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1812—1885年）是中国近代史上较有影响的人物。他镇压过太平军、捻军和陕甘回民起义；同时，他又是爱国者，这不仅表现在政治和军事上，他捍卫领土与主权的完整，而且还表现在经济上，主张建立进口替代工业，即通过发展民族工业，抵制、替代“洋货”的大量进口，振兴民族经济。在左宗棠的后半生，建立进口替代工业的思想及实践在其全部思想和社会活动中占有重要位置，并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经济侵略的日益加深，不断丰富和发展。

一

左宗棠建立与发展进口替代工业，首先是从造船业开始的，他最早提出建立本国的造船厂。1866年6月，他凭借海疆大吏身份奏准在福建马尾建立我国第一个轮船制造厂——福州船政局。然而，早在40年代，他就曾有过这个想法。后来，他在给总理衙门的函牍中又说：“于轮船局务……宗棠于此事思之十余年”。左宗棠之所以对造船业如此重视，有其原因。鸦片战争以来，资本主义各国多用船作为侵略工具。战争时，它们凭借军舰肆意横行。战后，它们又依靠商船往来于中国沿海内河，倾销商品，掠夺原料。正如左宗棠在奏折中所说：“自海上用兵以来，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飙举，无足当之……自洋船准载北货行销各口，北地货价腾贵。江浙大商以海船为业者，往北置货，价本愈增。比及回南，费重行迟，不能减价以敌洋商，日久销耗愈甚，不惟亏折货本，侵至歇其旧业。滨海之区，四民中商居什之六七，坐此圜匮萧条，税厘减色，富商变为窭人，游人驱为人役。并恐海船搁朽，目前江浙海运即有无船之虑，而漕政益难措手，是非设局急造轮船不为功”。可见，他从国防、商业、民生和漕运等方面说明拥有轮船是中国的当务之急，不仅看到了其在军事上的意义，更看到在经济上的价值。而且在雇用、购买还是自己造船这一问题上，左宗棠明确主张要有自己的造船厂，逐渐代替进口船只。他说：“就局势而言，借不如雇，雇不如买，买不如自造”。值得注意的是，在建立进口替代工业中，左宗棠把造船业摆在优先发展的地位，还在于他是将造船业作为基础工业来看待的，通过造船业来带动其它工业部门的发展。他说，许多机器如“轮车机器，造铁机器，皆从造船机器生出。如能造船，则由此推广制作，无所不可”。通过建立造船厂可以发展中国的机器制造业。在左宗棠看来，造船“可兴别项之利”，可“以机器制造机器，积微成巨，化一为百”。由此，“更添机器，触类旁通，凡制造枪炮炸弹、铸钱、治水、有适民生曰用者，均可次弟为之”。造船的益处能够“相衔于无穷”。所以。他把造船业看作“时务最要之件”。7月，其建议被清政府批准，次年初，工程开始破土动工。1868年1月开始造船。福州船政局不仅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设备最新的造船厂，而且也是远东最大的造船厂之一。它是我国近代机器造船业的开端。

在福州船政局创办之始，他就估计到困难重重，但他“虽难有所不避，虽费有所不辞”。正当筹备工作紧张进行时，清政府却将他调任陕甘总督。突然的变化使左宗棠为草创中的造船厂感到忧虑。他在上清廷的奏折中表示决不能半途而废。他“日夜计画，必期章程周妥，经理得人而后去”。为了表示对福州船政局的关注，他说：“此事系臣首议试行，倘思虑未周，致多疏漏，将来察出，仍请将臣交部议处，以为始事不慎者戒”。清廷在上谕中也说：“左宗棠虽赴甘肃，而船局乃系该督创立，一切仍当预闻”，以后有关船政问题，陈奏时“均仍列左宗棠之名，以期终始其事”。在沈葆桢被任命为船政大臣，一切安排就绪后，他才离开了福州。左宗棠“身虽西行，心犹东注”，一直关注着造船厂的建设。由于左宗棠和沈葆桢的坚持，福州船政局一直维持到1907年才停办。该局从开工到1907年停办，共制造轮船40艘。

尽管福州船政局所造船只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题，造船技术也还是有所进步的。且仅就它是我国第一个近代化的大型造船厂而言，其本身就是有意义的。正如左宗棠所说：“纵令所制不及各国之工，究之慰情胜无，仓卒较有所恃。且由钝必巧，由粗而精，尚可期诸异曰，孰如羡鱼而无网也”。左宗棠通过创办造船厂，进而带动其它工业部门的兴办，用中国自己生产的产品来抵制外国商品的大量进口，这在近代中国人发展进口替代工业的历程上迈出了很重要的一步。

二

左宗棠建立进口替代工业的思想与实践不仅从造船业入手，而且还深入到其它生产领域，尤其在纺织业方面比较突出。

左宗棠移督陕甘后，见甘肃是发展毛纺织工业的理想之地，就决定创立机器织呢厂。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是有历史原因的。40年代后期，洋货已侵入兰州。70年代，甘肃之洋货已到处皆是。甘肃原产之羊毛制品，在明代已享负盛名，并销售于北方各地。但到近代，因受洋布和洋呢的冲击，日渐衰落。资本主义各国把甘肃视为他们掠夺廉价的毛皮原料的嗜利之地，尤其是俄国，它要将中国西北地区变成它的纺织品市场。这必然要引起爱国人士的关注，正如有人所说：“当时所谓羽绒、卡拉、哆罗呢等物，每年进口之数极为可观。降及同治末年（1870），国人见国内产毛颇丰，始进而谋采用西洋方法，以国产羊毛织成呢绒，图与外货颉颃，以免利权外溢，中国新式毛织工业之兴起，实以此为嚆矣”。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左宗棠见西北“羊毛驼绒均易购取”，是发展毛纺织工业的理想之地，便产生了充分利用西北羊毛的想法。1877年冬，兰州制造委员赖长，曾以自制的水轮机，用甘肃产的羊毛织成一段呢片。左宗棠看后赞赏到：“竟与洋绒相似，质薄而细，甚耐穿，较之本地所织褐子，美观多矣”。于是便决心创建一个机器织呢局，“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华织成呢片，普销内地，甘人自享其利而衣褐远被各省”。

1878年，左宗棠写信给上海采运局补用道胡光墉，嘱其设法购置织呢机器，运来兰州。1880年5月最后一批机器运到兰州，建成近代中国第一家机器毛纺织企业。9月16日正式开工生产。1880年底，左宗棠奉调离开西北，他虽对机器织呢局仍寄予极大希望，“魂梦难忘”。但由于原料不足、局中井水水质既不好量又不多、运输条件恶劣、局中冗员太多原因，该厂没有销售市场，所生产产品低于实际生产能力。1883年，机器织呢局因锅炉爆炸，无力修复而停工。

尽管甘肃织呢总局维持时间不长，但它是西北地区民族工业的滥觞，为西北地区近代工业的发展培养了技术骨干并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因而它有着深刻的意义。值得强调的是左宗棠创办甘肃织呢总局虽然有为充实军中被服之用的目的，但更多的是从经济利益考虑，一个外国人曾这样说：“总督（左宗棠）认为，在西北羊毛产地的中心设立一座织呢厂来织呢，能使成本低廉，足以抵制洋呢入口”。这个企业的建立，是左宗棠抵制外国（尤其是俄国）毛织品进口，发展民族工业的一个尝试。上海的一家英文周刊报《大清国》做过这样的报道：甘肃“地方官吏视若利用本国资源，代替向外人购买毛织品，这可以说是一种爱国观念”。

左宗棠建立与发展进口替代工业还反映在其它行业部门。

1872年，左宗棠创设兰州制造局，这是一个生产军火武器的军事企业，其前身是西安机器制造局。左宗棠在陕甘用兵时，所用军火原是依靠上海的外国洋行代购，为了“省钱省力”，自给自足”，他决定建立本国的军用企业。除兰州制造局外，他还创建了兰州火药局、库车火药局、阿克苏制造局等。在收复新疆的战争中，清军所用的武器弹药主要由兰州制造局供给。对于在西北建立军事企业的作用，左宗棠认为这是中国替代外国武器进口的一个重要步骤，他说：“若果经费敷余，增造精习，中国枪炮日新月异，泰西诸邦断难挟其长以傲我耳”.

在开矿问题上，左宗棠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各国在中国开矿，认为：“若任其租地开掘，则后患不可胜计”，并提出，“惟开矿一事，必当禁止”。19他看到中国大量购买外国铜、铅和煤，便极力主张中国应“集资拓办”，自己开矿。在铁路和电报事业上，左宗棠从民族立场出发，极力抵制外国势力的侵入，主张要修筑自己的铁路，发展自己的电报业。甚至在金融业上，他认为“洋款可一而不可再”，“照洋款办法商借华款”。即建立中国自办的近代银行。大约在1878年，中国自办的第一家近代银行乾泰公司成立。建立自己的金融业，对民族工业资本的积累以及资金的周转提供了便利条件。

发展民族工业，抵制外国的经济侵略是左宗棠终生的愿望和追求，他在临终前夕还谆谆告诫人们：“凡铁路、矿务、船炮各政及早举行，以策富强之效”。

总之，左宗棠建立与发展进口替代工业的思想与实践，对民族工业的发展，对抵制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掠夺，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创建企业过程中，引进了大量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人才，同时也为中国自身培养了大批科技和管理人才，所以它对我国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中国向近代化迈进也起到了促进作用。左宗棠的思想与实践闪耀着爱国主义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