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湖南省双峰县荷叶乡人，清嘉庆十六年(1811)十月十一日，出生于一个半耕半读的新兴家庭。幼年在蒋士街竹山坳卖过菜篮子。道光十八年(1838)考中进士，入翰林院，旋即跻身卿贰，出将入相，成为有名的军事家、政治家和古文学家，对我国近代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如果我们不单用左眼看人，而用历史唯物观点去评价曾国藩的一生，并吸取他的成功经验作为借鉴，这将是有益的探索，也是我写作的动机。

曾国藩的一生是勤学的一生，他的造就出乎读书。兹就个人所见，浅析他的读书方法如下，并以此求正于高明。

一、博求约守，不拘门户

曾国藩初袭桐城姚鼐(姬传)分学问为“义理、考据、辞章”三科，后又增分经济科，与孔门四科相应。他解释说：“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即理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艺、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代掌故皆是也”。

这四科的关系，他认为“义理之学最大”“于吾心不可造次离”。“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辞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他反对当时汉学家和宋学家的门户之见，主张两者应调和融合起来。曾写信给刘蓉说：“吾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欲兼取二者之长，见道既深且博，为文复臻于无累”。

道光二十一年(1841)他居官京师，师事太常寺卿唐鉴(镜海)，专研究宋五子(周敦颐、程灏、程颐、朱熹、张载)义理之学，又日与倭仁(艮峰)、吴竹如、窦兰泉等考道究德，穷理致知，克己力行，因而志虑专一，学业猛进，从而养成他严肃、端庄、沉静、坚毅的性格。

道光二十六年(1846)，他移居报国寺，与汉阳刘椒云友善，兼治汉学，旁通训诂、声韵。他尝言“本朝诸儒虽精于训诂小学，但不解缀文之法。意欲以戴(震)钱(辛楣)、段(玉裁)、王(怀祖)之训诂，发为杨(子云)、马(司马相如)班(固)、张(衡)之文章”。后果以诗文见称。遗著笔记中，尤多训诂、考据之作。

他雅好诗文，在军不废，曾选辑《经史百家杂钞》二十六卷，包罗经史、先秦诸子、楚辞汉赋、魏晋骈俪和唐宋以来古文，“时或高声朗诵以昌其气，时或涵泳细呤以玩其味！”。杂合揉治，卓成一家。论者谓其体势声色，超越桐城，至称他为湘乡派。他也自负地说：“古文与诗二者用力颇深，探索颇苦，而未能介然用之，独辟康庄，古文尤确有依据”。

经济是指经国济世的学问，涵义远较现在为广。外而体国经野，内而婚姻祭祀，均包括在内，他于古代政书独推杜佑的《通典》、郑樵的《通志》和马端临的《通考》，自言“欲以许(慎)、郑(玄)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马辨后世因革之要”。又极称清代秦蕙田的《五礼通考》，“体大兼赅，洪纤毕举，学者如能将此四通和两衍义——《大学衍义》、《衍义补》熟读或熟其一二，即为有本有末之学。

他对经、史十分重视。说：“经以穷理，史以考事。读经、读史是学问的根柢”。他读史有个“设身处地”诀：“每看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不必人人皆能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他总结《通鉴》越寨攻敌的例子，应用于实践。参照戚继光束伍练兵办法制订湘军《兵制》、《兵规》。

他说：“周末诸子各有极至之诣，……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谨，而又持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也，不可弃也”。晚年，他莅政抚民，便杂用黄老之术，学文兼师庄韩。各家文集汗牛充栋，他读有个专字诀。举例说，如读《韩昌黎集》，则目之所见，耳之所闻，无非昌黎，以为天地间除《昌黎集》以外，更别无书也”。

他博中守约，咸丰九年四月二十一日谕纪泽云：“余于《四书》、《五经》之外，最好《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又好《通鉴》、《文选》、姚氏《古文辞类纂》和自选《十八家涛钞》”。他草奏疏师承汉刘向、匡衡和唐陆贽的浑重诚挚，错杂排比、对偶，间以婀娜之声。他学诗，“五古专读陶潜、谢朓两家，七古专读韩愈、苏轼两家，五律专读杜甫，七律专读黄庭坚，七绝专读陆游”

李鸿章是曾氏门生，称其师为学研究义理，精通训诂。为文效法韩欧，而辅益之以汉赋之气体。其学问宗旨以礼为归。常曰：“古无所谓经世之学也，学礼而己。于古今圣哲自文、周、孔、孟、下逮国朝顾炎武、秦蕙田、姚姬传、王念孙诸儒，取三十二人图其像而师事之，自文章政事外，大抵皆礼家言”。这简明扼要地概括了曾国藩的治学门径。

二、日课有程、持之以恒

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二年(1842)冬，自订课程十二条如下：

(1)、主敬：整齐严肃，无时不惧。无事时，心在腔子里；应事时，专一不杂。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2)、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坐四刻，……正位凝命。如鼎之镇：

(3)、早起：黎明即起；

(4)、读书不二：一书未完，不看他书；

(5)、读史：二十三史，每日圈点十页，不间断；

(6)、谨言：刻刻留心；

(7)  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

(8)、保身：节劳、节欲、节饮食；

(9)、日知其所无：每日读书，记录心得语；

(10)、月无忘其所能：每月作诗文数首，以验积理之　　多寡，养气之盛否；

(11)、作字：饭后写字半时；

(12)、夜不出门。

他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所忝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辞章之术，以图自卫其身。”这一课程，进德之事占了七项，修业之事只有五项，可见他对进德的重视。

咸丰八年(1858)，他在军书旁午中，犹定每日申、酉、戍、亥四刻，温旧书，读主书，偿外债(指诗文债、字债)，写笔记”。同治元年(1862)他任两江总督，节制四省军务，白天忙于军事、吏事、饷事、灯后仍温诗、古文、留心文事。同治八年他调任直隶总督，改定“每日巳正以前写日记二种，见客，小睡；巳正以后，核各科批稿簿；申正以前，阅本日文；申正以后办杂事，写对联；灯后看书。”

他一生确实做到了日课有程。又常用恒字、勤字警惕自己，教育子弟。谓“百种弊病皆从懒生，懒则事事松弛”。他在舟中、车中、肩舆中都不忘看书，死前一日犹在看《理学宗传》——张子。他自道光十九年元旦起写日记，至同治十一年二月初三日止从未间断，皆端楷。凡日间过恶——身过、心过、口过都一一记出，立行痛改。何璟疏称他在军在官，夙夜未尝少懈，虽风潇雨晦疾病忧郁之时，率以鸡鸣而起。夜分少息，盖数十年如一日”。于古将相中实不多见。

三、提要钩玄，善于概括

曾国藩尝言，“万卷虽多，而提要钩玄不过数语。”他治学既重视提钩，又善于概括。如研究辞章，就按文章的内在特点归纳为气势、识度、神韵、趣味四属。抄古今体诗，则于四属之外，别增机神之属。“机者无心遇之，偶然触之”：“神者人功与天机相凑泊”。

他又按文章的风格，归纳为“阳刚之美”与“阴柔之美”。“阳刚美”又细分为“雄、直、怪、丽”；“阴柔美”又细分为“茹、远、洁、适”。总此八美，各作十六字赞，如赞“雄”字云：“划然轩昂，尽弃故常，跌荡顿挫，摸之有芒。”赞“茹”宇云：“大义辐辏、吞多吐少，幽独咀含，不求共晓”。

他根据文章的体裁，概分为十一类，并指出各类写作的特点：“论著类、词赋类宜喷薄，序跋类宜吞吐；奏议类、哀祭类宜喷薄，诏令类、书牍类宜吞吐；传志类、叙记类宜喷薄，典志类、杂记类宜吞吐。其一类中微有区别者，如哀祭类虽宜喷薄，而祭郊野(即皇帝祀山川社稷)、祖宗则宜吞吐；诏令类虽宜吞吐，而檄文则宜喷薄。书牍类虽宜吞吐，而论事则宜喷薄。”“喷薄者气势浩瀚，吞吐者韵味深美。”

他用四言八句概括古文、古诗之可学者云：“《诗》之节，《书》之括，孟之烈，韩之越，马之咽，庄之跌，陶之洁，杜之拙”。

他温《孟子》时，辄将《孟子》分类记出，写于每章之首。如言性道之属，目曰“性道至言”；言取与出处之属，目曰“廉防大节”；言自况自许之属，目曰“抗心高望”；言反躬刻厉之属，目曰“切己反求”。他读《左传》时，按《左传》各篇事物性质分类，每事为四字目，识于册末。他温《诗经》，将《诗经》兴、观、群、怨之属胪为八类，共八十篇。他温《论语》，把《论语》中言“仁”处汇书一纸，分为于目四条。

他又重视笔记工夫，随手摘记。“咸丰元年，兼摄刑曹，于经世之务及在朝掌故分汇记录，分官制、财用、盐政等十八门“。甚得其用。他教纪泽，“尔作时文，宜先讲辞藻，欲求辞藻富丽，不可不分类抄摘体面话头。近世文人如袁简斋，赵瓯北，吴谷人皆有手钞词藻小本。……昌黎之记事提要，纂言钩玄，亦系分类手钞小册”。又说，“凡奇僻之字，雅故之训，不手钞则不能也”。他读史写成《历代大事记》数卷、《藩部表》一卷，读礼，写成《周官雅训杂记》若干卷。都离不了手抄。

四、挈长补短，与时变化

曾国藩于义理“专崇程，朱”，但又“不废陆、王”。于诗专崇李、杜、苏、黄，但又说：“好之者十而七、八，非之者亦且二、三”。于百家著述则谓”各有偏胜，以理胜者多阐幽造极之语，而其敝或激宕失中；以情胜者多悱恻感人之言，而其敝或丰缛而寡实”。他能挈取各家之长，避其所短，合众长为一长，故能器识闳通，成就卓越。写出的作品率皆气充辞沛，情真意切。

他研究政事，“以本朝为主，而上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衷之以仁义，归之以简易”。他好古而不泥于古，说“前世之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之所不及者可以自我创之”。他整理盐政，能根据当时实际刊定章程，“于各岸设招商局，各省设督销局，瓜洲建总栈，商民称便。八年之中征收课银二千万两有奇”。他的水师规制也经过不断试改，不断补充才确定下来的。

鸦片战后，他接触西方文化，怵然惊惧，就力主“师夷智”，“习夷技”，咸丰十一年，在安庆设立军械所，学制洋枪、洋炮、洋船。同治元年十二月初六日，他写日记附带记出光学、重学、流学、化学、电气学、磁石学、植物学等名称。三年，复派容闳前往美国采办机器数十种，五年，运交上海制造局收用。六年十二月初三日，他谕纪泽云：“李相(鸿章)创立上海、金陵(系安庆军械所迁建)两机器局制造船舟，为中国自强之本，厥功甚伟。余思宏其绪而大其规，如添翻译馆，造地球仪。七年四月，他和李相在江南制造局(即上海制造局)附设翻译馆(后改称同文馆)，翻译西书。九年，又会奏派刑部主事陈兰彬、江苏同知容闳，选带聪颖子弟前往泰西各国肄习技艺。

他虽是清代的一位理学家，但能与时变化，成为清代洋务派的创始人。

“异代不同功”(王壬秋挽曾国藩语)，现在我国已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科学技术高度发达，分工精细，人们读书，决不能重走曾国藩的旧路，但他的读书方法犹可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