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教育产生于19世纪60-90年代洋务运动期间，这是当时的社会变迁和时代主题的一个客观反映。两次鸦片战争的失败，显示了西方国家的船坚炮利，与我国的积贫积弱形成强烈反差，一批有识之士痛感“物耻足以振之，国耻足以兴之”。林则徐指出：“夷性无厌，得一步又进一步，若使威不能克，即恐患无已时……即以船炮而言……从此船炮必求其利，造船必求极坚。”洋务运动（又称“自强新政”、“自强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其中兴学堂办教育是其主要方面，希望能“师夷长技以制夷”。中兴名臣左宗棠系湖南湘阴人，他虽不是职业教育家，但为了挽救清王朝，在其办洋务的活动中，尤其是创办福州船政局及其调离福建之后对船政局的关注（“左宗棠虽赴甘省，而船局乃系该督创立，一切仍当预闻。”体现出了他超前的教育思想：船政之根本在于学堂，其辉煌也在于学堂。左宗棠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开创了多个领域的先河，为中国教育近代化做出了突出贡献，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本文从福州船政局的创办、设立科举艺科的主张、关于留学的奏议三个方面作粗略评述。

一、局厂与学堂互为根本，开创近代教育诸多领域先河

1866年6月25日，左宗棠在闽浙总督任上，经历鸦片战争，深感“西人专持其枪炮，轮船之精利，故能横行于中土；中国向用弓矛、小枪、土炮不敌彼后门进子来福枪炮；向用之帆篷舟楫、艇船、炮划不敌彼轮机兵船，是以受创于西人”，奏请设立福州船政局以“整顿水师”、“监造轮船”。其指导思想为：“兹局之设，所重在学造西洋机器以成轮船，俾中国得转相授受，为永远之利”，“夫习造轮船，非为造轮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非徒一二人能制造驾驶也，欲广其传使中国人艺日进，制造驾驶展转授受，传习无穷尔。故必开艺局，选少年颖悟子弟习其语言、文字，诵其书，通其算学，而后西法可衍于中国”，以达到“不用洋匠而能造，不用洋人而能驾”，制器练兵，引进西方先进技术以自强之目的。

福建船政学堂始称“求是堂艺局”，这所附设于福建船政局的新式学校，在当时的现实需求下应运而生，开创了我国近代教育诸多领域的先河，体现了左宗棠作为首创者先进的近代教育思想。

首先，左宗棠在创办之初，即突出强调了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认为：“自强之道，宜求诸己，不可求诸人。”轮船应图自造，“既能造船，必期能自驾驶”，这一点体现在创建福州船政学堂上，就表现为：其一，从船政局的创办之始，就将学堂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予以高度重视，是我国企业办教育的序幕，这与之前附设于江南制造厂的学校性质是不相同的，它从一开始就是以企业为依托，并且是企业的生命之所在，所以在时间上也并不晚于局厂的建造。局场的设置目的“不重在造，而重在学”据严复于《海军大事记》中说：当时马尾校舍尚未竣工之前便开始招生，这充分体现了创办者对船政教育的格外重视及福州船政局造船和驾驶与学造船和学驾驶并重的重要特点。其二，在引入外籍雇员问题上，始终坚持尽量避免西方列强政府与宗教组织方面施加的影响，与他们的关系多为单纯的雇佣关系，并且是以民间的方式进行，所以虽然当时学堂在引进外教员包括家属曾多达75名，但并没有出现受制于此的后果。左宗棠与受聘的教员签订了包教合同，“开设学堂教习法国语言文字，俾通算法，均能按图自造；教习英国语言文字，俾通一切船主之学，能自监造、驾驶，方为教育有成效”。这些教员多出于对现实经济利益的追求来到中国，大多是职业科技人员、职业管理人员和职业教师，受清政府高薪聘请而来，纯属合同关系。故对于其教学成果我方具有评估权，这样就保证了教学目的的顺利实现，体现了独立自主的创办初衷，表明左宗棠创办教育需以自强为目标，坚持独立自主的教育观念。

其次，把“造”与“学”有机结合，以“学”为本，开创了我国近代高等职业教育的先河。1867年船政学堂从福州白塔寺迁入新落成的马尾校舍，正式更名为福州船政学堂，开始了职业教育，这一点从其专业和课程体系的设置可以看出来。学堂分为必习法文的前学堂即造船专业，必习英文的后学堂即驾驶专业； 1868年船政学堂新增了四所，都是以训练学生实际技能为目标的专业。前学堂增加了绘事院和艺圃，后学堂增加了管轮学堂和航海实习训练学堂。绘事即设计科，是为了掌握“造船之枢纽”之画图定式的技巧和制造设计原理，以防逐末遗本而设立的。开设科目有：算术、几何、几何作图、微积分、透视原理、船用蒸汽机结构、法语。其学生不但要学习有关理论课程而且要“每天花若干小时在工场同工人打交道，熟悉种种轮机和工具的实际细节”，以期成为通晓设计原理，熟悉机器构造和生产过程绘图设计人才，设计科的创立是我国近代绘图设计专门教育的开端。而艺圃则是一种利用业余学习的方式对年轻人进行专业技术培训，也开创了近代中国教育这一领域的先例，至今仍具借鉴意义。开设课程为：算术、几何、几何作图、代数、设计和蒸汽机结构、法语，艺徒白天照常劳动，晚上学习一个半小时，后又增加了上午一个半小时的学习，学习内容有法文、数学、制图、机械图说等。经过三年多的培训，艺徒可望成为既有理论素养，又具备实际技能的技术管理人员。而管轮专业，旨在培养船舶上的高级轮机人员，要求学员熟悉轮机结构，掌握机构操作规程机器装配使用方法，实习装配80匹和150匹马力发动机等。开设课程有：算术、几何、设计、蒸汽机结构、操纵维修船用蒸汽机、使用仪表、监分计、实际操作、英语，配套的课堂即训练课堂，也就是航海实践。学员在理论学习三年后经考核转入练船学习实践，主要科目有航海术、炮术、指挥等航海及作战技能。由于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系统教育方法，取得了良好效果，达到了预期目的，船政学生基本掌握了制造、航海技术，因而在1874年大批洋师匠如约回国后，船政局依然能靠自己培养的人才维持下去，并自行设计制造了近代木壳兵船“艺新”号，反映出船政学生已经具备了较高的创造才能，达到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在此则体现了左氏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教育方法论。

再次，在学堂的管理方面形成了自己一套卓有成效的独特模式。在招生一环上，左宗棠主张“由局挑选内地各项匠作之少壮明白者随同学习”，并让西洋师“教习制造兼教习驾驶”。及至“各子弟到局学习后，每逢端午，中秋给假三日，度岁时于封印日回家，开印日到局。凡遇外国礼拜日，亦不给假。每日晨起、夜眠，听教习洋员训课，不准在外嬉游，致荒学业；不准侮漫教师，欺凌同学”等等，对于学生在校学习期间生活的各个方面予以详细的规定；至于考核，规定相当严格，“开艺局之日起，每三个月考试一次，由教习洋员分别等第，其学有进境考列一等者，赏洋银十元，二等者无赏无罚，三等者记惰一次，两次连考三等者戒责，三次连考三等者斥出。其三次连考一等者，于照章奖赏外，另赏衣料以示鼓舞”。这样严格的管理与考核制度是近代教育的先驱，其淘汰制于今亦可用之。另外对于教员的管理也是赏罚分明，各教员来华教学必先签订和约，完成预定目标者予以奖励，未完成者工资不予全发，至于辱骂学生者则予以辞退。正是在严格的教学管理，科学的课程设置下，船政学堂成绩斐然。历经47年，取得了同时代创办的各类型近代学校无法比拟的成就。据统计，在船政学堂先后毕业的学员有637人，学堂制造科先后办了8届，共毕业180人；后学堂驾驶科共办了19届，毕业学生247人，管轮科办了14届，毕业学生210人。晚清一代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科学技术精英多出其门，如抗击日本侵略的英雄邓世昌、海军名将萨镇冰、造船专家魏翰等，都是其首届毕业生。学堂也因此被誉为中国海军的摇篮，“近代第一批科技队伍的产生地”，开垦了我国近代海防教育的领地；它不仅奉献出在近代两次著名海战———甲申马江之战和甲午海战中几乎所有的中方管带大副等海军中层军官，成为中国近代海军将校的工作母机，且其学员严复、蒋超英、魏翰等还担任了天津水师学堂、江南水师学堂的总办、总教习。正如严复所言：“海军军中将校，大率非同砚席，即言生徒。”例如黎元洪就曾是严复的学生。而严复在社会科学领域更是享有盛名，他不仅培养出了大批的海军将校，而且提出“信”、“达”、“雅”原则，成为翻译界的泰斗。作为杰出的启蒙思想家，他是中国第一个把西方资产阶级的一套学说引进到祖国的人，成为维新运动时期的维新变法理论家，他所宣传的进化论等观点在当时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由此可见，对于学堂的管理也体现了左宗棠对近代教育模式的理解与实施。

二、主张开设艺科改革科举

几千年来，中华民族辉煌灿烂的文化孕育了中国教育独特博大的思想体系和精神观念，其社会价值的取向和个人教育价值的取向都是围绕统治阶级而展开的。清朝政府也不例外，它一直沿用前朝的教育制度，将传统的儒学典籍作为学习范本，采取科举制度，选拔为朝廷效力的忠臣。宋真宗赵恒在其《劝学诗》中说道：“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房不用架高粱，书中自有黄金屋。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封建统治者用功名利禄来引诱广大士子，要求他们安分守己，埋头读书，以科举制度入仕，从而达到维护封建政权的目的。中国近代教育思想亦承袭着传统的教育为学不离从政的宗旨，教育始终以儒家经典和经史子集以及名臣奏议、历史典章、祖规遗训等等为必定内容。而自然科学知识除了有益于封建王朝经济的那一部分，其他一概被视为有损于道德修养的“伎艺”，被排斥在教育内容之外。教育目的是使人人尽忠道孝道。其实用价值是教人如何“做人”、“去恶扬善”、“去善救失”、“存天理灭人欲”，成为“君子”、“圣贤”。国家教育体系自然而然就在政治体系以内了。

左宗棠开设的福州船政局及其附设的船政学堂，在整体上也是与这样的教育体系紧密相连的。其观点也未冲破这一封建教育体制的牢笼，但是为求船政局的发展，为谋国家自强以抵御外侮，左氏的教育观点却有相当的先进性，这主要表现在他主张在科举之中设立艺科的主张。我们可以从该观点的产生过程窥见左氏在这一点上的超前意识以及他顺应历史潮流的先见。左宗棠办洋务具有极强的自强御侮的性质。当英国以其坚船利炮发动鸦片战争时，左氏认为“及时熟筹通变之方，持久之策”，就是把造炮船火船作为制敌主攻略，以求海防固若金汤。但是同时，他又认为，引进技术只不过是正视现实，发展新式企业的权宜之计；培养人才，特别是培养自己的科技人才，才是图谋自主、发展新式企业的长远计划。他指出，中国社会经济、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国家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传统教育路子不对头，学者们只知道“专心道德文章”，而不知道“以艺事为重”，于是为了培养中国科技人才，左宗棠于福建船厂内附设船政学堂，在“中体西用”的旗帜下，以国计民生为出发点，开始了对近代教育体制的开创。

创办之初，为了学堂更加长足的发展，左宗棠奏请朝廷：“宜优待艺局生徒以拔人才也……是艺局为造就人才之地，非厚给月廪不能严定课程，非优予登进则秀良者无由进用……拟请凡学成船主及能按图监造者，准授水师官职；如系文职文生入局学习者，仍准保举文职官阶，用之水营，以昭奖励，庶登进广而人才自奋矣。”这段奏折表明，在船政局初始，左宗棠就已经开始考虑人才的去向问题，建议朝廷在经费以及录用方面予以政策倾斜。在学生学习期间以及之后的待遇方面，《艺局章程》规定：“各子弟到局后，饮食及患病医药之费，均由局中给发。”此外，“每月给银四两，俾善其家”，“各子弟学成后，准以水师员并擢用”，“各子弟之学成监造者，学成船主者，即令作监工，作船主，每月薪水，照外国监工、船主辛工银数发给”。这种给学生上学以优厚的待遇和学生毕业后予以重用的规定，反映出左宗棠对近代科技人才的重视，同时对于打破社会上普遍存在着的以读《四书》《五经》和作八股文章为习尚且以猎取科举正途为荣耀的传统观念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即便如此，还是有人因为贫困和社会对技术人才的不认可而离开学堂。新式学堂的学生常被称作“官学生”，受到以通过科举考试为正途出身的社会观念的歧视。由于规定提高待遇亦不可改变“官学生”地位低下的现状，光绪十年国子监司业潘衍桐奏请特开“艺科”作为科举考试中的一科，“以储人才”。这种改革科举的呼声，遭到顽固派的坚决反对，内阁学士徐致祥上奏主张“止开艺科”，以“防微杜渐”。他说：“近世士大夫议及西法……积习移人，势必团结。彼必有一说焉，以上动圣听，傥或曲从，即隳大计，艺科不行，恐将来更有以铁路之说进者，以气球之说进者，谓不如是不足制敌御侮。”。针对徐致祥的谬论，左宗棠写下了《艺学说帖》，在陈述中国要抵御外侮，必学习西方的道理之后，肯定了中国对“艺学”的需要，认为潘衍桐之开设艺科的建议无庸置疑，十分恰当。并且他还提出了设置艺科的具体办法，即“登进之初，必先由学臣考取，录送咨部，行司注册，然后分发各海口效用差委，补署职官乃凭考核。立法之初，应由海疆督抚饬为海关道及候补道员专司察验考生三代籍贯，具册开报，一呈送督抚，一由督抚咨学政。其愿就文、武两途，由各考生自行呈明注册，听后学政考试，分别去取，移明督抚传验，会同出榜晓示……至于取中名额，以应考名数为断，大约学额十名，取录艺事两三名。于学额无所损，而于人才则大有益，省虚文而收实效。自强之策，固无有急于此者”。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左宗棠是在有限的妥协中，希望把艺学名正言顺地纳入科举考试，这对于改革传统科举制度有着积极作用，实为戊戌维新运动时期广开学堂之先声。

三、奏议留学，以求精进其学业

左宗棠不仅倡导把外国教师请进来教习中国学生，也主张将中国学生派出国外以增长见闻，精进其学。1873年在一封给总理衙门的复函中，他指出：“遣人赴泰西游历各处，籍资学习，互相考证，精益求精，不致废弃，则彼之聪明有尽，我之神智日开，以防外侮，以利民用，绰有余欲矣。就此一节而论，沈议遣赴英、法，曾议遣赴花旗。窃意既遣生徒赴西游学，则不必指定三处，尽可随时斟酌资遣。如布洛斯枪炮之制，晚初最精……彼中新制水雷足破轮船，如中国肯挑二十余人同往学习制造，则水雷、后堂螺丝开花大炮，亦可于三年内学得……即此类推，则不独英、法、咪应遣人前往，此外尚可商量，明矣。”由此可见，左宗棠对于留学不仅持支持态度，而且视野宽广，认为只要有利于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可以不必局限于仅有的几个国度，这是需要极其开阔的心胸和气概的。经沈葆桢、左宗棠、李鸿章的积极建议，福州船政学堂开始向西方各国派遣留学生，开创了近代中国向欧洲派遣带明确学习目的之留学生的先河，培养了大批的有用人才，回国后涉猎了国内许多空白领域，对中国近代化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在近代海军建设方面，清政府以他们为骨干先后建立了福建水师、北洋水师、南洋水师和广东水师，成为近代中国海军建设的中坚力量。其中如北洋舰队中的“定远”号刘步蟾、“镇远”号管带林泰曾、“经远”号管带林永升等，他们后来献身于甲午海战，英勇抗敌，表现了惊天地而泣鬼神的民族气节。在国产船舰的制造方面，魏翰、李寿田等回国后，在福州船政局成立了工程处，自行设计制造了当时最大的一艘巡洋舰“开济”号，接着又制造了“镜清”、“寰泰”等舰船，成为驰名的造船专家。此外还涌现出一批杰出的工程技术人员，如林庆升、林日章、郑清濂等。

可见，虽然左氏并未完全冲破封建教育体系的桎梏，但他的这些主张却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最为先进的，也是应历史潮流而动的。

综上所述，左宗棠的近代教育思想贯穿于其实践之中，是在封建教育体制之下利用“中体西用”之名，对传统教育的一种突破。因为囿于传统，作为封建统治者的代表之一，左氏不可能完全放弃封建教育体制。但为了自强御侮，又不得用西洋坚船利炮，时势迫使中国人向西方学习。这样，中体西用之说适应了其需要，为早期主张学习西方的左氏等人提供了理论武器，为西学的传入打开了一个缺口。同时，洋务派通过学堂将西方教育理念付诸实践，从而迈开了学习西方先进科技的第一步，使得中国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得以启蒙和建立。但毕竟变器不变道，最终必将走向更深层次的改革或者革命。在左氏的社会实践中，便体现出了其先进和落后的两面。福州船政局及其附属船政学堂开创了中国近代教育诸多领域的先河，为中国之自强进步储备了优秀的人才和先进的思想，以至于改变了社会风气，使有志于报国之士对福州船政学堂充满向往。孙中山于1912年4月19日在一次讲话中提及他年轻时的理想，就是想投考这一学堂，可见其影响之深。除开在福建的实践，左宗棠在甘肃振兴教育时，也把办工厂与办学校相结合的办法带到了西北，在筹办兰州织呢局时，指示部下从陕甘士兵中选拔“赋性灵敏，堪资学习者”入局，以达到培养将来必有可用之才的目的。“将来有成，尤为此邦师匠所自出，不但数世之利也。”这也是左氏近代教育思想的重要实践内容之一，对于中国尤其是边远地区近代教育而言具有十分重要的开启意义。只不过，仅作枝节上的修改和模仿，是不可能使中国走向真正的自强的。因为经费问题或是后备选拔培养的制度不能跟上，船政局最终无以为继，许多专门人员沦落到其他无关行业，造成人才的极大浪费；兰州织呢局也未能长久，此亦可见，左宗棠近代教育思想的时代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