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是中国近代开发西北的首倡者与实践者之一。同治五年（1866年），清王朝为了镇压活跃在陕甘宁青诸地区的回民起义军，扭转其在西北日益不利的政治颓势，决定委派左宗棠以钦差大臣身份，兼任陕甘总督、督办西北军务。同治八年（1869年）春，左宗棠向甘肃陇东一带进军，平定董志原。在这期间，他确定了镇压回民起义的“先剿后抚”的凶狠对策，做出了集中大军，分北、中、南三路度陇的进兵计划，并把宁夏的金积堡列为首先进攻的对象。经过历时一年半的军事行动，左宗棠于同治九年（1870年）十一月残酷镇压了驻扎在灵州、金积堡等地的回民起义军。这样，宁夏一带遂告收复，并转入了战后难民安插、恢复重建的阶段。宁夏地区（即今宁夏回族自治区辖境，在当时主要指隶属于甘肃的宁夏道、陇东平庆泾固道的固原直隶州等地）成为继甘肃陇东之后，左宗棠进行开发与建设的较早地区之一。对于人们长期以来比较注重的西北回民起义的性质以及左宗棠镇压西北回民起义的评价和批判问题，由于已有很多论著进行了研究与评论，这里不再论列。本文仅对以前研究者较少涉及的开发与建设问题，从政治、经济、文教、环境保护等方面分项作一论述，聊作引玉之言。不当之处，请批评指正。

一、着手政治改革

1．改设建制，强化管理。宁夏金积堡马化龙部的回民起义被镇压以后，左宗棠反思了造成这次事变的原因，认为清王朝对这里的治理太忽略了。特别是清代前期“自从收复了天山南北路，要省出经费来经营这新辟的土地，所以对于甘肃的建置，也不甚理会了。在文襄公看来，这一次事变，宁夏和平凉受祸最深，也为是这一带政治和军事力量不够坚强的缘故”。因此，左宗棠在战后向清政府建议，改革宁夏的行政建制，以加强清王朝的管理效能。

首先，设立了宁灵厅抚民同知，驻金积堡。金积堡“地属灵州，东达花马池，南达固原，迤北毗连中卫，襟带黄河，雄踞边要，实形胜之区”。古灵州城便在堡西北，却不知何时移建到百余里外，因此失去了控制的力量。左宗棠便把驻在宁夏府城的宁夏水利同知，改称宁灵厅抚民同知，移驻金积堡，划定辖境，所有境内“汉、回民人盗命重案及一切户婚田产词讼”，都归其管理。又在金积堡添设灵武营参将，负责协助维护秩序，归宁夏镇总兵管辖。而宁夏水利同知原应管辖之事，“即归府县经理”。

其次，设立化平川直隶厅。其地东南距平凉府城一百里，南和崆峒山相接。中间两川合流的地方，有一块宽五六里、长三十余里的地方，就是化平川地。西北一带都是高山。左宗棠在这里安顿了上万名陕西回族难民，增设了一个化平川直隶厅通判，隶属平庆泾道。

第三，设置固原直隶州及平远、海城等县。固原州在平凉和宁夏之间，本是重镇。按照陕甘未分省以前的旧制，陕西提督驻此，还掌管河州镇总兵。原属于平凉府，南距府城一百七十里。往北到灵州，相隔二百余里。“中间广袤八九百里，山谷复沓，素为逋逃渊薮。原设固原州、盐茶厅，形势辽阔，治理难期周密。”于是，左宗棠把固原州升为直隶州。在固原城北二百里的下马关，设立平远县。在平凉府城东三百九十里的盐茶同知驻地海城，设立海城县，将原平凉府盐茶同知改为知县，这两个县共同隶属固原直隶州。在给朝廷的奏折中，他进一步阐述了改设建制的原由：“实缘边地建置太疏，多留罅隙，民间堡寨团庄，距州县治所近者百数十里，远或数百里，又且犬羊交错，经界难明，汉与回既气类攸殊，回与回亦良匪互异，治理乏员。”现在，“关陇渐就澄清，亟宜申划井疆，绸缪未雨……其添改县属教佐、典史，归各该县董率，以资治理，而专责成。庶期长治久安，汉、回得所。”并认为“边荒长治久安之方，无以逾此”。可见，他把改革不合理的行政区划和建制，作为开发、治理宁夏的第一步。而这种改革，也为后来宁夏行政区划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整饬吏治，提高效率。左宗棠到西北以前，面对风起云涌的太平天国革命和各族人民的反清起义，就已认识到“天下之乱，由于吏治不修”，承认“官逼民反”的事实。度陇以后，他目睹了西北吏治腐败不堪的实况，认为“吏事为此，乱未已也”。他以一身承其弊，大刀阔斧，在军、政、经交驰，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一面处置极为紧迫的军事问题，一面安排善后重建，花大气力整饬各地吏治。宁夏是战争重灾区，也是左宗棠刷新吏治，振作政风的重点地区。他针对宁夏汉、回聚居，社情民风复杂的特点，做了如下几项工作。

首先，简选廉干吏员，充任各级官吏，黜退无能之辈，以图迅速振兴宁夏的社会经济。左宗棠使用官吏有一个标准，就是“廉干”并重。所谓廉，就是为官清正廉洁；所谓干，就是练达有才能。宁夏是新复之区，百废待兴，所选官员不廉不足以振衰起弊而开创新风；无才不足以恤民勤政而别开生面。所以，他选派到宁夏的官员，多是廉干可资倚重的吏才。

先看道府一级的官员。平庆泾固道道台魏光焘“频年操防护运之暇，修筑城堡，平治道路，搭架桥梁，开浚河流，种植官树，利民之政，百废俱兴”。宁夏道道台龙锡庆，曾任甘州府知府、西宁府知府，左宗棠称其“洁己爱民”，素所看重。灵州知州王镇镛，后任狄道州知州，因颇有治迹，为左宗棠所赏识。

再看州县一级的官员。新改固原直隶州知州廖溥明“年壮才明，办事精细”。新设海城县知县聂堃“心地朴实，才具明晰”。左宗棠认为“该两员久署各缺，措置咸宜，舆论素洽，以之署理各缺，可收驾轻就熟之益”。又以“明干耐劳，操守素好”的陈日新，试署新设平远县知县。这些官员都是经过慎重选择的。

对于不合格的官员，左宗棠则坚决予以撤任。宁夏部员祥升，驻扎宁夏，办理蒙古民人事务，因“不知自爱，有玷官箴。应请先行革职，由理藩院查办”。化平直隶厅通判左寿昆“在化平毫无政迹”，被左宗棠撤职。同治十年（1871年）六月，还惩办了欺压汉、回难民的灵州痞棍王廷植、苗维新等人，将首恶吕廷桂就地正法，“以昭儆戒”。光绪四年（1878年）七月，左宗棠又将因查禁罂粟不力的宁夏府一府六属之官，除宁灵厅抚民同知以外，知府李宗宾以下官员，悉数给予或撤职或留任察看的严厉处分。其中宁朔县知县贺运升与左宗棠有“世谊、年谊、姻谊”，但左宗棠不徇私情，坚持予以撤任。经此整顿，宁夏吏风民情出现了“疵俗丕变，世宙一新”的局面。

其次，选配能安辑抚民，融洽民族关系的官员，以图迅速恢复和稳定宁夏的社会秩序。对于引发陕甘回民大起义的原因，秦翰才曾一针见血地作过分析：像甘宁青“这样一个汉、回、蒙、番杂处的地方，怎样调和融洽，使大家安居乐业，一般官吏也向少注意。对于汉人和回人的纠纷，对于伊斯兰教徒中新旧两派的争执，更是向来很少衡情酌理，秉公判断解决。不是双方弥缝，便是偏袒一方；不是颟顸办不了，便是任意武断。所以这一次变局，实是积有许多政治上的因素，并不是凭空爆发”。因此，慎择善于安辑抚民、调处民族关系的官员，对于宁夏的社会发展和稳定，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左宗棠对这一点尤其重视，并在宁灵厅抚民同知一缺的用人上给予了充分的体现。他说：“今改设之宁灵同知，系初创之区，招抚安辑，尤关紧要。”所选官员首先必须要精明强干，因为“一切抚绥招徕，弹压稽察，在在均关紧要，非勤能明干之员弗克服任”。其次，要“人地两宜”，既现居要缺，“堪升堪调”，又要有在边疆要地任职的履历，有处理复杂民族关系之经验的人充任。为此，他先选调李宗笏担任宁灵同知，因故未到任之后，于光绪六年（1880年）九月，从地杂回番的狄道选调署理知州喻光容担任宁灵同知，称其“奋勉有为，明白谙练……实堪胜任，人地亦极相宜”。随后，左宗棠在给朝廷的奏折中报告了喻光容的政绩：“履任以来，抚驭有方，地方安谧。”大概由于喻光容深孚左宗棠之望，又奏请朝廷将其派往更为艰苦、“三面临番，接壤川境”的洮州去担任抚番同知，而将原洮州抚番同知叶克信对调至宁灵厅。他认为“似此一转移间，人地两有裨益”。并指出：“现当兵燹之余，抚辑善后，在在均关紧要，非得精明强干之员妥为经理，难期长治久安。”通过以上这些事例，我们可以看到左宗棠对宁夏吏治建设的重视程度以及针对宁夏的特殊情况所采取的措施的周详程度。

二、着手恢复和发展经济

1．屯田垦荒，安置难民。左宗棠从进入西北就着手实行屯田，“一路进兵，一路屯田，便从泾州一直到了敦煌”。金积堡之战后，左宗棠在宁夏的屯垦活动，主要是安插集中到金积堡的陕回、甘回和当地土著回民。同治九年七月，左宗棠在《收抚回民安插耕垦片》中认为：陕西回民因“与汉民积仇既深，婚姻不同，气类各别，彼此相见，辄起杀机，断难孚洽…马…既无归陕之望，就甘地安插，而甘民痛定思痛，又不免他族逼处之虞”，因而善后安插比处置太平军、捻军尤为困难。但他根据“不论汉回，只论良莠”的谕令，决定采用“解散安抚”的办法，“于经理屯垦之余，划出荒绝地亩，稍成片段者”，予以安插。除籍隶陕西回民，解赴化平川、大岔沟一带择地安插外，其籍隶甘肃及宁、灵土著汉回人民，均经宁夏道陶斯咏、署宁夏府知府李藻、代理灵州知州王翔，“在宁、灵一带分别择地安插……其安插汉回民人等，均已一律表发赈粮，拨给地亩、牛只、籽种，令其及时耕垦”。

然而，“惟宁、灵一带，迭遭兵燹，地旷人稀，亟宜广为招徕，以期渐臻富庶”。于是，左宗棠奏准将董福祥原安插在陕北瓦窑堡一带的董字三营的眷属共二千三百余口，都搬来充实到宁、灵一带，与别处迁徙来的汉民，每丁授田四十亩。虽经左宗棠招徕流亡、协助耕垦，但人力仍显不足。为此，左宗棠特别在清赋章程中规定：凡承垦荒地，从开种之日起，第一年免全部田赋，第二年豁免一半田赋，以此作为鼓励垦荒的优惠政策。当时宁夏所属隆德县、平远县、海城县、化平川厅、宁灵厅、灵州等都可享受到这些优惠政策。到光绪四年（1878年），左宗棠“复筹措二万两为屯垦经费，冀可耕之地日辟，生聚渐蕃，将来可望起色”。总之，左宗棠对宁夏的经济发展充满了信心。

2．治河修渠，兴办水利。治理发源于宁夏境内六盘山麓的泾水，是左宗棠在西北最早兴办的水利事业。同治九年，他在计划修复早已荒废的郑、白旧渠时说：“筑坝引泾可复郑白之旧，然弟意颇欲于上源着手，为关、陇创此永利，未审能否?……平凉西北数十里为泾水发源处，南数十里为水发源处，至泾州合流，水势渐壮。若开渠灌田，可得腴壤数百万倾。”不仅如此，他以湖南湘、资水上游可通舟楫为例，提出在修治泾水时要“节节作闸蓄水，并可通小筏”。随后，他依此设想，一直坚持浚导泾水，并让胡光墉代购开河、掘井机器治理泾水。

“千里黄河富宁夏”，宁夏的引黄古渠，是其致富之本。左宗棠在治理泾水上游的同时，又支持宁夏道陶斯咏修复汉渠。先是，金积堡收复之后，左宗棠拨马化龙缴出的部分余款，整理各渠，主要是唐、清、汉三渠，因为避险省工，新修不久又出事，左宗棠十分不满。同治九年，宁夏道陶斯咏要求拨款白银万两修复汉、唐、清旧渠时，左宗棠正处于“饷项万分支绌”的困境，但他认为“事关水利农田，未便任令荒弃”。因而，“于无可设法中筹备湘纹三千两”，并指示陶斯咏，“照引水灌田之户计亩摊捐”办法，将官办改为官助民办，“令附渠各庄堡回、汉绅民从公拟议，开造某户应摊银数，悬榜通衢，限日呈缴”，这项工程进展很快。但在完工后就发现渗漏，野狐坝外堤坍塌，需载石修复，左宗棠对此“殊深系念”，要陶斯咏“赶紧设法修筑，务期坚实耐久，毋许草率贻误”。光绪元年（1875年），左宗棠拨银一万两，兴办宁夏垦务，又以半数银两整治境内渠道。大约光绪五年（1879年），固原州代理知州廖溥明向左宗棠“禀办固原海城水利，似尚切实”，得到了左宗棠的肯定。可见，左宗棠在宁夏兴办水利的工作从未间断过。

3．禁种罂粟，改种粮棉。宁夏一郡，夙称腴地，产粮极广，但“沃土之民狃于恶习，广种罂粟，视为利源，地方各官一加查禁，则群以钱粮无从完纳为词，隐相抵制，驯致宜谷之区广植妖卉，较金积堡未复之前，殆有甚焉”，以致招徕耕垦田地越多，偷种罂粟者越多。宁夏所种植的罂粟，以河东为上，“每亩可出烟土七八十两”，河西碱地，每亩也可“出烟土三四十两”。利之所在，各处群相仿效，宁夏地方官遂以“积重难返”为借口，屡次干犯左宗棠禁种罂粟的谕令。光绪三年（1877年）西北大旱，左宗棠要求宁夏采粮救济临近的庆阳府，竟然拿不出一粒粮食。这使左宗棠感到，长此下去，罂粟栽植，“不但流毒无穷，且乱后耕垦无多，民食、军粮尤虞不继”，会严重影响到西北军政大局的稳定。为此，左宗棠提出：“专以‘切实’两字为课吏与课心之要”确保严禁罂粟种植的法令取得成效。

所谓“课心”，即做好宣传教育工作，从思想认识上解决问题：“因思愚民贪种罂粟者，贪其利耳，则即以利动之。凡宜罂粟之地，最宜草棉，棉花之利，与烟土相若。时值大旱成灾，粮价异常翔贵，百谷之利，亦略与烟土之利相等。种谷与棉，可以获利，且不犯禁。种罂粟则犯禁，必遭查拔，将并所图之利而亦失之。民虽蚩蚩，然利害相形，较然可睹。因其明而牖之，当易为力”。所谓“课吏”，就是严格考核各级官吏执行、落实的情况。为此，左宗棠先“与司道熟商，通饬各府、厅、州、县切实查禁，先之以文告，继之以履验，责之以乡约，督之以防营，而尤注意于宁夏一府六属之地……遇印委各员查拔不力者，随任撤委，或从严申饬；其趋事勤奋，随予存记，以示激劝”。光绪四年七月，左宗棠上奏朝廷，将查禁罂粟不力的宁夏一府六属，除了宁灵厅外，分别给予革职、撤任、开缺另补的处分，又对宁夏府部分敢于认真查禁罂粟的官员和将领，分别给予保举提拔和请功奖励。经此严厉整顿，“宁夏一府，阖境罂粟根株，一律锄拔净绝；又幸时雨普沾，渠流畅注，改种杂粮，均极繁茂，丰稔可期”。此后，“匪特闾阎储峙渐丰，民食、军粮均有攸赖，而民生既厚，民俗亦端，长治久安之效，肇于此矣”。

三、兴办文教事业

1．遍设义学，普及教育。左宗棠于“同治八年，驻节泾州瓦云驿，即已注意蒙学，颁发四书五经。嗣移平凉，在崇信设义学一处。讲师月薪三两，指由平凉厘金项下拨给。同治十三年，始命地方一律兴办义学”。左宗棠尤其重视设立回民义塾，认为欲“化回、汉之见，则义学不可不设”。据载，西征军“师行所至，饬设立汉、回义塾，分司训课，”出现了“迩来汉民敦崇儒术，诵习六经，回民亦颇知向慕，争请设立义塾，延师课读儒书”的局面。嵩武军统领张曜于同治十一、十二年（1872年~1873年）间，“驻防宁夏时，也就各回村，普设义学，劝回民幼稚一律读书”。据不完全统计，左宗棠在陕甘总督任内，宁夏各地办的义学，平远县5处，海城县6处，化平川12处。给灵州各义学加发《小学》四十部，可见灵州义学数量不少。宁夏府由张曜所办义学无统计数字，估计数量也不少。左宗棠这种回汉一体，同等相待的办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团结，稳定了宁夏局势，推广了儒家文化，培养了地方人才。

2．兴办书院，广育人才。书院是近代学校出现以前各府厅州县设立的高级学堂，是科举考试的学习场所。从同治八年至光绪六年，左宗棠在宁夏倡导新办的书院有：钟灵书院（宁灵厅）、归儒书院（化平川，专为回民子弟设）、凤池书院（惠安堡）；修复的书院有银川书院（宁夏）、灵文书院（灵州）、又新书院（平罗）。此外，左宗棠还多次奏请陕甘乡试分闱。1875年，适值光绪皇帝登基，清廷令各省举行纪元恩科乡试，决定甘肃乡试分闱，独自筹办。光绪二年（1876年），甘肃分设了学政，主持甘肃的教育事业与科举考试。此前，陕甘学政每三年才到甘肃一次，各州府的岁试和科试都是合并举行的。现在分设学政，宁夏的府州如宁夏府、固原州都实行岁科分试了。“其学额像新改固原直隶州，新设化平川和平远等厅县，都从新分别规定。”为了能保证回民士子每两科至少有一人中试，经左宗棠奏准，甘肃乡试，一科汉回合试，又一科则另用“良”字编号，专取回族士子一名。这样，也使回族士子能看到前途与希望，从而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左宗棠分闱乡试的改革，在当时科举制度趋于没落的阶段，已不符合时代的潮流，但在人才缺乏，经济文化落后的宁夏和西北仍不失为一项有积极意义的开发与改革措施。

四、治理生态环境

1．植树绿化，保护道路。左宗棠把修路和栽种行道树荫蔽行人、保护路基作为进军的重要一环，道路修到那里，行道树就栽到那里，并连抓十余年而不辍。据他自己统计：仅从陕西长武县境横跨宁夏六盘山与隆德县境到甘肃会宁县的六百多里的道路两旁，历年种活的行道树，就有26万多株。其书信和奏稿中对这一段绿带还有更为详细的描述：“兰州东路……所种之树，密如木城，行列整齐。”“平庆泾固道魏光焘一军分驻平凉、泾州、隆德一带，频年操防护运之暇……开浚河渠，种植官树，利民之政，百废俱兴。”可见，左宗棠对宁夏南部六盘山一带的植树绿化、生态环保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2．查禁罂粟，整治环境。“宁夏擅河渠之利，地本上腴，所产之烟较通省尤多，查禁之难较通省尤甚。”种植罂粟不仅破坏了宁夏原有的农业生态系统，还给宁夏的社会稳定埋下了祸端，隐然成为当地致衰致乱之源。为此，左宗棠提出了一套禁种罂粟的措施及策略：“欲禁种罂粟，必先思一种可夺其利，然后民知种罂粟之无甚利，而后贪心可渐塞也。弟之劝种草棉，以其一年之计，胜于罂粟，因其明而牖之，不欲用峻法求速效，致格不行。高明必能鉴及。”倡导查禁罂粟，必须禁、倡并举，禁即禁种罂粟，倡即倡植草棉杂粮，就是采取培植健康的生态链和净化社会环境双管齐下的办法。由于左宗棠在宁夏查禁罂粟的举措在前文已述及，这里不再重复。总之，左宗棠在宁夏查禁罂粟倡种粮棉之举，不仅具有经济意义，更有生态意义和社会意义等多重属性。而查禁罂粟的成功，无疑也使宁夏获得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三收其益的效果，而其中的生态效益与影响是无论如何也不能被忽略的。

宁夏当时是甘肃的一个府，左宗棠对其开发与建设必然要受到开发甘肃与西北的整体规划和总体战略目标的影响。左宗棠到西北的主要目标是镇压活跃在西北各地的回民起义，恢复清王朝对这一地区的统治秩序，继而巩固后路，收复新疆，统一西北边陲。他所有的开发与建设工作，也都是为巩固这一成果服务的。左宗棠对甘肃的开发，除了相当数量的服务于军事、政治目的的工程和项目（如修筑陕官道，修整各地城垣，新增州县建置，设立西安、兰州、阿克苏制造局和兰州、库车火药局）之外，其他具有近代洋务性质的开发项目，如在省城兰州创建甘肃机器织呢局；用凿井、开河机器在平凉治理泾河；用机器在肃州探矿、试采金矿等新兴的洋务事业，主要分布在以兰州为中心的陕甘大道一线，并未推及宁夏，所以，左宗棠开发宁夏的成绩，就显得很不起眼，长期不为研究者所重视。加上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人们把分析与批判镇压宁夏回民起义的罪过当作左宗棠研究的重点之一，以为左宗棠在宁夏没有留下任何政绩，即便有人承认左宗棠曾推行过一些改革措施，那也仅仅被看成是为维护清王朝的反动统治服务的，不值一述，不愿或不屑于去客观地进行分析与论述，这是造成对这一问题的研究长期空白的主要原因。

诚然，左宗棠对宁夏地区的开发成绩无法与甘肃、新疆两地相比，左宗棠也没有亲身到过宁夏府城，但他开发宁夏的思路是清晰明了的，可以概括为两大特点：一是注重安置回、汉难民，使之著地生产，休养生息；二是重视查禁罂粟，全力推进宁夏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到光绪六年左宗棠离开西北时，宁夏的社会经济已经有了很大的恢复与发展。禁种罂粟以后，“改种杂粮，均极繁茂，丰稔可期”。粮食产量有了增加，农业经济复苏。平庆泾固道魏光焘驻兵六盘山两侧，修筑“固原属境大小木石桥十座。新开三关口、蒿店、瓦亭沿河一带石路四十余里；隆德属境大小桥梁六座，六盘山上下车路二十余里”。此外，“平庆泾固各属驿路，固原北到平远以达惠安堡盐路，均已一律修治平坦”。出现了“利民之政，百废俱兴”的局面。文化教育方面，由于广兴义塾，“增训导，添学额”，回、汉子弟“同棚合试”，融洽相处，从而形成了“汉、回相安”、民族团结、共同发展的新氛围。这些都说明，左宗棠对宁夏的开发取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总之，客观而准确地评判与总结左宗棠开发宁夏的成绩与经验，对今天的西部大开发与发展西北区域经济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