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对曾国藩作出十分恰当的评价，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在中国近代史上，曾国藩也许是最有争议的人物，褒贬不一，毁誉各异，令人无所适从。褒者有如梁启超，说他“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是有史以来中国乃至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物”（《饮冰室文集》），捧得比天还高。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则说“曾文正为中国历史上最著名人物，同辈莫不奉谓泰山北斗”，“可称完全之真君子而为清代第一流人物”。郭斌和在《曾文正公与中国文化》文中则谓，曾国藩是“我国旧有教育理论与制度下所产生最良之果之一。故能才德具备，文武兼资。有宗教家之信仰，而无其迷妄；有道德家之笃实，而无其迂腐；有艺术家之文采，而无其浮华；有哲学家之深思，而无其凿空；有科学家之条理，而无其支离；有政治家之手腕，而无其权诈；有军事家之韬略，而无其残忌。西洋历史上之人物中，造诣偏至者固甚多，然求一平均发展，道德、文章、事功三者之成就与文正相比者，实不数数观”（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四日天津《大公报》）。在他们看来，曾国藩就是“圣相”，是“古今完人”。而贬者却又把他贬入十八层地狱，如章炳麟说，曾国藩者，“谳之则为元凶”，“死三十年，其家人犹曰：吾祖民贼。悲夫，虽孝慈孙百世不能改也”。还有人说，“曾国藩是封建中国数千年尤其是两宋以下封建统治阶级一切黑暗精神的最大体现着，又是鸦片战争后百年来一切对外投降对内屠杀的反革命的汉*刽子手们的安内攘外路线的第一个大师”。这里，曾国藩又是一文不值、不足称述的人物。如此毁誉两极加于一身，不能不说是一大历史公案、一种令人难解的“曾国藩现象”。

过去的历史学家，有点象法官，总要对历史人物进行裁决，但裁决的依据却往往不是事实，或者说是不全面的事实、或者说完全以政治斗争的矛头指向为转移，这样的“盖棺定论”不是失之偏颇，就是根本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如何认识曾国藩这位复杂的、具有影响的、在中国近代史上起过关键作用的历史人物？我们说“理解”。法国著名历史学家马克布洛赫曾经说过：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同样，理解也是我们给曾国藩以比较恰当的历史定位的必要前提。

要理解，就要有所体验、有所沟通，就要回归历史。就是说，不要以当代人的眼光或标准去审视近代人物，而应当把曾国藩置于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去加以认识、充分理解。

   理解不是评判的标准，要给曾国藩以恰当的历史定位，必须在理解的基础上作出评价。过去，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是政治斗争，那时荒唐年代的荒唐标准，不足为训。随着经济领域的复苏与活跃，理论界把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视为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评价历史人物进步与否，要看其是否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这没有错。但相对于丰富多彩的人类历史活动来讲，纯粹物质性的、经济性的生产力一维标准未免显得简单化。业师茅家琦先生教导说，判断一个历史过程或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是否进步，要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政治民主化的程度和人身的全面发展程度这“三维标准”的综合量。生产力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它的进步为政治民主化和人性的解放提供了可能性；政治民主化是社会进步的手段，它为生产力和人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并制约其发展水平；生产力中最具革命的因素是人，民主政治中最活泼的因素也是人，没有人的文化、教育、科学技术、思想、人格、道德等方面的素质的提高，生产力就不可能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民主政治也就无从说起。这个三维标准就是我们理解、评价曾国藩的标尺。

曾国藩一生从事的活动很多，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我们不可能面面俱到，一一作评。这里仅就本书及内容，作一小结。

曾国藩一生做了两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一是镇压太平天国革命，二是办洋务。而这两件大事，正是评价曾国藩问题的焦点，我们没有理由回避。

就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来说，有人就提出，要全盘否定太平天国革命，为曾国藩翻案，理由是洪秀全把西方基督教移植到中国，如果成功了，将会把中国拉回到中世纪最黑暗的神学时代；曾国藩把太平天国革命镇压了，使中国避免了一次历史大倒退。因而应该全盘肯定曾国藩。这种观点，太过偏激，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太平天国革命固然留下许多教训，如宗派思想、保守思想、安乐思想以及对孔子思想和中国传统文化作简单粗暴否定等，但其反帝反封建的历史进步倾向却不容抹杀。更可贵的是，太平天国领袖们提出了发展生产、改良政治的方案，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洪仁玕新政”。一八五九年干王洪仁玕作《资政新篇》，经洪秀全批示后颁布。这是一项充满时代气息、体现社会进步趋势的纲领性文件，其核心内容就是向西方学习，发展资本主义，兴办近代工矿企业，开办银行、保险事业，兴办近代交通，改革社会习俗等。对洪仁玕描绘的发展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蓝图，洪秀全表示支持，批示中明确指出，“钦定此策，杀绝妖魔，行未迟”。可以预料，如果太平天国革命取得成功，中国完全可能步上近代化道路，用三维标准衡量，这是符合世界历史发展大势的进步潮流。由此可以说，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无论如何是不能肯定的。

曾国藩，谁都不否认，是“旧有教育理论与制度下所产生最良之果之一，是旧教育中之特产人物”，因而有着浓厚的正统思想、忠君意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情境，他投笔从戎，担起戡平大乱大任，这也是符合逻辑、顺理成章的事，不值得大惊小怪。如果能理解这一点，可能就不会责之过苛，将其一棍子打死。

曾国藩以一个儒生，居然把燃烧大半个中国的太平天国革命的熊熊烈火扑灭了，这是有他成功的经验的，书中作过总结。如果用第三只眼睛来看，这也是中国军事武库中的一笔财富。毛泽东就曾经说过：“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美无缺，设使易以他人，岂能若是？”（引自《西学东渐记》）毫无疑问，曾国藩在中国军事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曾国藩所做的第二件大事情就是办洋务。

传统观点认为，洋务运动的目的是镇压农民革命，维护腐朽的清政府封建统治，这种看法极端片面，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摒弃。

洋务运动时在农民革命的大风暴肿产生的，有绞杀农民革命的一面，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更重要的是，它是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开端，使中国有闭关走向开放、由传统走向近代的里程碑，从这点上说，它是具有相当革命性的历史变革。洋务运动把“师夷长技以制夷”从纸上、口头上变成行动，使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社会结构及社会面貌发生了变化，中国社会历史前进了一大步。而曾国藩则是洋务运动的发起人、倡导者和积极实践者，是“洋务运动之父”，厥功甚伟。经他之手，开办了中国第一家近代军事工厂，制造出中国第一艘轮船，办起中国第一家大型的多功能的近代工业基地，建立了中国第一个翻译馆，派出了中国第一批留学生，仅此数端，曾国藩可谓成就辉煌。

曾国藩曾经说过，要富国强兵、抵御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弹，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就是说，在三维方面都能有所作为。曾国藩办洋务主要从物质层面入手，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开办技术学校、设翻译馆传播西学、派留学，这对人才的全面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至于政治民主化方面，实在没有作出什么成绩。当时中国近代工业发展还很有限，近代资产阶级还没有形成，政治变革的时机没有成熟，当然不可能要求出自旧营垒的曾国藩革新政治。但随着中国近代工业化的发展、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崛起，政治民主化势在必行，从这方面说，曾国藩是有奠基之功的。所以，用三维标准来衡量，我们完全可以说曾国藩对中国历史作出了重大贡献。

在当时，外交是洋务的有机组成部分。曾国藩在外交上争议最大的莫过于“天津教案”。曾国藩被骂为“卖国贼”，弄到举国欲杀的地步。其实，“和”、“战”都是解决问题的必要手段，能战则战，宜和则和，这要看具体的历史条件和综合国力。但中国自古就有以和为耻、以战为荣的偏见，影响深远，成为臧否人物的标准，这也是曾国藩所深知的。他在致李鸿章书中就痛心地说：“自宋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有识者虽知战不可恃，然不敢一意主和。”曾国藩所以力保和局，是因为中国不可以战，这是可以理解的。天津教案虽然办成一次屈辱性外交，但却赢得暂时和平，保证了中国走上近代化的道路，这是值得的。“拚却声名以顾大局”，在当时，恐怕也只有曾国藩敢如此作为，这也正是他的伟大之处。由此观之，“卖国贼”的帽子无论如何应该摘掉，不仅如此，而且应该给予充分的理解、谅解，不应该超越历史，横加指责。

作为一代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曾国藩又自己的准则，他曾概括为“八本”、“三致祥”。八本为“读书以训诂为本，作诗文以声调为本，事亲以得欢心为本，养生以少恼怒为本，立身以不妄言为本，居家以不晏起为本，做官以不爱钱为本，行军以不扰民为本。”三致祥为：“孝致祥，勤致祥，恕致祥。”这里面就有丰厚的内容，值得我们认真总结。

曾国藩是一位具有复杂多元影响的历史人物。“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人们自然可以从不同的侧面、选择不同的角度进行透析，各抒己见，但不要忘了：“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