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唐才质，字法尘。1880年生于湖南浏阳县，世居浏阳西乡务农，至曾祖父雁峰公始读书。祖父寿田公，专心研究书典，不谋出仕；因家境贫苦，迁县城孝义里，设馆教书，维持生活，有子四人。大伯唐才常、二伯唐才中、先父唐才质居第三，季叔唐才升。

寿田公事曾祖母特孝，大伯、二伯为革命牺牲先父始终隐瞒，不使曾祖母知，忍恸装笑承欢，避免老人伤心。浏阳县人均赞称为唐孝子。终生诲人不倦，培养青年成才者众多。至年逾半百，仍操劳诲徒。1887年应浏阳刘春台先生聘，为其家庭教师，获馆薪接济家用。

寿田公精于古代乐器。谭嗣同先生与先伯唐才常，志同道合，往来密切，常向寿田公学习操琴。同时常与先伯研讨学术、议论时事、每至深夜，仍然高谈阔论，慷慨激昂，声溢室外。寿田公常加勉励，并再三叮嘱，戒骄戒躁。

先伯唐才常与谭嗣同结成生死之交，时人许之为浏阳双杰。戊戌变法失败，唐才常对谭嗣同等六君子之牺牲，异常忧伤，曾有“剩有头颅酬死友”之誓言，被迫出走日本，继续寻求救国道路。后从日本回国，与在沪进步人士容闳、严复、毕永年、林圭等聚数百人，准备发动自立军起义。因事败就义。二伯唐才中，因参与自立军，被逮捕入狱，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

先父唐才质，幼受祖父教导，发奋勤读，十五岁稍通经书。1897年，宛平徐云铸，视学湖南，废八股，改以策论考试取士，先父被录取县学附生。是年冬，湖南时务学堂成立，考入该学堂第一班学习，从学习中参加论政，积极从事维新活动。1898年8月，湖南选拔赴日留学学生，时务学堂学生录取七十人，正准备出发，而北京发生政变，时务学堂总理熊希龄被革职，大部份同学离开时务学堂，赴湖北武昌拟入两湖书院继续学习，因学生倾向维新均遭拒绝。

1899年，先父与范源濂、蔡锷三人同往上海考入南洋公学，其时梁启超流亡日本，闻先父等三人来沪，遂写信相招赴日，准备投考日本学校。旋经梁启超向横滨侨商筹款，于东京创没东京高等大同学校，梁自任校长。聘日人柏原文太郎为干事，计有前湖南时务学堂学生李炳寰、林圭、蔡钟浩、田邦浚、秦力山、蔡锷、唐才质、范源濂等十馀人，均入该校学习。

1900年，唐才常等图谋在武汉起义时，预约留学生有志者回国参助。大同学校湘籍学生除范源濂愿留日本研究教育事业、蔡锷因年龄较轻而决心入士官学校学习陆军外，林圭、秦力山、唐才质等均回国参与其事。不料，武汉行动失败。其时，先父留沪负后方饷械接应之责，得免于难。但因此被通缉剥夺学籍，含悲忍痛，与诸同志再度流亡日本。

1901年先父与秦力山、沈翔云等创办《国民报》月刊，尽情揭露清廷腐败，积极宣传民主革命，鼓励全国志士，振兴华夏。出版经费，由主办同人自筹，中山先生亦有资助，《国民报》将出版之前，中山先生特嘱尤列自横滨送来五百元以利发刊。该报虽出版仅四期(因缺乏经费)，而其革命思想传播远及国内东南各省。海内外有识人士，均赞许此刊为颠覆专制，宣扬民主先导。

以后，先父奉中山先生命，应澳洲雪梨华侨之聘，就学于斯葛士高等学校，兼主编东华报有十年。时满清政府在澳洲未设领事，我国人旅居澳洲经营工商各业者，约五万人，政府对侨民有利之事业或不利遭遇，漠不关心，常有虐待华侨事例。先父乃联络侨胞与当地政府据理力争；主持正义，因状况有改善。如向中国政府请派领事，保护侨民，创办华人教育，便利华侨子弟学习国语。又如对华侨所至各处，赌馆，鸦片烟馆林立，有损国誉，发起签名运动，请澳洲联邦政府，禁赌、禁烟，均具成效。

武昌起义前夕，中山先生派先父赴长沙联络焦达峰、唐蟒、余华六、杨秋湖等人，在长沙太平街杨福和豆豉鞭炮庄开会，密商发动49标和50标满清官兵起义，一举成功。焦达峰被推为临时大都督，响应武昌起义，派军援鄂，对扩展全国革命形势，影响极大。

谭延闿任湖南都督后，电召先父回湘，担任湖南交涉司司长；因当时湖南外交清简，乃辞谢未就，退居顾问，对乡国新政进行协助。1913年，出任爪哇泗水领事，曾统计侨居爪哇的我国人，数达三十万人，在泗水管辖区域内者约十万人。泗水领事责任，相当繁重，虽尽心维护侨胞利益，但力与心远，措施自觉未尽如意，常引为憾。1915年袁世凯图谋复帝制，先父坚持不可，代表华侨通电袁及早退位，以谢国人，语句激烈，因而被袁革职。先父交卸职责自爪哇乘轮回国。凭栏静坐，思绪万千。突闻船员报告，谓接海上无线电称袁世凯已死，时正6月6日。大恶已除，心情大慰。

先父归国后于国民政府外交部任职。1937年抗战期间始卸去外交部委员会委员职责回湘。1938年偕我母女回浏阳西乡书堂冲避日寇。浏阳沦陷时，日寇杀人放火，书堂冲不能幸免，乡亲受灾严重，惨不忍睹。过路日军横冲直撞、迷失方向、掳夫带路，因而先父亦遭掳俘。全家惊慌失措，老母唯有拜求观音保佑。幸先父熟识日语，向日官员交涉，不得屠杀乡亲，破坏人民财产，并自述他与日本知名人士犬养毅等相识，日官员以为系其长官友好，将父送回，并下令日军官兵不得在书堂冲一带骚扰，因此，书堂冲附近之青草港、青草市，龙虎岭等地乡人均纷纷来书堂冲避难，以唐氏宗祠为避难所，一时有人满之患。当时当地国民党区县头目竟接二连三前来请先父出任汉奸组织——维持会会长。先父晓以民族大义，拒不为虎作伥。

日寇投降后，先父仍回长沙定居。1947年任湖南文献委员会会员，省志大事记编纂；所编清末维新运动专纪，戊戌变法、庚子革命事迹，并已完成初稿。

1949年7月，长沙和平解放前夕，全省各界知名人士签名，呼吁和平，先父积极响应，署名于和平宣言，刊载报端。且曾为长沙和平解放事业，效劳奔走，联络宣传。和平实现后，人民政府成立，应聘为湖南文史研究馆馆员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南省第三届委员会委员。先父曾语家人云：“我遗憾一生，所学无所长，革命言论，不能实践，无坚忍之精神，无进取之勇气。乃一生最大缺点”。又云“我一生八十年间，可分三个时期：即奋发时期、烦闷时期、与胸襟舒畅时期。清末，政治腐败，心中愤慨，决废学跟从唐才常等先烈，组织自立军，联络长江黄河流域广大有志之土起义，志在消灭封建专制制度。摆脱殖民主义桎梏，缔造自由民主中国，树立文明政治，尊重人民，振兴农业。孰料专制余毒嚣张，换汤不换药，革命尚未成功，举国悲愤。一晃数十年，岁月虚度，深感抱负不能舒发，深恨两面派人物貌为革命，实则反对革命。1911年，千百有志者苦心斗争所取得的革命政权，经袁世凯政权演变为军阀官僚政权，及蒋介石法西斯专政，其腐化堕落与清廷无甚差别。在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任职，徒有虚名，并无职责，意气消沉，度日如年，此乃烦闷时期。1937年在浏阳故乡避乱，十年后，幸逢解放盛世，百业并举，晚年乐观新政，对共产党抗日救国，拯救人民的功绩，以及坚忍卓绝，艰苦奋斗的精神，极为敬仰，虽近残年，仍能努力追寻革命真理，研究马列精父，此乃胸襟舒畅时期。

先父在文史馆上班，十几年如—日，学习讨论，踊跃发言，对中国共产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深表敬佩，又仔细阅读周恩来同志关于知识份子问题报告、郭沫若副总理关于知识份子的使命报告，认为党关怀和爱护知识份子无微不至，自觉忝在知识份子之列，十分抱愧。旧时知识份子有畏外、媚外、自卑心理，特别是受封建思想影响最深之封建旧知识份子，对于科学技术，极不重视，更不了解学术革命、思想革命之真理，应加速自我思想改造，以符合革命形势的要求。

1962年先父跌伤左脚，行动不便，久未去文史馆参加学习，在家伏案书写、阅看书报。报纸载有重要新闻事件，圈划留存。常有老友来家，相互谈论辛亥革命烈土遗事，凡不见于正式记载者，则考证撰写汇编，期传后世，免致遗忘。

我父几十年风风雨雨，到了残年。又逢文革，所谓造反派借名大破四旧，进行抄查，所有笔记稿件。尽被抄毁，损失惨重，深为痛心，心情抑郁，惶惑不安。不久于1966年12月1日一病不起，与世长辞，享年八十六。其时文史馆送来治丧费及花圈。在家开了追悼会。九十高龄的肖仲祁老先生，含着眼泪说：“我尚未去，你先走了。”当时情景，至今记忆犹新，历历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