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的王夫之（1619－1692），字而农，因晚年隐居于衡阳西乡石船山潜心著述，世称"船山先生"，他是近代中国第一位爱国主义和唯物主义思想家。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上，曾经有过一种奇特的历史现象：人人都说船山好，同声歌颂王夫之。革命派、保守派乃至反动派，对船山思想学说，都要尊崇它，利用它，如同在德国的黑格尔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就是从青年黑格尔派中成长起来的）。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和蒋介石，也都从王船山、曾国藩思想中分别有所传承扬弃，出现了一源两流、既交叉汇聚又分道扬镳的复杂历程。

王船山的思想从产生到大行于世，经历了１００多年的湮没冷落时期。它之所以能在近代思想界大放光彩，得益于两个重要人物独具慧眼的宣传推介，首为新化县人邓显鹤（1778－1851），次为湘乡（今双峰）县人曾国藩（1811-1872），邓、曾两人是最早刊刻王船山著作的"伯乐"。

据历史记载，王船山生平著作约100余种，400多卷，800余万字，流传至今者，只有73种，401卷，470余万字，100余种版本，其中邓显鹤刊刻的《船山遗书》180卷是最早的版本之一，史称湘潭守遗经书屋本，后毁于战火。王船山著作首次得到较大规模的公开传播，就起始于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邓显鹤主持出版的《船山遗书》。

清嘉庆年间，衡阳翰林马倚元主持汇江书室，曾刊刻过船山的10余种著作，他赠给邓显鹤《庄子解》、《春秋世论》、《楚辞通释》等船山著作６种，引起邓显鹤对船山著作的高度重视："尝慨然发愤，思购求先生全书，精思锓木，嘉惠来学"（《船山遗书目录序》）。

清道光十九年（1839年），邓显鹤在长沙编纂《沅湘耆旧集》，征求王船山遗诗，湘潭文人欧阳兆熊介绍船山后裔王世全送来船山诗集，并告知：船山六世孙王承亻全，家藏有各种船山遗书。邓听说后"大喜过望，次年春，遂开雕于长沙。"（《船山遗书目录序》）。这一次邓在王承亻全家中征到船山著述38种。

邓显鹤刊行《船山遗书》，得到了两江总督陶澍的大力支持。新化与安化紧邻，历史渊源很深；邓与陶的相交亦很深，经常书信往来，诗词唱和。陶在江南为官时，邓多次前往相见。他应邓的请求为王船山隐居著书的湘西草堂题匾额和楹联，并在《跋》文中写道："衡阳王船山先生，国朝大儒也……新化邓博学来金陵节署，言其后嗣谋梓遗书，喜贤者之后，克绍家声，因体额以寄。"（《船山学报》1985年第１期）。

世人曾说，没有邓显鹤，就没有《船山遗书》，邓显鹤也自认为这是他最有功于乡党先辈的大事。台湾道台姚莹为邓的《南村草堂文钞》作序时说："其大者莫如表彰衡阳王先生久晦之书，与顾（炎武）黄（宗羲）诸老并列。"

曾国藩系统研读王船山著作，始于从邓显鹤侄儿邓小芸处获得邓生前所编印的各种书籍之后。他在同治二年（1863年）五月二十四日的日记中写道："邓小芸送其叔父湘皋先生书各种，内有《沅湘耆旧集》二百卷。余因取王而农（即王船山--引者注）……诸家一阅，傍夕至幕府一叙。"（《曾国藩全集•日记》第17卷第896页，岳麓书社1995年版）。

从日记中的多处记载可以看到，曾国藩从同治元年（1862年）闰八月起，即开始研读船山的《庄子解》，十月开始研读船山的重要哲学著作《张子正蒙注》和《读通鉴论》，受船山思想影响颇深。

曾国藩早年的生死之交欧阳兆熊（字晓岑，小岑），是刊刻《船山遗书》的牵线人与实际事务的参加者。在他的积极推动下，曾国藩和弟弟曾国荃开始筹划大规模刊刻《船山遗书》。据曾国藩在《日记》中记载："同治二年，沅甫（即曾国荃--引者注）弟捐资，全数刊刻，开局于安庆，三年移于金陵，欧阳小岑经纪其事，四年冬，毕工刷样本，来请予作序"。（同上引第1260页）可见，《船山遗书》的刊刻工作，是与镇压太平天国战争高潮同步进行的，始于攻克安庆之后不久，刻成于攻克太平天国首都天京（金陵，即今南京市）的第二年冬天。曾国藩为出版《船山遗书》尽心竭力，除了想方设法通过各种渠道搜集散失在各地的《遗书》之外，还亲自作序，亲自"细看"原稿，为了"校对讹字，以便修版再行刷印，乃复查全书，辩论经义者半，校出错讹者半"（同上引第1276页）。在当时刊刻的322卷《船山遗书》中，曾国藩亲自校阅了117卷，占三分之一强。各卷陆续校刊出来后，他立即分送亲朋好友，其中多为湘军将领及幕僚。

曾国藩自称为邓显鹤的"私淑弟子"，继邓显鹤刊刻《船山遗书》180卷后，他在安庆、金陵重刊船山遗著，其版本史称金陵节署本，此本仍冠《船山遗书》之名，表明曾国藩有继承其老师邓显鹤完成其夙愿之意。

从清康熙六年（1667年）王船山穷居于湘衡边界的深山之中专事著述开始，至清同治六年（1867年）曾国藩大量刻印《船山遗书》，正好二百年整，王船山生前预言："吾书二百年后始显"，正是曾国藩为他实践了这一预言。

金陵版《船山遗书》以空前规模公开问世，传遍海内。从此，船山之学空前繁荣昌盛，成为全国风行的显学。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集团，在全国范围内成功地实践了王船山经邦治国的政治、军事等理论，形成了近代湖湘文化发展和湖南人才群体崛起的又一个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