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有同志写文章实事求是地评价左宗棠，表彰和肯定其收复新疆、抗击沙俄侵略的历史功绩，.这无疑是必要的。因为左宗棠曾被当代人誉之为“绝口不言和议事，千秋独有左文襄”。为什么同是清朝统治者所谓的“中兴名臣”，在外国侵略面前却表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曾国藩、李鸿章一贯奴颜卑膝，卖国投降，而左宗棠却“锋颖凛凛向敌”，甚至为捍卫祖国领土完整“舆 榇发肃州”，誓与沙俄决一死战呢?这就需要作进一步分析。

一

左宗棠生于1812年，当时统治中国的清王朝正迅速走着下坡路：土地高度集中，政治腐败，黑暗，国防空虚，鸦片输入，白银外流，财政拮据，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人民反抗浪潮此伏彼起。所呈现出的社会画面正如地主阶级进步思想家龚自珍在《西域置行省议》一文中所描绘的：“各省大局，岌岌乎皆不可以支月日，奚暇问年岁?就在清王朝的封建大厦濒临崩溃之时，西方资本主义最强大的英国，却正以大炮和军舰作后盾，以毒品鸦片为敲门砖，紧扣中国的东南大门，在西北，野心勃勃的沙皇俄国也迅速向东扩张，决心用武力开辟新的通向东方的道路。内优外患纷至杳来，民族矛盾日益上升的局势，给左宗棠的思想打上了时代的标记。

当然，一个人思想的形成同家庭和社会影响是密不可分的。左宗棠出生在一个社会地位低微、生活并不富裕的乡村知识分子家庭，他曾说过：“吾家积代寒素，先世苦况百纸不能详”。其父左观澜只是个县学康生，靠教书养活全家，“非修脯无从得食，。父亲去世后，他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日食不给，赖书院膏火之资以佐食”，艰辛的生活使青年时代的左宗棠有可能接触下层人民的苦痛，了解社会的弊端，改革时弊、“经世致用”的思想以及巩固边防的主张在他心目中激起了波澜。1833年，左宗棠二十二岁，首次到北京参加会试，写下了《燕台杂感》八首，抒发他对时局的忧虑。其中之一说：“世事悠悠袖手看，谁将儒术策治安?国无苛政贫犹赖，民有饥心抚亦难。”他已感到了政治黑暗，饥民揭竿的严重社会危机。这次北上，左宗棠虽落榜而归，却在更大范围内接触了社会，进一步开阔了眼界，也更加注重“经世致用”之学了，他表示：“睹时务之棘，莫如荒政及盐、河、漕诸务，将求其书与其掌故，讲明而切究之。”

在接受“经世致用，思想，探讨改革社会现实的过程中，具有进步思想倾向的陶澍和贺氏兄弟（贺长龄、贺熙龄）对左宗棠影响最深。1830年，主编《皇朝经世文编》（实为魏源编辑）的贺长龄忧居长沙，与左初次见面即“以国士见待”，并为他敞开了家中的丰富藏书。1831年，左就读于长沙城南书院时，贺长龄的弟弟贺熙龄任该书院山长，“其教诸生，诱以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摺”，左宗棠成为他最得意的学生之一。1837年，政绩颇著的陶澍（当时任两江总督）回湖南省亲，在醴陵与左宗棠邂逅相遇，“一见目为奇才，纵论古今，为留一宿”，以后还结成了儿女亲家。陶澍死后，左宗棠在陶家执教八年，饱览了陶澍的文稿和各种藏书。

如果说贺氏兄弟和陶澍是左宗棠“经世致用”思想的启蒙者，那么林则徐、魏源等所表现出的强烈民族自尊心、抵抗外侮的坚决性以及睁眼看世界的时代精神，则为左宗棠增添了丰富的思想营养，对他反抗入侵的爱国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左宗棠与林则徐相差二十七岁，而且两人只有一面之缘，但对林的思想作风，左宗掌却由衷钦佩。正如他所说：“自十数年来闻诸师友所称述，暨观官保与陶文毅往复书疏，与文毅私所记载数事，仆则实有以知公之深。海上用兵以后，行河、出关、入关诸役，仆之心如日在公左右也”，“乌知心神依倚，惘惘相随者尚有山林枯槁未著客籍之一士哉！”1849年底，林则徐因病由云贵总督任上告老回福州，次年元月，在长沙舟中约见左宗棠，“文忠一见倾倒，诧为绝世奇才”，两人“抗谈今昔，，相见恨晚，对座之时，还曾“谈及西域时务”，“江风吹浪，柁楼竟夕有声，与船窗人语互相响答，曙鼓欲严，始各别去”，林则徐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务实精神对左宗棠的启迪是不言而喻的。

除林则徐外，左宗棠还很推崇龚、魏，曾说：“道光朝讲经世之学者，推默深与定庵”，对魏源更佩服得五体投地，认为他的著作“切实而有条理”，“伟为不可及”。1842年，魏源感于“海警飙忽，军问沓至”，发愤而著《圣武记》，希望清朝统治者振刷精神，仿效祖辈，建立“功业”，因“是记当海疆不靖时，索观者众”，左宗棠就是“索观者”中的一个。在得到这部著作后，左宗棠深深被其吸引，他赞叹地说：“默翁《圣武记》序次有法，于地道、兵形较若列眉，诚著作才也。后四卷附武事余记，令人听之忘倦。”对主张改革社会弊政，具有强烈反侵略思想的包世巨，左宗棠也颇注重，“其著论早见过盐漕诸策及艺舟双揖”，直到1874年《包慎翁遗书》刊行后，他还特意写信给朋友，“敬乞购一全部见寄”。　　面对“船坚炮利”、用先进技术武装起来的侵略者，正确的办法是承认落后，并从敌人那里学得抵御手段，这就是时代向爱国者提出的严峻任务。林则徐、魏源正是在“师夷之长枝以制夷”的新课题下，以“睁开眼睛看世界”为特点走进爱国主义者行列的。魏源编写《海国图志》就是“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左宗棠对这部著作十分欣赏，他说：“默深《海国图志》于岛族大概情形，言之了了，譬犹禹鼎铸奸，物形无遁，非山经海志徒恢奇可比”。后来，还更明确地阐述道：“况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诸邦以机器、轮船横行海上，英、法、俄、德又各以船炮互相矜耀，日竟其鲸吞蚕食之谋，乘虚蹈瑕，无所不至。此时而言自强之策，又非师远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1875年，《海国图志》重版时，他特意写了一篇序言，指出该书是“发愤而有作也”。左宗棠从爱国的前提出发，师远人之长，还以制之，这是十分清楚的。

二

1840年一1842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左宗棠成为一个爱国者的转折点。当外国资本主义把侵略战争强加在中华民族头上时，中国“内部各阶级的一切矛盾（包括封建制度和人民大众之间这个主要矛盾在内），便都暂时地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坚持抗战，反对外来侵略成了时代的强音。

鸦片战争的爆发，对更多的中国人起着发聋振聩的作用。侵略者的炮火也同样震惊了左宗棠。资本主义强盗的疯狂入侵，使中国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巨大危难，也使封建士大夫中的一部分人更加感到必须面对现实，面对世界。当时正在安化就馆的左宗棠，虽然身居湖南的偏僻之乡，却密切注视着局势的发展。1839年，当林则徐赶赴广东掀起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时，左宗棠已预感到侵略者不会善罢甘休，遂更加勤奋地阅读凡是可以找得到的有关国外的记载。做为一个内地的普通家馆教师，他当然没有条件，也不可能象林则徐那样“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但左宗棠仍根据现有条件力图对外国有更多了解，“自道光十九年海上事起，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国朝志乘、载记，官私各书有关涉海国故事者，每涉历及之，粗悉梗概。”他这样勤奋地搜集、如饥似渴地阅读有关外国的资料，正是其爱国热忱之使然。

当鸦片战争还在进行时，左宗棠日夜期待着从硝烟弥漫的东南沿海传来告捷的佳音。但事与愿违，由于清廷的腐朽，前线节节败退，英军在进犯广东、福建未能得逞后，于1840年7月初北上攻陷定海，并于8月窜至天津海口，虚骄昏馈的道光皇帝惊慌失措，竟将坚决抵抗的林则徐、邓廷祯撤职查办，并派投降派琦善赴广东办理交涉。对此，左宗棠优愤万分，在给贺熙龄的信中，一再形容自己此时的心情是“愁愤何言”，“令人愤懑”，“不胜愁愤”。更为可贵的是，尽管肩坐斗室，教习山斋，左宗棠却抱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志向，在“每披往昔海防记载，挨度今日情形，之后，提出了“练渔屯，设碉堡，简水卒，练亲兵，设水寨，省调发，编泊埠之船，讥造船之厂，讲求大筏软帐之利，更造炮船、火船之式”等具体抗敌措施。他十分不满清政府排斥抵抗派，屈膝求和的媚态，发出了“和戎自昔非长算，为尔豺狼不可驯”的呼声，告诫当局以屈辱退让向侵略者乞和是政治上的短视，不足为训。他痛斥卖国贼琦善“以奸谋误国，贻祸边疆，遂使西人俱有轻中国之心，壮士无自固之志，东南海隅恐不能数十年无烽火之警，其罪不可仅与一时失律者比”。但当时的左宗棠不过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竭蹶小民，更何况腐败的清朝统治集团根本无抗敌诚意，一度为“钦差大臣”的林则徐尚且落得发配充军的下场，左宗棠的抱负又何从实现?一腔爱国热忱只能付诸东流而已！1842年，清廷终于在南京与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目睹“洋事卒成和局，实意念所不到，，左宗棠痛心疾首不得不发出“市不可绝，则鸦片不可得禁。自此亿万斯年之天下，其奈之何”的悲叹，其优国之心，爱国之诚岂非跃然纸上！

爱国主义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的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而“爱国主义的具体内容，看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之下来决定”。近代中国，由于外国资本主义入侵成了一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因此爱国主义的突出表现就必然是坚决抵抗外来侵略势力捍卫国家、民族利益。左宗棠的爱国思想正是在后来收复新疆、抵抗沙俄侵略的斗争中闪出了火花。他病死于抗法战争前线，临终时仍口授遗摺表述未酬壮志：“惟此次越事和战实中国强弱一大关键，臣督师南下，迄未大伸挞伐，张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瞑目”。这悲壮的遗言，为左宗棠爱国主义思想增添了光辉。当然，左宗棠毕竟是地主阶级的代表人物，他的爱国思想不可能脱离地主阶级的阶级利益和时代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