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咸同年间，清王朝在西北的统治敝坏已极，并因此酿成了陕甘回民大起义以及西北棘手的糜烂之局。左宗棠临危受命，接任陕甘总督，督办西北军务。他深知吏治败坏的巨大危害性，在具体办理西北军政要务时，也吃尽了“甘肃官场恶习已深”的苦头，便决心从选拔人才、澄清吏治入手，刷新甘肃政治，从根本上革除甘肃的积弊、解决西北的危局。为此，他从踏上甘肃的土地到10年后离开西北，自始至终都致力于发现和培养各级吏治人才，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使甘肃的官场焕然一新。

一、左宗棠度陇以前的甘肃吏治

晚清时的甘肃，虽地处偏远，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当时，它不仅包括今天的甘肃全境，还包括宁夏和青海的西宁地区、新疆的镇西府（巴里坤地区）和迪化州（乌鲁木齐地区）。在这样一片“广二千一百二十里，袤一千四百一十里”的土地上，总督、巡抚是地方的最高官吏，下有管理钱谷民政的布政使和掌管诉讼刑名的按察使，还有七八个道台和70多个府州厅县的地方官。这些人构成了全省的统治系统，也就是所谓的甘肃官场。据统计，“在同治以前，甘肃巡抚共有四十人，其中满人倒有三十人；陕甘总督共有四十一人，其中满人倒有三十四人。这般满洲官吏，可以说多数都是纨绔子弟，不知政治军事为何物，他们只知道弄钱耍乐”。因此，凡清代来甘任过封圻大吏的官员，除林则徐、左宗棠等人对地方有过建树外，大多都是些昏庸无能之辈。当时，陕西吏治颓废，仕气绵，玩泄成习，豪恶全无忌惮，顽梗刁钻成风。渭南回民起义便是由统治阶级激变，最终酿成绵延10余载，震撼全西北的惨祸。而甘肃的吏治更加黑暗。早在乾隆盛世，甘肃布政使王亶望植党营私，在任仅3年即“侵吞赈粮、冒销公帑”50多万两，一起舞弊的大小官吏10多名。及至晚清，随着清政府的腐朽衰败，甘肃吏治败坏已极。“如咸丰晚年的陕甘总督乐斌，西宁正在闹番乱，他还是选色徵歌，胡帝胡天，实践他贵姓的‘乐’字”。高官如此，属吏腐恶更是可想而知。据载，“就在西北变局发生后，还有乌鲁木齐提督成禄（字子英），逗留高台七年，不出玉门关一步，苛索民间供应三十万两；最是‘岂有此理’的，诬良为盗，残杀二百多命。这三十万两一个数目，看似不大，但要在兵荒马乱、地瘠民贫的高台搜括起来，已极剥肤吸髓的能事”。这还都是经查实核对、参劾处理的事例。因此，当时发生的陕甘回民反清大起义，究其根源，完全是陕甘吏治败坏已极、官逼民反的结果。这一点，秦翰才就曾一针见血地做过分析，“像甘肃这样一个汉、回、蒙、番杂处的地方，怎样调和融洽，使大家安居乐业，一般官吏也向少注意。对于汉人和回人的纠纷，对于伊斯兰教徒中新旧两派的争执，更是向来很少衡量酌理，秉公判断解决。不是双方弥缝，便是偏袒一方；不是颟顸办不了，便是任意武断。所以这一次变局，实是积有许多政治上的因素，并不是凭空爆发”。正可谓“甘肃之军，不能卫民，反以扰民；甘肃之官，不能治民，反激民之乱”。

总之，当时“陇事败坏至极”。秉性公忠的左宗棠面对如此严峻难堪的局面，“实深叹恨”，认为“吏事为此，乱未已也”。他以一身承其弊，大刀阔斧，在军、政、经交驰，“经纬万端”、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一面处置极为紧迫的军事问题，一面着力刷新甘肃吏治，选拨吏才，力图振衰起敝、激浊扬清，使西北成为长治久安之地。

二、左宗棠在甘肃的用人标准与治吏原则

左宗棠在甘肃时曾指出：“窃维治乱安危，虽关气数，而拔乱反治，扶危就安，则必人事有以致之。”“将营广厦，预购众材”。又说，澄清“吏治首在得人，而人才难得，盖以有为者未必有守，有守者未必有为，非相知之深，相信之久，不敢滥登荐举也”。为此，左宗棠形成了一套自己的用人标准与治吏原则。这些标准与原则中的一些内容，在镇压太平天国革命时已提出，只是在陕甘总督任上进行了充分的实践与运用，变得更加系统与完备了。

（一）用人标准

1．“廉”“干”并重，“心术为本”。左宗棠衡量人才的标准是“德才兼备，以德居首”。他说：“用人之道，重才具，尤重心术。才具者，政事所由济也；心术者，习尚所由成也。”还说：“人不可无才，然心术实是制事根本。心术不正而才具觉优，则所谓才者，亦只是长恶济奸，自便其私而已，于事实何益?”

从表面看，左宗棠的这两条用人标准只不过是老生常谈。早在唐初，魏征和唐太宗讨论用人问题时就说：“战争时期任用将帅，专求其才，不考其行；丧乱既平，则非才行兼备，不足用也。”辽金时代，金国的君臣认为：“人有才堪任事而处心不正者，终不足贵；其心不正而济之以才，所谓虎而翼也。”所不同的是，前人讲“心术”“才干”，往往对立起来，常常以心术排斥才干。而所谓“心术”，又仅仅是“忠”“孝”等封建道德。左宗棠的“心术”则主要是指“廉洁”，“才”则是指能干。所以，他又把“心术”“才干”具体化为“廉”“干”，这就成为切实可行的标尺。

左宗棠主张任用官员，“廉”“干”并重，缺一不可。他把“心术”即“廉洁”当作“制事根本”，但同时，他又认为，“廉仅士之一节，不廉固无足论，徒廉亦无足取”。官员的廉洁固然是首要的，但只有廉洁而无才能也“不足取”。所以，左宗棠所提出的任用官员的标准实际是德和才的统一。

2．注重实效，用人“朝气”。左宗棠认为整饬吏治、任用官员最根本的问题是要注重实效，切合实际。他处在封建专制制度行将崩溃的时代，虽有整饬吏治的良好愿望，但廉洁而有才干的官员实在是凤毛麟角。当时，官场营私舞弊，受贿成风，偶有人反对，却被视为不近情理的怪物。左宗棠主张以“廉”“干”用人，谈何容易?所以，他又提出了用人所长的原则作为补充。他认为：“只要其人天良未尽泯没，便可有用……凡用人，用其朝气，用其所长，常令其喜悦，忠告善道，使知意向所在，勿穷以所短，迫以所不能，则得才之用矣。”左宗棠主张用人“朝气”，用人“所长”，人尽其才等原则是可取的。

（二）治吏原则

1．分清等次，严格“察吏”。左宗棠认为，对于吏治“非随时考察，分别汰留，树之风声，正恐人心趋向不专，仍难收激扬澄叙之效”。因而对官吏要“按诸实迹，详加核酌”，才能“择其不职者分别请旨降革，以彰公道”。为此，他对实际考察、选拔官员制定了具体等级。他认为官员“朴勤者为上，安静者为中，其沾染近时习气者不可留”。何谓“朴勤”?他又具体化为“官无论大小，总要有爱民之心，总要以民事为急。随时随处切实体贴，所欲与聚，所恶勿施……斯循良之选矣”。这种官员朴质无华，勤于民事，自然是第一流官员。至于“勤于案牍，操守端谨者次之”。这类“安静”“本分”的官员，虽然不会出大的差错，但同那些有“爱民之心”“以民事为急”的官员相比，只能是次一等的人选。“专讲应酬，不干正事，沾染官场习气者为下。其因循粉饰，痿痹不仁，甚或依任丁役专营私利者，则断不可姑容也”。

2．制定《要言》，重视“训吏”。如果说对业已腐败的吏治严加整饬和通过察吏辨别是非有助于吏治改进的话，那么对官吏进行教育训导和对其施以体贴亲恤更对吏治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左宗棠对这一点认识得非常清楚。他说：“今日道府以至督抚均言察吏，而不知察吏之外尚有训吏、恤吏两端。训之使不至为恶，恤之使可以为善。斯其成就者众，而转移自速也。”他还说：“知府须知一府之事，欲知民事，必先亲民；欲知吏事，亦须亲吏。今人但言察吏而不知训吏，但言课吏而不知亲吏，故贤否混淆，而属吏亦无所观感；所谓亲者，不在勤接见、通声气，要有一副诚恳心肠与之贯注，见善则奖，见过则规，宽其不逮，体其艰苦，则中材自奋者必多，而吏治乃有蒸蒸日上之意。”可见，左宗棠在主张察吏（课吏）的同时，更强调训吏和恤吏（亲吏）。

在“训吏”方面，左宗棠主张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

第一，对官吏“兴教劝学”。左宗棠在平凉时，便把清初名臣汪祖辉的《佐治药言》和陈宏谋的《在官法戒录》分发给官吏。到安定后，他又精心选编了陈氏的施政文书、汪氏的《称职在勤》以及清朝专论吏治的文章共18篇，编成《学治要言》“颁诸寅僚”，其目的是“翼同志诸君子玩索是编而有得焉”“因公接晤时，当即是编相与考订往复，以求一是”。他强调“学优而仕，往训攸章，未有不学而临民者。近世士夫竟习帖括，尚词章记诵，而经术早荒；鹜利禄功名，而儒修罕觏。甲科之选已不古若，军兴捐例频开，保叙辈出，宦途日益猥杂。求仕风之进于古不已难哉”，于是，他试图用《学治要言》来训导官吏，使官吏牢记“官必爱民，乃为尽职”“地方官职在牧民，民之事即己之事也，一举一动，皆须从民生起见”“当官三字，曰清、曰慎、曰勤”等古训，并希望由此形成“善气所召，休祥应之，造福于民者，己必与焉”的新氛围。

第二，通过对属吏禀文的批答训导官吏。在左宗棠的批札中，他多次在核阅属吏禀文时亲加批答，对部下提出了剀切的要求。如在给新任崇信县知县李世瑛的批札中训导说“兵燹之后，孑遗之民生计日蹙，一息仅存，亟应筹赈抚以延其残喘，劝耕垦，散种籽以导其生机。实心实力，为之尽一分心力，庶得一分实济也”。并针对地方实政予以具体指导：“安口新窑镇煤炭亟宜开掘，饥民得以自食其力，军民炊爨无须樵采，两利之道也，多集人夫为宜。”他要求新任甘州知府余士毂“惟遇事存着视民如伤念头，于政烦赋重时力求撙节爱养，行之无倦，持之以恒，其庶乎”。大概由于这位知府能实心任事，左宗棠后来便不断在批札中对其鼓励和表扬：“所查甘郡各情形尚为明晰……据禀已悉。所办各件井井有条，殊深欣慰!”从其批札可以看出，左宗棠真是急于在甘肃培养出几个好官吏来。

3．体察属下，悉心“恤吏”。在“恤吏”方面，左宗棠以“恤之便可以为善”为出发点，论述了官职高卑与缺分肥瘠的关系。他说：“官职高卑，缺分肥瘠，晚近士大夫所较论者。此不过数十年勾当，若做得数十年好官，于得无数济民利物事业，不强于富贵庸人耶?昔人谓当官无政绩，便似宝山空回。诚能修职业，时时存一毋负此官之想，则官成名立，位虽卑而品则高，身虽瘠而民则肥，所得多矣；况官不必单，禄不必薄乎。”显然，左宗棠不是主张为官者只能当苦行僧，而是强调其不要计较职位高低、俸禄厚薄，关键之处是干出政绩，才不似“宝山空回”。

左宗棠“恤吏”，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制度保障、精神鼓励和物质资助。制度保障，就是制定法令，严格考查官员的治行，区分好官与贪官，严惩贪官，奖恤良吏。不使法令制度过于繁苟，杜绝坏人投机取巧，要形成奖恤官吏积极向善的环境和条件。精神鼓励就是要形成激励好官和擢用良吏的舆论导向和政策环境。在这一点上左宗棠积极带头，诚心恤吏。他在批复陕西绥德州知州成定康的禀文时指出：“该守积劳成疾，实深挂念。血性男子，遇事不肯放过，不肯随人，固是本色。然当百忙之中，亦须稍存暇豫之意，庶心神和适，不致竭蹶。古人云：‘爱其身以有待也’，又云：‘能事不受人迫促，乃为入粗入细经纶好手’。愿贤者百尺竿头，再加进步。”成定康病愈后，左宗棠对他拔擢任用，委以重任，累官至甘肃按察使。他在批复甘州知府龙锡庆的禀文时说：“该署守洁己爱民，早所深悉。当此时局艰难，非虚心观理，实心任事不可，于行、事上、养民、使民一切尤宜细心斟酌，务期措置咸宜，方为尽善。”可见期望之殷。物质资助方面，左宗棠规定，对那些勤于公事、不营私舞弊的官员，如果其生活确实清苦，要主动予以照顾，以起到鼓励廉洁的作用。比如，他的得力副手刘典，曾任帮办甘肃新疆军务之职。刘典平时“自奉俭约”，居处“环堵萧然，一如寒素”。这位清廉的官员为西征军筹饷运粮，编验、组织后援部队，日夜操劳，忠于职守，终因积劳成疾，病死军中，家中老幼无以为养。左宗棠得悉后痛悼不已，毅然拿出自己的6000两俸银交给刘典家属。又如张宗翰署西宁道，左宗棠知道他“光景甚窘”，筹给每月津贴100两；陈万春署肃州镇总兵，也非有津贴不可，给他每月50两；又例如泾州知州林守发做了几任知州，境况萧条，在他因病请假，回去医调时，致送川资500两。

左宗棠运用这些标准和原则，大力激扬吏治人才、刷新甘肃吏治，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甘肃官场的恶劣风气。

三、甘肃吏治人才的丕兴

历来国家的兴盛，主要靠人才的群体作用。如何发挥人才的群体作用，左宗棠以厨丁做菜打比喻，说做菜的原料相同，但不同的厨师做出的菜，味道大不一样，说明作为上司，关键是会不会使用人才。他又把使用人才比作配中药，“人各有才，才各有用。尝试比之。草皆药也，能尝试之而确知其性所宜，泡之炙之而各得其性之正，则专用、杂用均无不可”。

说明人才处处有，关键在于如何妙用。关于这一点，《左文襄公在西北》的作者秦翰才有过一番很有意思的议论，他说：“从来担当大事的人，罗致人才，大抵都有一个标准，或者说几个条件。当然，这只是相对的，决不是绝对的，这一点关系很大。所说‘物以类聚’，引用了某一种人才，就有某一种人源源而来，于是可以帮助一个人或一件事的成功或失败，同时也常就养成一时期或一地方的风气。曹操喜欢用弛之才，不问品行卑污，因有魏晋两代浪漫之风。范仲淹喜欢引进气节之士，宋一代忠义之气，也就这样做成。清代同治中兴和光绪以后的衰败，湘淮军领袖和他们引用的人才是关键。曾国藩部下人才济济，然大家知道他的用人标准，只有六个字‘少大言，有条理’。曾国藩的事业也可以说就是在少大言，有条理中成功的。李鸿章用人，驳杂不纯，后来许多事业的失败，本是可以早预见的；而北洋军阀的养成，也可以说鸿章要负相当的责任。文襄公喜欢用怎样的人呢?从他平日议论中，吾们可以把‘廉干’两字，作为文襄公用人的标准。”

秦翰才这段议论是否精当，值得商榷。但他关于持一种用人标准可以引出一类人才，形成人才群体和促成一种风尚的说法，是颇有道理的。左宗棠就是以“廉干”为标准，在甘肃引用和培养了一批吏才，促进了甘肃吏治民风的改变和好转。下面就从地方各级官吏和省级官吏两个层次来做些说明。

先看各级地方官员中的“廉干”之吏。左宗棠在甘肃10余年中使用的官员，州县一级有政声的有代理平凉知县王启春，其试种稻谷，受到左宗棠的赞许。巴燕戎格通判龙昆，“朴廉自爱，番民畏服”。新任徽县知县李裕泽，“守洁才优，民心爱戴”。敦煌知县何桂，“廉隅自励，志在有为”。试用知县汪榘“才长心细，立志不苟”。署宁州知州杨大年，署正宁知县黄绍薪，这两人“于奉檄禁种罂粟，改种草棉一条，尤不惮烦劳。时巡乡野，亲为劝导。并远购棉种，栽莳成秧，分布民间，因时树艺，又购觅纺车具，雇请民妇教习纺织，已有成效”。左宗棠表奏朝廷予以嘉奖。阶州知州洪惟善“自权阶篆以来。捕匪安良，尽心民事，实牧令中出色之员”。白马州通判罗卒“实心任事，早已知之，应仍留任，期收实效”。

府道一级的有平庆泾固道魏光焘，“频年操防护运之暇，修筑城堡，平治道路，搭架桥梁，开浚河流，种植官树，利民之政，百废俱兴”。甘州府知府龙锡庆“洁己爱民”，为左宗棠所看重；甘凉道铁珊散布羊种，繁殖很快，为左宗棠所称道。凉州府知府刘思询更是有名的廉吏等等。光绪五年，左宗棠在给杨昌浚的一封信中，集中评价了一番甘肃有政声的地方要员。他说：“魏道（光焘）安详练达，一时之选，弟知其能。龙守锡庆（现署宁夏道），差堪与比。陶子方（陶模）之治秦州，石本清之治阶州，程履丰之治静宁州，王镇镛之治狄道，皆有声迹。周子岩（崇傅）之廉谨（署镇迪道），杨大年之明干（署肃州），巩秦阶之潭道（继洵），志在有为，皆不易得者。”这么多廉干之吏补充到甘肃官场，左宗棠不禁有“时局多艰，安得四方豪俊翩然至此，俾馀生真见太平”之慨。其欣慰之情，可想而知。翻检左宗棠的奏稿及信札，他在甘肃期间，各道府州县差不多都有不合格的主官被弹劾撤任降职，经此整顿，全省各地方道府州县都简选了合格的“亲民之官”，其中不乏有才干有政声的循吏廉吏、爱民好官，甘肃各地吏治因而大有起色。以上所列良吏，仅为其中一部分。

再看省一级的骨干官吏，有帮办甘肃新疆善后、署理陕甘总督杨昌俊，甘肃布政使、帮办陕甘军务刘典，总理行营营务刘锦棠，提督张曜，总兵王统榜，甘肃布政使崇保等，这些人都是有德行有才干的治世人才。刘思洵一到任就向陋规开刀，立志不苟。刘锦棠则对西征各军所上缴的财物一概不取，并注意保持晚节，虽任新疆巡抚多年，但仍身后萧条，遗箧中只剩几篇奏疏稿件。他们与左宗棠或以道义相激赏，或以廉干相砥砺，共同促成了甘肃吏治的好转，也养成了甘肃一时一地的廉正风气。

光绪三年（1877年）十一月，左宗棠在给朝廷的一封奏折中总结道：“窃惟甘肃一省，荒瘠著名，兵燹之馀，凋支尤甚，筮仕者久已视为畏途。臣度陇之初，府厅州县佐杂候补者，每班寥寥数员，或竟缺乏，不备任使。其实缺署事各员，缺稍优者，或由夤缘钻刺而得，恃有庇护，靡所不为；其苦瘠者，则视同敝屣，弃之如遗，求去惟恐不速。于此而空言遴选贤能，整饬吏事，实恐无从着手。乃裁革陋规，以正其本；崇尚节俭，以养其廉；酌发廉俸，加给津贴，以恤其私；薄予到任盘川，免其挈债之官，以轻其累；又于军营保举人员宽加甄录，以博其选；即保有省份、才堪器使者，亦间由差遣得力，委权地方篆务，以观其能。于是仕风一振，而留省候补及投效随营人员日渐加多，堪资选择矣。”

由这一段话可以看出左宗棠在甘肃整饬吏治的状况、治吏的原则和甘肃吏治人才成长的情况。但他并不以此满足，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因为他感觉到，“陇中吏事，虽渐觉改观，而骰皮玩泄，积习已深，非切实整理，难期丕变。所望风纪之司鼓舞振兴，乃有成效可睹”。这说明他已认识到要彻底改变甘肃吏治，振作政风，还必须做长久不懈的努力。尽管如此，甘肃吏治较前大有好转，廉政建设已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确是不争的事实。据其后的甘肃按察使陶模书信中说：“左宗棠俭约的作风，确实曾矫正了以往官场‘淫靡习气’。”这应当是可信的。左宗棠注重廉政的思想和在实践中积累的丰富经验，是我国封建政治史上的一份宝贵遗产，应加以总结与借鉴。他重视廉政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的进步，尤其是他重视边疆地区的廉政建设，更有巩固边省、抵制外侮的爱国主义的一面，应予以充分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