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军队长途远征，其粮饷供给历来都是关乎战争胜负的决定性因素。有二十多年带兵经验的左宗棠同样明白这一道理，他早在镇压陕甘边民起义时就曾有言道：“粮、运两事，为西北用兵要着。”此言对收复新疆之战显得尤为重要。然而，当时的中国外有西方列强的侵略，内有此伏彼起的反清浪潮，并由此造成了白银外流、农业凋敝、物产稀缺、国库空虚的局面。但为保证战争的胜利，左宗棠还是尽其所能，筹得足够的粮饷以支援西征将士。在左宗棠看来，西北军事“筹粮难于筹饷”。基于这一思路，本文按照“筹粮———筹饷”的顺序来论述左宗棠在收复新疆过程中，是如何实现对庞大军队的远距离粮饷供给的。

1、筹饷

1．1　筹饷所遇到的困难

一是协饷难筹。左宗棠镇压陕甘边民起义时的经费主要来自于东南沿海各省的协饷。如今，陕甘战事结束，但又要用兵新疆，军费来源理所当然还得靠协济。对此，左宗棠曾上报清廷说，他用兵陕甘之时，每年应收各省协饷共820万两。但由于种种原因，最终得到的协饷还不到500万两。他用兵新疆，每年的军费开支高达800多万两，若按以前实际获得的500万两协饷计算，即每年支出的饷银与实际拿到的饷银相差300多万两。如此年年拖欠，截至光绪元年（1875年），各省累积欠应得而未得的西征协饷银高达2740多万两。各省督抚“以为名目太多，协济者苦于应接不暇”，且长年累月忙于协济西北军事，最终导致“江南民力竭矣”。而在左宗棠这边，协饷到营一散即尽。起初一年之中还能发几个月的全饷，到后来所获协饷连一年发一个月的全饷也办不到了。1873年，日本又发动了侵略我国台湾的战争，海防顿时告急。在李鸿章等人“边疆无用论”的影响下，原先一部分被用于西北的协饷，又匀作海防之用。这样，实际解到的饷银仅及以前的一半，即200多万两。

二是政府无措。清政府因在历次不平等条约中的巨额赔款已使得其国库异常空虚，加上统治阶级内部的奢侈费，使得其财政状况更是捉襟见肘。所以，当左宗棠奉命在玉门设置转运粮台，要求清廷另派一个户部官员携带帑银来助其办理时，清廷竟以“粮运采买，非地方大吏办理，则呼应不灵”为由推得一干二净。

1．2　筹饷困难的解决

面对对西征协饷漠不关心的各省督抚和不名一文的清政府，左宗棠除了继续争取协饷外，还以举借外债的途径来度过饷源稀缺的困境。

一是继续争取协饷。为争取饷银，左宗棠在移大本营到肃州时上书清廷，陈述自己筹饷的难处，并称自己准备借用洋款以期暂度难关。于是决心收复新疆的清政府下旨：东南各省海关提前解300万两协饷给西征军。并且户部在所收的海关税中拨200万两资军。其实，户部所拨的这200万两税收最终还是令各海关在指拨的海防经费里扣除了，其性质还是协饷。

二是借用洋款。左宗棠在用兵新疆期间共借用洋款5次，第一次借款120万两，第二次借款100万两。这两次都是通过沿海海关向英商代借的，由于数目较小被视为小宗。

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左宗棠准备通过上海转运局的胡光墉借贷洋款300万两，即第三次借款。英国商人想依照当年沈葆桢为海防筹借1000万两洋款的例子“以烂洋圆作足纹抵付，以足纹作算归还”，利息八厘，借期十年。但左宗棠却坚决主张借款以足纹银交付，借期只需三年。此时的左宗棠，虽然急需银两以饷军，但他却坚决抵制侵略者的借机盘剥，以不使自己被英商牵着鼻子走。这充分体现了他崇高的民族气节。

有关借款的谈判谈了很久，在1875年才依照左宗棠的要求“向怡和洋行借银100万两，向丽如洋行借银200万两”，但利息却增加到了一分五毫，从粤、苏、浙三省协饷中划拨归还。但当款项最终拿到左宗棠手中时，除去以前所积欠的商款，余下的仅为170多万两。这和西征所需的巨额军饷相比仍然是杯水车薪。于是在1876年1月，大军在集结凉州准备出关之时，左宗棠又上书清廷，要求两江总督沈葆桢代借洋款1000万两。清廷同意，但沈葆桢却认为借洋款“耗息甚多，海关部库均受其害”，对左宗棠的提议予以拒绝。

第四次借款是左宗棠从兰州移大本营到肃州之时，他再次上书清廷，折中强调，他借用洋款实在是出于万不得已而为之。因为东南各省在海防的幌子下，对西北协饷一再拖延，而且实际得到之银又数量极少。他举借外债是为了早日解决士兵的饷银，使他们以极大的士气远赴戎机，尽快驱逐外寇，以安边疆。他再次提出由沈葆桢出面代借洋款400万两。如果沈葆桢再借口推辞，他只好向上海的华商筹借这笔款银了，不过到时代办人仍非沈葆桢莫属。最后，他意味深长地说，出关将士听闻朝廷准备筹借洋款时，都“士气甚奋跃，沈葆桢原奏未敢宣布也”。最终，清廷决定：允许左宗棠自行筹借洋款500万两，户部另在所收的海关洋税项目下筹拨200万两，加上东南12省提前拨付的饷银300万两，凑足了1000万两饷银。但左宗棠自己筹借的500万两洋款直到1877年7月才与英商汇丰银行达成一致，按每月一分二厘五毫加息，借款分七年归还，每年两次，每次以六个月为期。

据统计，在左宗棠用兵新疆的三年多时间里，他总共收到协饷银2670万两。清廷为了保证左宗棠能够赢得收复新疆的最终胜利，在光绪四年（公元1878年）又批准左宗棠续借350万两洋款（第五次借款）。在光绪四年到光绪七年间他又得到协饷银2560万两。这样连同他自己筹借的800万两洋款，七年之中通过各种途径得到的饷银高达6580万两之多。

2、筹粮

2．1　筹粮所遇到的困难

用兵边塞，筹集军粮是令主兵者最为烦恼的事情。进军新疆，筹粮尤为艰难。这是因为，自古用兵新疆，军队的粮食供给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就地筹措和采购于河西诸州。但由于当时的阿古柏占据整个南疆，掌握在清政府手中的仅有哈密、巴里坤、古城和济木萨等地区，加上“兵燹之余，户口凋敝，田地荒芜，……产粮甚少”，因此，就地筹粮根本满足不了出关大军的需要。河西诸州因受陕甘边民起义的影响，元气尚未恢复，可筹之粮亦很有限，且价格非常昂贵。加之从河西诸州筹得的军粮要想运到前线，需要翻越天山、过沙漠，路途遥远，运费竟高出粮价数十倍。因而在当时军费奇缺的情况下，从河西采运军粮当然不是主兵者的首选。而且当时在左宗棠移大本营到肃州时，已引起了马四的叛变，因而又不得不进行一场连续两年多的肃州之役，这就使得在河西筹粮的难度更是雪上加霜。

2．2　筹粮困难的解决

一是屯田。自古远征边疆，开屯田以求自给已成惯例。戎马一生的左宗棠对此格外看重。他说：“历代之论边防，莫以开屯卫首务”。1874年，当张曜率军进驻哈密时，左宗棠就下谕他“哈密既苦兵差，又被贼扰，驻军期间，自非力行屯田不可。”左宗棠对哈密的屯田不仅抱有很高期望，而且还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当张曜在哈密兴修水利，要求提供6000条毡毯用于铺渠底以防渗漏时，左宗棠要求有关方面赶造足量的毡毯立即解运到哈密。这样，在左宗棠的大力支持和将士们的共同努力下，哈密的屯田取得了巨大成就，垦荒达20000多亩，每年可收军粮几万石，极大地缓解了西征大军的粮草困难。

当然，在军屯的同时，左宗棠还十分关注民屯。他曾嘱咐张曜说，若当地维族人想要屯田，必须毫不吝啬的借给他们籽种、耕牛和农具。在谈到民屯的作用时，左宗棠乐观地说：“若民屯办理得法，则垦地较多，所收之粮除留籽种及自家食用外，余食皆可给价收买，何愁军粮无出?”

二是改摊派为采买。左宗棠一改以前甘肃军队的给养向地方摊派的做法，对民间的粮食实行采买。这样，老百姓更乐意将粮食卖给西征军，有的甚至为贪一时的利益，将所有的粮食全部卖出。导致在青黄不接之时有的无粮可食，有的在来年春耕之时无籽种可播。遇此情景，左宗棠一方面在各郡县设粥厂，煮赈疗疾；一面又散给种子，免误农时。他还谕令百姓：在留足自己和家人所食用和籽种外，余下的卖给军营。不仅如此，左宗棠还以政治家的眼光和胆略看待和处理“军食”和“民食”的关系，提出了“夺民食以饷军，民尽而军食将更从何出?”的发人深思的问题。这样，从1873年到1875年，由河西诸州筹得的军粮，大约为47万5000石。而同一时期，这些地方一年的赋税也不过20万石。能在河西采买到如此之多的军粮，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三是开辟北路粮道。从包头向西，一直到射台、大巴一带，这一广阔地域属于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和归化各城蒙古人的驻牧地。其间有大片的屯田，而且该区域杂居有大量的汉人，是产粮大区。加之这一地区又是一望无际的蒙古大草原，交通非常便利。若从该区采粮，不仅粮源有保证，而且运输费用低，于是左宗棠在归化设立了“西征采运总局”，并在包头设一分局以便负责这里的粮食采购与运输工作。宁夏地势平坦，气候适宜，加之有黄河水作为农田水利灌溉的不竭之源，历来都是西北的产粮大区。左宗棠在这里也设立了一个粮食采运局。在定远营一带采买后，经过察罕庙，在喀尔喀（外蒙古）边境的巴尚图苏庙地方，和归、包粮食取同一径。

为筹措到足够的军粮，左宗棠从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筹粮的办法和地方。有一段时间，他曾在产粮并不多的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一带筹粮，甚至还在九千里之外的张家口购粮。可以说，为了筹措军食，左宗棠可谓不遗余力。

四是采购俄粮。1875年4月，俄国总参谋部的间谍索思诺福齐，率一行人伪装成商人以考察为名来兰州刺探军情。索思诺福齐为了向左宗棠表示“俄国皇上立意与中国永敦和好”，他主动提出了可在俄国的山诺尔（即斋桑湖）产粮区向左宗棠代办军粮。当时的左宗棠考虑到在俄国购粮费用便宜，路途又近，不必舟车劳顿、耗费大量的运输费用，而且所购之粮能及时运往前线以解缺粮之苦。所以，他就同索思诺福齐订立了500万斤的购粮合同。截至1876年4月，沙俄在古城子按约解交了480万斤粮食。

当然，沙俄卖粮给西征军是有其特殊用意的。一方面他们可以借此机会打击英国殖民者及其走狗阿古柏；另一方面是想达到控制左宗棠及清政府，以便在新疆得到更多的利益。对此，索思诺福齐曾直言不讳道：“假如7万武装良好、守纪律、善战但由于缺粮而无法作战的军队，依靠我们的给养，那么请注意———所有的机会都掌握在我们手中：同意让步和达成协议，就给你们粮食；不同意就不给你们粮食。”正如他所言，当他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又借故百般刁难，故意不执行合同。对俄方的这种小丑伎俩，左宗棠嗤之以鼻道，“伊所挟者，不过办粮、供子药两事，然均须重价见银，我有重价见银亦由内地可办也，不必俄人也。”

这充分再次体现了他崇高的民族气节和驱逐外辱的决心。事实亦证明，俄方所提供的480多万两粮食还不及从河西运存安西和哈密军粮的一半，根本不足以卡住西征军的咽喉。虽然索思诺福齐之辈机关算尽、用心良苦，但他们却打错了如意算盘。

此外，左宗棠还主张尽量就地采购。例如，巴里坤和古城子等地都盛产粮食，左宗棠就指示金顺大军就地取给。经过各方采买，最终前线的存粮数量足供大军三个月的口食，再从宽预备三个月。数量庞大的军食供给，是收复新疆战争胜利的又一有力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