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1 年1月11日，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起义在广西桂平爆发，短短几个月就接连打败清朝军队的围追堵截，突出重围，扯旗北上，称王封制，成了清政府的心腹大患。曾国藩对此非常着急，他不仅在给友人的信中发牢骚，还于 1851年5月冒着极大的风险，给咸丰皇帝上了一个《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的奏折。他认为，新君登位，满朝谨小慎微，“唯阿之风”正在刮起，对青年皇帝不是好事，若是滋长了皇帝的“骄矜”，养成“恶直而好谀”的习性，可就是国家的祸事了。

其实，“恶直而好谀”与其说是养成的习性，不如说是天性。

一次，曾国藩用完饭，与几位幕僚闲谈，评论当今英雄。他说：“彭玉麟、李鸿章都是大才，为我所不及。我可自许者，只是生平不好谀耳。”

一个幕僚说：“各有所长，彭公威猛，人不敢欺；李公精明，人不能欺。”

曾国藩问：“你们以为我怎么样？”

众人低首沉思，忽然走出一个管抄写的后生，他插话道：“曾帅是仁德，人不忍欺。”

众人听了，一齐拍手。

曾国藩得意地说：“不敢当，不敢当。”

后生告退，曾氏问：“此是何人？”

幕僚告诉他：“此人是扬州人，入过学（秀才），家贫，办事还谨慎。”

曾国藩说：“此人有大才，不可埋没。”

不久，曾国藩升任两江总督，派这位后生去扬州任盐运使。

老曾每每都在怵惕着“谀”，却挡不住无形中谀的神奇的力量。

如果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话，老曾不是不好谀，而是“不好”谀，即不容易谀。要谀曾国藩，不能谀得太俗，得巧妙得不露痕迹，即如扬州这位后生。

由此看来，谀确实有个“水平”问题。谀曾国藩这类人，咋着也得是硕士乃至博士、博士后的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