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1874—1916)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民主革命家，特别以领导武装斗争著称。但是对他的评价，长期以来却争讼纷纭，莫衷一是。褒之者至有称其为举世无双的领袖的，贬之者则竟斥之为右派或妥协派。这些显然都有失于偏颇，不符合历史上黄兴的本来面貌。本文主要根据《黄兴集》所提供的材料，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对黄兴的政治思想及其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予以实事求是的分析，力求作出较为全面、公允的评价。不当之处，请读者指正。
(一)
黄兴是在严重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并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之后，走上革命道路的。救亡图强的爱国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紧密结合，成为黄兴政治思想中贯彻始终的一条主线。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中国民族危机急剧发展，警钟频传。一八九四年至一八九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中日甲午战争，清政府屈膝求和，将祖国神圣领土台湾割让与日本。一八九七年，以德国强占胶州湾为标志，开始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一九○○年，帝国主义组织八国联军，大举侵华，攻陷北京。流亡西安的清朝统治者，竟然在皇皇“上谕”中无耻地宣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并伙同帝国主义列强，残酷镇压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这种情况，极大地激发了广大爱国知识分子的觉悟，促使他们纷纷走上反清革命的道路。黄兴就是其中主要领袖人物之一。
一八九八年，黄兴由家乡湖南善化(今长沙县)进入湖北武昌两湖书院肄业。这时正当戊戌维新运动趋于高潮。这是一次挽救民族危亡的爱国运动，也是一次学习、宣传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的思想解放运动。黄兴于“课程余闲，悉购西洋革命史及卢梭《民约论》诸书，朝夕盥诵”，初步接触到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民主学说。戊戌变法失败后，一九○○年，唐才常、林圭等在长江流域组织自立军起义，黄兴曾与闻其事。一九○二年，他东渡日本，留学东京弘文学院，并与杨毓麟等创办《游学译编》杂志，热情致力于资产阶级民主学说的学习和宣传。这个时期，各种革命书报开始大量出现。一九○三年春，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等相继问世，沉痛地讲述民族危机，无情地揭露清朝统治的腐败。热情地号召反清革命和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指出：要救国，必须革命；要革命，必须学习西方。这种宣传，在当时起了巨大的动员作用。随着民主革命思潮的迅速高涨，黄兴很快投身革命行列。他的挚友龙绂瑞曾记载：“光绪庚子以后，国势阽危，留东人士咸思自奋，惟派别分歧，主张各异。先生(指黄兴)则醉心卢棱《民约论》，力主根本改革。时孙先生(指孙中山)之同盟会尚未成立也。”一九○三年四、五月间，黄兴参与拒俄运动，组织拒俄义勇队，为清政府所阻后，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联络爱国青年，密谋革命。“各会员以满奴(指清朝统治者)甘心卖国，非从事根本改革，决难自保。于是纷纷归国，企图军事进行”六月，黄兴以该会运动员身份由日返国，经上海抵武汉，“在两湖书院演说满汉畛戚及改革国体、政体之理由，与顽固派辩论终日”，并“留连八日，以携带邹容所著之《革命军》、陈天华所著之《猛回头》二书，零星赠送军学各界至四千余部之多。”然后登轮返湘，在长沙明德、经正等校任教，联络同志；“课余之暇，时向学生灌输革命学说”；并大量翻印《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等书籍，散布到军商各界，扩大革命宣传。是年秋末，发起组织革命团体华兴会于长沙。由于当时处于极端秘密状态，华兴会没有留下任何原始材料，但我们从“华兴”的会名和其公开机关“华兴公司”的牌号，从“同心扑满，当面算清”的隐语，从刘揆一后来记述黄兴在华兴会成立会上关于“国民革命”的讲话，以及从章士钊等人的回忆录中，仍可看出华兴会的宗旨同黄兴的上述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一九○四年秋，华兴会策划在长沙等地起义谋泄事败后，黄兴逃亡日本。一九○五年七月，经日人宫崎寅藏介绍，与孙中山结识。二人畅谈革命大势，交流思想，情投意合，共议将兴中会、华兴会等团体合并改组为中国革命同盟会，并根据孙中山的提议，决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誓词。黄兴对孙中山提出的纲领，完全赞同，衷心拥护，被推为会章起草员之一。在八月二十日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上，他宣读了起草的会章，并提议不必经过选举手续，推孙中山为总理，自己则被孙中山指定为执行部庶务，居协理地位，他还提请将原华兴会会员宋教仁等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交同盟会作为机关报(后改称《民报》)，在与孙中山共建同盟会组织上起了巨大的作用。从此，加强了革命力量的团结和统—-，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同年十一月，孙中山将同盟会纲领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这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的旧三民主义。黄兴的思想也进一步成熟，成为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奉者。这是黄兴政治思想的一个显著的特色。
(二)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集中到一点，就是推翻清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要推翻清朝统治，就要有革命的武装力量。黄兴在辛亥革命时期，是武装斗争的主要领导者之一。还在同盟会成立初期，他为保密起见，就亲自掌握留日陆军学生会员的会籍；以后直接领导了一系列起义，屡蹶屡起，英勇奋战，在武装推翻清朝的斗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一九○六年秋，黄兴派刘道一等回国“运动湘军，重整会党”。临行前，“告以今之倡义，为国民革命，而非古代之英雄革命。洪会中人，犹以推翻满清为袭取汉高祖、明太祖、洪天王之故智，而有帝制自为之心，未悉共和真理。……望时以民族主义、国民主义多方指导为宜。”这里所称国民主义，即孙中山所说的民权主义。是年十二月，萍浏醴起义爆发，在龚春台部所颁檄文中，宣称“奉中华民国政府命”，第一次打出了“中华民国”的旗号；并且宣告：“本督师于将来之建设，不但驱逐鞑虏，不使少数之异族专其权利，且必破除数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这是同盟会成立后发动的第一次起义，也是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第一次纲领较为明确的起义，对往后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萍浏醴起义失败后，长江流域的发动暂时困难，黄兴协同孙中山转而南图两广、云南。一九○七年九月，钦、廉、防城起义爆发，黄兴事先曾潜入钦州清军统领郭人漳营内，谋内应未成。同年十二月，镇南关(今友谊关)起义继起，黄兴随同孙中山亲身参加战斗。此后，因孙中山曾远离国境，在国内策划、领导武装起义的任务，更主要地由黄兴担当起来。
一九○八年三月，黄兴召集云南侨越青年二百人，组成“中华国民军南路军”，发动了著名的钦、廉、上思起义。这次起义历时四十余日，先后抗击清军两万余，大小数十战，屡战皆捷。孙中山曾赞誉说：“克强乃以二百余人出安南，横行于钦、廉、上思一带，转战数月，所向无前，敌人望而生畏，克强之威名因以大著。”五月初，以势单力孤，械弹接济不至，退返安南。适云南河口起义爆发，孙中山委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节制河口起义诸军。黄兴不顾鞍马劳顿，迅即前往河口前线督师。旋返河内组织援军，在老街为法警截留，被解出境。
一九—○年一月，黄兴应同盟会南方支部之邀，赴香港主持军事，参与策划广州新军起义。无何，新军起义又告失败，孙中山、黄兴等愤前此历次起义被清政府镇压，欲“集各省革命党之精英，与彼虏为最后之一搏。”于是又有一九一一年四月震惊全国的广州黄花岗起义。这次起义，由黄兴统筹领导。他先是奔走南洋各地筹款；及投身战斗前，写下了可歌可泣的绝命书：“本日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表现了献身革命的赤诚和决心。在实际战斗中，他亲率“敢死队”，直趋两广总督署，勇猛冲杀，虽枪弹击断右手食、中二指，仍坚持战斗。这次起义虽然最后又失败了，但在全国起了极大的革命激励作用。正如孙中山所说：经过这次起义，“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
广州黄花岗起义之前，黄兴曾在两湖、广西、江、浙、皖诸省布置策应。及此次起义失败后，他支持同盟会中部总会诸人在长江流域发动，力争武汉的规划，称赞他们“热心毅力，竟能于横流之日，组织干部，力图进取。”他设想说：“以武昌为中枢，湘、粤为后劲，宁皖、陕、蜀亦同时响应以牵制之，大事不难一举而定也。”这个预计，为后来革命实践证明基本是正确的。
一九一一年十月，黄兴得知武昌起义爆发的消息，迅即由香港赶赴武汉前线。汉口失守后，他就任民军战时总司令，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领导了二十四天之久的汉阳保卫战，从而保卫了武昌，为革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促进了各省的反清独立，最终迎来了清朝反动统治的覆亡和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诞生。
这些事实说明：作为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武装斗争的主要组织领导者，黄兴在推翻腐朽的清朝统治、结束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确实起了重大的作用。他在近代中国民主革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应当予以充分估价的。
(三)
辛亥革命以后，黄兴担任南京临时政府陆军部总长兼参谋部总长，接着又任过南京留守，但均为时不长，政权迅速被袁世凯篡夺去了，民国的招牌仍暂时保存着。在这种形势下，黄兴致力的重点有所转移。他一方面继续宣传民权主义，特别是大力鼓吹政党政治，意图限制袁世凯的专制独裁，巩固共和民国；一方面大力宣传民生主义，鼓吹发展实业和教育，以求建设富强的国家。
黄兴曾经驳斥那种把辛亥革命说成种族革命的谬论，指出：“彼论者每谓此次之革命，仅为种族之革命。岂知所谓种族革命者，乃革命之一种手段。而革命党人之主张，则推倒满清之后，建设一完全共和国家，以实施其平民之政治，然当含有革命之性质也。”一九一三年三月，他在《〈国民〉月刊出世辞》中写道：“世界大势，日趋平民政治。吾人乃亦以平民政治为归宿。盖国家者，非一人独有之国家，乃人民共有之国家。以人民为国家之主人，起而担负国家重任，此固理之至明，而亦情之至顺者也。”他还在致袁世凯等的电文中，对“忠”、“孝”等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作了新的、合平时宜的解释，说：“以忠言之，尽职之谓忠，非奴事一人之谓忠”；“以孝言之，立身之谓孝，非独亲其亲之谓孝”。这些，显然是抗议袁世凯专制自为和官场腐败的呼声。
当然，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黄兴所视为国家主人的“人民”，并不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工农劳动大众，而主要是指他所属的资产阶级及其同盟者；而他所谓的“平民政治”，也不过是资产阶级政治的代名词罢了。这从他(以及当时一般资产阶级党人)当时所着力鼓吹的“政党政治”主张看得很清楚。
政党政治也称政党内阁制度，是资产阶级国家政权组织的一种形式，相对于总统制而言的。这种制度是从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学来的。黄兴曾解释说：“政党内阁制度创始于英，各共和国均采用之。即君主立宪如日本，近亦倾向此制。盖欲使内阁得一大政党之扶助，与国会多数议员成一统系，其平日所恃政见大略相同，一旦发表，国会乃容易通过，不致迭起纷争，动摇内阁，陷国家于危险。”他认为：“欲民国现象日臻良好，非政党不为功。”因此，他支持同盟会公开为政党，“并推广办法，大收会员，以厚势力”；又支持宋教仁等将同盟会与其他党派合并改组为国民党，希望国民党“养成政党的智识道德，依政党政治之常轨，求达利国福民之目的。”
政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重要的形式，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通过政党作领导核心，行使政权，这是正常的情况。问题在于哪个阶级的政党?什么样的政党?黄兴当时所说的政党，是指同盟会、国民党那样的资产阶级政党，而且是鱼龙混杂、组织松散的政党，这样的党不能真正代表人民，也不能依靠它来达到“利国福民主目的”，是不言而喻的。
尽管如此，黄兴鼓吹政党政治，在袁世凯业已窃取政权而又专制自为的条件下，仍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回顾历史，一九一一年底在筹组南京临时政府时，关于政权组织形式问题曾有过—段争论。当时，孙中山、黄兴、陈其美等主张总统制，宋教仁主张责任内阁制。孙中山说：“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吾人不能对于惟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制度。”后几经磋商，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决定政府组织取总统制。但是，后来国家政权被袁世凯窃取了，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于是，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三日，孙中山在被迫辞去临时总统时，向袁世凯提出了三项条件，其中之一规定：“临时政府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三月十一日，即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之次日，孙中山在南京颁布了参议院匆忙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约法》除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享有各种自由与权利外，同时决定采取立法、司法、行政三权分立原则，将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国务员于大总统提出法律案、公布法律及发布命令时须副署之。”显然，这是一个合乎时宜的改变。孙中山原来反对内阁制，理由是因为它是对总统“复设防制之制度”；袁世凯窃得临时大总统的职位后，革命党人现在决议改行责任内阁制，并将它明文载入当时同家的根本大法，其目的显然是为了限制袁世凯的权力，以防止他专制独裁。正因为这样，袁世凯把这一切视为眼中丁、肉中刺，首先以阴谋手段暗杀鼓吹责任内阁制最力的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继则在镇压“二次革命”之后，解散国民党，解散国会，取消内阁制，废弃《临时约法》。不难看出，这是一个反复较量、斗争的过程。虽然《临时约法》是纸上的东西，袁世凯既可不予执行，也能随时撕毁，后来孙中山、黄兴等维护《临时约法》的斗争也确实失败了；但它在当时宣传民主主义，防止和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的积极意义是无可否定的。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这个评价，对于黄兴在辛亥革命以后宣传的民权主义、政党政治主张，也是完全适用的。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中最具特色的一部分，正如列宁所说，这种思想体系“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即防止资本主义的愿望结合在一起的。其次是同宣传和实行激进的土地改革的计划结合在一起的”。黄兴是民生主义的热烈拥护者和宣传者。他有时把它称为民生政策、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社会政策。他说：“夫共和政治求达于完伞，其进行方法甚多，但吾人夙所主张者则民生政策，即国家社会政策是也。”“本党(指国民党)党纲，其特别之点为民生主义，亦即国家社会主义。”民生主义的内容如何?他说：“民生主义繁博广大，而要之即平均地权，反而言之，即是土地国有。”其实施办法，按照孙中山的说明，就是“核定天下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社会后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象孙中山一样，黄兴天真地认为：“苟实行民生主义，则熔政治、社会于一炉而革之矣。”“采此政策，自可永享清平幸福。”他希望人们“将社会革命包在政治革命之内，抱定国家社会主义、免去欧洲将来社会革命之事；提倡土地国有，使多数国民皆无空乏之虑。”
显然，这是一种主观社会主义的空想：就其要在当时中国防止资本主义来说，甚至是反动的空想。但是，正如列宁所深刻指出的：“中国社会关系的辨证法就在于：中国的民主主义者真挚地同情欧洲的社会主义，把它改造成为反动的理论，并根据这种‘防止’资本主义的反动理论制定纯粹资本主义的、十足资本主义的土地纲领！”因为“按照马克思的学说，土地国有就是：尽最铲除农业中的中世纪垄断和中世纪关系，使土地买卖有最大的自由，使农业有最大的可能适应市场。”而这，正是民生主义的“革命民主主义内核。”
与此相联系，黄兴积极鼓吹和致力于发展实业和教育。
黄兴是把发展实业作为建国之途和救亡之策来看的。一九一二年八月，他在《铁道杂志序》一文中写道：“今者共和成立，欲苏民困，厚国力，舍实业末由。”主张“先以铁道为救亡之策，急起直追，以步先进诸园后尘，则实业庶几勃兴。”为了发展实业，他曾发起创办拓殖协会和拓殖学校，旨在开发国家资源，发展农业、移民实边；大力提倡国民捐，倡议创设困民银行和国民银公司，发行不兑换券，以解决国家财政问题；担任过铁道协会副会长和汉粤川铁路督办、赴萍乡、安源、湘潭等地调查过矿务；并参与发起中华汽船股份有限公司和洞庭制革公司；等等。这些活动和主张，在于发展经济，收回外溢利权，具有鲜明的爱国色彩和进步意义。
在发展实业中，黄兴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的思想是值得注意的。一九一二年夏，他在《致上海昌明礼教社书》中写道：“窃以为西国实业日异月新，既以东亚为市场，即不能禁民主不购货。惟有事事仿造，翻新出奇，非惟可塞漏巵，实可畅销国货。至其风俗，则学其醇而避其醨，必一求其形焉，则误矣！”这就是说：不能单纯抵制外货，而应积极发展生产，提高竞争能力；对于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要努力学习，而且要“翻新出奇”，有所创造；而对于外国的风俗习惯，则应吸取其健康有益的成分，舍弃其腐败有害的东西。这些见解，在当时条件下是难能可贵的。
黄兴的教育主张，同他发展实业的思想有着紧密的联系。他说：“欲言建设，当得人才；欲得人才，当兴教育。”又说：“兴思二十世纪世界共同解决者，实为发展国民生计问题；而本问题锁钥，则在国民之企业力与日俱高。……夫发达国民企业力，其途亦多，而有良好之中小学以植其基，则为天经地义之不容或易。”为此，他主张“普通教科材料应取实利主义”并“可以实业教育定为全国女子教育方针”。此外，他还主张延长教育年限，小学用国语教学、提倡军事的国民教育，等等。这些思想，也是很可贵的。
由于政局的动荡和变化，黄兴发展实业和教育的主张大都未能如愿实现。这使他对于实业、教育与政治的关系问题逐步加深了认识。如一九一二年七月三十日，他在旅沪湖南同乡欢迎会上说：“兴以为吾国人今后当各存责任心，有责任心，则纯以国家为前提，而私见自泯。且所谓责任者，其途甚宽，除政治方面外，尤以实业为发展国力之母。”这里，黄兴讲的是“以国家为前提”。在谈论实业的重要性时，并没有脱离政治。一九一六年七月十五日，他在广东驻沪国会议员举行的茶话会上说：“今国内之教育状态何如乎?仆曩在乡里，百里以内有小学四十余，取诸公款者为多。不及三年，闻所存不及七八所，资以办学之经费，皆消纳于筹备帝制及抵抗民军中，用知政治不改良，必无教育发达之希望，而吾所谓军事的国民教育，尤将等于梦呓矣！”黄兴本质上是个民主革命家，发展实业和教育是他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实现此理想，他从未停止过政治上的斗争。这是在评论黄兴主张发展实业和教育的思想时，应当注意到的。
(四)
一九一三年夏秋间，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发动了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的“二次革命”，黄兴在南京担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二次革命”失败后，黄兴先是逃亡日本，继则移居美国。但他依然坚持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旗帜，为反对袁世凯帝制复辟继续作了不懈的努力。
一九一四年春，黄兴在日本东京创办“浩然庐”，研习军事，明耻教战，并亲题匾额曰：“汉贼不两立”，“大盗窃国，吾辈之责”。又设立政法学校，培养政治建设人才。同年七月，他离日赴美，先后至檀香山、旧金山、洛杉矶、芝加哥、纽约等地，最后留居费城养病，直至一九一六年四月离美返国。
在美的近两年中，黄兴于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了多方面的活动。概括说来，一是宣传反袁。如一九一四年七月九日，他在檀香山对《太平洋商业广告人》记者发表谈话，宣称“我们将奋斗到底，使中国成为一个名至实归的共和国”；揭露袁世凯的罪恶，以“让世人了解中国目前的真实情况”；坚信“人民必获得最后胜利。”七月十五日，他在对《旧金山年报》记者的谈话中，深刻而有预见地揭露“袁世凯继孙逸仙为临时总统后，即有帝制自为的野心”；坚信“袁世凯是绝对不会成功”，因为“充满了强烈的共和国意识”的中国人民，“对于袁世凯以及任何人的想做皇帝，他们绝不会长久的缄默不言。”还向记者申明：“与袁世凯立于对立地位，并将计划重建一个新政府。”他曾在给友人信中说：“弟此行务将袁氏罪恶节节宣布，使世界各国皆知袁氏当国一日，即乱国一日，欲保东亚之平和，非先去袁氏不可。”他每到一处，即邀集或参加各种会议，发表演说，或撰著文章。除正面宣传外，还着力驳斥为袁辩护的种种谬论。如袁世凯的美国顾问古德诺为袁帝制活动张目，胡说“华人无自冶之预备”，不适于共和，等等。黄兴著文予以严厉驳斥，指出：“美人之习于共和亘百余年矣，后此百年间美国统治术之进步当较既往而益大，可无疑也。然使后世之人谓今之美人不适于共和，有是理耶?又使今世之人谓尔之先代不适于组织一大民主国，有是理耶?由是推之，苟因华人遭逢不幸，被叛贼背弃明誓，阴谋窃政，剥去人民一切习于共和之权利，遂诿为人民能力不足，弗能进入人类自由平等正道明谊之坦途，其无理一也。民主政治最好的养成所，就是民主政治。”二是开展外交活动。目的在于争取美国朝野人士对中国反袁斗争的同情和支持，并阻止袁政府向美借款。一九一四年秋，袁世凯派陈锦涛为特使赴美商洽借款。黄兴闻讯后，即发动抵制借款的运动，对于美政府中止与陈锦涛接洽借款条件，产生了一定影响。三是筹款。他在给国内友人的信中写道：“关于此间筹款等事，弟能力所及者，当尽力为之，冀为公等之助。华侨筹款已经发起，当嘱其随集随汇。”四是学习考察美国政治制度。在旧金山居留时，曾聘一美国教师讲授美国政治及地方自治情况，以为将来建设准备。
值得注意的是，黄兴虽然身居远隔重洋的美国，仍一直与国内反袁势力保持较密切的联系，共同策划反袁斗争。如：一九一四年九月十二日，他致书谭人凤等，讨论讨袁时机。一一五年五月九日，他与陈炯明等十七人联名通电申斥袁世凯承认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约”。十一月二十六日，他致书张孝准，陈述对反袁斗争的策略主张，“请达同人采择”，主要内容有：发难须急；发难不必择地；广设暗杀机关；防范冯国璋；激发陆荣廷：等等。十二月十七日，他电促李烈钧入滇，参与护国军起义。十八日，他致函国内友人，慨陈在美赞助讨袁计划，表示除致力筹款、外交外，“其他内地将军等，视其尚可与言者，亦致书劝诱，冀消其恶感，为公等后援”。为此曾先后密函张謇、汤寿潜、唐绍仪、赵凤昌、庄蕴宽、陆荣廷等，进行分化争取。反袁护国战争在云南爆发后，一九一六年一月，他迅即电促柏文蔚等在南洋筹款接济云南护国军；又密令刘揆一、居正等联合北方同志，“图谋直、鲁革命，以响应南方。”四月，他离美返国，在檀香山答记者问时表示：“除非袁世凯下台，讨袁行动决不中止，”五月九日，抵达日本，即发表讨袁声明；十二日，通电全国，号召协力策进，务除祸本；十八日，致书黄郛，请联络海军，又致书莫伯恒，促策动浙事。六月一日，他致电谭人凤，告以赞同孙中山在沪宣言，一致讨袁，等等。
固然，一九一四年秋冬至一九一五年春，黄兴曾同意和支持欧事研究会的宗旨与活动，而欧事研究会也确有“先国家而后政治，先政治而后党派”，主张暂停反袁，一致对外的公电。但这些是在什么样的历史形势下发生的呢?一九一四年七月二十八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八月二十五日，日本对德宣战，乘机出兵攻占我国领土青岛等地；一九一五年一月十八日，日本进一步向袁世凯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中国民族危机急剧上升。正是在这种国难当头的形势下，出现了欧事研究会的活动。也正是在这种严重的局势面前，黄兴一方面表示支持欧事研究会“本爱国之精神，抒救时之良策”；一方面于一九一五年二月十五日与李烈钧等联名通电表示在袁政府对日交涉期间，不予干扰，“使不危及邦家”。而后，当袁世凯悍然承认二十一条时，黄兴，包括欧事研究会诸人，即迅速改变方针，积极投入了团结反袁的斗争。因此，对黄兴此时的态度，只要对具体情况作分析，仍是无可厚非的，更无损于黄兴坚持反对袁世凯窃权独裁、帝制自为的不懈斗争。
(五)
黄兴另一个重要贡献是维护革命队伍的团结，并重视争取其他可以团结的力量。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当革命党内出现争吵、分裂时，毅然挺身而出，竭力维护党内团结、维护革命领袖孙中山的地位和威信；一是当自己与孙中山产生意见不合时，能够顾全大局，在革命大目标上始终保持统一行动。
一九○六年冬萍浏醴起义发生后，清政府要求日本当局将孙中山驱逐出境，日本西园寺内阁一面要求孙中山迅速离日，一面资助五千元。孙中山为筹措南下经费，接受了这项资助和日本股票商铃木久五郎馈赠的一万元，这件事后来在同盟会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九○七年春夏间，张继等攻击孙中山：“受贿”、“被收买”，声言“革命之前，必先革革命党之命”章太炎则对孙中山只留给他二千元作《民报)经费不满，竟把挂在《民报》社的孙中山照片扯下来，批上“《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等字。他们催逼同盟会代庶务刘挨一召集大会，罢免孙中山，改选黄兴为总理。刘揆一力排此议，竟遭殴打。这时，黄兴正在广西运动新军、接到刘揆一来信后，即复函说：“革命为党众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有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由于他拒绝出任同盟会总理，并竭力维护孙中山的威信，遂使这次倒孙风潮逐渐平息下去。
一九○八年至一九○九年间，陶成章到南洋筹款遇到困难，对孙中山产生严重不满。一九○九年春，竟然重新树起光复会旗帜，进行组织上的分裂活动。九月，他纠合李燮和等八人以东京南渡分驻英荷各属办事的川、广、湘、鄂、江、浙、闽七省同志名义，起草了一份《孙文罪状》，指责孙中山有“残贼同志之罪状”五条，“蒙蔽同志之罪状”三条，“败坏全体名誉之罪状”四条，要求开除孙文总理之名，发表罪状，遍告海内外。为破坏孙中山赴美募捐，他们又冒名作信，将攻击材料寄发美洲各中文日报。与此同时，章太炎也刊发《伪<民报>之检举状》，指斥黄兴、汪精卫等续刊的《民报》系为孙中山“虚张声势”的“伪《民报》”，参与了对孙中山的攻击。在同盟会组织出现严重分裂的情况下，黄兴毅然挺身而出，同陶成章，章太炎等人进行了应有的斗争。他拒绝了陶成章等图谋东京本部开会罢免孙中山的要挟，向他们反复进行说服教育，力求调解关系；又和谭人凤、刘揆一联名致函李燮和等，逐条为孙中山辩诬，“以促南洋诸人之反省。”他还以同盟会庶务名义，“飞函奉白”美洲各埠中文日报，否认陶成章等所发函件的效力；指出其对孙中山“为种种排挤之辞。用心险毒，殊为可愤”；号召各同志支持孙中山，“乘孙君此次来美，相与同心协力，以谋团体之进步，致大业于成功。”对于章太炎的攻击，他为大局计，决定不与计较，同汪精卫等商量，只在即将续刊的《民报》上登一启事，指称其“为神经病之人，疯人呓语，自不可信。”他致函孙中山，解释事情真相，希望孙中山“海量涵之”，并说明：“至东京事，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之，毋以为念。”通过这些工作和斗争，虽未能最后阻止光复会的分裂，但有力地维护了孙中山的领导和威信，巩固了同盟会的组织基础；而且也教育争取了一批光复会会员，使他们继续在共同的革命目标下努力奋斗。如李燮和等，就接受黄兴“捐除意见，同任艰巨”的建议，在以后的两次广州起义和辛亥革命上海光复中都起了有益的作用。
黄兴本人与孙中山意见相左主要有两次。一次在辛亥革命以前。一九○七年初，在同盟会本部编订革命方略时，议及国旗图式，孙中山主张沿用兴中会第一次广州起义时所用的青天白日旗，张之壁上；黄兴见后，争论说：“以日为表，是效法日本，必速毁之。”主张“作井字旗，示平均地权意。”孙中山听说要毁弃青天白日旗，很为激动，厉声说：“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坚持用青天白日旗。黄兴也因而激怒起来，“发誓脱同盟会籍”。当然，这仅仅是一时的盛怒冲动，“未几复还”。值得注意的是，黄兴主张作井字旗的理由，为“示平均地权意”，这是根据同盟会政纲，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完全一致的；而且后来也没有再坚持自己的主张。他说：“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先生(指孙中山)何定须执着第一次起义之旗?然余今为党与大局，已勉强从先生意耳。”“为党与大局”，这是黄兴处理革命队伍内部的矛盾，包括处理与孙中山的关系的一条原则，是非常正确的。
再一次是在“二次革命”失败以后。一九一四年，孙中山总结“二次革命”的经验教训，认为失败的原因在党内“意见纷歧，步骤凌乱”，“未尝以统一号令，服从党魁为条件。”因此，决定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他在手订的入党誓约中，写有“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之语，并要求入党人在署名下加印指模。黄兴认为这些条件不合时宜，“前者不够平等，后者迹近侮辱。”批评孙中山“反对自己所提倡之平等自由主义”，而“徒以人为治，慕袁氏之所为”，“以权利相号召”。要求孙中山予以更改。平心而论，孙中山着眼于组织的整顿，这是很必要的；但他所采取的办法，则是不适当的。因为服从一人毕竟不符合资产阶级民主的原则，也不利于团结更多的人共赴革命的大目标。在这方面，黄兴的批评是切中肯綮的。但他的批评也有某些过头之处，而为孙中山所不能接受。这样，矛盾一时不能调和，黄兴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并在中华革命党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前夕，前往美国。
应当指出的是，黄兴在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并作美国之行前，曾郑重向孙中山表示：“弟并未私有所标志，以与先生异。”并保证：“弟如有机会，当尽我责任为之，可断言与先生之进行决无妨碍。”当时，有些官僚政客曾企图拥他为领袖另组新党，他严词拒绝说：“党只有国民党，领袖惟中山，其他不知也”。在抵美以后，他也并没有独树一帜。或把自己与孙中山的分歧公诸舆论；相反，仍以孙中山为旗帜，致力于反袁的大目标。如在檀香山接见美国记者时说：“为了自由，我们将奋斗到底。……本人奉孙先生之命向美国转达他的意见，我们认为美国公民必须知道真相。”稍后，当在东京的未参加中华革命党也未参加欧事研究会的一些著名国民党人写信给他，谈及反袁的谋略，他复信赞扬他们“以维持固有的党势入手，既与中山无所冲突，且有事时与以助力，实为正大稳健之至。”说明他维护革命队伍的团结和维护孙中山的领导威信的思想是一贯的。这既是他对革命事业的重大贡献，也表现了他的可贵的品格。
(六)
象一切进步的历史人物一样，黄兴也是有缺点的，某些方面甚至是严重的缺点。例如：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以后，他悲愤万分，一度产生悲观失望的情绪，“欲躬行荆、聂之事，不愿再为多死同志之举。”武昌起义后，他在担任民军总司令保卫汉阳期间，接受袁世凯的和谈主张，并于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九日致书袁世凯，希望袁能反正，“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表示了可拥袁为总统的意向，客观上迎合了袁的篡权阴谋。“民国”成立后，他以调和南北为己任，与孙中山北上，发表“孙黄袁黎协定八大政策”，接着南下，宣扬袁世凯“苦心谋国”，“政策亦非常真确”，在全国人民中继续散布对袁的幻想。而后为了推行“政党政治”主张，他甚至违反自己所说的政党“其初本因政而为党，非临时以党而为政”的见解，拉拢一些政见极不相同的人，甚至“请全体国务员加入国民党”，使刚刚成立的国民党，鱼龙混杂，大大削弱了战斗力。宋教仁被刺后，他在开始阶段，尽管已看出凶手是袁世凯，仍寄希望于国会和法律的“公正”，“纯主张法律解决”。等等。
如何看待这些问题?可不可以单纯从黄兴个人的思想意识、性格品德等来加以解释呢?是否因此种种而对黄兴加以否定呢?我们认为都是不应当的。
毛泽东同志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指出：“象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对于黄兴的缺点和问题，无疑也应当这样看。
黄兴是资产阶级革命家。这个阶级诞生和成长于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它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束缚，因而成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动力之一，并且在无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之前，充当了革命的领导者。但是，它先天发育不足，力量弱小；作为剥削者，它轻视工农，脱离群众，在革命遭受严重挫折的关头，常常找不到依靠的力量，缺乏坚定的信心；它还与封建势力存在一定血缘联系，对帝国主义有着某种依赖关系。由于这些，又决定了它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软弱性与妥协性。上述种种黄兴的缺点和问题，就与中国资产阶级的这种劣根性密切相关。例如，黄兴为什么急切盼望袁世凯反正，并许以举为“大统领”呢?他在致汪精卫电中说得很清楚：“总之，东南人民希望项城(指袁)之心，无非欲早日恢复完全土地，免生外人意外之干涉。”这就是说，他一则顾虑敌人力量强大，革命不能早日成功，一则害怕战事拖延下去，招致帝国主义的干涉，因而希望袁世凯出山早定大局。此种愿望，黄兴并非始作俑者，而且也不仅仅是他个人的意见。在他之前，十月二十七日，武昌军政府一班首脑人物，就以“全鄂士民”名义，写信给袁世凯，劝袁“率部下健儿，回旗北向，犁扫虏廷”，并说：“汉族之华盛顿，惟阁下之是望。”在他之后，十一月中旬，孙中山自巴黎致电民国军政府，表示：“总统自当推定黎君(指黎元洪)，闻黎有推袁之说，合宜亦善。”十二月二日，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正式决议：“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大总统。”这种因害怕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而寄希望于袁世凯的一股声浪，说明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软弱性与妥协性，是整个阶级的劣根性，在同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中，是概莫能外的，只不过表现的方面、时间和形式或有不同罢了。
除阶级的局限性外，就个人来说，还有一个思想认识问题。黄兴对袁世凯的态度，前后有很大变化，这说明他对袁世凯其人和某些问题也有个认识的过程。大体说来，武昌起义后至“二次革命”前，黄兴对袁世凯有幻想，也有戒备。就在一九一一年十一月九日致书袁世凯的同一天，他曾发出密谕，揭露“袁世凯甘心事虏”，指出其言和中“设心之诡，用心之毒”，希望将士提高警惕。袁世凯窃取政权后，黄兴一方面为南北调和呼吁、奔波，一方面力图限制袁世凯的专制独裁。宋案发生，他对袁世凯的幻想开始破灭，但考虑到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和其他具体条件，仍主张法律解决；只是到后来袁世凯大军南下，他才“深悔待时留决之非，幸有急起直追之会”，誓师讨袁。“二次革命”失败后，随着袁世凯帝制自为面貌的进一步暴露，他终于抛弃了对袁的幻想，在艰苦的条件下、坚持了反袁的斗争。当然，对袁面目认识的提高，并不意味着阶级局限性的消除，就其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而言，仍是时而在这方面时而在那方面有所表露的。
黄兴的主要业绩之一是领导反清武装斗争。他中年谢世，没有经历孙中山后来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所产生的变化。黄兴是辛亥革命历史时期的杰出人物，又带有那个时代和阶级的局限性。我们应当力求实事求是地全面地历史地评价黄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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