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捷军是法国积极武装干涉太平天国的产物，又称中法混合军、花头勇、信义军、法华军，与常胜军的编制类似，兵为华人，将为洋人。在镇压太平天国的武装当中，常捷军是一支归浙江巡抚左宗棠节制的重要力量。左宗棠对常捷军的存在，态度很复杂，他利用它、控制它，又从一开始就想撤遣它。常捷军使左宗棠认识到了西方的先进和侵略，激起了他的民族危机感，从而提出了“自强”的口号，走上了洋务运动的行列。

一、常捷军之参战

关于常捷军，很多书上的提法是“左宗棠与法国水师参将勒伯勒东、宁波税务司法国人日意格等相勾结”。《剑桥中国晚清史》上的提法是“（左宗棠）经过一番犹豫后，决定接受由法国领导的法华联军的援助”。左宗棠到底是主动地“勾结”，还是被动地“接受”？这得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考察。

（一）法国之请

在各个侵略中国的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由于对各自侵略利益的考虑，他们之间在对待中国问题上勾心斗角，存在着严重的矛盾，尤其是英法之间。

英国是侵华的急先锋，在中国沿海一带势力最大，法国害怕英国垄断中国沿海市场，因此，迫不及待地在《北京条约》签字后的两天就提出愿意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愿拨兵数千，由上海助剿长毛”。法国希望通过“助剿”，密切和清王朝的关系，达到控制清政府、并抵制英国进一步发展在中国的势力的目的。对于法国这一企图，英国从中挑拨破坏，这样，法国“助剿”问题就被搁置起来。其实英国官方此时对太平天国的态度是因为不能确定清政府与太平天国谁将成功而保持谨慎的“中立”，一旦形势明朗，英国决心参战。法国闻风而动，迅速与英国组成联军进攻太平军。法国迫于在中国的势力不及英国，一面与英国组成联军，一面积极谋求单方面与清军的合作，因为在法国看来，“作为和英国同盟……我们并不认为，假如某个大国要另一大国在地球任何一处处于从属地位的话，这种联盟会长期维持下去”。常捷军作为中法混合军———一支法国积极干涉太平天国的武装便这样出现在历史上。

（二）兵力之单与清廷之谕

左宗棠率军进入浙江，摆在他面前的形势非常严峻：一为军务败坏，“军令有所不能行，以守则逃，以战则败，恩不知感，威不知畏，局势愈益涣散决裂而不可支矣……名为节制各镇，实则营官哨长，亦且呼应不灵，不得其指臂之助，而徒受其迫促之扰”。二为缺饷。“臣军入浙以后，饷需茫然，兵勇即有饥馈之时，军令即有缺乏之虑，纵令竭力图维，何从措手？”三为兵少。“臣以孤军转战而前，有守城之兵，即无调遣之兵；有攻城之兵，即无截援贼之兵；有攻剿一路之兵，即无牵制各路贼势之兵”。真可谓捉襟见肘，一筹莫展，左宗棠对于清政府军事力量的衰弱深有体会。

正当左宗棠为浙江兵事犯愁之际， 1862年2月8日（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清政府发布“上谕”说：“所有借师助剿，即……与英法两国迅速筹商，克日办理。”当时浙东一带都被太平军占领，左宗棠领兵在浙西，难以分出兵力；再者从陆上出师至浙东，不如从海上出师更方便快捷。由于法国的一再请求助剿，由于兵少力单，由于清廷的上谕，左宗棠万般无奈中接受了常捷军的援助。这其中有个时间差，常捷军的成立是在1862年7月，而直到1862年10月12日，左宗棠才给勒伯勒东发札凭，其中3个月的时间左宗棠在考虑是否接受常捷军。笔者认为《剑桥中国晚清史》所提的“犹豫”一说确是实情，左宗棠是被动地接受常捷军，而不是主动地勾结。他与以薛焕为代表的上海、苏浙一带地主阶级主动地勾结洋人“出兵助剿”固然不同，与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主动地接受洋人助剿也不尽相同。

二、左宗棠对常捷军的态度

左宗棠之犹豫，是因为他深知其中有利有弊，接受了它之后，左宗棠对它的态度很矛盾，他利用它镇压太平天国，试图控制它，使常捷军不仅在军饷、武器等方面由中国供给，而且在人事、军事上受他节制，同时，他一开始就想撤遣它。

左宗棠当初犹豫了之后，决定接受常捷军助剿，就是因为镇压太平军的客观需要，“惟是中外有能杀贼安民者，无不爱而重之，推举而旌赏之”。在攻城时，德克碑的大炮与轮船是无价之宝，常捷军助左宗棠攻陷了富阳、杭城、余杭等地，为他立下了赫赫战功，他对常捷军自是刮目相看。为了更好地利用常捷军，左宗棠采取了三项措施：第一，对洋人守礼示信，他要求部下“与外国人共事，全在孚以诚信，若稍加粉饰，即为所笑”。第二，迁就洋人。对于洋人贪利之恶习，他说：“彼族利心颇重，可以将就者随宜了之亦可耳。”第三，予以厚赏，常捷军参战之后，左宗棠为常捷军请功9次，给他们“加倍恤赏”。如此三管齐下，怎不令左宗棠利用常捷军“剿办甚为得手”？常捷军的统领都由法国任命，任命后即权受中国职任，归左宗棠节制，可法国企图把常捷军操纵在自己手中，左宗棠并不买账，他力图把常捷军控制在自己手中。当初发给第一任统领勒伯勒东札凭时，他确立了节制常捷军的原则：“既须事权归一，又须力能控制。”第二任统领达尔地福死后，对于法国先后派来的统领德克碑与实德棱，到底发给谁札凭统领常捷军，左宗棠的选择最能体现他对常捷军力图控制的态度。他最终选择了德克碑，原因在于德克碑“俯受约束，较之实德棱，或易驾驭也”。其实在左宗棠对常捷军的控制中，体现出了左宗棠爱国与自强的一面。当常捷军将领因功要挟左宗棠，他慷慨激昂地说：“中国有贼，应中国自剿，无须借助!”对于一些强横的洋人，左宗棠并不卑躬屈膝，“听他另寻生意，不必荐他”。

左宗棠想撤遣常捷军，出于三个方面的顾虑。政治上，左宗棠认为延洋人领华兵会造成列强对中国主权的更大侵略。还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左宗棠就感叹“泰西各国，火轮兵船直达天津，藩篱竟成虚设，星驰飚举，无足当之”。如果说以前对于“泰西火轮兵船”之先进，他还是道听途说，那么在攻打杭州时，他对常捷军的坚船利炮却是耳闻目睹，对比之下，中国武器的落后令他深受刺激，凭这落后的船舶如何能防守中国绵延几千里海防？无疑，借助常捷军，将会“贻海疆积弱之忧”，他认为“主弱客强，终非长久之计”。左宗棠撤遣常捷军的企图中包含着对洋人的抵制以及维护中国主权的爱国思想。经济上，常捷军消耗了大量军饷，“每月糜饷八万余两之多，入不敷出”，左宗棠屡屡在信中写道：“（常捷军）必须早撤，地方庶可安谧，饷需庶可节省。”风俗教化上，左宗棠对由于常捷军的影响而造成人心风俗之颓靡深为忧虑。在他的奏折中，他写道：“自五口既开之后，士民嗜利忘义，习尚日非……自洋将教练华兵之后，桀骜者多投入其中，挟洋人之势，横行乡井，官司莫可诘治，近闻宁波提标兵丁之稍壮健者，且多弃伍籍而投洋将充勇丁，以图厚饷。”左宗棠反对“士民嗜利忘义”，这说明了他把“义”作为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文化传统的根基，左宗棠上承林则徐、魏源之风，主张师夷，他认为学洋人只宜学其科学文化，做人处世的原则还是应推崇中国传统的“义”，这体现了左宗棠潜意识里抵制西洋文化侵略的思想。而在国耻频仍的民族危机中，国人不知危机，反而争附洋人“以图厚饷”，他感到这才是更大的危机，他说：“（常捷军）若不稍加裁禁，予以限制，则客日强而主日弱，费中土至艰之饷，而贻海疆积弱之忧，人心风俗日就颓靡，终恐非计。”拳拳之心溢于言表，道出了左宗棠作为一个爱国将领，忧国忧民，要求抵制外国、维护国家主权与尊严的肺腑之言。

三、常捷军对左宗棠的影响

在与常捷军接触的过程中，左宗棠完成了悉夷———师夷———制夷的思想历程。他把上承林、魏，结合与常捷军接触得到的亲身体验，最后终于把师夷以制夷的思想付诸于行动，从而成为近代史上第一批提出“自强”的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具体来说，常捷军对左宗棠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常捷军让左宗棠感性地洞悉了夷情。常捷军既然是与清军携同作战，这之间必定会有中西的对比，武器的对比、兵士的对比，以及其它一切可比之项，而给左宗棠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中外武器的对比。中国人常说“知己知彼”，对比，这是一个加深“知彼”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加深“知己”的过程，左宗棠认识到了洋人之强，更深刻地反省了中国之弱，“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人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谓执艺事者舍其精，讲义理者必遗其粗，不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藉外国导其先可也；谓我之长不如外国，让外国擅其能，不可也”。与常捷军接触的过程，也是左宗棠“知己”与“知彼”互为条件相启发、相促进的认识加深的过程，这与他“自道光十九年海上事起……有关海国故事者，每涉猎及之，粗悉梗概”已大不相同。正因为他关于“彼”与“己”的认识加深了，看到了这种强烈的对比，他提出“自强”的口号，“以愚见之，此时除着‘急谋自强’四字不可”，“计惟有勉图自强之方……乃可相安”，说明左宗棠具有了国家民族已处于紧急关头的危机感；更重要的是，既以自强为号召，那就表明他不但承认落后，而且不甘于落后，期于奋起直追，以达富强。

其次，与常捷军的接触，使左宗棠在“制夷”这个实际动机推动下，把自强这种认知变为行动，师其所长，补己之短。常捷军给左宗棠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轮船，他总结常捷军参战以来的情况“洋兵于海上之战，最为得手；若入内港，则胜负参半；若舍船上岸，遇稍劲之贼，更难得手”。他决定学习洋人造船。还在杭州时，他“曾觅匠仿制小轮船，形模粗具”，“惟轮机须从西洋购觅，乃臻捷便”。此后，由于戎马倥偬，他“未暇定议”，但他一直挂心于此，两年后，他终于开设了福州船政局，师夷之造船长技。之后，左宗棠主持重刻《海国图志》，亲自作序，明确声明他主持“设局造船”就是实行“魏子所谓师其长技以制之”之说。如果说外国的武装干涉对于清朝“历史意义最大的莫过于提供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因为武器装备与随之产生的军火制造业，其进步的技术可用来促进中国军队和军事工业的现代化”，那么，常捷军对于左宗棠的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促使他把“自强”的思想化为实际行动，从而开始了洋务运动“富国强兵”的实践。左宗棠无疑是爱国的，正是因为他具有抵制洋人的思想，却由于清军的衰弱而不得不接受常捷军的援助，才使他深有感触地意识到必须“自强”，这种“自强”的思想一直贯串着左宗棠兴办洋务的始终，并成为他在责难声中仍然坚持不懈主持福州船政局的思想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