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道堂是中国伊斯兰教派中的一个重要门宦。而作为曾在西北称霸的一个军阀，马安良和西道堂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对西道堂的发展产生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马安良（1855一1920年），名七五，字翰如，经名阿布杜·麦知德。甘肃临夏（河州）莫尼沟人，生于咸丰五年（1855年），系马占鳌的长子。同治十一年（1872年）随父降清，率所谓‘十大少爷’去安定左宗棠大营请降，左宗棠赐名‘安良’，授七品军功顶戴。此后与其父镇压西宁、肃州起义军时非常卖力。”1914年（民国三年），马安良以”勾结白狼（这里所说的白狼，实际指的是民国初年河南农民起义的首领白郎，因为他途经临潭的时候给这里造成了很惨重的损失，所以人们把他称为白狼〕屠杀良民”为名，将西道堂创始人马启西等26人捕杀，西道堂全部财产被抄没，人员被赶出家门。三年后，在”太子街事件”中，指使手下围击赴京上告回来，路经临夏太子街的西道堂第二任教长丁全功，冲突中丁全功重伤致死。这一系列的事件使西道堂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马安良之所以能够在甘肃如此地肆意而为，就是因为他是可以左右甘肃军事和政治的重量级人物。而马安良能有当时的冲天势焰，完全得益于左宗棠”善后”措施的扶持。

一、马安良势力的发展：马占鳌的求抚和左宗棠的善后

说到马安良，就必须从咸丰十一年（1861年）西北回族的反清运动开始说起。受到陕西回族起义的影响，饱受清政府压迫的甘肃回族也掀起了起义的浪潮，主要的起义力量有四处：一是西宁的顶子（因为有清朝的顶戴）阿訇马桂源，一是宁夏金积堡哲赫忍耶的教主马化龙，一是循化的马永岭，另一个就是河州毛牛沟阿訇马占鳌。马占鳌即马安良的父亲，马安良是其长子。”马占鳌（1830~1886年），字魁峰，又字鼎臣，经名阿布都‘阿齐兹，生于道光十年，甘肃河州（今临夏）莫尼沟人，出身宗教世家，是花寺门宦的大阿訇之一”，在当地享有较高威望。同治二年（1863年），与河州马悟真、闵殿臣等率众起义反清，被起义军推为大帅。通过与清军的几次交战，声势大振，成为了西北回族反清起义军的重要首领之一。同治九年十一月，金积堡马化龙战败，左宗棠调集大军开始对河州展开进攻。同治十年，左宗棠移师安定（今定西），分兵三路进攻河州，对马占鳌展开了围剿，双方互有战败。在太子寺一战中，马占鳌使用了黑虎掏心的战术，大败清军，给左宗棠以重创。清军在这次战役中，”集结了三万多大兵，以六位提督，十三位总兵，分统各路清军，意欲一鼓尽歼马占鳌所部的回民。但其结果清军损失提督二人，总兵八人，副将四人，参将三人，游击三人，都司四人，守备一人，主簿一人，共计二十六人之多，其战争的惨烈，可以想见。”

在义军获胜的情况下，马占鳌根据当时的形势，提出降清。马占鳌说：”陕西的白彦虎失败了，宁夏的马化龙也失败了，陕西己告肃清，甘肃也大半平定。我们只剩河州同西宁两个地方，还要同清朝作对，是不行的。况且我们已经闹了十年了，再不想结束办法，究竟闹到什么时候呢？我认为这时乘胜投降，过去的罪恶由我一人担当，他们一定少办善后，这对大家都有好处;等到失败了才投降，办善后一定很重，大家受累，恐怕死的人不少。”他的提议大部分人难以接受，《甘宁青史略》中有如下记载：马占鳌说：”诸君何昏聩乃尔？古之大盗，张角、葛荣、黄巢、关献之徒，近者四五年，远不过十年，皆消灭于无形。自咸丰初，洪秀全起事，盘踞一十三省，蹂躏六百余城，湘军出而剿平之。甘肃军兴近十年，锋镝之毒遍地，而磐石之安无期，常此以往，不惟汉族仇怨日深，回族亦无立锥之地，是岂不可已乎？往攻安定大营，即使一战而胜，席卷而东，百二山河为吾所有，谁以一凡泥封函谷关使关东将帅不复西来？去一左宗棠，将有无数左宗棠在其后，河州弹丸，何能兴天下坑？君子见机而作，不俟终日，今之事舍降别无生机，吾意已决，诸君无复言。”

马占鳌在太子寺会战，义军大获全胜，清军一败涂地之际，投诚求抚，是出乎清朝统治者意料之外的。同治十一年三月初二朱批上谕：”辩回之法，应剿抚兼施，惟须大加惩创之后，网开一面，使知畏威怀德，为一劳永逸之计。此次官军累次失措，贼势力张，忽复谴党投诚，难保不首鼠两端，阴怀诡计。见在虽已陆续呈缴马械，左宗棠仍当察看情形，妥慎筹办，以免后患。”左宗棠也说：”太子寺垂克矣，复起轩然大波，傅、杨两邦均退札三十五里（高家集），而贼复杼诚求抚，此皆常情所不及料，见听其就抚，而急调新兵分布要隘。”又说：”二十二日拜发之摺，无一语欺饰，盖贼于得逞之后，实心投诚，本性情所不及料。又局外浮词纵听，亦所难免，率直和盘托出，可免议论耳。”

最初左宗棠对于马占鳌这种异乎常情的做法是充满怀疑的，但是马占鳌以自己的积极配合来表明自己的态度。左宗棠说：”马占鳌共缴马匹四千有奇，枪矛一万四千有奇。各遗子弟并偕各回目马永瑞等十二人前来安定军前献马五十匹，具察悔罪投诚。臣宗棠宣布朝廷德威。”马占鳌同时对左宗棠提出的要求人质的苛刻要求完全照办，让自己的长子马安良与马海晏等头领的儿子前往安定大营晋见左宗棠，这就是所谓的”十大少爷进安定”（即马永瑞的儿子马如蛟，马海晏的儿子马麒等当时十位回族领导者的儿子）。这也是马安良登上政治舞台的开始。战胜求抚以及马占鳌的积极配合，使左宗棠对马占鳌逐渐产生了信任，再加上马占鳌在接下来镇压回族起义中的踊跃表现，左宗棠格外地赏识马占鳌。左宗棠在二十七日奏折中，替马占鳌请恩，加官晋级，期剿贼、立功、自效。”河州回目马占鳌、马永瑞，自就抚后，累经委办各务，均极妥慎，其后搜捕河州土匪及各处鼠匿回目多名。臣察其悔罪输诚，切实可靠，令挑选回勇两营，饬马占鳌督带，马永瑞副之，仍归河州镇总兵沈玉遂统带，剿贼立功。。。。。。。惟马占鳌等自投诚以来，实能剿贼自效，此次马桂源嗾党出窜，全力堵剿，均能感悟，觅思立功自赎，合无仰啃天恩，准给马占鳌花翎五品顶带，马永瑞蓝翎五品顶带，马悟真五品顶带，以资观感，出自鸿施。”又说：”闵逆藉报复寻仇，因而构变。回与回异，非寻常汉回构怨，补用都司马占鳌带队兴迅捕斩匪党甚多，摘获首要各逆，请以游击补用，并赏给三品封典，五品花翎。”至此，马占鳌给儿子马安良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

马占鳌在求抚的时候，把儿子送到左宗棠的安定大营做人质，是不得已的行为，但是从另一个方面看，这恰巧给马安良一个展示才干的机会，使左宗棠对于他们父子有了一个更深刻的认识。《甘宁青史略》说：”初占鳌就抚时，谴其子安良诣安定大营，宗棠使军士皆张弓注视，举刀按鞘，夹道罗列，命安良膝行而人，而安良阳阳如平常。出，随行者问：‘我辈亡魂失胆，尔何无干？’安良曰：‘矢不在弓，刀举不击，鞘按不刺，何惧之有？’宗棠闻而异之，谓其幕僚曰：‘马占鳌固回中之杰，其父子非凡品，将来镇压河州，其在马氏父子乎!’”马安良，原名叫马全福，一般被称作马七五。”马安良”就是左宗棠给起的名字。时年只有17岁、作为人质的马七五在险恶环境之下所表现出的气度和胆识给左宗棠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他说：”马全福我希望你尽忠大清，除暴安良，我命名你为‘马安良’。”从这天起，马全福更名为”马安良”，也开始了自己飞黄腾达的历程。

二、马安良势力的壮大：辛亥革命中的发达

光绪初年，马占鳌过世，马安良子承父职，继续为军官，隶属于固原提督董福祥部。光绪二十年的时候，日俄战争爆发，马安良随董福祥赴京，驻扎在近畿一带。光绪二十一年，河湟事变爆发。因为参与者中马武、马占奎、马毓良、马麟等都是马占鳌的子侄或亲信，”清廷闻变，急械董福祥率甘军回陇剿办，尅（严格限定期限的意思）期克复，拿办贼首。占奎、国良、毓良、全良、马麟等，均以马安良营救得免，阿洪孟夫提等多人皆回之良民，安良因争教之仇，诬以同反，骄诛于市。临刑大骂安良不止，时人冤之。”因为镇压有功，‘•马安良被授花翎副将总统衔。赏穿黄马褂”。河湟事变对于马安良而言。实际成为了他开始发展自己势力的一个转折点。”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光绪皇帝、慈禧太后等逃到西安时，（马安良）率部赴陕护驾，深得嘉许。同年董福祥被革职回家。马安良回甘肃驻防河州，后升任宁夏镇总兵（未到任）。”全力抗击八国联军的董福祥作为清廷妥协政策的牺牲品被革职回家以后，脱离董福祥统率的马安良势力开始坐大。”事平之后，马安良虽补副将总兵各缺，而均不赴任，仍以统领驻扎河州。盘踞乡土，把持官府，包揽词讼，贿赂公行，甚至钱粮税务亦多为包收渔利，见人良田美产，必设法吞归己有而后已，其叔占奎、其弟国良毓良全良等倚势横行，尤为不法，民间畏之如虎。安良役使地方官如奴隶。•”一由是河州政柄统归马氏一家之手，浸而把持全省。”“1911年（亦即清宣统三年）辛亥革命时，张云山、张凤翙（hni，意为鸟飞的声音）等革命军占领西安。清政府任命升允为陕西巡抚，陕甘总督长庚命马安良在家乡扩充军力，为升允攻陕作准备。当时马安良只有一营三旗，住河州。接长庚之命后欣喜若狂，到12月底即募全16营，约6000余人。鞍马自备，有来复枪、毛瑟枪7000余支，总称精锐西军。”“从19一2年l月2日马安良总部驻扎在乾州十八里铺”到。”3月12日，甘肃攻陕各军，在承认共和的形势下，双方停战议和”，马安良的部队所经历的战争不过短短的两个月就结束了。”不久入陕各军，次第撤退，马安良率部回到兰州。”

以陕甘总督所辖的部队而言，马安良作为归附的起义军，并不是军事的主力，之所以会特命马安良扩军备战，也是有一定的政治原因的。陕西战事一爆发，”有精明强干之目，密建议日，马安良阴险骄横，居乡多行不法，久盘踞甘肃，官民受害而无知之莫何，如使之攻西安，以毒攻毒，胜则陕西可复，败则可为甘肃除一大患，岂非一举两得？长庚然之。”但是辛亥革命爆发后，政治局面不像先前预期的那样激烈，南北议和，清帝退位，甘肃战事很快结束。这不但让原本计划借战争之机削弱马安良势力的长庚等人的如意算盘落空了，而且弄巧成拙，增强了马安良的实力。辛亥革命之前，他的势力只及于河州、西宁、洮岷的部分地区，攻陕之后，则马安良拥有了可以左右甘肃政局的军事力量。回到兰州不久，甘肃都督赵维熙保举马安良为甘肃提督，坐镇兰州。因为当时青海、宁夏还没有建省，行政归于甘肃管辖，一时之间，西北三省，在军事力量上无人能出其左右。马安良的发达还不止于此。1912年11月、”国民党甘肃省支部宜布成立，马安良在甘肃地方上实力最为雄厚，在同盟会、国民党中又有良好的形象基础，（陕西战事打响后，马安良和张云山、张凤如作战，互有胜负。1912年2月12日，溥仪宣布逊位，陕甘总督长庚、陕西巡抚升允接到电报却秘而不宜，仍然督促马安良、陆鸿涛继续进攻。他们认为甘肃交通困难，消息闭塞，如果能在三五日内突破咸阳，攻下西安，则局势大定，就可以奉迎溥仪偏安西北。谁料纸里包不住火，3月2日，张云山把退位诏书射出城外，马安良得知后前去质问升允。马安良向升允提出国体已改，各军皆知道了。何必还同室操戈的警告，使得升允督战的命令无法再行。升允没有办法再继续隐瞒，这才答应双方停战议和。这一过程使得马安良在国民党内留下了比较良好的印象。）顺理成章地被推选为支部长兼机关报《大河日报》的社长，成了甘肃政界的‘党魁’。”“何况这时马安良的儿子马廷勒在北京总统府担任袁世凯的侍卫武官，授陆军少将军衔。马安良认为儿子在袁世凯身边走动，自己就有了牢固的政治靠山，在一片恭维声中稳坐‘帅府’，俨然一副‘袁世凯中国第一、马安良西北第一’的派头。”在军政两界的呼风唤雨，使得马安良权倾甘肃。他铲除异己，暗杀了反对自己的甘肃临时议会议长李镜清，把持议会，”（议会）每议一事，必先请示于马，得其允许，然后敢议。马仍恐有不利于己，每开会必派其党监视。”“（马安良）常日：甘肃者我之甘肃，官绅议员，皆我家之奴隶也，藐然柔懦，我教他如何他便须如何，皆不足为害。”其飞扬跋扈的气焰可见一般。

三、左宗棠善后措施的深层次原因

我们必须知道，左宗棠对于马占鳌父子，无论是和颜悦色也好，还是举荐请功也罢，都绝不是出于单纯的赏识，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政治背景，是一种出于战争策略的考虑。

从围剿的开始，左宗棠就对甘肃的回族起义军持有否定的态度。左宗棠认为：”秦所患在回逆、土匪、溃勇、饥民，四者之中，溃勇回逆。稍为凶狡，土匪次之，饥民则志在掠食，人数虽多，不能与回斗，尤不能与官军抗之。回祸之起，虽由平时与汉民积怨过深，而实由其中桀黠之徒，幸灾乐祸，阻兵安忍所致。”他在给朝廷的奏折中也称：”甘回虽不如陕回之悍，然人数众多，自乾隆年间新教潜入内地，久怀不规，诡谋密计，入室操戈，居心图谋不轨，与国为仇，横互北数省，是法所必诛，时不可缓者也，办法宜严，首恶不可稍纵。”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作为清朝的主战派，左宗棠对于回族起义军始终是持”主剿”态度的。也正因为如此，左宗棠对署理总督穆图善在起义发端的早期所持的主抚政策，极力反对。左宗棠在给他儿子孝威的信上说：”穆将军权督篆，专主抚回，而朝廷议亦颇右之，抚局太早，终费了局。”“回逆屡经剿败，仍一面乞抚，一面肆掠，克庵中丞颇以将就了事，将来后患，殆不可思议。我已会衔入告主剿，一面提兵前进。”又说：”必我能剿，然后伊肯甘心就抚;必我诚心办抚，然后伊之就抚，亦能诚心。”如此强硬的左宗棠最终接受了马占鳌的求抚，主要是有以下的缘由。

首先，甘肃资源困乏，难以支撑长期的战争开支。

甘肃本来就是一个自然条件恶劣、偏远贫困的地区，连年的战事使得甘肃的财政破败不堪。《甘宁青史略》：”咸丰末年，因太平天国的战事，西北协饷加重，正税不够供给，于是苛捐杂费，相继繁兴。咸丰初年，甘肃已开始举办绅民捐。到了同治初年，兰州一隅，发生饿殍载道，人人相食的现象，更因兵差车价无法筹措，又开脚押货捐。又因军饷不够，在陇南设军面局，每征赋粮一斤，附加军面四五斤，威逼人民缴纳。民力已竭，无以为应，则委严酷州县敲髓以取之。州县刑威竭，亦穷无以应，则委凶悍武弁拥重兵以威胁之，朝指一官催正不力，夕而绌其名，又指一官，抗面不供，朝而屠其地，春夏谷缺时，父母妻子饿死者，委诸道路，不得一拼，……民皆相向而哭，以早死为祝。”

如果说战争是人祸，那么天灾更使甘肃的老百姓挣扎在生死线上。史料上记载，同治五年春，天久不雨，夏禾枯槁，秋苗失种，三陇饥荒更形严重。《甘青宁史略》有如下记载：”自人春以来，天久不雨，夏禾枯搞，秋苗失种，呼癸呼庚，各处皆然，而陇东为尤甚，陇南次之，兰州又其次之，而省城所需米麦，已不登于市，民有衣锦怀金妻子投黄河以死者。饥丐至偷掠小儿为食，督标兵闻有粮之家。纠众直人强付以无用官钞，倾箱倒箧而分之。四川兵则兵不给价，于是饿殍载道人相食。”

如此的百业不举、民生凋敝，使左宗棠所率部队陷人了困境之中。左宗棠说：”惟秦陇之事，筹饷难于筹兵，薄粮难于筹饷，而筹转运尤难于筹粮，窘迫情形，为各省所未见。大约皖豫能养两人者，秦中养一人，尚虞不给。故用兵不能多。”又说：”自古西北用兵，以粮与运为最急最难，当兹三空四尽之时，饷尽资之各省协济，不能及半，粮则采之数百千里外，专恃骡驼车驮，转馈军前，又多乱沙荒碛（沙漠，乱石堆成的浅滩），无人烟，无水草之地。劳费不堪，倒毙相继，其不能用大兵，求速效一定之局。”一句”求速效一定之局”，准确地说出了在困境面前左宗棠试图尽早结束战争的迫切心情。

其次，就地取材。”利用土著”，以回制回。”自古用兵关塞，莫不以就地取材为主……左公奉命西征，所带之兵大多为三湘子弟，亦即李陵所率子弟家乡之人。古昔之事无法可证，最近之事足资借鉴，即：新疆变乱发生，清廷会调鲍超出关，已由江西行至武昌之金口附，此其三近，所部湘军十八营以不愿西行之故，几乎全军逃散，此其一;陕西巡抚刘蓉被西捻军击败，曾国藩派刘松山从南京驰援，部下不肯过江，经松山杀掉数人，始勉强开拔，此其二;高连升于剿董志原陕回之顷被部下所杀，虽起因于帮会，但湘军思家不能如愿以偿，亦为积怨之府，此其三。”

以南方之兵，异地作战，或水土不服，或思乡心切，都会极大地削弱部队的战斗力，对围期极为不利。左宗棠是个比较有远见且注重实际的人，对于上面所提到的恶性事件，当然会引以为戒，力图避免。所以左宗棠认为，西北安定的前提是”甘人治甘”，只是一时找不到条件合适的”甘人”。在1867年9月份。刑部主事王柏心也曾给左宗棠出谋划策说：”简彼族良普者，使自相什伍，加之约束，无复阑出滋扰，如此可保百年无事也。”左宗棠听取了这一建议，并充分地体现在了他对待甘肃投诚回军的态度上。河州之战中，在向左宗棠求抚之后，马占鳌能积极地指挥自己所属的队伍帮助左宗棠镇压马桂源的起义军，就足以证明左宗棠”以回制回”政策的正确。

再次，针对西北回族宗教信仰的实际，对战争策略做出判断。

从甘肃各地回族起义军的实际来看，其首领大多为宗教领袖，在当地享有很高的威望。比如宁夏的马化龙是哲赫忍耶门宦的教主。河州的马占鳌是花寺门宦的大阿訇。回族是一个全民信教的民族，宗教信仰在回民的日常生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西北的回族生活的地区自然环境恶劣，生活非常贫困，再加上”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特点以及清朝中后期因为回汉矛盾而对回族所采取的歧视政策，都使得宗教信仰成为他们生活的主要寄托。在回族聚居区这样一个相对封闭的地区，宗教领袖阿訇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唐律的规定，同类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处理，也就是说，伊斯兰教徒彼此相犯，用自己的法律处理。宋、元、明因之未改，是以养成有关宗教事物与同类纠纷时，取决于教长（阿洪）之习惯。秦陇为伊斯兰教徒最多之区，凡有关宗教事物与同类纠纷，惟阿洪之判决是从，因之形成阿洪惟一区之尊，伊斯兰教徒，惟阿洪之言是听之习俗。”杨增新说：”伊斯兰教徒对于阿洪，其遵信之最笃，而服从之也最诚……盖教民之遵信阿洪，较子弟之遵信长辈，百姓之遵信长官尤有过之。”对于这一点，左宗棠也有较为深刻的体会：”秦陇回民向不知有地方官，一惟阿訇之言是听，以致酿成巨案。当倡乱之始，并裹胁之众不下数十万。”

西北民风比较彪悍，起义军又占尽了天时地利人和，左宗棠以历经太平天国大战的疲惫之师去应战，必然是困难重重。鉴于回族对于宗教领袖如此尊祟，如果能够笼络到一批既在当地享有威望。拥有一定军事实力的宗教领袖为自己服务，无异于在削弱起义军力量的同时，极大地减轻了自己的负担，可谓是一举两得。

四、马安良势力对西道堂的影晌及其原因分析

马安良在甘肃飞扬跋扈、肆无忌惮的状况，一直到1914年因和新到任的甘肃都督张广建不和，被张排挤，率部移驻河州为止。”袁总统（即袁世凯）知马安良跋扈不法，西陲糜烂，以张广建恩威家著，特简为陕甘筹边使以镇之。民国三年春到甘，旋任为甘肃都督，马安良大惧。张奉命将西军军队裁减数成，马震于中央之声音，俯首听命，惟以欠饷为词，抗不缴械。……陆劝令安良率西军一律撤回河州，马亦自知不能驻省，以出防白狼为名，回河而去。”

马安良在无奈之下放弃兰州，回到自己的老家河州，开始把重心转移到与当地各势力的较量上。于是就有了与西道堂的正面冲突和其创始人马启西的被害。

1914年的时候，河南白郎的部队到达了河州、洮州地界。在临潭的旧城中，白郎的部队与抵抗的旧城人民展开了激战，白郎对旧城展开了屠杀，”约有8000～16000人在屠杀中死亡，其中穆斯林占了多数”，各个门宦损失惨重。而西道堂，”他们完全放弃了大本营，据守在城外据点，……城被攻破之后……他们撤到了藏区，因此，他们在战斗中仅受到了很小的损失，实力得以保存。”而这也成为了马安良打击西道堂的绝好借口。”他可以毫不费力地使民众相信马启西勾结白郎，屠杀穆斯林和各族柔弱平民。马元章曾在甘肃东部抗击白郎，马安良本人也与白郎交过火，洮州虎夫耶信徒为此光荣殉道;而马安良遗责马启西他是背叛者。”民国三年〔1914年）闰五月十九日清晨，马安良以勾结白郎，杀害民众为名，将马启西及其兄弟、子侄、教徒等17人枪杀于旧城西河滩。同一日，将和政太子街西道堂教民马英先等8人逮捕杀害。

马安良如此地罗织罪名陷害马启西是有原因的：

其一，临潭所其有的区位优势。

西道堂所处的临潭地处甘南藏族自治州境内，从地理位置上说，南邻卓尼、迭部，西接夏河，洮河流经其中。由于毗邻藏区，明时设置茶马厅，与四川的松潘，青海的贵德、湟源，同为甘川青边界的四大茶马市场。过去的临潭旧城，便是商业中心点，是连接藏族地区和汉族地区的枢纽，也是通往青海、四川、西藏的交通要道。’

马安良的势力在当时己经基本控制了甘肃，但是他对于藏区无可奈何。因为藏区自有他们传统的势力，土司、王爷、部落头人控制各自的属地。马安良若要把自己的势力渗入到藏区，就必须先把临潭纳入自己的掌控之中。马安良若要进一步地染指青海的权力，更要借助与青海地理相通的临潭作为跳板。可以说，临潭旧城面积虽然不大，但是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军事上，都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地位。

其二，马安良曾经拉拢过马启西，但马启西不为所动。

西道堂内部资料记载：”宣统元年七月，启西先生被马安良邀请到导河县（临夏）并住进官邸，连日来待之如上宾，殷勤备至，并曰：‘你老人家从天方归来，与凡人不一样，顺天受命，当其时了，你应该讲给我吗？’先生回答：‘受救命者，取主之喜，绝不能取人之喜，圣门的途径上，总是挫折的事多，承装的人少。’马安良虚伪地回答：‘我能承装。’先生则笑而不答。这次马安良还邀请先生前往自己的老家河州大河家。讲学二十多天，旋即返太子街转回洮州。”宜统元年即1909年，马安良46岁，虽被派往宁夏镇任总兵而未到任，依然驻防在自己的家乡河州。这个时期也是马安良积极扩充自己实力的时期。马启西时年44岁，于两年前西行归来。这个时期也是马启西将”金星堂”改为”西道堂”，决定要大力发展实业的时期。西道堂从光绪三十一年即1905年就已经开始了集体商业经济，虽然当时的规模无法与40年后的鼎盛时期相比，。但是行商的活动范围已经包括了甘南和青海玉树、果洛、海南等几乎全部安多藏区。截至民国三年的时候，己经将到处教民筹集的十万两银子，积累发展到了一百多万两，开始逐渐成为当地一个重要的经济力量。就临潭当时的宗教信仰情况而言，西道堂作为一个新兴的教派，为老教，主要是花寺门宦所不能承认的，更因为西道堂在教义和传教方式上的差异，而被老教视为邪教。更为年长且权势日盛的马安良，全然不顾自己是与西道堂相对立的传统宗教势力花寺门宦的代表（马安良的父亲马占鳌是花寺的大阿訇），又是放下架子盛情招待，又是称马启西”老人家”，又是承诺”能承装”。无非是想从宗教和经济上拉拢西道堂为自己所用，以便有利于自己将来的称霸。但是马启西不为所动，言语间表现得很克制和冷淡。这必然使马安良恼羞成怒，怀恨在心。

其三，经济利益的考虑。

马启西是一个重视社会实际和经济生活的宗教领导者，他实践宣扬的是一种务实而理性的伊斯兰教，他希望可以把西道堂建立成一个融经济文化和宗教生活为一体的大家庭。与其他伊斯兰教门宦教民各自为政的情况不同。西道堂的集体财产是由马启西自己及其信徒捐赠而来的，西道堂将分散的资产集中起来用于商业，以便发挥出最好的效益。”西道堂从与藏族牧民及汉族居民之间的土特产交易开始，逐步发展了农业、林业、畜牧业及加工业。西道堂以‘天兴隆’命名的商号成为一支在生产、集中、典当、运输等领域举足轻重的商号。”西道堂的发展威胁到了当地其他势力的利益，遇到了他们的抵制，其中就以花寺门宦洮州穆斯林乡绅敏翰章的”义兴恭”商号为首。花寺认为，西道堂不仅宣传邪教，吸引他们的信徒脱离花寺，而且抢了他们的生意及财源。”对马启西及其信徒来讲更为不幸的是，河州军阀、花寺信徒马安良在‘义兴恭’有投资—据说有3万银元。”关于李普曼所说的这一点，有理由相信。”义兴恭”是临潭旧城敏翰章家族的商号，而敏翰章是当地的举人，曾经任过马安良的红笔师爷，与马安良交情深厚。在拉拢不成，形成竞争的情况下，西道堂的发展也就意味着”义兴恭”利益的损害，这肯定不是马安良所愿意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