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个对西北水利进行过大规模多类型开发与建设的历史人物。度陇以来，在积极屯田垦荒、发展生产的过程中，他认识到“开屯之要，首在水利”；亲眼目睹了辽阔广袤的西北，对粗放耕作，缺雨少水，林木稀疏，地瘠民贫深有感触，因而提出了“治西北者，宜先水利”的指导方针，并切实加以实施。随着左宗棠驻地西移，他在关中、平凉、宁夏、河州、西宁、河西、新疆都有兴修水利的业绩。在这些水利工程中，对泾水上游的治理最具代表性，也最能体现左宗棠重视水利、开发西北、为民造福的思想。这不仅因为在治河中，他采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治河机器，而且整治泾河也是他在西北接手最早、花费时间最长、投人心力最多的一项水利工程，甚至离开甘肃多年以后，仍对之念念不忘。左宗棠为什么这样重视泾河治理？采用了什么方案、引进了什么样的治河机器、取得了怎样的效果？这些问题至今尚未廓清。下面就此试作考证，以就教于方家。

一、左宗棠重视泾河治理的原因

首先，他把兴修水利摆在了开发西北的各项工作的突出位置。左宗棠在青年时代就高度重视农田水利建设，认为“王道之始，必致力于农田；而岁功之成，尤资夫水利”。到西北后，他更清楚地看到：“西北地多高仰，土性善渗，需水尤殷。”没有水源或不兴修水利，就无法发展农业生产。特别是沙漠戈壁地区，“无水草，无民人，无牲畜”，生态环境尤其恶劣，更需兴修水利，以保护和改善西北各族人民的生存环境与条件。所以，左宗棠初到西安，就对华州知州指出：“水利所以养民，先务之急，以此为最。”后来，在给朝廷的奏折中又说：“西北治地开荒，尤资水利。"在批札中特别告诫部属，应以“水利为屯政要务”。在给沈葆桢的信中说：“西北水利不修，农功阙略，关陇同病，陇又甚焉。”总之是要把兴修水利放在关乎西北前途的战略高度来加以重视。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左宗棠开始关注对泾河治理的。

其次，力图通过治理，使泾水“复郑、白之旧”，重新发挥灌溉功效。郑国渠和白渠是古人分别在秦和西汉时期在陕西境内的泾水下游开挖的两条最早的引泾灌溉的水利工程，曾产生过很好的经济效益。后来，由于黄土高原植被遭到破坏，水土流失日见严重，河渠淤塞，水量渐小，加上年久失修，逐渐失去了灌溉功能。左宗棠看到这种情况以后，经多方考察，决定从上游着手，对泾水进行治理，使其发挥旧有的功效。左宗棠早年曾钻研过地学，熟悉西北舆地；研究过农学，了解农业生产；自学过水利、荒政、田赋、盐政等多方面的学问，懂得国计民生。他研习这些经世致用实学的目的，就是以备日后有机会兴国济民：“一旦事权在手，随时举而措之，有一二桩大节目事办得妥当，便足名世。”左宗棠在西北对泾水治理情有独钟，就是想效法古人，成就一番业绩。因此，他把治理泾水当成了施展其才干、实现其理想的重点水利工程，自在情理之中。

第三，从现实情况来看，对泾水上游进行治理，开渠灌田，既可使泾水正流水势变小，减少下游的涝灾，又可使泾水流域“得腴壤数百万顷”‘，最终实现避害趋利、综合开发的目标。泾水治理是一件让人伤脑筋的事，主要是因为“泾流之悍激性成，自高趋下”，岸高水急，且“来源既长，收合众流，水势愈大，但于其委治之，断难望其俯受约束。若从其发源之瓦亭、平凉、白水、泾州一带，节节作坝蓄水，横开沟洫，引水灌平畴，则平、泾、白水、泾州一带原地，皆成沃壤；而泾之正流受水既少，自可因而用之。泾州以下，均属陕辖，再能节节导引溉地，则聚之为患者，散之即足为利，而原田变为水地，泾阳南乡可无涝灾”。这是左宗棠驻节平凉期间经实地考察得出的结论，包含了他决心治理泾水的基本意图，而贯穿始终的目的则是意欲“为关陇创此永利”，使当地人民群众永获实惠。这与他的“为政者先求利民，民既利矣，国必与焉”的“为民造福”的思想是一致的，也是他花大气力治理泾河的动力之一。

二、治理泾水的几点设想

同治四年（1865），左宗棠的重要助手—帮办陕甘军务的刘典，在郑、白渠的遗址上，重修了龙洞渠土渠一千八百丈，渠堰和石渠长五十七丈二尺。另有明代成化末年修的一条引泾灌溉的渠道利民渠，可以灌田三百余顷。由于民间用这条渠道运转水磨，所以又叫做头道磨沟。左宗棠于同治年间对之进行疏通，改名为“因民渠”。左宗棠并不满足于这种修修补补的小规模治理，他把着眼点放在对径水全流域的治理上，力图使泾水通过治理发挥避害趋利的综合效益。他把治理重点放在泾水上游，并提出如下几点初步的设想。

其一，“节节作闸蓄水，并可通小筏”。左宗棠设想在泾水试行通航，并以湖南老家的一些河流为例，进行比较。他给正在泾阳疏导泾水的袁保恒的信中说：“吾乡湘（水）、资（水）之水，均可于源头通舟楫；醴陵渌水，小筏可至插岭关下。弟驻平凉久，常览形势，知郭外泾流大可用，若浚导和宜，何以异乎？”他认为只要治理方法科学、正确，在河上节节作水闸蓄水，是能通木筏的。

其二，“速开支渠，治其上源”。左宗棠认为：“平凉西北数十里，为泾水发源处，南数十里为汭水发源处，至泾州合流水势渐壮。若开渠灌田，可得腴壤数百万顷。”如果从开发水利，发挥优势上着眼，“从其发源之瓦亭、平凉、白水、泾州一带，节节作坝蓄水，横开沟洫，引水灌平畴”，则平凉至泾州一带川地“皆成沃壤”，可收避害就利之效。而从根治水患、克服劣势上看，泾水“水性悍浊，不但泾川、平凉受患之烈较他处为最，甚至由于干流狭急，无支渠渲泄以杀其势，故遇涨发，则泛滥无涯涘，积潦难消，足以害稼”，若从上游“多开支渠以资渲泄”，则泾阳以下无水灾，又可收减灾免祸之效，因此，“益见支渠开浚之工不可缓也”。

其三，先开挖二百里正渠，以作示范。光绪三年（1877年），西北大旱，严峻的旱情使左宗棠下决心对泾水进行治理，他打算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开泾，并安排平庆泾固道魏光焘实施。但治理泾水工量大，耗资多，加以“泾流之悍激性成，自高趋下，宜非人力所能施”，于是，左宗棠决定采用先进机器开河，打算开一条长二百里的正渠，以作示范。这就是左宗棠从国外引进新式掘井开河机器之源起。这样，前述三种初步设想，最后只落实为机器开渠一种方案，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实施。

三、引进开河机器

泾河发源于平凉附近的崆峒山西麓的陇山之中。《甘肃新通志》说：“泾河水，在县城（平凉）西，源出笄头山下。”《平凉县志》：“泾河水在县西南笄头山。”。泾河自六盘山东麓发源后，东南流经宁夏泾源，甘肃平凉、泾川等地，到陕西省高陵县入渭河，全长达四百五十公里。要使这样一条流经三省区、全长近千里的河流为民造福，其上源“平、泾、白水、泾州一带原地，皆成沃壤”，“泾州以下……原田变为水地”，全靠人力治理是困难的。左宗棠原先就听说外国有开河机器，知道“自明以来，泰西水法既已著称”，他曾在光绪元年托两江总督沈葆桢代为购买掘井、开河机器，同时又让在英法留学的学生顺便研究这样的机器，但均未见答复。光绪三年（1877年）春夏间，泾州一带“旱，麦歉收，至秋早甚，麦末下种，斗价一千八百文，民大困”，更加强了左宗棠根治泾水的决心。他想试行以工代赈的办法来治河。恰在这一年，胡光墉来信说外国有“新出掘井、开河机器”，左宗棠便要胡设法买几台，“并清雇数洋人，要真好手，派妥匠带领来甘，以便试办”。他认为：“此种机器流传中土，必大有裨益，与织呢织布机同一利民实政也。’，接着，又嘱咐胡光墉，开河、掘井机器，“请先购其小者来”，还确定“将来开河机器，拟先留之平凉，治泾川正流……”事毕再解送兰州。开河、掘井机器是通过泰来洋行从德国买来的。光绪五年（1879年），这些机器和织呢机一起启运来甘，次年开河机器运到泾源工地。左宗棠派平凉知府廖溥明主持其事，并请了德国技师，其中之一便是曾主持过兰州织呢局局务的福克。打算先开一条长二百里的正渠。左宗棠采用先进机器治理泾水，这在西北乃至中国近代治河史上都是一个创举，在中国水利建设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泾河工程的营建以左宗棠所部勇丁为主，还征集了部分民工，均由德国技师指导。但德国技师认为开渠计划有问题，鼓不起干劲。光绪六年冬，左宗棠奉召人京，路过平凉时，亲往一开渠工地视察，对德国技师进行了严厉批评。“洋匠经训饬一番，颇有振作之意”。他还指示平凉知府，新渠应再拓宽，并应再多开儿个渠道，“以资容纳，上流宽缓，下流就可没有急溜，实为两利之道’，但工程进展仍十分缓慢。德国技师认为渠底多系坚石，人力施工困难，德国还有一种开石机器，如能买到，工程更可迅速。左宗棠很以为然，打算安排胡光墉再去添购。但不幸的是，光绪七年四月，泾水暴涨，冲毁了河渠。对工程是否继续下去，陕甘总督杨昌浚与左宗棠意见相左。但此时左宗棠对此已鞭长莫及，只是在光绪七年（1881年），在给杨昌浚的信中提到“平凉水利，冬前或可蕆工”一句。此后，治泾工程似乎再无下文。这里有两件事情需要专门讲一讲。第一，左宗棠引进的凿井开河机器到底是一种什么类型的机器？史无明文记载，也很难考稽，只能依据现代人对相关机器类型和机械知识的了解进行推测。据福克说它不能开坚石，说明它不是开石打眼的钻孔机，似乎是小型挖掘机或铲土机类的机器。据秦翰才在《左文襄公在西北》一书中的考证和推测，这台机器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时，还静卧在平凉府署，已锈迹斑斑，零件缺失，不禁对之产生了“没有英雄用武之地”的喟叹。

第二，开河的具体地段在哪里？也是史无明文，只是在《平凉县志》中有这么一段记载：“湟渠，起县城西，绕城北，东注五十余里，清光绪初左文襄公所辟。旋以水低，不能上田，遂寝。”

四、结论

左宗棠被调回关内后，对西北水利建设依然十分关注。1882年，当他闻知“泾源暴涨”，渠坝被冲毁时，内心痛惜不已。此时左宗棠虽已离任，但仍主张继续修治。他说：“惟泾源猛涨，小有所损，益见平凉支渠修治之功未可缓也。”当杨昌浚来信向他征询意见，想“以节劳费”为名义，停止施工时，他在复信中指出“惟思六府之修，养民之道，政典所系，未宜草草”，治泾工程虽“猝遇此灾，致从前已成千渠一并湮塞”，但工程不应就此停止。尽管德国技师福克也主张停工，认为“泾源纷杂，治之劳而见利少”，但这主要只从经济上是否有效益而言；如果站在政治的高度来看，即“从养民之义设想，则多开支渠以资渲泄，实事之不可缓者”，泾水不容不治理。不久，在给甘肃按察使魏光焘的复信中写道：“种树、修路，讲求水利诸务，切实经理，必有其功。”并情不自禁地说：“不佞十数年一腔热血，所剩在此，至今犹魂梦不忘也。”其言谈情真意切，感人肺腑，表现了左宗棠对在西北经营未竟事业的关切和怀念。

如何看待左宗棠治泾的效果与意义呢？众所周知，左宗棠是洋务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主动请缨到西北来，不仅仅是要收复故土，巩固边防，更重要的是要开发和建设西北。为此，他创办甘肃制造局、兰州织呢局、库车火药局等洋务工业。其中，用机器治泾便是一项很重要的洋务活动。左宗棠曾经给治泾寄予了很大的期望，决心为“关陇创此水利”。但在遭受了洪水侵袭的打击和重重困难的阻挠之后，大约在1881年冬前，仅仅修成了一条长五十里的渠道。就是这条费时三年，距离原计划差距很大的渠道，也“旋以水低，不能上田，遂寝”。

诚然，左宗棠对泾水的治理以失败告终，没有实现他当年治理泾水的一系列设想和理想，留下了许多的遗憾。治泾失败的原因有很多方面：如腐朽的封建制度和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的破坏与阻挠；兴修水利的政策缺乏连续性，左宗棠离甘以后，人去政怠，甚至人亡政息，继续治泾后继乏人。最关键的一条还是治泾方案缺乏科学的规划和论证，仅以左宗棠设想在泾水“设闸通航”为例。同治九年（1870年）时他就提出在泾水上游“节节作闸蓄水，并可通小筏”，光绪五年（1879年）又重申：“若能设闸启闭，如运河及浙中斗河法，以通舟楫，尤省人蓄负载劳费，而国计民生所益不小。”愿望虽然很好，但他对泾水的水文情况毫不了解，却要用南方的治河经验指导治泾工程，实践中必然受挫，因为这个设想缺乏客观而又科学的规划与论证。泾水自古以来水文情况就极其复杂，它从六盘山麓的岩石中发源，流经陇东黄土高原地区，已由清清的溪流变成含沙量较大的浊水，古代民谣就有“泾水一石，其泥数斗”的说法。清朝乾隆时期仍是如此，“泾河自那以上滩浅而流急，故浊。”泾河水量变化也很大：冬季流量较小，夏季则猛增；平常年景和洪水暴发时节更不相同。例如泾河的一大支流汭水，“每值暴雨，山洪骤发，河水猛涨，汪洋一片，宽达二三百公尺，历时一日或数小时不等。常年多在小水时期，清流一溪，明可鉴底。”这样一条水流湍急，“暴涨无常”的河源，怎么能同“小筏可至插岭关下”的“醴陵渌水”的河源同日而语呢？根本没有考虑到泾水变化大、季节性强的特点，“作闸通航”一事自然无法实施。至于用机器开渠的方案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对泾水的水文、开渠上水的高度等缺乏科学的论证，工程可行性差，修建三年，只好“旋以水低，不能上田，遂寝”。所谓“设闸启闭……以通舟楫”，当然也只是设想者头脑中的风景画而已；而左宗棠倍加关注的“机器治泾”工程，也未能实现“可得腴壤数百万顷”的理想，成为治泾史上的一大憾事。

左宗棠治理泾河虽以失败告终但这丝毫没有损坏和影响他在西北人民心目中的形象。他在西北倡导栽种的行道柳树，被当地人民称为“左公柳”；他主持疏浚的酒泉湖被称为“左湖”；他指挥修建的长达三四千里的陕、甘、新官道被称为“左公大道”。他对兴修水利的重视，给后人留下了“甘肃治法，以均赋役、兴水利为首务”的历史经验；他引进先进机器治理泾水，开中国近代机器治河之先声。左宗棠在西部开发史和中国水利建设史上都将占有一席之地。他那种以“白头戍边”、“愚公移山”、“大禹治水”的决心保卫和开发西北的精神，必将激励西北人民在“西部大开发”的世纪大进军中，完成先辈未竟之业，把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