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贯西北数千里的丝绸之路，是中西古代陆上经济、文化交流的大通道。千百年来，伴随着声声驼铃与各色商旅匆匆的脚步，留下了许多让人难以忘记的故事。近代的时候，左宗棠率领的西征大军，又一次走过了这条古道，完成了一次历史上著名的捍卫国家主权、开发和建设西北的壮举。如今的人们，还都依稀知道他率军栽种了无数的“左公柳”，开凿的“酒泉湖”，修建的“左公大道”……历史的斑斑陈迹中闪烁着一件件非凡的业绩。其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在西北十余年中，曾大力提倡栽桑养蚕、引进桑种和丝织技术，对甘肃和新疆的蚕桑业进行了一次颇具规模的振兴与建设，给色彩斑斓的丝绸古道，增添了一道新的光彩。

一、左宗棠发展西北蚕桑业的原因

1867年，左宗棠督办陕甘军务时，西北各地城堡破落，居民流亡，垦区废弃，“赤地千里”，呈露出一派残破景象。尤其是甘肃的一些州县，“土地荒废，人民稀少，弥望黄沙白骨，不似有人世光景。••…又多乱沙荒碛，无人烟、无水草之地，劳费不堪，倒毙相继，其不能用大兵求速效一定之局”。左宗棠认识到，光靠军事手段，不能迅速从根本上解决面临的困难与问题，必须要进行综合的治理与建设。于是，他于“军事旁午中随时察看各属情形，招徕赈垦，设法补苴，不遗余力”。除大兴军民屯垦，解决老百姓口粮问题以外，还提倡搞多种经营。恢复和发展蚕桑业，就是其措施之一。

左宗棠是湖南人，曾自号“湘上农人”，四十岁之前曾在湘阴县柳庄试验区田法，对于种桑、养蚕、种茶、种竹诸艺，亦实地实践过。到西北以后，他把兴办蚕桑业看作发展西北农业的最大利源之一，决心以“教种桑棉为养民务本之要”，大力推广植桑养蚕。甚至把发展蚕桑业当作改善人民生活、综合解决西北社会问题的重要途径。

首先，他认为发展桑蚕业可以解决老百姓的穿衣问题。如果说左宗棠采用举办“民屯”、以工代赈等办法可以解决老百姓吃饭问题的话，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即穿衣问题摆在他面前。左宗棠初到西北就看到，“今甘、凉一带及笄之女且无襦裤，犹如昔时”。“老弱妇女多不蔽体”，因而得出结论说：“民苦无衣甚于无食。”他亲自动笔，于同治十年写下了“札陕甘各州县试种稻谷桑棉”的布告，派人四处张贴，决心以发展蚕桑业为“养民务本之要”，大力推广植桑。

其次，种桑养蚕也是为老百姓“开利源”的一个措施。为什么西北的老百姓没有衣服穿呢？那是因为他们实在太贫困了。对此，左宗棠从几个方面作了分析和研究。他说：“丝缕布匹，甘省素未讲求，全恃商贩，又不能有南方舟楫可资重载，以故价值昂贵异常。民间耕作所得收入不多，本地银钱向本缺乏，遂不得不忍受风寒。每至隆冬，念吾民短布单衣，而为上者轻裘重茵，实为悯恻。”作为地方官，对百姓“教而不先之以富，则执衣食不足之民绳之以法，为上者亦大不仁”。没有尽到应有的职责。因此，若“以衣食为人生所急需，必有以开利赖之源，而后民可得而治也”。并认为：“甘肃可兴之利，耕垦之外，织呢、养蚕二者尤急。”可见，他把种桑养蚕当作“开利源”的一个措施，热心地进行推广和宣传。

第三、西北具有发展桑蚕业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左宗棠认为：“关中草棉桑拓，地无不宜，陇则山高气寒，不能一律。”而“实则向阳之地，未尝不可栽种。”对于新疆，他根据亲身实践指出：“西垂无蚕利而产桑多且佳，今就桑饲蚕，已目睹其效，是有桑则必宜蚕耳。”他还从历史角度考证西北自古就有蚕桑养植，如（（诗经》中，“女桑之咏，《豳风》具有明征，陕之邠、甘之泾即其故地”。以释众疑。其中，甘肃发展蚕桑业的条件无疑较他处差些，所受局限大些。但左宗棠还是强调指出：“甘省地偏西北，温和之气少，长养不如东南。然天备四时，寒暑亦自叠代；地育万物，草木亦既繁生，断无处处不宜之理。”

第四，把广种桑棉当作替代罂粟种植、禁绝烟祸的一项重要手段。左宗棠为了在西北禁绝鸦片，铲除罂粟，因地制宜地运用经济手段，以广种桑棉作为禁种罂粟的有效方法，广泛加以推广。并采取一些相应的办法，取得了显著的效果。比如严禁种罂粟，“如有抗违种莳者，将地充公”，就是将违禁种植罂粟的田地予以没收。为了鼓励老百姓改种棉桑，左宗棠又专门规定：“若从前犯种罂粟之人，以后能报种稻谷、棉、桑，该州县验看确实，即着将原充公地亩仍还该地主管业。”并要求各地“一并晓示”，使农民领会他“兴利除害之至意’。把这项兴利除弊的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二、发展蚕桑业的具体办法和措施

（一）大力宣传栽桑养蚕的益处，消除上下存在的主观懒惰思想和客观畏难情绪，造成重视蚕桑业发展的舆论氛围

同治十三年（1874年），左宗棠认真阅读了陕西巡抚谭钟麟写的《蚕桑辑要》一书，大力称赞，认为该书与前代学者“杨崇峰中丞所刻《蚕桑简编》略同，而采摭尤备，其为民生计者至周，庶复古豳之旧”。二人对西北发展蚕桑业的重要性与可能性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既然西北具备了发展桑蚕业的诸多条件，为什么工作却难以开展呢？左宗棠认为实在是“民情窳惰，有其过之。上年符檄频催，郡县多以风土不宜为辞”。以至“坐失美利，甘为冻鬼”。问题的关键是当地百姓和地方官吏都“无以久远之计存于胸臆者。因循相沿，遂至此极，亦非仅风土之不宜”。可见，作好宣传开导工作，实在是一件刻不容缓之事。

首先是设法克服地方官员和老百姓的主观懒惰思想。左宗棠指出：“桑树最易长成，村堡沟坑墙头屋角一隙之地皆可种植。”栽种“不须肥美之地，与种谷田亩毫无相碍。且初种不甚费资本工力，迫及合用，则养蚕、纺织诸务又皆妇女所能，不至有妨农事。此皆自然之利，只待人自取之者也。”所谓“土性非宜，天时早冷’，等理由，只不过是毫无道理的托词借口而已。百姓只要勤于栽种，终将有所成就。

其次是竭力消除畏难情绪。左宗棠指出：“西北宜桑、试课蚕务，颇易见效。’，但由于西北存在着巨大的地区差异性，各地不同程度地都流露出畏难情绪。特别是甘肃人认为，“桑为秦之宜，陇则山高气寒，不能与秦同候”。左宗棠则认为，办理桑务，要有长远眼光，不能只顾眼前，他说：“此时课民种桑，利在五年以后，蚩蚩者未能远虑。”他要求地方官员要克服畏难情绪，“勤求治源”，把“蚕桑、学校（看作）今时急务”。尤其在甘肃，“是赖该州县尽乃心力，襄兹善政”，“为甘省开万年之利”。

他教育地方官员应“先详察夫土地之宜，更勤求夫种植之法与夫秧种之宜，召乡中父老明告其利，剀切晓示，俾咸知之，然后督其试种，一二年后稍有利益，小民即趋之若鹜矣。十年之后，有不家给人足，歌诵父母（地方官）者哉？’左宗棠把这种善政，看作是“将来政绩可书，功德无量”的盛举而加以提倡。

（二）左宗棠以身作则，带头植桑，树立榜样

左宗棠自称青年时期曾“拟长为农夫没世，于农书探讨颇勤，尝自负平生以农学为长”。带兵到西北以后，“师行所至，辄教将士种树艺蔬，为残黎倡导，并课以山农泽农诸务”，始终保持着农民的本色，也做了许多造福百姓的实事，“故劫馀之区，得稍有生意，兵民杂处，临去尚颇依依，亦当年为农之效也”。这些话并非夸张之辞。而究其本源，左宗棠处处以身作则，在西征军中起了很好的带头作用。光绪六年他在酒泉时，于清明节前后栽了几百株桑秧，以鼓励带动当地百姓植桑。他要求帮办甘肃新疆善后的杨昌浚在兰州莲花池—小西湖侧种桑千余株，同时还在附近的东校场，河埔和总督衙门后的空地亦栽满桑树。并在给杨昌浚的信中充满信心地说：“十年之后，可衣被陇中矣，幸何如之！”在左宗棠的带动下，各地官员栽植桑秧之风，蔚然大兴。其中有一位紫荆关转运分局的委员瞿良份，竟擅自截留了一批送往西北的桑秧，分送当地州县栽种。左宗棠对此又憎又喜：“憎者憎其自作主张，喜者喜其与有同情，于是予以薄惩而仍称许其为好人哩。”这也算是左宗棠发展西北蚕桑业时的小插曲吧。

（三）普查已有的桑树数量，确定宜桑地域

提到兴办蚕务，左宗棠指出：“窃谓甘肃、新疆要务，无逾于此。”为了摸清家底，不致使“天生美利，人自弃之”，进而评估西北桑蚕业发展的潜力，左宗棠在收复新疆以后，“通檄南北两路局员检校属境桑株，陆续察报，统计桑树八十万六千余株。”且经专家验证：“此地之桑较浙江产叶大汁厚，实为宜蚕。”这给左宗棠以很大的鼓舞，促使他决定在新疆扩大种桑规模，并从浙江引进新桑种、新蚕种、新技术。

对于陕甘两省，左宗棠要求“该各州县奉札之后，即当各察所属地方，何者宜桑，何者宜棉，逐一禀明。”“或有平昔讲求农桑之学，于种植之法实有心得，……均着详悉各陈所见，并绘图贴说，以便采择施行’，，并以对这些事是否重视作为考核“各州县之留心民事否”的依据。

他还将过去陈宏谋（字榕门）担任陕西巡抚时刊行的《广行山蚕檄》中所列，可以养蚕的槲树、橡树、青冈树、柞树、椿树的形态开列出来，让当地的人们去寻找。“如有此树，可养山蚕，亦大利事”。以此作为发展蚕桑业的重要补充手段和方法。

（四）从浙江引进新的蚕桑品种和养蚕能手，设局教民种桑养蚕

左宗棠了解到，“新疆南北产桑，土人但取葚代粮，或称药材，蚕织之利未广”。究其原因，是当地原有的桑树品种单一、老化，原有的养蚕丝织技术久已失传。西北发展蚕务既缺乏新的蚕桑品种，也缺少养蚕能手和技术。鉴于此，左宗棠决定从我国桑蚕业最发达的省份浙江一带引进桑种和人才，以解决西北发展蚕务的诸多难题。于是，他向朝廷奏调“于蚕桑诸务最为谙悉”的浙江籍人氏祝应焘，召募湖州一带熟习养蚕、种桑的工匠六十名，并带桑种、蚕种及各项器具西来，试办蚕织局务。“教民栽桑、接枝、压条、种葚、浴蚕、饲蚕、煮茧、缫丝、织造诸法。自安西州、敦煌、哈密、吐鲁番、库车以至阿克苏，各设局授徒，其广浙利于新疆也。所以先南路而后北路者，以南疆生桑颇多，一经移接，便可饲蚕；缠民勤习工作，可收事半功倍之效。由是推之西四城，更推之北路，耕织相资，民可使富。”

当时，左宗棠对新疆养蚕采取两种办法：一是由局发蚕种、蚕具，由乡民在家饲养，每月给粮面60斤，以3个月为一期，其蚕收茧交局，“如看得精妙，再另为酌赏，以示鼓励”。二是“民间自己所种，自行看蚕，并不由局发粮，卖茧到局”，分等给价。后又采纳张曜建议，“发面不如给银钱，民可乐从”。左宗棠认为，“如此变通办理，乡民乃更不吃亏”。总之是想了许多办法。对于前述引桑之举，左宗棠曾自豪地说：“移浙之桑种于西域，亦开辟奇谈，古今美利，非书愚孰与图成者？”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五）督令官府倡导和推进种桑养蚕事业的发展

西北地区地域辽阔，战后各地应办事项之侧重点不尽相同。在百废待兴，经纬万端的重建工作中，左宗棠始终把兴办蚕桑业作为改善人民生活的重要事项，并把它列为考核地方官吏政绩是否优良的标准之一。继任陕西巡抚冯誉骥，重视农桑，受到左宗棠的称赞：“种树、开渠、农桑、学校，古之言治者，莫或遗之，……公言及此，秦民之福也。

帮办西北军务的杨昌浚，更是左宗棠发展蚕桑业政策的支持者和执行者。

对于新疆的官员，左宗棠指出：“栽桑、种树、养蚕、学织、畜牧、沟洫，均新疆当务之急，各局司事，务求晓事之人，明者自己鉴及。”遵照左宗棠的指示，刘锦棠“复饬祝应焘赴西四城设局教习，一面饬上海采运局再购浙产桑秧，并多购蚕种，以期推行尽利。”左宗棠还委托刘锦棠和杨昌浚，督察“蚕丝、织呢等局雇用中外师匠及办理局务华、洋各员弁，有实在出力，著有成效者，……随时汇案奏请奖叙，以示激劝。”总之，在左宗棠和西北各地方官的努力之下，“当地人民，自提倡之后，渐知兴感，从事蚕桑矣”。

三、成绩与评价

左宗棠到西北以后，“以为农民之利，莫过于蚕桑之业”，便坚持大兴蚕务，开创了近代西北地区蚕桑业发展的一个新阶段。至光绪六年（1880年）十二月左宗棠奉旨由哈密入关时，西北各地已是“广植浙桑，关内外设立蚕织局，收买桑叶、蚕茧，俾民之不知饲蚕缫丝者均可获利”。他沿途察看河西走廊一带“民物安阜，较五年以前大有起色”。由于广种桑棉，“向之衣不蔽体者亦免号寒之苦”。而甘肃东路也是“开浚河渠，种植官树，利民之政，百废待兴”’。陕西自“长武而西，复荷荩筹，种树、栽桑、修路、开渠、靡利不举”。总之，西北地区的蚕桑业较五年前已取得了显著的发展。

以新疆为例，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光绪六年时，各处呈验所产“新丝色洁质韧，不减川丝”。当阿克苏织造的优良绸缎送到北京时，“都人诧为异事”。新疆建省之后，“州县官吏，即以此为考成，二年以来，丝蚕之利多于往年数倍”。经过各级官员几代人始终如一的奋斗，新疆“蚕桑事业，进步之速，确有可观”。据宣统三年调查：1．和阗州辖境内，“有桑树二百万株；岁销英俄二国茧二十七万斤，值银七万余两；丝约八万斤，值银一万二千二百五十两。和阗、洛浦、于阗及莎车属之皮山共有织户一千二百家。所织夏夷绸，岁三万余匹，供本地回人服用，无行销域外，其民之富庶，从可知已”。2．“莎车岁产茧三万斤”。3．“叶城岁产茧十余万斤，丝一万三千余斤”。4．“皮山尤富，前六年（光绪三十二年）茧额不足七万斤，其明年增加三倍，又明年增加五倍以上。盖利之所在，如水赴壑，不待董劝督课，而民争趋之也”。据不完全统计，“清末，新疆年产丝由过去三十万斤，增至七十万斤。英俄商人贩茧出境者，每年达到一百五十万斤左右”。蚕桑业成了新疆的一大利源所在。

西北蚕桑业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确属不易，需要克服重重困难和障碍。首先要克服“风土不宜”和只顾眼前利益的局限。搞清各地“何者宜桑”，因地制宜推广种桑。还要引导农民，示以种桑之利。农民“生长穷乡、未读诗书，又鲜闻见，即有为之倡者，亦多畏难苟安，莫与图始”。他们只顾眼前利益，而桑利往往在五年之后才会显现。左宗棠不得已改变原有的计划，提出“固宜缓图”的主张，让各地逐渐去推广。这就使西北的蚕桑业难以实现预定的计划和目标。其次，从浙江引进的桑种成活率很低，种桑养蚕技术推广也很慢。光绪六年（1880年）夏天，左宗棠去哈密途中发现：“今年南来蚕种……生者十居其一”，“桑秧无人经理灌溉，远道万里运来又成枯槁。”他感叹“办事得人之难”，而“织机较于蚕桑为尤难。惟有暂饬工匠渐渐诱教……织本地土绸”。这年末，他奉召赴京途中，在会宁见到胡光墉聘雇的两名蚕织工匠承解蚕种394张在此候车，即让新疆“遣人入关，沿途迎浴”。次年，他在北京得知胡光墉续购桑秧不如上年的好，就让“多留关内，或能多所成活”。可以说左宗棠为此费尽了心力。

左宗棠虽然离开了西北，但他对兴办的蚕桑业，仍念念不忘。当他在北京见到“上年阿（克苏）局新织绸，宫府皆诧为奇”时，十分自豪，“窃思与兰州织皮创举映美一时。”并深情地说：“十年业履，只今犹魂梦不忘。”左宗棠以自己的执着给古老的丝绸之路又增添了一段新的佳话。左宗棠发展蚕桑业主要出于经济上的考虑，但桑树根深，适酸性和钙质土，极其适合于作防护林。左宗棠在西北大力推行植桑，在实际上也做到了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结合。这一模式对我们今天的西部大开发仍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