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中兴名臣左宗棠一生为人素行高洁，廉介俭朴。他把自己立身处世的原则寄予在子女后代身上，形成了左氏颇具特色的家教活动。与其他清代名人相比，他的家教观更具有代表性，也更能为今天的家庭教育提供正反两方面的借鉴作用。

一、左宗棠的家教目的

教育目的决定着教育内容。左宗棠家庭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让自己的子孙能够成为具备经世之学、品行端正的良善子弟。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在领导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和经营西北的数年间，他深深感到经世致用之才的重要与匮乏。经国治世之才的匮乏，导致了动荡不安的政局难以迅速稳定。要想扭转不利局面，必须要求士人学子能够摆脱科举功名的诱惑，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二是由于左宗棠具备强烈的居安思危意识。在他看来人生绚烂之后往往伴随着快速衰歇。他曾说，“吾家积世寒素，吾骤致大名，美已尽矣!须常时酝酿元气，再重之积累，庶可多延时日也”。基于上述原因，左宗棠对子女尤其是儿子们明确地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形成了较为独特的家教内容。

二、左宗棠的家教内容

（一）勉励子孙要具经世之学、成经世之才

作为洋务运动的地方代表人物之一，左宗棠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封建传统人才观的束缚，自觉不自觉地用洋务派的取才标准来要求自己的儿子。洋务派的取才标准可以笼统概括为中学与西学的体用结合，其显著的特征是注重实用。到19世纪下半叶，历经一千多年的科试内容只剩下诗赋、小楷这些与经国治世的真才实学毫无关联的东西。科举制度已经成为广大士人单纯追求功名、跻身统治阶层的重要途径，并实际上直接导致了清末实用人才的匮乏。因此左宗棠对当时占社会主流的人才与科举对应模式大为不满。在左宗棠看来，人才知识结构的要求不再只是诗赋、小楷，甚至不再只是儒学，而是经世之学。故而他对以八股入仕者颇是不以为然。他曾经教训儿子说：“试看近时人才，有一从八股出身者否?八股愈做得入格，人才愈见得庸下。”左宗棠对儿子参加科举考试一直采取不甚支持的态度。在他看来，一味忙于参加科举考试只会耽误读书，于学业有害而无益。因此他曾告诫其长子：“尔今年小试，原可不必，只要读书明理，讲求做人及经世之学，便是好儿子，不在科举也。”…但是，当时科举制度对文化资源转化为文化资本的垄断仍然使得大多数士子把生命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读书应试七，他的儿子也难以免俗，仍然多次参加了科考。对此左宗棠只有在心底感到深深的遗憾和叹息。在当时科举仕进仍然被统治者视为正途的社会背景下，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左宗棠还不可能完全做到和滋养自身的封建体制分道扬镳。

左宗棠认为成为经世致用之才必须注重学业的厚积薄发。因此他反对年轻人过早成名，并对少年登科表现了异于一般人的见解。他认为少年成名太早，容易养成轻狂恣肆、目空一切的坏毛病，这是人之成才的大忌。他说，“古人以早慧早达为嫌，……其小时了了，大来不佳者，则已指不胜屈，……天地间一切人与物，均是一般，早成者必早毁。以其气未厚积而先泻也”。故而“天道非翕聚不能发舒，人事非历练不能通晓”。

（二）力践孔孟“德教为先”的教育思想，注重对儿子道德品行的培养和人格的塑造，淡薄功名利禄

左宗棠后半生虽然声名显赫、位高权重，但对权势地位看得很淡。在他看来，为人立世，品行为最，而且做人的品行比功名利禄重要得多。权力只是建功立业、施展抱负的工具而已。他认为：“是佳子弟，能得科名，固门闾之庆，子弟不佳，纵得科名，亦增耻辱耳。”他在家书中多次向儿子明确读书的根本目的在于养性、养身，明礼、做人，而不是为了参加科举，成就虚名。因此左宗棠要求儿子在平时要效法先贤，养成勤、俭、忠、厚的品行，力避浮华子弟的纨绔之风。

（三）要求子女在生活上能够崇俭、广惠

左宗棠主张生活境遇以清苦澹泊为妙，要求子女“衣无求华，食无求美，用当用之钱”。甚至在其夫人去世时，他还写信告诫儿子侄办理母亲的丧事中，只能用当用之钱，不当用者，一文也不可以多用。不要因为顾及面子，忘却了节俭这一义理所在。为了促使子女们节俭行为的养成，左宗棠为子孙积敛钱财，置办产业。左宗棠后半生位高权重，为子孙增置万贯家产，易如反掌。但他躬行廉洁，从不中饱私囊。他曾经在家书中提及，在曾经有一个时期，他八年的官宦生涯俸禄剩余不过数干两而已。在当时那种“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良社会风气中，左宗棠可谓是一位清廉的官员。左宗棠要求子女“崇俭”的目的，不是积而不用，做一个守财奴，而是为了能够做到“广惠”，即能最大限度地用自己的收人和俸禄去做善事。“其自奉也至薄，其待人也必厚”是他本人也是他要求家人的一个处世原则，而且身体力行。左宗棠一方面以此表达对清政府知遇之恩的报答，以及在长期的贫困生活中养成的对穷苦人士的体念之心；一方面又欲以此培养儿子的志趣，使其能远离世家公子的纨绔之气，保持勤俭忠厚的根本。左宗棠对子孙崇俭、广惠的要求，是其希望子女成为良善之人这一家教目的的具体体现，也是对子女进行人格塑造的重要内容之一。

三、左宗棠的教育方式

由于左宗棠得子较晚（大儿子孝威出生时左宗棠已经35岁），儿子七岁时，他又离开家人，到长沙充当幕僚。此后又常年驰驱戎马，大部分时间居无定所，与家人聚少离多，甚至有过一连六年都不能与子女和家人见面的情况。所以他对子女的教诲主要是依靠书信，可谓言传多于身教，因而在教育效果方面，总给人以鞭长莫及、力不从心之感。正冈如此，他感觉儿子们不能或者不愿意听从他的教诲，对儿子们始终都不能满意，后来在其长子不幸早逝后，更感到其余的子孙不断违背他的意愿。我们不妨看一段这一时期他在一封家书中表达的忧虑：“吾积世寒素，近乃称巨室，虽屡申儆，不可沾染仕宦积习，而家用日增，已有不能撙节之势。”子孙们不能崇俭，对人广施恩惠自然也是难以实现。例如左宗棠曾经写信嘱咐儿子周济一位穷困亲戚一千两银子，但儿子们始终不以为意，没有答复老父，这使左宗棠大为光火，又修书一封训斥儿子见利忘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左宗棠家庭教育的结果是不甚理想的。

四、左宗棠家教观的启示

（一）左宗棠“厚积薄发”的成才观对今天越来越追求子女尽早成才的家长来说，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当前，一些父母望子成龙心切，无视教育规律，超越孩子年龄阶段对其进行一厢情愿的训练教育。左氏对儿子的告诫警示我们，急于求成反而会起到拔苗助长的作用。因为无论是学业的积累还是人生经验和品性的积累，不仅要在博览群书中完成，更要靠丰富的生活阅历的支持。正如左宗棠所言，人只有“多历艰辛”，才能“练成材器”。人之成才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相当长的时日。

（二）左宗棠“德教为先”的家庭教育原则为当前家长在教育子女先成才还是先成人的困惑中明确了方向

其实，把人培养成“才”还是培养成“人”是教育的一个核心问题。司马光曾经指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意思是说，只有用“德”来统帅“才”，才能保证“才”的正当发挥；只有以“才”来支撑“德”，才能真正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在“要成才先成人”越来越成为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共识的同时，作为家长也应该遵循这一教育原则，与学校紧密配合，使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德才兼备的人。成“才”不是一个人接受教育的终极目的，而是应该在成“人”的前提下成“才”，这是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包括家长在内的教育者首先应该具备的教育理念。

（三）左宗棠“崇俭、广惠”的家训，实质上是承袭了古人“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的思想，揭示了节俭意识与关爱意识的辩证关系

如果父母为子女从小提供过于优越的生活环境，缺乏勤俭节约意识的教育，孩子就体会不到生活的艰辛，也很难体谅父母和他人的困境和难处。左宗棠的这一观点在节约意识、关爱意识渐失的今天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因为很多调查显示，当前许多家长由于给孩子创设的物质生活条件过于优越，使越来越多的孩子养成了惟我独尊和自私自利的性格以及贪图安逸、挥霍浪费的不良习惯。所以，作为家长，应该为孩子设置一些“困境”，培养孩子的节俭意识，“让节约成为一种品质、精神、教养甚至时尚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