
此前，湘军在长江中游取得一系列胜利后，虽然受到清廷的重用，但它作为“体制外的军队”，始终没有被清政府纳入最可依赖的范围。清政府的如意算盘是，由湘军在长江中游与太平军鏖战，而让绿营在南京地区集结，这样硬仗由湘军来打，胜利果实由绿营来摘取。不料，湘军虽然是“后娘的孩子”，中游的战事也几经曲折，但能打硬仗的湘军终于越打越强，逐渐占了优势；绿营虽然由国家大力供养和扶持，却是扶不起的阿斗、糊不上墙的烂泥，江南、江北大营两次被太平军击破，特别是这一次江南大营惨败，清政府已经很难迅速组织起有力的反攻力量，只能把镇压太平天国的希望寄托在湘军身上。曾国藩和左宗棠、胡林翼等人也都敏锐地意识地到了这一点。左宗棠在湖南听说这一消息后，禁不住感叹:“天意其有转机乎！”身边人问他为什么，他说:“江南大营将蹇兵罢，万不足以讨贼，得此一彻底洗荡，而后来者可以措手。”这“后来者”自然当仁不让地是指湘军了。果然，朝廷很快发来了上谕，任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全权负责长江中下游的“剿匪”战事。由此，曾国藩与湘军步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
前述只是太平天国对湘军“客观上的帮忙”，此外还有“主观上的帮忙”。
罗尔纲先生指出:湘军“之所以如此重要，不在于与太平天国的对抗，湘军陆军远非太平军对手，曾国藩自己也承认他的陆军‘全不能战’，太平天国的败亡，实洪秀全‘自惹而亡’。”的确，太平天国一次又一次地由于它本身的失策、失和、失误、失政而为曾国藩和湘军提供了发展、喘息、调整、进攻的绝好时机。这种失误既有军事上的，又有政治上的，既有战术上的，又有战略上的，既有前线的，又有朝中的。
1855年初，在两湖战场大获全胜的湘军在江西遇到了麻烦，石达开主持的太平军西征与曾国藩主持的湘军东征，在九江、湖口一带针尖对麦芒般遭遇了。一山不容二虎，何况是在这样一个局促的战场上，这样两个水火不相容的死对头！两强相争，石达开技高一筹，先是在湖口、九江一带连破湘军，还俘获了曾国藩的座船，逼得曾国藩险些自杀；同时派军乘虚西进，第三次占领武昌，使湘军第一次东征的成果完全丧失。曾国藩领着湘军坐困于江西，进退失据。先是大将塔齐布病亡，再是罗泽南战死于武昌城下，马继美死于南昌，周凤山兵败被革职，只有刘于浔率领湘军水师驻守南昌、临江，也是师久无功勉强盘踞而已。太平军中到处传唱着这样一首顺口溜:“破了锣(罗)，倒了塔，杀了马，飞了凤，徒留(刘)一个也无用。”一位封建文人也忧虑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破锣倒塔凤飞洲，马丧人空一个留。此语传闻真可叹，斯时寇盗大堪忧。”到1856年4月4日，江西太平军已经控制了江西13府中的8府54个州县，而曾国藩和他的湘军被困在南昌和南康两府间的狭小地带，难以打开局面，湘军的使命似乎要宣告终结了。
就在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鼎盛局面的时候，一场严重的内讧发生了，这就是天京变乱。自永安建制起，东王杨秀清的地位就远高出其他诸王之上，西王以下各王“俱受东王节制”。随着定都天京以后革命形势的稳定与好转，杨秀清的野心也一天天膨胀起来，他不再满足于做“九千岁”，而想打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局面，取洪秀全而代之，或者把洪秀全完全架空，做真正的天朝领袖。事实上杨秀清当时已经是天朝真正的当家人，洪秀全自进入南京城后便重蹈了历代封建皇帝的覆辙，满足于奢靡享乐，“从此君王不早朝”，把一切军政大权都交给了杨秀清。杨秀清在主政的三年间充分展现出了天才的军事、政治才干，天国的建设还算井井有条，特别是攻破了江南江北大营，西征也取得辉煌战绩；同时他也越来越不知收敛，甚至利用自己“代天父传言”的特权杖责天王洪秀全，逼迫洪秀全封他为“万岁”。1856年9月2日，北王韦昌辉突然率部从江西前线赶回天京，杀死杨秀清及其众多部属(大都是为天国出生入死的“老兄弟”)。后来韦昌辉滥杀过多，为洪秀全所杀，石达开被召回天京主持大局。但经此一变的洪秀全已经不再相信异姓兄弟，石达开忠而见疑，负气出走，先是到安庆，最后于1857年10月率10余万太平军远征，脱离了天朝体系。
天朝的变乱直接影响了战局，为湘军“突出重围”创造了机会。死于内讧的数万太平军将士中，既有功勋卓著、能征惯战的大将，更多则是从广西跟出来的“老兄弟们”，是太平军的精锐。石达开率部出走，使太平天国少了一位智勇双全、德高望重的翼王，也使曾国藩和湘军失去了最为惧怕的对手。石达开率所部10多万人独立行动后，再也没有发挥出他那杰出的军事天才，始终没有打开局面，最后在四川大渡河畔兵败被杀。就在天京变乱的当年年底，胡林翼率湘军重占了武昌；就在石达开率军出走的当月月底，江西湘军攻陷湖口，内湖水师得以冲出鄱阳湖与外江水师会合。1858年5月19日，李续宾督率湘军攻克九江，林启荣与17000余名守城将士全部战死，江西战场的主动权落入湘军手中。
如果把太平军与湘军的争战分为三个时期的话，前期的争夺围绕着九江，中期的争夺围绕着安庆，后期的争夺则是围绕着天京。三座城市，沿着长江自上而下，恰好印证着曾国藩所提出的“踞上游之势”破竹而下的战略设想。曾国藩设计虽妙，太平军斗志更坚，每一次争夺战都让湘军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每一次最后的失败又都是由于太平天国的战略性失误帮了湘军的忙。安庆之战尤其如此。
天国后期的战略方向始终未能统一，从而导致了军事决策上的犹豫不定和朝令夕改。忠王李秀成和英王陈玉成是天王军事上的左膀右臂，陈玉成一直主张集中力量解安庆之围，遏制湘军在上游的攻势；李秀成则主张先进攻苏州、杭州、上海，等到东南的战局稳定之后再回师西援。1860年9月下旬，天国才意识到形势的严峻，组织各路太平军进行第二次大规模的西征。如果太平军集中主力在皖北战场决战，以部分兵力在外围进行牵制作战，还有希望打破湘军对安庆的包围，但他们在军事行动上却一误再误。李秀成在皖南攻祁门不下，便转道入浙江，又经江西打往湖北，牵延了时日，也错失了消灭曾国藩总部的绝好机会。陈玉成先是试图直接救援安庆，与多隆阿部接战不利后又绕道西进，直扑武汉。这本来是湘军、特别是胡林翼最为担心的(胡当时任湖北巡抚，有守土之责)，但陈玉成在黄州遇到了英国水师提督何伯和参赞巴夏礼，他们声称进攻武汉会妨碍英国的商业利益，警告陈玉成不要这样做。陈玉成便停止了向武汉的进攻，转向鄂北一带作战。这样并不足以牵动湘军回援，对于安庆战局是徒劳的，陈玉成不得不在转战数月后于1861年4月底重新回到安庆集贤关内外，开始直接进攻围城的曾国荃部。这时李秀成已经从江南杀入湖北，进逼武昌，使曾国藩和胡林翼惶惶难安，曾的幕僚赵烈文判断:“李秀成既已至鄂省南境，更进则武昌动摇，安庆之围亦当不攻自解。”可惜李秀成只在鄂省逗留了一段时间，并未继续向武昌进攻。当他听说李世贤部在江西乐平打了败仗、陈玉成则在两个月前从湖北撤退时，便移兵东进杭州经营他的苏福省去了。湘军上下虚惊一场，太平天国解救安庆之围的最后机会已经失去。同年9月，安庆失陷，次年5月，英王陈玉成被俘后牺牲，天国的日子更加艰难了。
1860年以后，清军对太平天国的作战逐渐形成了三个主战场:曾国藩直接领导的西线战场，李鸿章部淮军开辟的苏南战场，左宗棠楚军开辟的浙江战场。这样就从战略上形成了对天京的包围态势。太平军各部只有集中兵力，密切配合，才有希望打破包围、争取主动。可是通观这一时期的作战，太平军留给我们的印象是，一方面内部意见不一致，难以形成统一的战略行动和密切的战役配合；一方面被敌人牵着鼻子走，东征西进，在疲于奔命消耗实力、坐失战机。湘军围攻安庆、打天京，都靠的是一股“极乱时站得定”(罗泽南语)的坚韧，太平军却恰恰缺少这种坚韧。安庆失陷后，太平军已经注定了失败的命运，军事上的一切努力都将是徒劳的，何况天朝的大厦早就被内部生出的蛀虫腐蚀得岌岌可危摇摇欲坠了。
天国之兴，在于得民心，所以才会在北上东进的征程如滚雪球般迅速壮大了队伍，许多生存无计的百姓携家带眷投入天国的怀抱。太平军过境之处，人们莫不怀念，湘军领导人气得大骂“莠民”“兵至为民，贼来从逆”。在江西袁州被湘军围攻时，太平军准备弃城而去，城中绅士竟筹资挽留。历史上，每当压迫到了难以忍受的地步，也就是鲁迅所说的“想为奴隶而不能”的时代，受压迫者都会把希望寄托在新兴的反抗力量身上，满怀热情地讴歌他们，极尽所能地支持他们。可惜事情的发展常常令他们失望，这些新兴的反抗力量往往比旧势力腐败还快、盘剥还烈。真是“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洪秀全写下了《原道觉世训》，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却并没有条件也并不想去落实，“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人尽是姊妹之群”，“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些话只是说说而已，岂能真正实现？打进南京城时，洪秀全的后宫里就已经有80多位“姊妹之群”了，他的天王府富丽堂皇不让于任何一代骄奢的封建帝王，他的专制独断不弱于任何一个昏聩的前朝皇帝。登上王位后，洪秀全曾一口气做了500多首《天父诗》，其中一句就是“只有臣错无主错”。宣扬人人平等的天国中，有着比历代封建王朝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森严等级制度，“凡东王、北王、翼王各王驾出，侯丞相轿出，凡朝内军中大小官员兵士如不回避，冒冲仪仗者，斩首不留……凡检点指挥各官轿出，卑小之官兵士，亦照路遇列王规矩，如不回避或不跪道旁者斩首不留。”天朝后期，贪污腐化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单是各种大大小小的“王”就封了2700多个。李秀成号称“万古忠义”，同治二年(1863)洪秀全让他拿出10万饷银，他果然能“将合家首饰及银两交十万”，忠王尚且家藏如此巨富，可见建国之初的“圣库”政策已经名存实亡，其他庸碌各王腐化敛财的情况不复可问矣！天朝渐失民心的情况不复问矣！太平天国后期的一首民谣唱道:“太平天国万万年，军师旅帅好买田。卒长司马腰多钱，百姓可怜真可怜。”
更失民心的原因在于破坏。鲁迅先生指出：“无破坏即无新建设，大致是的；但有破坏却未必即有新建设。”不破不立，是有道理的，太平天国的失误在于破多而立少，特别是将传统文化一概否定、破坏无遗，更成为不得人心的关键一点。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曾明文规定:“凡一切孔孟诸子百家妖书邪说，尽行焚除，皆不准买卖藏读，否则问罪也。”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就抓住这一点，号召所有读书人及忠义血性的人们起来同此等“大逆不道”的诛心言行斗争到底。太平天国起义军之所以有摧枯拉朽般的冲击力量，在于它有一个明确的宗教信仰的号召，把人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拜上帝教的产生颇有些不伦不类，它是洪秀全在对基督教义一知半解的情况下“中西合璧”出来的结果，后来西方人了解了拜上帝教的教义和洪秀全的言行后，并不承认它与西方的基督教同出一源。那些支持太平天国的人们，更看重的是借助造反的力量实现自己对平等、幸福的追求，而一旦要他们接受那些外国传来的半洋半土的宗教信仰，在颇似禁欲主义的束缚下长期生活，又目睹“小天堂”中的种种不平等与罪恶，他们必然难以接受，对于受传统文化浸润最深的士人阶层尤其如此，士人又恰恰是中国社会基层的精神中坚和指导者。于是乎，几乎所有的旧式知识分子和许多的近世学者，都对曾国藩打败太平天国的文化意义予以高度肯定，认为:“其与太平天国之争，乃为文化而战，为宗教而战，亦为维人伦而战，其目的、其伟大岂仅在封毅勇侯谥文正公耶！”太平天国试图摧毁一切传统偶像的强制性做法，更是被证明为失误。“事实证明，征服心灵远没有摧毁神像那么简单，改变人们世代传习的宗教信仰习俗和观念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绝非单凭严刑峻法便可以奏效，必须要经过一个潜移默化、循序渐进的过程。而太平天国的毁灭偶像政策既有悖于国情民心，同时又过于简单粗暴，违背了移风易俗的客观规律，所以注定会以失败而告终。尽管太平天国摧毁了无数偶像，但民众始终没有心悦诚服地接受上帝信仰，相反，却在心理上拉大了与太平天国政权之间的距离，进而削弱了太平天国的统治基础。也正因为如此，太平天国败亡后，缺乏生命力的上帝教便告夭折，几乎没有留下一丝痕迹，而民间的宗教信仰习俗又悄然恢复了原貌。”
曾国藩为何不称帝？
——《近人曾国藩》第八集：野心
太平天国已经被彻底剿灭。而在慈禧的内心深处，有一件更让她害怕的事情，那就是曾国藩的湘军。
民间也是流言四起，有关曾国藩称帝的各种说法层出不穷。
相关背景：曾国藩部下曾劝其称帝
湘系势力中许多人都曾劝曾国藩自立为帝。曾国藩寿诞，湖北巡抚胡林翼来贺，交谈间书写一纸条，赫然有：“东南半壁无主，我公其有意乎？”曾国藩见之，惶恐无言，将纸条悄悄地撕个粉碎。浙江巡抚左宗棠曾赠一对联：“鼎之轻重，似可问焉！”曾阅后，将“似”字改为“未”字，退回。安微巡抚彭玉麟送密信称“东南半壁无主，老师岂有意乎？”
太平天国覆亡后，曾国荃、彭玉麟、左宗棠、鲍超等四人密谋拥戴曾国藩自立。一天夜晚，湘军的高级将领约有三十余人齐集大厅，企图重演一场“赵匡胤黄袍加身”的历史剧。曾国藩未等众人开口，书写出一副对联“倚天照海花无数，流水高山心自知！”委婉地表明了自己无意自立的想法。
不仅湘系势力曾有劝进的举动，甚至太平天国阵营也有人劝曾国藩自立。曾国藩劝石达开降清时，石曾说他是举足轻重的韩信，何不率众独立？忠王李秀成被俘后，也曾表示：愿以长江两岸数十万余部，拥戴曾国藩为帝。
正是鉴于湘军分裂的可能性、淮军势力的威胁、八旗骑兵主力在北方的存在以及个人九死一生的经历，曾国藩不能冒这个政治风险。（《军事史林》2001年第2期）
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 留千古骂名——《近人曾国藩》第九集：变局
简介：1870年的夏天，天津城里中国小孩被外国传教士用来炼药的传言，引发了民众的暴动。城内多个教堂被烧毁，近20名外国人被杀。曾国藩临危受命，前往处理天津教案，不料却留下了千古骂名。
背景资料：
同治九年（1870年），正在直隶总督任上的曾国藩奉命前往天津办理天津教案。
1870年6月21日，天津数千名群众因怀疑天主教堂以育婴堂为晃子拐骗人口、虐杀婴儿，群集在法国天主教堂前面。法国领事丰大业认为官方没有认真弹压，持枪在街上碰到天津知县刘杰，因发生争执开枪射击，当场击死刘杰仆人一人，民众激愤之下先杀死了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及其秘书西门，之后又杀死了10名修女、2名神父、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2名法国侨民、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焚毁了法国领事馆、望海楼天主堂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4座基督教堂。事件发生后，英、美、法等国联合提出抗议，并出动军舰逞威。
曾国藩到天津后，考量当时局势，不愿与法国开战，“但冀和局之速成，不问情罪之一当否”，在法国的要求下，商议决定最后处死为首杀人的18人，充军流放25人，并将天津知府张光藻、知县刘杰被革职充军发配到黑龙江，赔偿外国人的损失46万两银，并由崇厚派使团至法国道歉。
这个交涉结果，朝廷人士及民众舆论均甚为不满，使曾国藩的声誉大受影响，引起全国朝野的垂骂，连他的湖南同乡，也把他在湖广会馆夸耀其功名的匾额砸烂焚毁。
曾国藩之死：是非功过转头空
——《近人曾国藩》第十集：落幕
简介：1872年元旦后的第二天，曾国藩搬进了这座翻修一新的府邸。他在这里度过了生命中的最后两个月。这一年的3月12日，曾国藩的生命画上了句号。
背景资料：
处理“天津教案”不久，曾国藩又奉旨回到两江总督的位置。不知是圣意还是天意使然，曾国藩人生的坐标，又一次回落长江。不过，这轮黯淡失色的长河落日，仍然发出了最后一缕回光——1872年2月，他领衔上奏朝廷获准，与李鸿章、丁日昌等人一道，把包括詹天佑等在内的第一批四十名中国幼童，派往美国留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向海外派遣公费留学生，这项前所未有、功在后世的创举把近代中国的洋务运动推进了一大步。几天之后，曾国藩便一病不起。
1872年3月12日，晚清中兴名臣曾国藩病逝南京寓中，终年六十二岁。他沉重而劳累的一生，终于谢幕了。大江浩荡，巨浪淘沙，淹没了在长江上厮杀驰骋了半辈子的一代骁雄。
展开历史的画卷，定格曾国藩的一生，他既是中国传统文化酿造的精英，也是封建腐朽文化孵出的恶果。他成帝王之业，修自己之德，既有忠君爱民之心，也有成全一己之德的私心；有诚实守信的一面，也有虚伪奸诈的一面；既有扼断长江占山为王的纠纠霸气、匪气和豪气，也有文人腐儒特有的怯懦、自卑和心虚；他既可以把道德文章做得冠冕堂皇让人心悦诚服地奉为圭臬，又可以翻覆云雨杀人不眨眼。历史的局限、时代的局限、社会的局限，成为曾国藩人性的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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