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左宗棠西部开发思想之背景

左宗棠（1812～1885），字季高，号朴存，湖南湘阴人，为清末四大名臣之一。清同治五年（1866）九月，左宗棠任陕甘总督，中国西部的近代历程便紧紧地和他的名字连在一起。光绪元年（1875）三月，左宗棠力排众议，以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于光绪四年（1878）正月收复被阿古柏和沙俄蹂躏长达十余年除伊犁以外新疆全部领土。在任期间（1866 ～1881），左宗棠同时对西部各省特别是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进行了大规模的综合开发治理。

左宗棠“引边荒艰巨为己任”，早在22岁时（1834），即在《癸巳燕台杂感》作诗评述时局说：“西域兵车不计年，当时立国重戍边。橐驼万里输官稻，砂碛千秋此石田。置省尚烦他日策，兴屯宁费度支钱。将军莫更纾愁眼，生计中原亦可怜。”对西部地区的严峻局面及如何经略西北提出了独到的见解。左宗棠经营的西部范畴是指古丝绸之路经过的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省。西部地区历来被视为蛮荒之地，唐代的魏征、狄仁杰曾视西域为朝廷累赘，主张放弃。明代朱元璋命令冯胜修筑长城，就连玉门关也划在城垣之外。乾隆二十年（1755）清廷开始勘定西域，二十四年（1759）改西域为新疆，其大部分政务仍隶属于陕甘总督。同治之后，西部政局动荡不安，可谓“糜烂之局”：太平军和捻军进入陕甘；陕甘回、汉构衅；新疆南北两路之变，使得清廷上下穷于应付。顾炎武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陕西之为陕西（当时应包括甘肃在内），固天下安危所系也。”纵观中国历史，陕甘两省虽在西北偏隅，而一治一乱关系全局。鸦片战争以来英、俄对我国西部的觊觎，更使得西部地区各种矛盾日趋尖锐，西部政局几十年大部分处于瘫痪状态，左宗棠对此甚为忧虑。

历代用兵西部，主要目的在于平乱，平乱之后又仅仅实行羁縻政策，很少去彻底改造、开发，总在征服、羁縻、放弃之间徘徊。因而人们大都知道左宗棠是爱国将领，却鲜有人知道他亦是开发西部的有功之臣。在当时“海防”与“塞防”之争中，左宗棠力举经略西北，提出“海防善后事孔急，将士还需猛着鞭”，渴求“提戎敌忾放前驱，马蹄蹴破天山雪”。同时，左宗棠认真研究《天下郡国利病书》《读史方舆纪要》《新疆识略》《海国图志》，了解西部险要扼塞、风土人情及边境国际形势，又从自汉武帝后历代经营西部的策略中消化前人的良法美意，尽量避免重蹈覆辙，实行平、治结合，综合开发治理西部。

二、左宗棠西部开发思想之内涵

左宗棠在开拓和建设大西北的实践中，形成了他独到的西部开发思想。

第一，主兴屯田，以农为本。由于当时自然灾害严重，战事频繁，而使饥荒荐至，人口锐减，农业生产日趋衰退。左宗棠用兵新疆时，考虑到“自古用兵西部，从无内地筹粮筹运之事”，如果就地取粮，“即省转运之劳，复获生产之利”，所以他“初议西事，主兴屯田”。清初新疆南北两路早已实行屯田，原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景廉、哈密办事大臣文麟等，都曾命令官兵屯田，但收效不佳。左宗棠认为：“关外诸军之以屯因为言者，其志不在恤民，不在济军，惟勒派取盈以顾目前。”他们预借屯民种子，秋后四倍取于民，“民不能堪，弃耕避匿”，使得田亩荒芜。为调动军队屯田的积极性，他强调在开垦中必须严格管理、赏罚分明，兼顾国家、士兵、百姓三方面的利益。“每日出队耕垦，均插旗帜分别勤惰”，而“最要是照粮结价，令勇丁均分，庶勇有利可图”，“营、哨官出力者，存记功次优奖，否则记过。”这样“各营勇丁吃官粮做私粮，于正饷之外，又得粮价，利一；官省转运，利二；将来百姓归业，可免开荒之劳，利三；又军人习惯劳苦，打仗更力，且免久闲，致生事端，容易生病，利四”；关于民屯，左宗棠认为“徒靠兵力兴屯，一年不能敷衍一年，如何得济”，只有民屯才是军粮的主要来源。办好民屯，应注意“由官给赈粮，给种籽，牛力，秋后照价买粮”，使当地农民有利可图；还要整饬军纪吏治，“用廉斡而劳苦之人，分地督察，勿任兵勇丝毫扰累，勿于银粮出纳人时稍有沾染”。这样才能使农民安心劳动，“地避民聚，而军食可充”。

兵屯民屯并无绝对界限，二者相辅相成。人口少则多军屯，流亡农民归则让出一部分熟田民屯，并且新疆战事结束后，兵屯土地仍旧交给转复归来的农民继续耕种。这样“民归旧业，各安陇亩”，所种田亩为世产，“官军开荒，于军粮有裨，于民人之故业无损，而民人复得免开荒之劳”。兵屯与民屯相得益彰，效果显著，张曜屯驻哈密，垦地二万余亩，岁获数千石，徐学功驻屯绥来，收获稻谷四五十万斤。参赞大臣锡纶在北山边隘及巴尔鲁克山等处，以屯代防，收粮万石左右，1878年清政府重新开始征收赋税，征粮二十五万三千一百石，1879年征粮增加到二十六万一千九百石，1880年增到三十四万七千二百余石。而此前新疆岁纳米粟仅十四万三千余石。屯垦“办之用兵之时，以省转馈。办之事定之后，以规久远”。

根据西北地区的自然条件，左宗棠还提倡多种经营，除注意发展粮食生产外，还主张栽培经济作物。因鉴于当时“甘、凉一带及笄之女且无襦绔，犹如昔时”。劝谕“农民广种草棉，设局教习纺织”。同时，也注意技术的推广，在同治十三年正月（1874年春）刊刻《种棉十要》《棉书》，分发陕、甘两省，“谆饬官吏士民一律切实经理”。新疆南部气候温和，“土沃泉甘，环庐树桑”，和田人以擅长蚕织而著称，所织绢素大绸和回回锦绸，最负盛名，且运往各地销售。但由于战争的破坏，已不成气候，其它地方虽有桑树但很少养蚕。左宗棠认为“天生美利，人自弃之，良为可惜”，积极主张发展蚕桑丝织事业。他根据陈榕门的《广行山蚕檄》开列了五种可养山蚕的树：槲树、橡树、青红树、柞树、椿树，并分别注明这些树的形状、特征，要求各地方“查养蚕、缫丝、织造等技术推广至关外，认为“俄商及边商皆垂涎川丝之利，蚕事一兴，则蜀利归于新疆，民可使富也”。并且“移浙之桑，种于西域”。“饰幕雇湖州士民熟习蚕务者六十名交委员祝应焘由籍管领，并带桑秧、煮茧、缫丝、织造诸法，自安西、敦煌、哈密、吐鲁番、库东，以至阿克苏各设局授徒”。由于左宗棠对桑棉的大力提倡，西北地区棉花产量大增，蚕织蒸蒸日上。仅以新疆和田为例，种桑树达三百万株，岁销英、俄茧二十七万斤、丝八万斤。由于蚕丝质地不断改善，“商人争相购买，茧价亦每斤由银一钱五分涨到三钱二三分”。

此外，由于西北大部地处高寒，适宜发展畜牧业，左宗棠认为“西北之利，畜牧为大，而牧利又以羊为长，其毛可织，其皮可裘，肉可为粮，小民日用所必需也。何必耕桑然后致富！长民者因其所利而利之，则讲求牧务，多发羊种宜矣！”光绪初年，他又指示甘肃佛坪厅县丞张鸿绩：“佛坪老林既开，厢匪亦绝，则蔗草蕃芜，可知地宜畜牧必矣！盍急图之！”在给署镇迪周崇傅的批札中再次强调：“边塞以畜牧之利为大，先择水草便宜处所，查明户口，酌量成本数目，禀请核办。”并明令在发给牧民羊种时，“所领成本分作三年摊还，不取息耗”，以劝民牧羊。

第二，兴修水利、修路架桥。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干旱的西北地区尤为重要。由于西部“水利不修，农功阙略，关陇同病，陇又甚焉”的情况，左宗棠认为：“保民之道，必以养民为先，六府之修，以水利为急”。他一到西安，就指示华州知州：“水利所以养民，先务之急，此为最切”，认为“甘肃治法，以均赋税、兴水利为首务，能事事讲求实际，地方必有起”。针对西部气候、地形等特点，他认为“西北素缺雨泽荫溉，禾稼蔬棉赖渠水，地亩价值高下，在水分之多少，水足则地价贵，水细则地价贱。治西北者，宜先水利；兴水利者，宜先沟洫，不易之理。惟修沟洫，宜分次第，先干而后支，先总而后散，然后条理秩如，事不劳而利易见”。

在左宗棠的支持下，西北地区修复或新开了大量的渠道。在宁夏他拨款修通了汉渠，在河州支持王德邦引抹邦河水灌溉田亩，在西宁命地方官调查修复荒废渠道；在河西走廊命张掖开渠七道，并修复马子渠五十六里，灌田六千八百多亩；在秦州，知州陶模新开陈家渠，毛缑家渠、张杨家渠、河边渠等四条渠道，连同以前的石渠，共灌田数千亩。通过开挖修浚渠道，修造水车、水磨以兴水利，发挥自汉唐以来“天下黄河富宁夏”的优势。光绪三年（1877）西北大旱，左宗棠又在陕甘大力推广凿井灌田，并指示陕西巡抚谭钟麟“以工代赈”。甚至他还准备在甘肃试办机器掘井，并写信给上海的胡光墉，要他“购掘井、开河机器，并请雇数洋人，派妥匠带来甘”。收复新疆时，左宗棠支持张曜在哈密修复石城子渠；又分别在巴里坤、石城子、乌鲁木齐、玛纳斯、吐鲁番、喀刺沙尔、库车、库尔勒等地修复坎儿井和渠道。据统计，到光绪后期，仅新疆即修整和新修干渠九百四十多条，支渠二千三百多条，坎儿井一百八十五处，灌溉面积达一千一百多万亩。

西部地区自古是东西方陆路交通要道。而西部因水道不利于航行，行旅商贾，财货转运，差不多全靠车驼，于是筑路就显得格外重要。左宗棠经略西北，非常注意交通要道基础设施建设。在西征过程中，左宗棠为调动大队人马，转运军食，传递文报，从潼关开始筑路，由东而西，横贯陕甘两省，大军进入新疆后，其筑路继续西延，北路一直到了喀什噶尔。但在西部筑路往往需要穿越崇山峻岭，且坡度太陡，动辄数千尺，在经过山洪冲刷地带、河流泛滥区时工程更大，故凿山通道和逢沟架桥便是两项艰巨任务。左宗棠率领湘军先后修建大小桥梁六十余座，筑路二千余里，并在各处设立驿站，方便行人商贾。在张曜督率嵩武军凿山开路，打通从哈密经天山到巴里坤的险道后，左宗棠曾作《天山扶栏铭》勒石纪功：“天山三十有二般，伐石贯木树扶栏。谁其化险贻之安，崇武上将唯桓桓。利有攸往万口欢，恪靖铭石字龙蟠。戒毋折损毋钻刮，光绪二年六月刊。”左宗棠虽出于西征目的而修路架桥，但这对加强西部各地区的联系，特别是西部和内地之间的联系，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起了客观的推动作用。

第三，开办工厂，促进近代化进程。左宗棠是洋务运动的地方实力派，他在西征过程中给封闭的西部地区带去了近代化的信息，播下了近代工业的种子。同治十二年（1873）春，左宗棠在兰州南关设立一个小型兵工厂———兰州机器局，调派对制造兵器造诣颇深的总长赖长负责从广东、浙江等地区招聘熟练工人到机器局工作。该局除改造中国的旧式火器外，还能“仿造布国（普鲁士———引者注）螺丝炮（即复线炮———引者注）及七响枪”，“与布国无殊”。同时，他又于光绪元年（1875），在兰州建立火药库，就近供应军火。

接着他又创办“兰州织呢总局”（又称“兰州机器制呢局”“甘肃制呢局”）。光绪三年（1877）冬，兰州机器局赖长用自制水轮机试制成呢片一段给左宗棠呈验，左对此大为赞赏：“竟与洋绒相似，质薄而细，甚赖穿著，较之本地所织褐子，美观多矣。”在赖长建议下，左宗棠于光绪四年（1878）写信给上海采运局委员胡光墉，要他在购买开矿、掘井、开河机器的同时，“购办织丝、织布火机全副，到兰仿制，为边防开此一例”，希望“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华织成呢片，普销内地，甘人自享其利，而衣褐远被各省，不仅如上海黄婆以卉服传之中土为足称也”。经清廷批准后，这批从德国购买的织呢机几经辗转，直到光绪六年八月十二日（1880年9月16日）才开工生产，结合当地畜牧业资源，建成了我国第一家机器毛纺厂。更值得注意的是，左宗棠还力主在地广人稀的新疆使用农业机器，《申报》曾以《论新疆购用耕织机器》为题发表评论：“今观左爵相购机器一事，则又知爵相加意民事，而又能随地之宜，因时之利，其意之良而法之美，盖不胜心服焉。”

如果说兰州机器局是为了军事目的而设立的话，那么兰州织呢局则是纯粹的民用工业，这在西部地区发展史上是一件大事，它给西部地区带去了近代工业的春风，促进了西部地区民族工业的发展，为西北近代工业的发展培训了技术骨干，并留下了宝贵的遗产。兰州织呢局后虽曾几度停产、恢复，据有关调查，解放后兰州第二纺织厂的建立，就是以原来的两台顺毛机为基础。

第四，植树造林，改造自然环境。戈壁、沙漠、黄土构成西北重要的自然地理特征。左宗棠经营西部时，有志让这个地域辽阔、气候干燥的大漠地带披上绿装，变成塞上江南。于是命令湘军一面进军，一面筑路，道旁种植柳榆等树。左宗棠从发展农业到进行水利建设已意识到环境对西北经济的制约性，改善西部环境最重要的是植树种草。他和他率领的湘军，在西北地区开展了一系列的“绿色活动”，在西征的路上造了一条长长的绿色长廊，完成了一条由潼关到嘉峪关三千七百余里长的干线，另外还有许多支线，全长当超过万里。沿途植树，按《左文襄公全集》所录，仅从陕西长武境界到会宁县止，六百多里内历年种活的树就达二十六万四千余株。其余可考的还有：安定境内十万六千多株，皋兰境内四千五百多株，环县境内一万三千多株，安化及镇元境内一万二千多株，狄道境内一万三千多株，平番境内七万八千多株。此外，左宗棠在署衙内外也种树一千多株，并在所修的柳湖书院内外种活树一千二百多株。

据清陆无誉所著《西笑日觚》记载：“左恪靖命自泾州以西至玉门夹道种柳，连绵数千里，绿如帷幄。”这就是今天所称的“左公柳”。光绪六年（1880）左宗棠自哈密东归，他所看到的已是“道旁所种榆柳，业已成林，自嘉峪关至省，除碱地、砂碛外，拱把之树，接续不断”，“兰州东路所种之树，密如木城，行列整齐，”可见造林已初见成效。后人不欲负左宗棠当年一番倡导之苦心，在沿途曾树有这样一种榜示：昆仑之墟，积雪皑皑。杯酒阳关，马嘶人泣。谁引春风，千里一碧，勿剪勿伐，左侯所植。后任新疆巡抚的刘锦棠评价说：“师行万里沙碛之地，虽酷暑严寒必居营帐，与士卒同甘苦……垒旁隙地，悉令军士开垦，荒芜既辟，招户承种，民至如归。城堡、桥梁、馆舍，每乘战事余暇修治完善，官道两旁树株遍植，迄今关陇数千里柳荫夹道，行旅便之。”建国后，作为西北地区生产建设兵团的重要领导人王震说：“解放初，我进军新疆的路线，就是当年左公西征走过的路线。在那条路上，我还看见当年种的‘左公柳’……左宗棠西征是有功的，否则，西北大好河山很难设想。这些记叙，应是对左宗棠植树造林的最好评价。左宗棠在当时开发西部时，已察觉到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相联系是难能可贵的。如今“左公柳”多被采伐，所剩无几，殊为可惜。

第五，兴建义塾，重视人才培养。左宗棠作为初期洋务运动的重要代表，比较重视人才的培养，并视为国家由贫弱而富强的根本。到西北后，尤感当地文化落后，人才缺乏，严重影响经济建设。要改变这种状况，以求西部的发展，非以“以教劝学为急”不可。这是左宗棠为开发西部推行的文化教育政策的主要内容。在任陕甘总督时，于西安设书局，刊刻六经，同时还倡导修复和兴办了一些书院。从同治八年（1869）至光绪五年（1879），甘肃一省就先后兴办书院约二十所，修复约十五所。此外，左宗棠还命令地方兴办“义学”，仅光绪元年，兰州即重修“义学”四所（其中两所专门招收回民子弟），五年后增至十六所，其他各府、州、县亦兴办“义学”近三百所。左宗棠在西征过程中，深感西部少数民族较多，与汉人彼此捍格不入，官民隔阂，政令难施，其症结就在于一切民政事宜均经辗转通译，不免壅弊，要消除这种弊病，必须从文化教育入手。他指示各善后局广兴义学，重金延聘教习，月薪达六七两之多。又刊发《千字文》《三字经》和《百家姓》等启蒙读物。收复新疆后，他还在乌鲁木齐开设书局，刊印书籍。“所费不赀，皆仰给于公家”。截至1880年5月，新疆就兴建义塾三十七处，为启迪民智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其时，陕甘合闱，闱所设在西安。甘肃生员赴陕应试，受尽跋涉之苦，所费不资，能抵陕完试者寥寥。据此，左宗棠力举陕甘分闱，并于1873年奏准在兰州建立甘肃闱所。虽然对张掖、酒泉以迄新疆，上述跋涉之苦仍然存在，但毕竟还是解决了一些问题，结束了甘肃生员爬山涉水，千里迢迢赴西安乡试的局面，对西部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人才的登进都有积极的作用。这种从教育入手振兴西部的思想，反映了左宗棠的远见，这些举措与左宗棠任闽浙总督时即建书院、刻六经、养士劝学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联系前边所述的开发西部的实践活动中，左宗棠主张引进外国先进的生产技术，提高生产力以发展经济；学习掌握先进技术，培养技术人才以求进一步发展，这都是其“经世致用”思想在西部开发的运用。

三、左宗棠西部开发之历史评价

左宗棠经略西北，开发和建设大西部，一个重要的心愿便是“思规百年之安，不敢急一时之效”，因此，他的思想带有基础性、全局性、综合性等特点。光绪五年（1879），杨昌浚应左宗棠之约游历西北，见道旁柳树，即景生情，赋七绝一首：“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这首诗改造了唐人王之涣所吟《凉州词》中“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二句，赋予新的意境。全诗既热忱地歌颂了清军收复新疆的巨大功绩，又对左宗棠作了高度评价。清末陕西醴泉人宋伯鲁（字子纯）在其《西辕琐记》中咏左宗棠云：“左侯崛起中兴日，誓扫天骄扩帝仁。万里舟车通绝域，三湘弟子尽功臣。凤林鱼海春风远，王塞金城柳色新。今日西陲需保障，九原谁为起斯人！”同样对左宗棠经略西部的历史贡献作了高度赞扬。

民国年间，秦翰才对左宗棠的西部开发思想进行了系统的评述，他说：“文襄公以新疆为我国生命线，有以甘肃———包括现在的宁夏和青海———和陕西为经营新疆的基地。他明了国际危机，他懂得内在的乱因。所以他于以武力收回这一地区后，更加苦心经营。他筑路，筑城，改兵制，制造新兵器，一面巩固国防；他开辟河渠，提倡种棉织布，育蚕缫丝，以机器织呢，一面开发资源；他设书院，设义学，刊发书籍，一面又发扬文化。现在西北形势的重要性，没有变更。我们要建设西北，要保持西北，那末，开发资源和发扬文化，都得同时并进。”

王震说：“左宗棠在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历史情况下，力排投降派的非议，毅然率部西征，收复新疆，符合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是爱国主义的表现。”“要尊重历史，实事求是，对历史人物要恢复其历史的本来面目，凡是对国家民族有功的人，都应该给他以应有的历史地位。”

今天开发中的西部地域概念，已远远超过左宗棠经略西北的范围，时代所赋予的历史任务也大为不同。不可否认，左宗棠关于西北的种种设想、步骤、措施，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打上了深刻的时代烙印。以现有的科学精神来审察，其中未免有一些不现实的成份，但其中包含的合理内核，仍是一份珍贵的思想遗产，通过创造性转型与批判性重建，对我们今天的西部大开发仍有着积极而有益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