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清末四大名臣之一，光绪五年被任命为陕甘总督，此后十多年内，他平定回军，讨伐阿古柏，收复新并在战事结束后努力致力于开发西北、巩固边陲的事业。左宗棠可以说是“唐太宗以后，对于国家领土贡献最大的人物，”本文将对他战后开发、经营西北的活动作些肤浅的探讨。

年轻时代的左宗棠就十分关注西北边疆问题，他曾大量阅读相关专著并在早年诗作《癸巳燕台杂感》中提出了“置省开屯”、“沙碛千秋”、“万里输官稻”的雄韬伟略。左宗棠在基本平定西北后就立即着手开发、经营西北，积极将自己年轻时的构想附诸于实践。

（一）安抚百姓，稳定秩序。

西北地区连年战争，当地普通回、汉民背井离乡，流离失所，成为社会动荡因素。左宗棠每平定一地区后都采取“抚”的政策，首先发布谕回、汉民告示，着手安置百姓，稳定民心。他认为“回民一种，各成族类，与汉民杂处，虽暂时相庇以安，而性情善诈多疑，易于构衅。惟回民与回民遇，则彼此有投必和，耦居无猜。”所以左宗棠实行回、汉民分居以防患于未然；即使同为回民，也根据其教门派别“分起安置，涣其群，孤其势。”在各居民聚居地，左宗棠又造户口清册，发给每家门牌号码，推行保甲制度，确保对百姓的有效管制。

（二）大量屯田，发展生产。

左宗棠认为“历代之论边防，莫不以开屯为首务。或办之用兵之时，以省转馈；或办之事定之后，以规久远，”所以他一直比较重视办理屯务。战时，他令将士们在驻扎地尽力垦耕以益军食，同时在各地设赈局，招徕难民复业，一时间军屯、民屯相互交错；战后，左宗棠更是积极鼓励各地居民垦荒，并为他们提供种种便利。他将军队开垦之地还之于民以免其开垦之劳，筹划发放种子、耕牛、农具，规定秋粮由政府收购，使百姓有利可图，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在鼓励垦荒的同时，左宗棠又在西北兴修水利以解决农田灌溉问题，短短的几十年内，他组织军民兴修吐、乌、哈密等河渠十多处，开凿坎儿井185处。西北地区气候干燥，多沙暴，水土流失严重，对此，左宗棠又命将士们边筑路边广种柳榆树。据他个人记载，光是从陕西常武到会宁县600多里间，连年种活的树就达26400多株。

（三）禁种罂粟，广植棉花。

西北地域辽阔，在一些穷乡僻壤之地，好利者广种罂粟，左宗棠对此深恶痛绝。在他眼中，这些土烟的危害并不逊于进口洋烟。因此，他任陕甘总督期间“撰刻四字韵文，颁行城邑，广为劝诫。”他说：“禁种罂粟，为禁止鸦片之渐，则吸食者少，然后专禁洋烟，较易为力。”“每年罂粟生长期，他都命地方官员四处查禁，一旦发现连根拔起，对那些办事不得力、有所懈怠的人员一律严惩不贷，宁夏地区不少官员就因此而被革职。左宗棠禁种罂粟的同时，注意到西北地区“物产甚稀，民生日蹙……需用棉布，均须自川、陕、湖北采购而来，陆路贩运，脚远价昂，民间无衣之苦甚于无食，’于是他劝百姓在向阳肥暖宜种罂粟之地广植棉花，熟悉农事的他还刊行《种棉十要》、《棉书》给百姓以指导；即使在不宜种棉的地区，他也劝民广种杂粮以裕生计。对办事得力者，左宗棠一律给以嘉奖。

（四）兴办教育，广务教化。

左宗棠是塾师出身，从亲身体验中他敏锐地感觉到教育对于一个贫困落后国家摆脱愚昧无知和被动挨打局面的重要性，因此，在发展生产的同时，他又不忘兴办教育，改变西北文化落后状态。左宗棠兴办教育从实际出发，学以致用，不拘一格。他认为西北地区虽不乏读书明理之人，但由于该地区“地杂回、番，泯棼已久，一时望其丕变，复我华风，殊非易易，”于是他热衷于兴办义学以广教化。1877年，他拨兰州北山荒地775亩，以所收地租为经费兴办四所义学，其中两所专收回民子弟。四年后，他又设“崇文”、“讲义”、“选秀”、“育英”等义学和学舍。直到他离任陕甘，仅兰州一地就兴办了16所义学，在西北地区掀起了第一次兴办教育的高潮。为了办好义学，左宗棠还在西安、乌鲁木齐等地设书局，刊印书籍如《六经》、《小学》、《孝经》、《三字经》、《千字文》、《日用杂志》等作为义学教材来“渐移陋习，仍复华风。’”除了兴办义学，左宗棠考虑到甘肃士子赴省乡试，道远费艰，他多次奏请甘肃分闹乡试，分设学政，得到恩准后，他又在兰州修建贡院，亲笔提名“至公堂”。贡院落成后，约3000人参加了分闱后的第一次乡试，比以往多出两到三倍。此后，他又为甘肃竭力争取举人录取名额，一时间甘肃文风兴盛，所有这些不能不归公于左宗棠的一番倡导。

（五）因地制宜，发展其它各业。

左宗棠经营西北时，认为“西北之利，畜牧为大；而牧利又以羊毛为长，其毛可织，其皮可裘，肉可为粮，小民日用所必需也，”于是他多养羊，大力发展畜牧业。在了解到新疆桑树多、宜于养蚕的情况后，他就把内地种桑、养蚕、缫丝、织造等技术推广到关外。他在甘肃创办兰州呢织厂，招募浙江一带能工巧匠，聘任广州善经营能人，延请德国技师，又从陕甘勇丁中挑选“有赋性灵敏堪资学习者”到呢织厂学习，指望他们“将来一人传十，十人传百，由关内而及新疆，以中华所产羊毛，就中华织成呢片，普销内地。”西北地区矿产丰富，左宗棠又积极发展采矿业，挖掘库尔勒的铅矿、精河的金矿等等。

在左宗棠的努力下，西北地区的面貌大有改观，纵观他开发、经营西北的各项活动，我们不难发现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左宗棠开发西北的措施基本继承了中国近代爱国主义者建设西北的思想成果。他曾熟读魏源著作《海国图志》，深受其“经世致用”思想影响；他曾与林则徐湘江夜话，讨论西域时务，林则徐则将自己在新疆整理的宝贵资料相馈赠，对他委以重任。二十多年后，左宗棠舆榇出关，用兵新疆，屯田垦荒，兴修水利，禁种罂粟，创下伟业，显然深受林则徐的影响，有些做法甚至和他如出一辙。

第二，左宗棠经营西北的目的是从根本上解决西北问题，实现西北的长治久安。西北地区，历来被人们视为荒凉之地，历代统治者用兵西北也仅为了平乱而已，唐朝两位名相魏征、狄仁杰就曾认为西域是朝廷的负担，主张放弃。左宗棠则认为立国有疆，反驳当时李鸿章等人的西北无用、放弃西北的谬论。就新疆问题，他提出“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西北臂指相连，形势完整，自无隙可乘。若新疆不固，则蒙古不安……，”’为此他挺身而出，坚持不懈，先务派思想家经世致用、求强求富的思想观念。先后五奏，请求朝廷在新疆建立行省，显示了他对巩固边陲的远见和一片赤诚。西北战事稳定后，他大量屯田、安置百姓、推行保甲、恢复农业生产、发展当地经济，这每一项活动都包含着他彻底平定西北、开发西北的良苦用心。第三，左宗棠在经营西北的过程中很重视从实际出发，充分考虑西北的特殊环境。这样的例证比比皆是：他在西北“择其水泉饶沃者为田畴，择其水草丰衍者为牧地，”有选择地发展农业、畜牧业；他考虑到西北的自然环境及土质构成，广植榆柳，兴修水利时多备利器、毛毡；他发展采矿业，挖掘西北宝贵的矿产资源；他从西北初平，百废待兴，百姓贫困的角度出发，多次上书朝廷，要求减轻赋税、豁免茶税、暂停上贡；更难能可贵的是，他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上书反对移八旗子弟到西北边陲。他提出：“新疆距京师万里之遥，迁移需费甚巨”且八旗子弟不事稼穑，“以未习务农之人骤赴艰难新复、边远阅绝之地，于生计未能裕，于国计未能节，而边防未能藉以为重。”

第四，左宗棠经营西北的活动集中体现了洋务派思想家经世致用、求强求富的思想观念。左宗棠是和曾国藩、李鸿章齐名的洋务派首领，一贯倡导经世致用，力主学习西方军事科学技术。他经营西北时，充分引进西方的机器生产。他创办甘肃机器制造局，催生了西北工业的近代化；他创办的兰州呢织厂均采用机器生产，是我国近代最早开工的机器纺织业；他还在甘肃等地用机器探矿、采矿；在治理泾河时，他采用机器凿井，开中国水利近代化之声。左宗棠还力主将甘肃呢织厂产品直接投人市场销售，使其初具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性质。他在采矿时提出了“官办开其先而商办承其后”的主张，突破了当时“官督商办”的藩篱并向纯商办迈进了一大步。他对精河金矿就采取了听民自采的做法；对库尔勒铅矿则允许商民“自行垫发成本，派牟监同试办。”

总的看来，左宗棠经营西北的各项活动凝聚着他巩固、发展祖国边疆事业的满腔热忱，是他爱国主义思想的具体实践和集中体现，他为西北地区的发展作出了杰出贡献，更为我们今天开发、建设西北提供了一份宝贵的思想遗产。左宗棠不愧为一代名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