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时期，中亚浩罕国阿古柏勾结沙俄入侵新疆，我国西部面临严峻的边疆危机。左宗棠从1868年始受命于危难之际，先后任陕甘总督、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之职，西征保卫西北边疆。至1876年收复乌鲁木齐， 1877年收复天山南北，阿古柏兵败自杀，清政府基本控制了西北地区的局势。期间，左宗棠一面挥军征讨叛乱，保卫边疆的主权与安定；另一方面抚辑流亡，恢复生产。尤其是在平定内外动乱之后，左宗棠全面整顿社会秩序，千方百计利用一切可用资源，对落后的饱受战乱的西部边疆经济进行大力的改造和革新，也为建设和发展地方民族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开发西部经济的许多具体思想和实践经验仍对我们今天的西部大开发有积极的启示。

一、“治西北宜先水利”，以水利建设为西北开发的基础

西北各省地处内陆，气候十分干燥少雨，干旱是西北人们生存和农业发展的最大威胁，而当地的农业主要依靠水利灌溉系统，引用高山雪水浇灌。根据西北地区的具体情况，左宗棠指出“西北素缺雨泽，荫溉和稼蔬专赖渠。”若“西北水利不修，农功阙略，关陇同病，陇又甚焉，”“保民之道，必以养民为先，六府之修，以水利为急”。他提出“治西北者，宜先水利”的总方针，强调“水利为屯政要务”，他对陕西华州知州说：“水利可以养民，先务之急，以次为最。”

左宗棠对于如何加快西北水利建设，提出了许多独到见解，并取得较大的成绩。首先，在从兴修水利的人力使用上，他认为地方兴办水利应实行以工代赈，强调“地方官募民兴修者，亦议给共食，诚以民困甫苏，未可责以力役也”。要求组织农民修水利不可与国家在编的军队一样对待，应当酌给报酬，这实际是一种以工代赈的措施，将国家救济和调动农民修水利的积极性二者有机的结合起来，极大地推动了西北的水利建设。其二、在兴修水利的具体的方向上，他主张“修浚沟洫，宜分次第”。即主张先修干渠，后修支渠；集中力量修干渠，各地组织力量修支渠；其三、从恤民角度出发，主张兴修干渠应以驻军为主力，必要时也可兼顾民工。“皆各防营将领督饬防营兵勇轮替工作，其兼用民力者，给以雇值”。其四，从技术上讲，主张充分发挥先进技术在兴修水利中的作用。例如在治理径源工程时，左宗棠看到“径源之悍激性成，自高趋下，宜非人力所能施”，便委托胡光墉从德国购买一套开河机器并雇佣了几名德国技师。后来虽因种种原因未果，但用机器治理水利仍然是一项创举。

在左宗棠大力兴修水利的举措下，至19世纪末，西北出现了兴修水利的热潮。据《新疆图志•沟渠志》统计，到清朝末年，仅新疆就共修建或疏浚干渠944条，支渠2330条。这些水利工程的建成，增强了西北人民抗御旱涝灾害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和生活条件，有些重要沟渠至今仍在发挥着效益。

二、因地制宜，农牧并举，从根本上改变西北的贫困状况

左宗棠根据西北连年战乱，满目创痍的实情，因地制宜，以农业为中心，农牧并举，全面恢复与筹划农林牧业建设，因地制宜有计划、合理地开发当地的可利用资源，是左宗棠治理开发西部经济的根本举措。在吸取前人西北屯田的教训，左宗棠提倡军屯、民屯并举，尤其提倡大力发展民屯，同时对军屯实行“照粮给价”，使勇丁有利可图，充分调动生产积极性。结果人民争相归附，百姓安定而士兵也“乐事赴功，争先恐后”，尤在实行兵屯、民屯并举，不允许官吏、兵勇欺辱百姓，乃出现了兵民融洽共建西北的壮观景象。这与过去那种只顾取民兵粮，弄得“民不能堪，弃耕避匿”的情况截然两样。

西北地广人稀，农业耕作粗放并且品种单一，缺乏多种经营，尤其缺少经济作物，左宗棠认为这也是当地人民贫困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此只有改变西北大部分地区的粗放经营，提倡精耕细作，才能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以增加收入。他极力提倡开展农业的多种经营，特别是强调种棉织布，栽桑养蚕，以收棉桑之利。认“棉利大兴，不仅民困可解，且能代罂粟之利”，根本改变当地农民以沃土种罂粟以谋利之弊。他曾指示部下从浙江募雇师匠到新疆教习种葚、接枝、压条、浴蚕、煮茧、缫丝、织造等技术，极大地推动了新疆地区的撒桑蚕业的发展。他针对西北地域辽阔，宜耕宜牧，提出在有些地区“拟先以畜牧导民，而令其渐谋耕获”，或搞农牧兼营的主张。又饬令用军饷“购买种羊，发交兵民以收畜牧之利”。

左宗棠的这种因地制宜，农牧并举的实边思想和实践，使当时饱受战乱之苦的西北地区的经济迅速恢复并有所发展，使各地的耕地面积不断增加，丝织棉纺业以及畜牧业也有了发展。

三、以兴教劝学为急需，大力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教育

西北地区地域辽阔，少数民族杂处，各地语言、文字、习俗差异较大，中原汉族的相对先进文化没得到广泛传播，读书识字的人很少，文化落后，人才缺乏，再加上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使西北地区的经济文化处于极其凋敝落后的境地。左宗棠作为早期洋务派的大员，一直比较重视人才的培养，并视为国家由贫弱而富强的根本。他到西北后，尤感当地文化落后，人才缺乏，严重影响着经济建设。他认为要改变这种状况，以求西北的发展，非以“兴教劝学为急”，培养以文章经济取重当世的人才不可。左宗棠到西北上任伊始，就以兴教劝学为急需，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振兴措施，力图改变西北教育落后的状况。

广开义学，增设书院，刊发书籍，普及教育，推广汉族先进文化。左宗棠在同治八年（1869）驻节泾州时，就已非常注意少数民族的文化普及教育，要求地方官员刊发《四书》、《五经》等书籍，兴办义学。在兰州，他率先创办了正德、序贤等4所义学，其中2所专收回民子弟。对于回民，左宗棠主张用中国文教，使之潜移默化。还设有专招回民子弟的书院和义学。在新疆收复后，他还饬令各局员防营多设义塾，刊发书籍，教回民识字，并用楷字仿格，教他们写字。当时共成立义学57处，以重资延教习教习，且回族儿童免费入学，提供书籍笔墨，十分优待。左宗棠对文武官吏和士民的求学问题也很重视，倡导修复和兴办了一些书院，仅从同治八年（1869）至光绪六年（1880）在甘肃新修、重建、修复的书院就有30余所。他还多次拨膏火费，田亩给书院，对学生也采取奖优罚劣的办法促进学习。同治九年（1870），左宗棠关心当时的甘肃最高学府———兰山书院的生存与发展，在百忙中叮嘱甘肃布政使代筹书院师生的日常生活费。在收复新疆时，左宗棠驻扎在肃州指挥大军西征，他还常抽暇到肃州的酒泉书院和师生讨论学问，并捐助膏火。

左宗棠对西北文教事业作得最突出的是刊发书籍。由于西北地域偏远，书源很少，再加上战乱，书源趋于枯竭。左宗棠应各地州县禀请，创设崇文书局、关中书院、迪化书局等出版机构。刊发的书籍，有关于幼童的，也有关于成人的，还有关于田垦农业的，包括大量的有关治国安民、道德教育、文化普及与推广农业生产技术的书籍。左宗棠是想借此振兴西北的文化教育，推广理学思想，特别是向各少数民族传播先进的中原文化与生产技术。

陕甘分闱，拓展士路。为方便甘肃世子，左宗棠在兰州创建了一所贡院“至公堂”，并打破了甘肃虽自1663年从陕西划出自成一省，但200多年来乡试依旧和陕西合并举行，给广大贫困的应试举子带来很大的不便的局面。同时经他多次奏请，每科乡试甘肃可产生40名举人，还可另加录满族士子3名，极大鼓舞了甘肃士子的发奋求学的积极性。为了保证回民士子每两科至少有1人中试，左宗棠奏请清廷批准，甘肃乡试，一科汉回合试，又一科则另用“良”字编号，专取回族士子1名，这样，也使回民世子看到了前途与希望，从而增强了民族凝聚力。虽然左宗棠传播的是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儒家学说和近代的科学文化知识，但他如此热忱地振兴西北的文化教育事业和开发西北民智的做法，对西北经济、文化和社会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为边远落后的西北走向近代化开启了艰难和宝贵的第一步。

四、“因民所利而利”，发展民族工业和边境贸易

热心于近代民族工业，采用新兴的生产技术发展地区经济，发展边境贸易，使“民利仍还之民”，是左宗棠开发西部不可忽略的重要部分，也是左宗棠振兴西北经济的指导思想。在洋务派官僚中，左宗棠对发展近代民族工业、商业和商办企业是非常热心和开明的。早在他任闽浙总督时，就开办了我国近代第一座军用造船厂———福州船政局，他了解西方科技进步的威力，体验过使用先进技术的甜头。他在西北创办了兰州机器局、兰州织昵句等近代工业企业，这些企业最初主要用于军事，到后来战士基本结束后，立即将其转向民用生产，这些企业开启西北地区近代化的第一步。在探查和开采生铁、煤炭、砂金等矿产资源方面，左宗棠始终提出“与民争利，不若教民兴利之为得”，使“民利仍还之民”的主张，始终坚持“听民开采”，由商民自主的方针，“因民所利而利”，以避免贪官污吏从中盘剥。他提出：“官办开其先，而商办承其后”的方针，逐步实现企业由官办到民办的过渡。后来他又提出倡导企业商办的主张，特别强调商办企业的独立性，企业应由投资者自己管理，政府“只收岁课”，这些主张无疑有助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

左宗棠主张疏通商品流通，加强边境贸易为富民之路。他认为“耕牧之外，利擅商贾”，政府的责任则在于疏导，使之畅通无阻。“求民利先求不扰”，不扰即可得利，如再能“去其中饱，则弊除而利自己”。据此，左宗棠对贸易、惠工、恤商等也十分重视，对于他们给政策，给资金倾斜，改革不合理的税收、厘金制度，排除阻碍近代工商业发展的阻力。同时还多次派人与俄国交涉，试图开辟西路通商，发展西北陆路的外贸业。他对从西北陆路与外国贸易的前景进行分析，认为贸易的直接对象是俄国，如与其互市，“行销既以土物易金银，于百姓生计无损而有意”。俄国以“互市为利者，在销中国之货”，对中国将是非常有利的。

五、注重植树造林和环境保护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这句诗的前二句是人们思咏左宗棠的豪情气概，后两句是讴歌湖湘子弟改造王之涣笔下“春风不度玉门关”的西北恶劣环境的丰功伟绩。左宗棠经营西北期间，虽然没有自觉地、明确地提出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的设想和计划，但他大力推行植树造林，引种桑棉，保护道路，美化市镇，改善生态环境等举措，在实际上不自觉地起到了保护和改善西北生态环境的作用，使西北脆弱的生态环境免遭进一步的破坏，从而有利于西北地区的可持续发展。

指挥军民栽种行道树是左宗棠绿化西部的主要政绩，也是治理西北环境的第一步出于军事上的需要，他主持修建了一条从潼关开始直达新疆哈密、乌鲁木齐长达三四千里的官道。为了巩固路基，“限戎马之足”和供给夏时行旅荫蔽，他命令西征将士在官道两旁植树一、二行甚至四、五行。左宗棠不但让西征大军植树，还鼓励地方官民大力协助植树，并根据西北各省的自然条件，主张多种适宜性强的杨、柳、榆等三种树。通过西征将士和广大各族人民的艰苦努力，左宗棠在西北种植行道树取得了可观的成绩。据记载，从陕西长武境起到甘肃会宁县东门这长达六百里的道路间，历年所种活的树木，就有二十六万多株。“湘军所植道柳，除戈壁外，皆连绵不断，枝拂六霄，绿荫行人”。植树对于保护西北的生态环境，防风治沙，保护道路，防止水土流失和调节气候，都起到了较好的作用，极大地改善了西北人民的生存环境。经左宗棠整治后，原来大漠冷落，千里平沙的大西北出现了“浓荫蔽日，崔帷连云”生机勃发的景象。人们称西征大军所植之树为“左公柳”，并在左宗棠墓前的碑文上刻道“秦川陇道，塞柳长青”，以思“左公柳”的勋业。

此外，左宗棠还非常重视城镇的绿化。在西北期间，他每到防营检查时，都鼓励部下在驻营的路旁、河边、屋场角等处种树栽花，尤其注重在驻节的城镇周围种树。他还从江南引种桑树，大力发展生态经济林，十分重视对树木的保护，严禁官吏、士兵和百姓毁坏林木。并以身作则，带头植桑，树立榜样，以鼓励兵民植树，被世人称为“开辟奇谈，古今美利”。

左宗棠作为洋务派代表人物、近代优秀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他开发和建设西北，因地制宜地兴修水利，植树造林，农牧并举，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和文化教育，推广近代工业和商业贸易等思想和实践活动都体现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历史责任感，为中华民族的统一和发展写下了壮丽的一页。虽然他的许多举措受当时的时代背景、历史条件和阶级立场的局限，他的许多措施也人亡政息，未竞全功。但左宗棠开发大西北的思想和具体实践，建设边疆的宏图壮举，对我国西部的近代化历程产生过巨大影响，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其中的许多经验对我们今天的西部大开发仍具有积极的启迪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