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70年代，左宗棠在率军西征阿古柏收复新疆期间，提出了新疆设立行省的主张，设计了“以修浚河渠、建筑城堡、广兴屯垦、清丈地亩、厘正赋税、分设义塾、更定货币，数大端为最要”的战后开发方案。这些主张由于受到清政府的肯定与支持，以及首任新疆巡抚刘锦棠的实力兴办，新疆出现了持续二三十年的稳定局面和开发热潮，这在中国近代边疆开发史上是不多见的。有关这次新疆开发的经过与成效，史学界已有不少论述，而对于左宗棠开发新疆的思想还缺乏系统深入的探讨。本文拟对左宗棠的新疆开发思想作一肤浅论述，以求有助于西部开发史的深入研究。
新疆收复之初，疮痍满目，百废待兴。左宗棠审时度势，因地制宜地提出了一系列治理和开发新疆的主张。这些主张集中反映在他西征期间的奏稿和给部属的批札信函中。左宗棠的新疆开发思想内容十分丰富，历史实践证明比较切合新疆实际，且行之有效，影响深远者，其大要有五，即以兴农实边为中心，以水利建设为基础，以社会稳定为保障，以兴学育才为根本，以经济手段为引导。现分端论次于后。
一、以兴农实边为中心
新疆战乱之后，天山南北举目荒凉，人民流离失所，田地“鞠为茂草”，粮食奇缺，百物昂贵。尽快恢复生产，安辑流亡，是稳定社会秩序的迫切需要。加之十万大军西征，清政府已为军粮军饷问题焦头烂额。新疆甫经收复，朝廷内外撤军节饷之议随之蜂起，而左宗棠从巩固新疆防卫的需要出发，坚决反对大量裁撤防军。解决驻军与粮饷的尖锐矛盾，也迫使左宗棠把兴办农业放在战后开发的中心位置去考虑。另外，左宗棠主张开发新疆从发展农业入手，也是吸取了历史上开发新疆的成功经验，特别是林则徐屯垦实边的思想对他影响尤为深刻。
左宗棠以发展农业为中心的新疆开发思想，早在1875年初已经比较明确地表达出来。他在《复陈海防塞防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中，主张在“乌垣南之巴里坤、哈密，北之塔尔巴哈台各路，均应增置重兵以张犄角。精选良将，兴办兵屯民屯，招徕客、土，以实边塞”。1877年清军收复乌鲁木齐、吐鲁番后，左宗棠兴农实边的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他在《遵旨统筹全局折》中说，“新疆全境向称水草丰饶，牲畜充牣者”，自战乱以来，天山北路“汉、回死丧流亡，地皆荒芜。近惟奇台、古城、济木萨，商民、散勇、土著民人，聚集开垦，收获甚饶。官军高价收取，足省运脚。余如经理得宜，地方始有复元之望。南路各处，以吐鲁番为腴区，八城除喀喇沙尔所属地多硗瘠，余虽广衍不及北路，而饶沃或过之。官军已复乌鲁木齐、吐鲁番，虽有驻军之所，而所得腴地尚不及三分之一。若全境收复，经画得人，军食可就地采运，饷需可就近取资，不至如前之拮据忧烦，张皇靡措也”。其后，他在《复陈新疆情形折》和《办理新疆善后事宜折》中，也把大兴屯政，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放在新疆开发的中心地位反复加以强调。
左宗棠开发新疆农业的思想有以下特点：
其一，主张屯垦与民耕同时并举。左宗棠认为，新疆农业生产的恢复发展，单靠大兴屯政是不够的，而应同时依靠地方各族农民。因此清军每收复一地，他都要强调招集“土、客民人及遣散勇丁，领地耕垦”。在乌鲁木齐地区，他支持署镇迪道周崇傅，对当地百姓“频年散给耕牛、种籽，酌发赈粮，广示招徕”；在哈密，他指示驻军首领张曜认真考察战乱之后维吾尔族农民“见存若干”，“其力可耕垦，无籽种牛力者，酌其能耕地若干，分别发给，令其安心耕获”；在南疆，每进克一城，左宗棠即会商刘锦棠，拣员设局办理善后，“招集流亡，筹给牛、籽、农具”，“使之尽力耕作”。左宗棠还主张，兵屯开垦出的荒地，如有原主认领，应予归还，“其始虽名兵屯，然地仍归之民，不得谓为兵屯也。其后民归旧业，各安陇亩，亦不得指为民屯”。
其二，兴办屯田主张民屯与军屯并重，尤其提倡大力发展民屯。左宗棠认为，过去的新疆屯田，多以军屯为主，以单纯筹集军粮为目的，存在着很大片面性。他说，“要筹军食，必先筹民食，乃为不竭之源。否则兵欲兴屯，民已他徙，徒靠兵力兴屯，一年不能敷衍一年，如何得济？”“若民屯办理得法，则垦地较多，所收之粮，除留籽种及自家食用外，余粮皆可给价收买，何愁军粮无出？”他还认为，办好民屯的关键在管理，“须用廉干耐劳苦之人，分地督察，勿任兵勇丝毫扰累，勿于银粮出纳时稍有沾染，则闻风至者多而事易举。此民屯要策也。”
其三，主张军屯采用“照粮给价”的方法调动生产积极性。左宗棠认为，军屯应有军队的特点，要选好营官哨长，加强督促管理，“每日出队耕垦，均插旗帜，分别勤惰”。而最重要的是实行“照粮给价”政策，使勇丁有利可图，“如此则各营勇丁吃官粮，做私粮，于正饷外又得粮价，利一；官省转运费，利二；将来百姓归业，可免开荒之劳，利三；又军人习惯劳苦，打仗更力，且免久闲，致生事端，容易生病，利四。此兵屯要策也。”左宗棠这种“照粮给价”的军屯主张，在中国屯田史上是前无古人的。
其四，主张推广桑棉种植，发展畜牧业，以期实现“耕织相资”，农牧并举。左宗棠在《办理新疆善后事宜折》中说，新疆南北产桑，而蚕织之利未广。为了发展新疆蚕桑丝织业，他指示募雇湖州（今浙江吴兴地区）“士民熟悉蚕务者六十名”，携带桑秧、蚕种及蚕具，前来传授栽桑、养蚕、缫丝、织绸技术，“自安西州、敦煌、哈密、吐鲁番、库车，以至阿克苏，各设局授徒”。当署镇迪道周崇傅禀报在乌鲁木齐等地推广棉花种植和计划发展畜牧业生产时，左宗棠大加赞赏，批示“禀称购办草棉籽种，发民分种，所办甚是。应仍勤加劝课，以趁天时而察土性，方期实效”。“边塞以畜牧之利为大。先择水草便宜处所，查明户口，酌量成本数目，禀请核办。”并主张发给成本、羊种，以示提倡，“所领成本分作三年摊还，不取息耗。凡此皆以利民为主，究竟地方既裕，民物蕃盛，则亦国之利也”。
左宗棠兴农实边为中心的开发思想，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疆农业的迅速恢复和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各地耕地面积不断增加，以巴里坤为例，当地原有垦地6万余亩，战乱后尽皆荒芜，到1880年报垦5万数千亩，已接近原来的耕地面积。1887年，刘锦棠奏报，南疆各地已垦荒地19 000余亩。1891年，伊犁共查勘出可耕之地128000亩，分别拨归旗屯、民屯。据统计，“1884-1905年，新疆新垦荒地960万亩，速度之快，数量之多，在新疆屯垦史上是破天荒的。”至1911年，全疆熟地已达10 554 705亩，岁征京斗粮302 407石，这个数字是史无前例的。与此同时，新疆的丝织棉纺业以及畜牧业也有了发展，据《新疆图志》记载：光绪年间，“和阗、洛浦、于阗、皮山民间多工织绸，机户一千二百余家”；“南疆产棉之区，民以织布为业”，“和阗、洛浦、于阗所织，洁白绵密，宽广和度，运销关、陇，以及俄属安集延，岁额巨万”。疏附地区，“牛、羊、驼、马，富者阡陌成群”。
二、以水利建设为基础
新疆地处内陆，气候干燥少雨，当地农业主要依靠水利灌溉系统，引用高山雪水浇灌。新疆不乏可耕之地，关键在于是否有浇灌之水。自西汉屯田西域开始，历代主持新疆开发者，莫不把兴修水利作为发展新疆农业和其它事业的基础。左宗棠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治西北者，宜先水利”的思想。1878年，他在给刘锦棠的信中说，“西北素缺雨泽，荫溉禾稼蔬棉专赖渠水，渠之来源，惟恃积雪所化及泉流而已。地亩价值高下，在水分之多少，水足则地价贵，水绌则地价贱。盖自凉、甘、安、肃以达新疆，大至相若。治西北者，宜先水利，兴水利者，宜先沟洫，不易之理”。其后，他在给镇迪道周崇傅的批文中，又强调“水利为屯政要务”。1880年，左宗棠在《办理新疆善后事宜折》中，把“修浚河渠”放在战后新疆建设的第一位。他还多次督饬刘锦棠、张曜等，随时留心查勘水源渠道，切实兴办水利。这些说明，左宗棠把水利建设作为新疆开发基础的思想，是根据新疆实际，经过深思熟虑提出来的。
左宗棠对于如何加快新疆水利建设，提出了某些独到见解，反映出他兴办水利的思想特点。首先，主张“修浚沟洫，宜分次第”。他认为“先干而后支，先总而后散，然后条理秩如，事不劳而利易见”。即主张先修干渠，后修支渠；集中力量修干渠，各地组织力量修支渠。其次，主张兴修干渠应以驻军为主力，必要时也可兼雇民工。如哈密修石城子渠，镇西厅修大泉东渠，迪化州修永丰、太平、安顺渠，绥来县修长渠，以及奇台、吐鲁番、库尔勒、库车等地所修各干渠，“皆各防营将领，督饬防营兵勇，轮替工作。其兼用民力者，给以雇值”。镇迪道金河、迤东、工兴等渠渠口被水冲圮，左宗棠命令驻军首领“于秋后农隙督饬各营将弁，派拨屯丁，妥为修筑。万一工程浩大，屯丁势难独任，准即会商该道，招集附渠农民，酌借资粮，一体帮工”。其三，地方兴办水利实行以工代赈。左宗棠认为，组织地方农民修渠，不可与吃皇粮的军队一样对待，应当酌给报酬，保证基本生活。他强调“地方官募民兴修者，亦议给工食。诚以民困甫苏，未可责以力役也”。或者采取“酌借资粮”，待“来岁秋收以粮缴收成本”的办法，这实际上是一种以工代赈的用工原则。其后，刘锦棠按照左宗棠的指示，在南疆各地招集民伕民匠兴修河渠，“所有伕役皆系被灾穷民，仿以工代赈之法，每日发给食粮。惟所雇民匠，除日给食粮外，仍按月酌发工食银两”。
左宗棠开发新疆水利的主张，比之过去清朝官吏的摊派差徭以及阿古柏匪徒的奴役驱使，自然容易得到各族农民的支持，因此19世纪末，新疆出现了兴修水利的热潮。根据《新疆图志•沟渠志》的记载统计，到清朝末年，全疆共修建或疏浚干渠944条，支渠2 330条。吐鲁番另开坎儿井185处，南疆人民还整治了小海子、古海子和洪海子数处湖泊。这些水利工程的建成，增强了新疆抗御旱涝灾害的能力，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农业生产条件和各族人民的生活条件，有些重要沟渠至今尚在发挥着效益。
三、以社会稳定为保障
新疆收复之初，一方面需要迅速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条件，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的真正稳定。另一方面，新疆社会仍然存在着诸多不安定因素：沙俄环顾虎视，伺机蚕食侵扰；民族分裂主义分子与国外势力勾结，不断在边境制造事端；清政府在新疆的统治机构、统治秩序已经荡然无存，社会混乱；人民流离失所，生活十分困苦。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重视和解决，经济开发就缺乏保障，甚至根本无法进行，社会也就不可能实现长治久安。因此左宗棠在强调新疆经济开发的同时，提出了一系列维护社会稳定的主张，形成了以稳定保障开发，在稳定中求发展的思想。
左宗棠的新疆社会稳定思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第一，加强新疆防卫，抗击沙俄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左宗棠坚决反对崇厚与沙俄签订的关于交收伊犁的《里瓦几亚条约》，认为如果对沙俄的侵略行径让步，沙俄“此后蚕食不已，新疆全境将有日蹙百里之势”。他主张“先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他还认为，“邦交之道，论理而亦论势”，因此只有加强防卫力量，才能抗御强敌，争取外交主动，维护国家主权。他表示，为了加强新疆防卫力量，“除乌里雅苏台、科布多边务，应请旨敕下该将军、大臣，预筹布置，以臻妥慎外，所有新疆南北两路军务，臣既身在事中，自当与各将领敬慎图维，以其有济”。
第二，反对民族分裂，维护国家统一。在收复新疆的斗争中，左宗棠主张严厉打击民族分裂势力，这是人所共知的。新疆收复以后，左宗棠对于南北疆发生的几起分裂暴乱事件，也坚决果断地及时予以平定。他还主张新疆必须保持必要的武装力量，以便有效地抗击外侵和防止民族分裂。1882年，清政府计划大量裁撤新疆驻军，伊犁将军金顺给左宗棠去信说，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加入俄籍，近来不断在伊犁地区进行抢劫，制造骚乱，认为“非借重兵镇抚，不足以安戢反侧，潜消异志”。其时左宗棠已调任两江总督，他对金顺的主张表示支持，上奏朝廷，反对大量裁撤新疆驻军。
第三，力主设立行省，谋求长治久安。为了战后迅速恢复统治秩序，左宗棠于1878年春上奏朝廷，首先提出新疆设立行省的动议，其后又多次重申这一主张。1882年，他又上奏清廷说，“以新疆地段之远，他族逼处，故土新归，治内治外，事同草创。非规模早定，废坠无自而兴；非体统特尊，观听无从而肃”。他还从五个方面分析了新疆设立行省的必要性和有利条件，敦促清政府“早定大计”。他认为，“新疆开设行省，无论朝论能否佥同，而欲为长治久安之谋，则舍此别无善策”。在左宗棠等人的坚持之下，1884年，新疆正式建立行省。
第四，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刘锦棠在给清政府的奏疏中说，阿古柏入侵新疆以来，对维吾尔族民众“横征暴敛，朘削靡遗，民命不绝如缕”。他在进军途中，根据左宗棠的指示，每于克复一城，即着手招集流亡，恢复生产，并实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轻徭薄赋”的主张是左宗棠于1878年（光绪四年）提出来的。他在给刘锦棠的信函和给清政府的奏折中，认为自乾隆时期以来，“回疆田赋按丁征派”，出现“富户丁少，赋役或轻；贫户丁多，则赋役反重”的不合理现象，且赋税由各城阿奇木伯克总收总纳，清朝官吏又于“常赋之外，需索频仍，上征其什，下征其倍，而回民乃不胜其苦”。因此他主张首先要改革新疆赋税制度，实行摊丁入亩办法，“除按丁抽赋之苛，而问田取赋”。同时他还主张降低田赋税率，实行“十一分取其一”的税率政策。新疆收复之初，左宗棠下令“按民间收粮实数，十一分而取其一”的标准征收田赋。其后“十一分取其一”的田赋税率，得到刘锦棠的赞同而在全疆长期实行。左宗棠还特别强调，对征收赋税加强管理，防止官吏额外需索，他指示刘锦棠，“饬善后局员加意查察，或收粮后发给收单，如内地所发粮券式样，其粮户姓名及完粮数目均写回字，以便识认”。同时他还主张除正赋之外，“所有应征各项杂税”，应尽行裁汰。
左宗棠的社会稳定思想，宗旨是为新疆的经济开发营造一个和平有序的社会环境。他的这些主张的贯彻实行，使新疆出现了30多年的相对安定时期，为新疆的开发起到了保障作用。
四、以兴学育才为根本
新疆地广人稀，民族众多，语言文字不同，这为教育的发展造成了困难，加上阿古柏入侵的破坏，新疆收复之时，文化教育十分落后。乃至造成官民之间沟通困难，政令难于推行，先进技术无法交流传播，严重滞碍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左宗棠对此十分关注，主张大力兴办义塾，发展教育。1878年，他在《复陈新疆情形折》中说，“官与民语言不通，文字不晓，全恃通事居间传述，颠倒混淆，时所不免”。因此他提出在新疆“广置义塾”，发展民族教育，并且认为新疆“长治久安之效，实基于此。”1880年在《办理新疆善后事宜折》中又说，“新疆勘定已久，而汉、回彼此扞格不入，官民隔阂，政令难施。一切条教，均借回目宣传，壅蔽特甚”，要改变这种状况，“非分建义塾，令回童读书识字，通晓语言不可”。
左宗棠发展新疆教育的思想主要有以下特色：
首先，主张在少数民族青少年中推行汉语教育，同时提倡民族语言文字与汉语汉文并行使用。新疆一经收复，左宗棠即要求各地善后局、清军防营，多设义塾，免费招收少数民族子弟入学，教以汉语，“刊发《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四字韵语》及《杂字》各本，以训蒙童。续发《孝经》、《小学》，课之诵读，兼印楷书仿本，令其摹写。拟诸本读毕，再颁行《六经》，俾与讲求经义”。他认为“读书既可识字，而由音声以通言语，自易为功也”。同时左宗棠多次主张，民族语言文字应与汉语言文字同时并用。他在《复陈新疆情形折》中强调，“征收所用券票，其户名数目，汉文居中，旁行兼注回字，令户民易晓”。在《办理新疆善后事宜折》中，他又肯定张曜“出圣谕十六条附律易解一书，中刊汉文，旁注回字”的作法，因为它受到维吾尔族民众的喜爱，“见者宝贵”。
其次，主张文化教育与封建伦理法纪教育相结合，使教育为巩固统治服务。左宗棠认为，“经正民兴，边氓长治久安之效基于此”。因此他主张民族教育，应“先教以汉文，俾其略识字义”之后，即“颁发《诗经》、《论》、《孟》资其讲习”，并引导蒙童试诵政府告示，学习法律文书。他认为，通过学习儒家经籍和政府法律文书，学生耳濡目染，即可确立起封建的道德伦理规范和法纪观念，从而改善社会风气，实现长治久安。其后，刘锦棠根据左宗棠的思想，提出了对少数民族子弟读经的奖励政策，每年经考试合格者，报送清政府给予生监顶戴，“待其年已长大，即准充当头目”，把发展民族教育与巩固边疆统治进一步密切结合起来。
再次，提倡学习近代技术，促进经济开发。1878年左宗棠在《复陈新疆情形折》中，讲到发展新疆教育时，除强调“创设义塾，教之识字”外，还提出了“选调匠师，教之艺事”的主张。）他从湖州雇请“熟悉蚕务者”60人，前来新疆设局讲学，传授桑蚕织造技术，并认为维吾尔族人民“勤习工作，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他又指示从上海聘请“洋匠”和中国技师，到兰州传授织呢技术，要求地方官认真挑选人才，组织学习。他说，“今日之学徒，皆异时师匠之选。将来一人传十，十人传百，由关内而及新疆。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华织成呢片，普销内地”。
左宗棠兴学育才的主张，由于受到当地民众的欢迎，短短数年已初见成效。1880年，他给清政府的奏报中说，新疆已兴建义塾37处，入学的民族学生“聪颖者多，甫一年而所颁诸本已读毕矣。其父兄竞以子弟读书为荣，群相矜宠，并请增建学舍”。“局员送阅各塾蒙童临摹仿本，笔姿颇秀。并称蒙童试诵告示，皆能上口，教以幼仪，亦知领会。”其后刘锦棠也有类似奏报。可以认为，新疆近代教育是从左宗棠开始起步的，他把发展教育作为新疆社会发展的根本大计的思想，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
五、以经济手段为引导
历代经营新疆开发者，多着重发挥军队的作用，以军纪部勒生产。或者由政府主办，采取摊派差徭的形式筹集资金和劳力。这些措施在一定时期内，可以产生成效，但不可能长期调动军民的生产积极性。左宗棠是洋务派的重要首领，鉴于官办洋务企业的失败教训，在开发新疆的设想中，提出了以经济手段为引导，充分调动军民生产积极性的思想。
首先，他主张兵屯也要“照粮给价”，使勇丁有利可图。他在答复张曜关于兵屯政策问题时指出，“最要是照粮给价，令勇丁均分。庶勇丁有利可图，自然尽力耕种”。这种让士兵吃着官粮，而生产出的粮食又尽数给价收买，使士兵“于正饷外又得粮价”的做法，是历代军屯史上所不曾有过的。左宗棠用经济手段激励屯田，效果肯定比单纯军纪管束生产要好得多，新疆驻军出现了“踊跃就屯，禁之不止”的现象。
其次，主张企业商办。他在给镇迪道周崇傅的有关批文中说，“农器为作苦所必需。乌垣既旧有铁厂，工匠当亦易招集，应仍开厂采铸，以收地利而便民用”。但他同时强调，铁厂应由商办，如由官办则不如不办。他说，“惟须招商办理，乃期便利。一经官办，则利少弊多，所铸之器不精，而费不可得而节，不如其已也”。
再次，主张运用价值规律去指导货币兑换和百货交易。新疆收复之初，币制十分混乱，大体是银两、制钱及南疆的普尔钱同时流通。由于民间多信赖银两，因此交易中制钱难以流通，结果导致银贵钱贱，银两与制钱的兑换率严重失衡。在内地每银一两，兑换制钱一千数百文，而在乌鲁木齐，则“能易八千文之多”。于是官府则定价强行收购银两，匿而不售者即以私（藏）论”，禁止银两在市场流通，其结果是银价反而攀升不止，影响到社会稳定。左宗棠认为，“大抵银钱与百货，均不可由官定价。若由官定，则窒碍难行，未见利而先见弊”。他主张，“不如示意宝重制钱久之，市肆交易，钱与银相准而行。其价之贵贱长落，官不与闻，一听民间行使，尚可稳着耳”。
左宗棠提出以经济手段为引导的开发思想，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其历史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左宗棠的新疆开发思想，是他的忠君爱国思想、民本思想和洋务思想的集中反映。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稳定社会巩固统治，以期实现边疆的长治久安，是这一思想的核心和实质。由于所处时代和阶级地位的局限，他的思想还缺乏浓郁的近代气息，某些主张也有理想化的成分，其实践努力也不尽成功。但应当肯定，左宗棠的新疆开发思想，比之前人更具有系统性、深刻性和实用性。它对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疆开发，产生过不容忽视的影响，其中某些主张对于今天的新疆开发仍然具有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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