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对文化教育事业一贯重视，在闽浙总督任上就提出了“敬教劝学，卫国以中兴”的口号。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受命于危难之际，奉调为陕甘总督，管辖陕甘两省及西北其他一些地方。当时的甘肃辖有今天的甘宁青诸省区，地域辽阔，少数民族杂处，各地语言、文字、习俗差异较大，孔孟礼教没有得到广泛传播，读书识字的百姓很少，文化落后，人才缺乏。再加上当时西北各族人民反清起义风起云涌，社会动荡不安，甘肃的经济文化处于极其凋敝落后的境地。左宗棠到兰州以后，考察了西北局势，认为西北落后、动荡的最大根源就在于人民没有受到“义理”之教的熏陶。他指出：“陇西人民质直近古。三代以还，自西徂东王者迹熄，孔、孟辙迹并不到秦，老子入胡且化为佛，秦汉后更无论也。自有天地以来，此方不沾圣人教泽。”就是说先进的封建文化没有在这里得到充分的传播。为了改变这种落后状况，左宗棠决定以“兴教劝学为急”，重点办好西北文教事业，开发西北人民的智力，以达到“经正民兴，人才从此出，风俗亦从此厚矣”的目的。所以，他上任伊始，就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振兴措施，力图改变甘肃教育落后的状况。

首先，遍设义学，普及教育。左宗棠要求各府厅州县，兴办义学，尤其重视设立回民义塾。据载，西征军“师行所至，饬设汉、回义塾，分司训课。”他本人也于同治八年（1869年）在崇信设义学一处，以后各地方一律开始兴办义学，掀起了一个儿童启蒙教育的热潮。各县创办的义学，除个别偏僻的穷县只有三四所以外，普遍的都有七八所到十多所，多的达几十所。如秦州就达54所，而西宁陆续设置的义塾达120多处。这些义塾都是由官府筹措经费，聘请教师，免费发给学生书籍、笔墨，甚至提供生活费。如“两当知县萧良庆，于同治十二年亲捐廉、集资，以设义学，奖蒙童。诸如此类，足见当时学风很浓厚”。

对于回民子弟的教育问题，他极为重视。他“于收复之后，便嘱各善后局、各防营，广设义学招收回民子弟。先用《千字文》、《百家姓》、《三字经》等，教他们识字；并用楷书仿格，教他们写字。”他认为欲“化回、汉之见，则义学不可不设。”为了使回民子弟学习文化，光绪元年（1875年），他又“拨（兰州）北山荒绝田775亩，收租供各官学经费，于是有四个义学重新修建，就是正德、序贤、养正和存诚，后面两所专收回民子弟。”对于回民子弟的学习情况，据左宗棠说：“入学回童聪颖者多，甫一年而所颁诸本已读毕矣。其父兄竞以子弟读书为荣，群相矜宠，并请增建学舍，颁发《诗经》《论》《孟》，资其讲习。局员送阅各塾蒙童临摹仿本，笔姿颇秀。并称蒙童试诵告示，皆能上口；教以幼仪，亦知领会。……其效已可睹也。”据不完全统计，左宗棠在陕甘总督任期内，甘肃各地新办的义学，计兰州16处，狄道4处，河州3处，平凉9处，平远5处，海城6处，化平川12处，崇信2处，秦州54处，秦安16处，徽县8处，两当2处等，共有300处，其中有回民义学57处。左宗棠这种回汉一体、同等相待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团结，稳定了西北局势，阐扬了中华文化，培养了地方人才。

其次，大办书院，广育人才。左宗棠对文武官吏和士民的求学问题也很重视，倡导修复和兴办了一些书院。从同治八年（1869年）至光绪六年（1880年），在甘肃新修的书院有：尊经书院（庄浪）、文明书院（岷州）、襄武书院（陇西）、钟灵书院（宁灵）、金山书院（洪水堡）、归儒书院（化平川，特为回民所设）、南华书院（甘州）、河阴书院（贵德）、陇南书院（秦州）、庆兴书院（董志塬）、五峰书院、湟中书院（西宁）、文社书院（镇番），鹤峰学舍（三岔镇）、凤池书院（惠安堡）、柳湖书院（平凉）等；先后在甘肃重建、修复的有鹑觚书院（灵台）、河阳书院（静宁）、凤鸣书院（崇信），鸣沙书院（敦煌）等十余所。其中“魏光焘兴修平凉的柳湖书院，最为伟大。文襄公于入京时路过视察，称为‘规模宏敞，间架整齐，新植佳树成林，尤称胜境。’”他还多次拨膏火费、田亩给书院，对学生也采取奖优罚劣的办法促进其学习。同治九年，左宗棠关心当时的甘肃最高学府———兰山书院的生存与发展，在百忙中叮嘱甘肃布政使崇保代筹书院师生的日常生活费。并规定：书院招正式学生40名，每名每月生活费3两；附生50名，每名每月补助生活费1.5两。每年需银2000多两，都由左宗棠的年薪中捐助，或在公款中酌拨。他还亲自阅读崇保带来的兰山书院学生的书信，认为：“文理尚可，殊为欣然”。还在给崇保的批札中给学子们传授自己的学习经验，指出在学习上无“奇书可借，惟就四书、五经及传注，昼夕潜心咀嚼，便一生受用不尽。”在收复新疆时，左宗棠驻扎在肃州，指挥大军西征，他常抽暇到肃州的酒泉书院，和师生讨论学问，并捐助膏火。

第三，刊发书籍，传播学术。左宗棠对甘肃和西北文教事业做得最突出的是刊发书籍。由于甘肃地域偏远，书源很少，再加上战乱，书源更趋枯竭。西北贩运去的书籍，“写的错字，圈的是破句，实在要不得。”左宗棠就应各地州县禀请，创设崇文书局、关中书院（附有刻书机构）、迪化书局等出版机构。西宁知府也设立了西宁尊经书局。刻发的书籍，有关于幼童的，也有关于成人的，还有关于田垦农业的。主要有《学治要言》、《在官法戒录》、《吾学录》、《三字经》、《四字韵言》、《百家姓》、《千字文》、《日用杂书》、《四书》、《小学》、《孝经》、《诗经》以及《棉书》、《种棉十要》等大量有关治国安民、道德教育、文化普及与推广农业生产技术方面的书籍。左宗棠是想借此振兴西北的文教，推广儒家理学思想，特别是向各少数民族传播先进的中原文化与生产技术。他说：“《六经》传注，读者少而刻者亦少。此次影刊鲍氏善本，即前所刊旧式而重加复校者也，当为海内孤本，以视浙刻尤精。但愿边方髦俊熟读深思，庶延关学一线，老夫亦不枉此一行也。”“将来文教丕兴，足为南疆生色。兹如禀发去《诗经》、《四书》各二十部，候饬局乘解饷便差搭解，仰即收领，转饬各塾师勤加课读为要。”他选定刊发这些书籍主要是为了起到下面的作用：首先是为了统一边民忠君爱国的思想，做明白事理的人；其次是为了培养儒生和贤能者，最后达到丕兴西北文化教育、开启民智的目的；第三是要传播和推广中原的先进生产技术，提高西北的生产力水平。这也是他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

第四、陕甘分闱，拓宽士路。左宗棠以“兴教劝学”为己任，在对传统教育的改革中，奏请陕甘乡试分闱，可以算是其振兴甘肃教育的一项重大的举措。甘肃自1663年从陕西划出建省以后，在二百一十多年内与陕西合闱举行乡试，闱所设在西安。甘肃生员赴陕应试最近也有七、八百里，受尽跋涉之苦，所费不资，能抵陕完试者在有资格参加乡试的士子中最多只有十分之二、三。因此，左宗棠力主甘肃乡试分闱和分设学政。他在奏稿中写道：“边塞路程悠远，又兼惊沙乱石，足碍驰驱，较中原行路之难，奚翅倍蓰！”士人赴陕西应试，非月余两月之久不达。所需车驮雇价，饮食刍秣诸费、旅费、卷费，少者数十金，多者百数十金；其赴乡试，盖与东南各省举人赴会试劳费相等。“故诸生附府厅州县学籍后，竟有毕生不能赴乡试者，穷经皓首，一试无缘，良可慨矣！”这就严重限制了甘肃各地的士子参加乡试，因而严重阻碍了他们通过科举考试而进入政界的道路。因此，他主张仿湖广、云贵等省分闱取中的办法，将陕甘乡试也予以分闱，“俾边徼寒微得照各省一律就近应试，则投戈讲艺，士气奋兴，文治之隆，可计日而待也。”他奏请将甘肃乡试每科名额定为40名，经部议驳，只准30名。及至光绪二年乡试，经左宗棠再次奏请，始准再加10名。从此每科乡试，甘肃可以产生40名举人，还可以另加满族士子3名。这对于当时甘肃士子的确是一个巨大的鼓舞，极大地调动了他们发奋求学的积极性。

1875年，适值新皇帝登基，清廷令各省举行纪元恩科乡试，决定甘肃乡试分闱，独自筹办。恰在这一年，左宗棠授命督办新疆军务，又得到清廷同意甘肃乡试分闱的喜讯，他身兼陕甘总督，自然有照例入闱监临之责。他说：“现奉谕旨督办新疆军务，应预筹出关住节。……甘肃分闱已定，数千年旷举，足慰士心，兰山书院肄业者多至四五百人，各郡县亦多闻风兴起，或者自此人文日盛亦未可知。”于是，左宗棠亲自督率官员择定在兰州修建贡院。贡院建成，规模宏大，可同时容纳四千多人参加考试，在当时全国各省贡院中，也是数一数二的，统共花费了50万两白银。并在此举行了分闱后的第一次乡试。参加考试者达3000余人，较以往赴陕人数多出数倍。这次乡试的第一名解元，恰是左氏所赏识的兰山书院的高才生安维峻。左宗棠曾记述说：“榜首安生，文行均美，闻其先世贫苦嗜学，为乡帮所重，意其报在此。……若此生得元，亦不负此举。”结果正是安维峻考中解元，使左宗棠“觉度陇以来，无此兴致也。”安维峻也不负左氏厚望，中举后又考中进士，为官期间以敢于上奏言事而名噪一时，后来担任过京师大学堂总教习，成为一名有用的人才。这次考试场面十分隆重庄严，但左宗棠也凄然看到，不少参考士子，衣衫褴褛，形同乞丐，而调查他们的川资，则多是由地方官赞助的。第三次乡试时，他在肃州对安西州去的19名考生，肃州去的43名考生，从个人的薪俸中资助他们每人八两白银，至于乡试后中举的举人去北京参加会试，左宗棠也酌赠津贴，或每次每人二十两，或每次每人三十两。这种捐廉助学的义举，在西北传为佳话。为了能保证回民士子每两科至少有一人中式，左宗棠奏请朝廷批准，甘肃乡试，一科汉回合试，又一科则另用“良”字编号，专取回族士子一名。这样，也使回民士子能看到前途与希望，从而增强了民族凝聚力。1876年，甘肃分派了学政，主持甘肃的教育事业与科举考试。此前，甘学政每三年才到甘肃一次，各州府的岁试和科试都是合并举行的。现在甘肃分设学政，除阶州、肃州与安西仍岁科并试外，其余兰州府、巩昌府、平凉府、庆阳府、凉州府、甘州府、宁夏府、西宁府、秦州、泾州、固原州，都实行岁试了。对于乡试分闱和分设学政这样的造福甘肃人民的大事，在以前二百年中，竟然没有一个甘肃巡抚或陕甘总督想到。对此，秦翰才不禁感慨地说：“光从这一点看，就知道他们对于边方政事，没有放在心上。于是文襄公的举措，格外值得人们重视了！”这也说明左宗棠对甘肃的建设，是着眼于将来的、造福于西北人民的开发式建设，他所采取的措施，是中国近代开发西北的首次成功尝试。

第五，创办企业，选育技工。左宗棠在甘肃首次推行洋务教育，兴办了第一批洋务企业。左宗棠在振兴甘肃教育时，也把办工厂与办学校相结合的办法带到了西北，在边远落后的西北内地，首次推行洋务之学。在筹办兰州织呢局时，他就指示部下从陕甘士兵中选拔“赋性灵敏，堪资学习者”入局，以达到培养“将来必有可用之才的”目的。“将来有成，尤为此邦师匠所自出，不但数世之利也。”各地义学、书院虽设，儒教、义理虽行，但基础并不牢固，当然不能大规模推行西学。他说：“察看狄道民风，虽不乏读书明理之人，而地杂回番，泯棼已久，一时望其丕变，复我华风，殊非易易。惟礼义廉耻数字则必须先与讲明，俾革其旧染之污，得免刑戮，亦云幸矣。”更不敢多有奢望。由于兰州织呢局经营不到两年就关闭了，洋务之学的传播也便在甘肃停顿下来了。

总之，左宗棠在甘肃推行的“兴教劝学”和振兴教育的各项活动和措施对传播儒家文化，推进民族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振兴西北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据载：“曾不数年，边徼汉民敦崇儒术，诵习《六经》、回、藏、蒙人亦争延师课读儒书。沟通民族文学，提高民间文化，至今考之，其效益盖可睹矣。”他所推行的这些教育措施对加强民族团结也是有一定成效的，“又于化平川、海城、平远、宁灵等厅县，回人较多，则为之设通判，增训导，添学额，使回民一律入学，无分彼此，同棚合试。如此教养兼施，使之诵读服习，一从儒教。思想悠同，畛域自泯，以故汉、回相安，至今无异。尽管左宗棠传播的是带有浓厚封建礼教色彩的儒家学说，代的科学文化知识，但他如此热忱地振兴甘肃的传统文化教育事业和开发西北民智的作法，仍对甘肃和西北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促进作用，应予充分的肯定。其历史功绩和贡献不应因其教育思想受到严重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而遭致抹杀。他所做的工作，为边远落后的甘肃走向近代化开启了宝贵和关键的第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