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营西北是左宗棠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清同治五年（1866）九月，左宗棠由闽浙总督调任陕甘总督，翌年六月抵潼关，至光绪六年（1880）十二月离兰州赴京，其在西北生活共计12年又8个月，其中从同治八年（1869）五月至光绪六年（1880）十二月期间，除有两个月在哈密外，在甘肃达11年半之久。在强烈的爱国爱民思想支配下，左宗棠以其卓越的政治军事才能、无所畏惧的宏大魄力和超乎常人的胆识，克服当时极端腐败的政治环境所造成的种种困难，经营西北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期间左宗棠的一些实践活动与思想观点，至今有着重要的资政作用。
一、左宗棠在西北的主要实践活动
（一）军事活动
用兵陕甘（包括今宁夏、青海）。时陕西反清军事力量有三：一是西捻，在陕、豫、鄂边境流动;二是反清回民起义军，集中于“秦陇要膂”的陇东董志塬;三是陕北反清武装。甘肃反清回民起义军有四大势力：河州（今临夏）马占鳌、灵州（今灵武）金积堡马化隆、西宁马桂源兄弟、肃州（今酒泉）马文禄，与占据陇东董志塬的陕西回民起义军亦通声气。左宗棠部入陕后，于同治七年（1868）七月“平定”西捻。同年十月，进攻陕北反清武装，至十二月攻克靖远县镇靖堡，陕西农民起义失败。次年左军入。同治八年（1869）三月，董志塬陕西回民起义军20余万被左军击败。同治八年（1869）五月至同治十二年（1873）九月，左军先后发动金积堡、河州、西宁、肃州四个战役，残酷地镇压了陕甘回民起义。
收复新疆。同治三年十二月（1864年元月），中亚浩罕军事头目阿古柏趁新疆混乱之机侵入南疆，至同治九年（1870）十一月占领乌鲁木齐和吐鲁番，占据新疆大部分地区，在喀什噶尔（今喀什）建立“哲得沙尔”（意为七城）汗国的反动政权，并先后与英、俄签订条约，奴役新疆人民。而俄国则于1871年武力侵占了伊犁地区。整个新疆被外敌所占据。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八日（1875年5月3日），清“六百里加急”谕旨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全权收复新疆。光绪二年二月二十一日（1876年3月16日）左宗棠率亲军自兰州西进，于三月十三日（4月7日）抵肃州，制订“缓进急战”进军战略，投入新疆第一线作战的计80多营近4万人，先后出关入疆与阿古柏侵略势力作战。从光绪二年夏（1876年6月初）开始，到光绪三年底（1878年1月）结束，不到两年时间，天山南、北两路除伊犁地区外全部收复。
光绪六年二月（1880年3、4月间），左宗棠拟定了三路出击、收复伊犁的军事方案，计划集中3万精兵收复伊犁。光绪六年四月十八日（1880年5月26日），他率亲军1000多人离开肃州，向哈密进发，为表示抗俄决心，“舁榇以行”。在以左宗棠为首的爱国力量支持下，清廷改派曾纪泽与俄重开谈判。帝俄慑于左宗棠军威，终于改约，交还了特克斯河谷2万多平方公里领土和通往南疆的穆札尔山口。至此，沦陷十多年的新疆，包括被帝俄侵占的伊犁地区，终于重新回到祖国怀抱。
（二）政务活动
主张新疆建省。新疆收复后，左宗棠先后5次上奏清廷，坚决主张建置新疆省。清廷终于在光绪十年（1884）正式建新疆省，使新疆彻底改变了地方头人统治、各自为政、中央政令军令难以贯彻的局面。
兴办屯田。左宗棠到西北后，民屯、军屯并举，大力实行屯田政策。兵屯收获的粮食归营中作价收买，价款分给种田兵。兵屯土地如有业主来认领，即还给业主。招徕流亡民众，给以口粮、种籽、耕牛、农具，让其耕种，收获粮食，也归营中作价收买。西征军从进入甘肃，一路进军，一路屯田。进入新疆后，兵民屯田取得了更为显著的成绩。
严禁鸦片。左宗棠把禁种鸦片作为一项要政，不遗余力认真实施，指令由地方官吏四处搜查，发现烟苗，一律铲除。宁夏府查禁不力，将一府六属除宁灵厅外，主要官员分别革职、撤任、开缺另补、撤销保案，一并查办。在其离开时，甘肃境内已没有烟苗。
整饬吏治。清至同、光之时，腐败已甚深。左宗棠认为“惟吏治不修，故贼民四起”。因此，采取“察吏”、“训吏”、“恤吏”的措施整顿吏治。1872年在兰州精心选编论吏治的文章18篇，编为《学治要言》散发各级地方官吏阅读，要求做到“爱民”、“清廉”、“勤政”等。对贪吏则严惩不贷，先后将贪吏周武濂、周大健劾办，将冒销赈粮的甘肃总兵周东兴军前正法，将署徽县县令杨国光因“一意营私”亦予以惩办，为杨开脱罪责的官员也“记大过”和“永停差遣”。同时，结合吏治整顿，整理田赋、整理盐务、整理茶务、整理厘金，对财政混乱及不合理状况进行了全面整顿。
（三）经济文化活动
修路种树。左宗棠总督陕甘后，所部从进入潼关即开始整修道路，由东而西，横贯陕甘两省。入疆后，继续向西，北路一直到了精河，南路直到喀什噶尔。道路一般宽3至10丈，跨山越岭，削山填沟，逢水架桥。仅平凉属境内修筑大小木石桥29座，会宁境内19座。路旁则种植树木，一般两行至四五行，仅从陕西长武到甘肃会宁600多里间就种植成活26.4万多株，“自泾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至今仍称“左公柳”。
开渠凿井。左宗棠在主持西北军政期间，发动军民，筹集款项，从陕西、甘肃，到新疆，大力兴办水利，修渠打井，成果卓著。其中重要的如命王德榜部在临洮所修的引抹邦河（今称漫坝河）灌溉临洮川之渠，数千兵勇修建，“自同治十二年六月中旬至十三年五月底近一年，长七十里”，灌溉临洮南北两川土地数十万亩，是当时一个很大的工程。
振兴农桑。左宗棠注重农业生产技术的推广。他曾提倡推广区田法，总结推广兰州秦王川压沙耕作法。在平凉试验推广种水稻，亩产达四五百斤。引进推广棉花种植，在陕、甘大面积发展。又大力倡导发展蚕桑，从湖州两次运桑苗到新疆，招雇60名蚕桑技工到新疆推广技术，使新疆蚕桑业大发展，所产绸缎可与浙品相媲美。
创办近代工业。于同治十一年（1872年）在兰州创建甘肃制造局，主要生产枪支弹药供部队使用。于光绪元年设立兰州火药局。生产的火药好的可做枪药。于光绪三年筹设甘肃织呢总局（在今畅家巷），光绪六年九月开工投产，共向德国购进纺机3架，织机20架，洗毛机3架，及和毛、烘毛、刮毛、修毛、染色、磨光等机器以及24马力和30马力蒸气发动机各一架，共投资银301312两。聘请德国人李德和满德为总管，另有德国技工5人。这是中国第一个机器生产的国货工厂。于光绪四年在新疆创设库车火药局和阿克苏制造局，生产枪炮及火药。于光绪五年夏在肃州请德人米海里为技师，在文殊山采金。后又先后在新疆开办库尔勒南金场，库木什东南铅场及几处铁矿。
兴办书院。左宗棠在兰州时，每年向兰州书院捐俸银两千多两，给书院90名诸生发给膏火费用。倡导、鼓励各级地方官兴办书院，一时各府州县几乎全部创办和恢复了书院。又于同治十三年命地方一律兴办义学。仅从同治八年（1869）至光绪六年（1880）的11年间，就新办或修复重办书院30余所，创设各级各类义学320余所。
乡试分闱。甘肃自康熙二年（1663年）从陕西划出建省后210多年间，乡试仍旧与陕西合并举行，贡院在西安，甘肃学子参加乡试十分不便。他奏请朝廷甘肃乡试分闱，单独在兰州举行，获批准。于光绪元年举行甘肃分闱后第一次乡试，与试者约3000人。至光绪二年，他又奏准每科甘肃乡试定额为40名，使甘肃每科有40名举人，大大振奋了甘肃学子。分闱后，甘肃于光绪二年另设学政，各州府实行岁科分试。
开辟公园。左宗棠第二次驻节肃州（今酒泉）期间，捐出二百两银子，将酒泉疏浚为湖。湖中留有三个沙洲为岛，岛上修筑亭台。又买鱼苗一万余尾放养湖内。环湖筑堤，周围三里，栽种杨柳花树。光绪五年（1879）五月二十日，酒泉湖建成，向游人开放。后人称酒泉湖为“左湖”，以志纪念。
二、在实践中提出的若干思想观点
（一）关于军事思想。“兵之用在精，兵之精在将”。左宗棠主张“兵不可多”，强调“治兵，以选将为要”，“有强将无弱兵”。“选将之方，朴谨为要”，“非勇锐不足以振军威，非端廉不足以明纪律”。提出“治军首重得人，用才贵于善任”。
“整军，乃可经武”。他认为“用兵最贵节制精明”。“临阵胜负只争一刻功夫”，“而本领长短却在平时”，因而“‘训练’二字不可偏废。”“练兵之要，首练心，次练胆，而力与技其下焉者。”“驭军之道，纪律为先。”“纪律严明，方期军民相安，诸事应手”，“不但此时易以成功，即后此长治久安亦基于此。 ”“规摹局势，先后缓急”。他认为“用兵一事，在先察险夷地势，审彼己情形，而以平时所知将士长短应之”。制定战略计划，须“规摹局势，先后缓急”。收复新疆，他“筹布出关大略”，认为“关内关外用兵虽有次第，然谋篇布局须一气为之”，提出“此次进兵，先北路而后南路”，“致力于北而收功于南”，最后集中力量收复伊犁。西征军“将士心目中皆有全局洞贯之象”，“师行顺迅，扫荡周万数千里”“一气卷舒”。
“缓进急战，慎以图之”。他说，“自办军务以来，拿定主意，宁肯缓进，断不轻退”，主张“用兵之道宜先布置后路，后路毫无罅隙可寻，则转运常通，其军情自固。然后长驱大进，后顾别无掣，可保万全”。强调“慎之一字，战之本也”，宜“缓进急战，慎以图之”。“以缓进急战为义，可以制胜矣”。
（二）关于经济建设
“师选人之长还以治之”。左宗棠主张学习和引进西方先进技术和机器生产以自强。他说，“泰西巧而中国不必安于拙也”。“中不如西，学西可也”。当今自强之策“非师选人之长还以治之不可”。提出“凡铁路、矿务、船炮各政及早举行，以策富强之效”。指出“泰西各国艺事有益实用者，火器而外，水器为精。西北水利不修，农功阙略，关陇同病，陇又甚焉。如令艺局生徒到各国时留心研究，择其佳者携至中土，照式制造，裨益实多”。
“官办开其先，商办承其后”。在矿产开采上，他认为“惟官开之弊，防不胜防，又不若包商开办，耗费少而获利多。似须以官办开其先，而商办承其后。而“以官经商，可暂不可久。”指出“为民先求利用”，“与民争利不若教民兴利之为得也”，主张企业商办，使“民利仍还之于民”。他提出的“不夺民间固有之利，收回洋人夺取之利，更尽民间未尽之利”的主张，是极有战略眼光的。
“国以农为本，民以食为天。”他认为“农桑者天下托命之具，大利之原，而国家无尽之藏也”，自负“平生以农学为长”，主张以农为本。他作为封疆大吏，于军务繁忙、戎马倥偬之中，仍不忘农事，“劝农耕垦”，“劝谕农民广种草棉，设局教习纺织。”
“ 西北之利，畜牧为大。”他依据西北许多地方高寒广阔的特点，指出“西北之利，畜牧为大;而牧利又以羊为长，其毛可织，其皮可裘，肉可为粮，小民日用所必需也，何必耕桑然后致富?长民者因其所利而利之，则讲求牧务，多发羊种宜矣。”
“治西北者，宜先水利。”他指出：“西北素缺雨泽荫灌，禾稼蔬棉专赖渠水”。“治西北者，宜先水利，兴水利者，宜先沟洫，不易之理”。“水利所以养民，先务之急，此为最切”。
（三）关于振兴教育
“兴教劝学”，“经正民兴”。左宗棠认为“人不悦学，不及时兴教劝学，祸患何可胜言!”“塾师非仅因安置寒士起见，兴教非仅因文章科第起见。”“经正民兴，人才从此出，风俗亦从此厚矣。”“兴教劝学其效将有可睹，于世道人心非小补也。”
“读书明理”，“经世致用”。他主张“读书者，为能明白事理”，而“不在科名一路”。“读书明理，讲求作人及经世致用之学”，“多读有用之书，讲求世务”。“读书作人，先要立志”，“志患不立，尤患不坚”，“如果一心向上，有何事业不能做成?”
“延致洋师”，“赴西游学”。为培养懂得西学的人才，左宗棠首创“求是堂艺局”，明确提出“艺局为造就人才之地”，“延致熟习中外语言文字，教习英、法两国语言文字、算法”，“选少年颖悟子弟习其语言、文字，诵其书，通其算学，而后西法可衍于中国”。并主张“遣人赴泰西游历各处，藉资学习，互相考证，精益求精”。“不独英、法、均应遣人前往”学习，凡有技术可学的国家，“尽可随时斟酌资遣”。
（四）关于从政之道
“为政先求利民”。左宗棠提出“为政先求利民，民既利矣，国必兴焉”。他曾赋诗说，“国无苛政贫犹赖，民有饥心抚亦难”。指出“器久不用则蠹，政不常修则坏”，“视民如伤，当铭诸心”。
“廉耻信义，刚明耐苦”。左宗棠指出：“天下之乱，由于吏治不修;吏治不修，由于人才不出;人才不出，由于人心不正。”所以，“吾察人颇严，用人颇缓，信人颇笃。”他要求为政者必须“廉耻信义，刚明耐苦”，一要廉洁，二要有才，即是“廉干”之人。
“以民事为急”。他提出：“官无论大小，总要有爱民之心，总要以民事为急，随时随处切实体贴。”“专讲应酬，不干正事，沾染官场习气者，为下。其因循粉饰，痿痹不仁，甚或倚任丁役，专营私利者，则断不可姑容也。”
“勤俭忠厚”。他提出“自奉宁过于俭，待人宁过于厚”，“惟崇俭乃能广惠”。并身体力行，贯穿一生。
应当指出，左宗棠镇压太平军、捻军，镇压陕甘回民起义，无疑是反动的。但他经营西北的实践与思想，在许多方面是有进步意义的，对于我们研究西北，实施开发重点向中西部转移，是有一定的借鉴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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