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兴与蔡锷，是两位功勋卓著的革命伟人。两人都出生于湖南，而且都中过秀才，以后都因愤于民族危亡，决心立志投笔从戎，成为辛亥革命时期叱咤风云的军事领袖。他俩一个是民主共和国的缔造者，一个是护国运动的主将，都为在中国首创共和制度建树了不朽的功勋，他俩一心为国为民，都有一颗纯洁的爱国心。在推翻清朝专制统治的斗争中，他俩走的道路不同，但相互支持，配合默契。收到了殊途同归之效。他俩的一生，都是短暂的一生，但都把全部心血献给了祖国和人民，为振兴中华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不愧为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

爱国一心

和同时代许多爱国者一样，黄兴与蔡锷，都是在民族危亡的紧急关头，怀着一颗赤子之心，认识到要救亡，必须推翻腐败卖国的清朝政府。经过一番摸索，最后才走上反清革命道路的。

蔡锷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1882年12月生，小于黄兴8岁。他6岁发蒙读书，11岁受业于著名维新派樊锥。在樊的精心栽培下，不到13岁就考中秀才。1898年3月进入长沙时务学堂，受到总教习梁启超的赏识，全班40人，蔡是3名高材生之一。戊戌维新失败，梁启超逃亡日本；1989年7月，蔡锷也应梁召去日，先入大同高等学校，后入横滨东亚商业学校，开始了他的留学生涯。

义和团运动在中外反动派联合绞杀下惨遭失败，有力地激发了全国人民的觉醒。黄兴与蔡锷决心立志革命反清，都是受了义和团和自立军起义失败的刺激。1900年，义和团运动在全国蓬勃发展，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八国联军借口“平乱”，乘机大举入侵，国势危如累卵。唐才常在民族颓危的紧急时刻，争得康有为和孙中山两方面的支持，组织自立军，打着“勤王”旗号，计划在湖北、湖南、安徽等省分5路发动起义。不幸事泄失败，唐才常等20多人在汉口遇难。作为这次起义参与者的黄兴与蔡锷，对这次起义失败都十分悲愤。他们亲眼看到清政府反动无能，一方面卖身投靠外国侵略者，一方面残酷镇压人民正义反帝斗争，开始认识到只有推翻清政府，中国才能有救。曾经参与运动军队的黄兴，在自立军失败后抱头痛哭，悲痛欲绝。当参与自立军起义的杨笃生、秦力山逃亡日本前夕，黄与周震鳞在书斋秘密为之饯行，“力劝他们丢掉保皇的幻想，只有革命，才能够救亡图存”；杨、秦接受他们的劝告后，在饯别会上又“一致决定以根本推翻满清、光复中华、建立共和政体为以后革命奋斗目标。”黄兴井愤而写下座右铭：“朝作书，暮作书，雕虫篆刻胡为乎?投笔方为大丈夫。”杨、秦于是改变志向，立志投笔从戎。同样，祭锷在回国参加起义中，受唐才常的派遣，赴湖南发动黄忠浩起义响应，因得幸免于难。失败后又因得到黄忠浩的资助，再次东渡日本求学。他经过一番痛苦反思，毅然改名为锷。希望自己能象剑锷那样锋利无比，刺向敌人。他写下了感怀明志的诗篇：“而今国士尽书生，肩荷乾坤祖宋臣。流血救民吾辈事，千秋肝胆自轮菌(囷)。”表白了自己“流血救民”的远大抱负，决心完成扭转乾坤的千秋大业。

黄兴与蔡锷最可贵的地方，还在于言行一致。他们志向既经选定，立即付诸行动。当时黄兴在两湖书院读书，为了实现投笔从戎的宏图大愿，每天早晚都去附近军营旁观士兵军事操练，而且利用暑假参加陆军学堂的军训，这样终于掌握了许多军事知识，为后来冲锋陷阵、领导武装斗争准备了最基本的条件。蔡锷尽管年龄幼小，体质不强，但自从第2次赴日后，即“时时以学习陆军为念”，屡次向梁启超提出这个要求。梁启超笑道：“汝以文弱书生，似难担当军事之重任。”蔡锷答道：“只须先生为我想方法得学陆军，将来不作一个有名之军人不算先生之门生”。有志者事竟成。在梁启超的帮助下，他终于1901年进入成城学校习陆军，1902年毕业后又转入日本仙台骑兵第2联队为入伍生，同年12月，再入日本东京转入日本仙台骑兵第2联队为入伍生，同年12月，再入日本东京士官学校第3期肄业。1904年，他以全班第5名的优良成绩毕业，

蔡锷在成城学校习陆军时，还参与了邹容《革命军》一书的起草工作。据刘成禺《世载堂杂忆》记述《革命军》著书缘起中称：

邹容字幼丹[按：应为蔚丹]，当吾等入成城学校习陆军预备时，幼丹每日必来谈。予携新会腊肠数斤，课毕围炉，大谈排满。每人每谈一条，幼丹书之，书毕，幼丹则烘腊肠为寿。月余，所书寸余，腊肠亦尽。胡景伊、蔡锷、蒋百里，皆当时围炉立谈人也。松坡签其稿面，曰腊肠书。

据此，蔡锷还是参与起草《革命军》的一位无名英雄。

当蔡锷正在日本潜心学习陆军之际，黄兴也受湖北当局的选派，于1902年6月抵达日本东京，进入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学习。黄兴抵日以后，继续致力于学习军事技能，课余之暇，常常延请日本退伍军官讲授军略，也常常去士官学校联队参观各种兵操，每天早晨起床，还赴神乐坂“武术会”参加射击比赛。而且每射必中。得了很多奖牌。由于黄、蔡都喜欢军事，而月都是湖南人，据黄兴1913年写给蔡锷的对联中“论交深在十年前”之句看，黄、蔡相识大体在这个时期。这年秋冬，黄兴与杨笃生、樊锥、梁焕彝等创办了《游学译编》杂志。樊锥是蔡锷幼时恩师，杨笃生既与黄兴很相契，又是蔡锷在时务学堂时的老师，而且当时都住在东京，时相过从，蔡得樊、杨介绍与黄兴相识，应是比较可信的。以前人们多把蔡、黄结识定在1903年组织拒俄义勇队之时，其根据即是上述那句联语。实际上诗中言明为十年之前，而联语旁署明为“民国2年夏6月黄兴书于申江”。即是说，结交在1903年(倒数10年)6月以前，既可以是1903年，也可以是1902年。揆诸当时情况，黄、蔡结交似应定在1902年为宜。因为办《游学译编》时，据有些记载，蔡锷亦追随樊、杨等人参与其事。他写的《致湖南士绅书》也在1903年1月13日出版的《游学译编》第3册中发表。这些都足以表明黄、蔡结交要比拒俄运动为早。

义和团运动后期，沙俄乘机派兵进驻东京。根据双方签订的《交收东三省条约》，1903年4月应撤出辽宁、吉林两省境内的沙俄驻军。可是沙俄不但违约拒不撤兵，反而向清政府提出7项新的要求，妄图永远控制中国东北三省，建立所谓“黄色俄罗斯”。沙俄的侵略行径，立刻激起全国人民的抗议。4月27日，上海各界人民在张园召开拒俄大会，通电反对沙俄改约。29日，中国留日学生500余人在东京召开大会，声讨沙俄侵占中国东北的罪行。会后黄兴、蔡锷与蓝天蔚等200多人组成拒俄义勇队，进行军事操练，准备回国抗击沙俄侵略。5月，日本政府应清政府驻日公使之请，勒令解散拒俄义勇队。黄兴等人深感报国无门，亟须振兴民族精神，乃将义勇队改为军国民教育会，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为宗旨。在这次拒俄运动中，黄兴是运动的骨干，蔡锷也是积极的参加者。早在1902年，蔡锷即在《新民丛报》第l、3、7、11等期上连续发表长达15000多字的《军国民篇》，系统阐发了自己的军事救国思想，提出中国要避免亡国，必须“以军国民主义普及四万万”。拒俄义勇队改为军国民教育会，未始不与蔡锷的军事救国思想有密切的关系。

军国民教育会成立后，其《公约》规定，设运动员无定数，可以公举、公认，也可自认。运动员的主要职责是回国发动爱国革命运动。教育会成立后，黄兴即自认运动员，负责运动湖北、湖南、南京一带。同年5月31日，黄兴启程回国，6月抵上海，7月抵武昌，在两湖书院等处散发宣传革命的小册子，并发表演说，鼓吹反清革命，后来回到湖南，一面在明德学堂教，一面从事革命活动，11月4日，他与刘揆一、章士钊、宋仁、周震麟等发起成立华兴会，被举为会长。1904年，黄派武、刘道一往湘潭策动会党首领马福益起义，派宋教仁、陈华、周维桢等分别赴湖北、江西、四川等地开展活动，而由杨笃生、章士钊在上海南京等地进行策应，自己则奔走于长沙、武汉、上海间，积极筹划十月长沙起义。可惜因事机不密，起义及发动就被清政府破坏了，黄兴在好友的帮助下，辗转出走上海。这时，正值蔡锷从士官学校毕业回国，途经上海。此次蔡锷归国，意在报效国家，抵御外侮，因而他抵达上海后，即参加了杨笃生、章士钊等人在上海组织的华兴会外围组织爱国协会。据章士钊回忆说，1904年，“杨笃生与吾在上海创设爱国协会(此会即华兴会之外围，笃生为会长，吾为副会长)松坡正由日本毕业返国，道出沪渎，应吾辈之要约，参加斯会。彼戎装莅盟，佩剑锵然，其持态严肃，为吾六十年来永矢勿谖之印象。”黄兴抵上海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11月7日，他邀集杨笃生、仇亮、陈天华、章士钊、黄炎培、张继等近40人重新集会于英租界新闸新马路余庆里，商讨继续反清革命策略，准备“即日分途运动大江南北之学界、军队、起义鄂宁等处”，蔡锷也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不料，皖人万福华愤于前广西巡抚王之春主张联俄，谋刺王之春于四马路，余庆里机关被外国巡捕侦知。黄兴等人因涉嫌被逮捕入狱。蔡锷得知黄兴被捕，冒着严寒，火速从上海赶到泰兴，向在泰兴做知县官、又是同乡好友的龙璋求援。龙璋立刻筹措千金，买通狱卒善待黄兴等人；与此同时，江西巡抚夏时也在营救同时被捕的郭人漳出狱，终使黄兴冒充郭的随从，得与郭人漳一起获释。

殊途同归

蔡锷营救黄兴出狱以后，两人即于同月在上海分手。在此后的六七年间，为了革命排满，两人基本上是各奔东西。黄兴出狱后避走日本，于第二年和孙中山合作，联合全国革命力量，组成领导革命斗争的核心——中国同盟会，把革命运动推进到一个新阶段。从此，他领导和发动了一系列的革命斗争，不断向清王朝发起冲击，将革命一步步推向高潮，成为威震敌胆的著名革命领袖。蔡锷则在风雷激荡的革命年代，韬光养晦，不露声色，利用自己的军学优长和声望，深入清朝军队内部，潜心默运，逐步掌握军事实权，积蓄革命力量，待机而动，一旦时机成熟，即反戈相向，举行武装起义。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尽管黄兴和蔡锷走的道路截然不同，而后来的实践表明，却收到了殊途同归的良好效果。在这期间，彼此灵犀相通，

互相支持，蔡锷还利用自己的地位，对革命党人的活动从物资上作了支援，并不露声色地为他们的活动作了掩护。

蔡锷离开上海后，先是受江西巡抚夏时委派，出任江西续备左军随营学堂监督。不久因夏时去职，蔡亦辞去。后受湖南巡抚端方与湖南兵备处总办俞明颐恳切招聘，任教练处帮办，兼武备、兵目两学堂教官。蔡在长沙任职期间，与在岳麓山高等学堂任教务长的周震麟来往甚密。据周震麟回忆，当时蔡锷“革命情绪异常激昂，跃跃欲试”。周震麟“每劝他韬晦蓄势，目前应该加意培养革命青年，等到掌握了实力再动，但由于他峰芒太露，不久就被反动学校当局辞退，随即被调到广西”。 大概他是接受了周的劝告以及实践给他的教训，1905年夏经广西巡抚李经羲奏调广西后，态度有了显著的改变。蔡自1905年7月到广西至1910年10月离开，前后共5年多，历任新军总参谋兼总教练、随营学堂总理、测绘学堂堂长、新练常备军总教练、巡抚部院总参谋、广西陆军小学堂总办、兵备处会办、新编常备军(模范新军)标统。1909年派往龙州接办讲武堂。1910年，迁讲武堂于桂林，兼任广西混成协协统、学兵营营长。

1905年冬，黄兴化名张守正，经香港潜入广西发展同盟会组织，策划在广西发动起义。黄兴把在桂林建立同盟会桂林分会相告，蔡锷表示同意，“并择学生中之意志坚定者介之加入。”蔡对于黄兴的诚笃果毅，“倾心悦服，订为生死交，终身无间言。”

1907~1908年间，黄兴曾在两广边境发动一系列起义。他曾化名张愚诚，偕同赵声潜入广西与蔡锷秘密会晤，希望他相机支持起义。镇南关起义时，蔡锷曾命岳森秘密运送了一批武器交与革命党人应用。

蔡锷在广西期间，一方面积极培植革命力量，培育出了不少军事人才，如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李品仙等都是由蔡锷任总办的陆军小学堂培养出来的；辛亥革命后的南京第八师，也是以广西派出援鄂、援宁的两个旅为基础组成的。另方面他又十分注意隐而不露，以致连革命党人都产生误解。1910年，广西同盟会员何遂、耿毅等人曾去香港会见了黄兴等人。黄兴告诉他们：“南宁讲武堂总办蔡锷(松坡)也是革命的同志。”黄给了何遂等一封介绍信，要何等“多与蔡联系”。何等回到桂林后，本想拿着黄兴的介绍信去见蔡锷，但看他表面的样子没有什么革命的味道，就想先试试蔡的态度。于是把黄的介绍信放在蔡的办公桌上，并约蔡“于某晚九时到江南会馆前门一叙”。蔡没有按约前去，何等因此怀疑蔡是立宪派，乃借口蔡锷袒护同乡，排挤本地人，掀起反蔡运动。适云贵总督李经羲“迭电请调，并派员迎迓”，蔡乃决意离桂赴滇，临走前请何遂等吃饭，席间语重心长地对何等说：“你们何苦撵我，你们是革命党，我比你们资格更老。你们太年青，浑身带刺儿，不小心将来难免于杀身之祸。我在此尚可为你们敷衍，我走后你们更须自爱，于万不可拔苗助长。”蔡临走时，推荐革命党人方声涛继任兵备处帮办，使广西的革命活动继续得到保护，其用心可谓良苦。武昌起义后，广西很快宣布独立，并能迅速派出援锷、援南京的军队支援革命，在这方面蔡锷是有贡献的。

1910年春天，蔡锷调到云南以后，云贵总督李经羲本打算请他接充第19镇统制，可是该镇大小军官都是北洋系统的人，因怕引起反感，只得改任蔡为第37协协统。蔡任协统后仍受时任总参议之北洋系靳云鹏等的打击排挤，幸得李经羲保护，才未得逞。蔡锷深知其情，也在几天几夜之内，编著了《曾胡治兵语录》，使“各方得以遍读而欣慰之，并借以塞奸人之口，不得再挠乱听闻矣。”其所统之军队，只将标、营级军官更换新人，“余皆仍旧”。对于官兵均以诚恳相待，并常检阅训练，官兵无不欣悦敬重。对于军中的知心官长，则常与他谈时事，及应改革军事政治。这样在军队中很快培植了一批足资依重的军事力量。

武昌起义以后，黄兴于10月28日赶到武汉，指挥了可歌可泣的汉口汉阳保卫战，坚持斗争达一月之久。蔡锷得悉武昌起义以后，洞观形势，迅速作出决断，确定立时发动起义。蔡锷到云南后，和在广西一样，“十分沉着，从来不公开与讲武堂来往，却暗中和同盟会会员们保持密切联系，什么人都不怀疑。他利用他的地位给予革命运动以很好的掩护。他是辛亥前后云南革命运动和起义的掌舵人”。但到了这关键时刻，他却召集同志密议数次。10月22日，蔡“约集同志刘云峰、刘存厚、唐继尧、沈石泉、韩凤楼、殷承献及(雷)飙等歃血同盟”，并由蔡锷规定动员时间，准于九月九日午后三时开动，如敌方先动，即时群起赴敌。”10月28日(九月初七日)，正是黄兴抵达武昌的日子，远隔千里的蔡锷，又“与唐继尧、李鸿祥、谢汝翼、沈汪度、刘存厚、张子贞等，会于唐继尧宅，为最后之会议”，熟筹方略，“决期重九夜三鼓举事”。10月30日(九月初九)夜间约9点钟，北校场首先响起了起义的枪声，李鸿祥、李根源随即率领73标由北校场出发，蔡锷则闻声率领74标由城南巫家坝开拔。南北夹击，起义军很快攻入城内。经过一夜的激烈战斗，至11月1日上午，全城都为革命军控制。随后成立了中华民国云南都督府，公推蔡锷为都督。不久，云南各地亦相继光复。云南是继湖南、陕西响应武昌起义的第3个省份。这次起义，在西南打开了一个大缺口。这是对正在武汉进行艰苦卓绝保卫战的黄兴一个有力的声援，也是对全国革命形势进一步发展的一个有力推动。

合作讨袁

中华民国成立以后，袁世凯凭藉拥有的军事实权左右开弓，一方面胁迫汗清政府退位，一方面要挟革命党人交权，革命的新生政权很快被袁世凯所窃夺，幼稚而又软弱的革命党人，开初对袁世凯的阴谋虽有戒备，但认识不足，随着袁世凯步步推行专制独裁，才慢慢醒悟过来。新的形势迫使革命党人为了保卫共和民国，必须继续革命，为重建共和再立新功。

1913年春，积极主张推行议会政治，力图组织政党内阁、限制袁世凯专权的宋教仁被袁指使爪牙暗杀，全国震惊！革命党人准备兴师讨袁。黄兴曾派谭心休赴云南，约请共同起兵；并书联相赠：“寄字远从千里外，论交深在十年前。”二次革命爆发以后，黄兴通电各省兴师讨袁，蔡锷以武力调停为名，派刘云峰刚到泸州，长江中下游军事已经失利，只得班师回滇。

关于蔡锷在二次革命中的态度，历来有各种说法，详细评述并非本文任务，不过有几点值得指出：第一，蔡锷在中华民国成立前后，革命党人和袁世凯进行南北议和时，他曾一再致电孙中山、黄兴及各省都督：不要“甘受袁氏之愚，一再停战应该乘胜北伐，“长驱北指，直捣虏廷”，否则，“我再承守议和，大局必为所误。”由此可知，蔡对袁的诡诈是早有所察觉的。其次，雷飙是蔡锷的贴身同乡，同为樊锥弟子，自从1905年蔡任湖南武备，兵目两校教官起，一直跟在蔡锷身边，关系非同一般。据雷飙云，二次革命时，蔡公早知袁有帝制野心，拟乘机会，名则派兵定川、实欲合川、滇军会师武汉，以固共和”雷飙的这番话，由于他深悉内情，应该是可信的。第三，蔡锷是深通兵法的军事家。“兵不厌诈”，蔡锷对此是深有领会并运用纯熟的。如护国战争时，蔡一天发出6个电报，由于对象不同体现了6种态度，这就是战略的灵活运用，其中心目的即在使敌人摸不清底细，以便争取各方力量，打击最主要敌人。二次革命前，谭心休奉黄兴之命去劝他兴兵时，他对谭说；“民国初建，国基尚未巩固，当劝克强安静。袁势方张，此时未可轻动。”谭闻此言，返沪后遍告同志。过去人们往往以这番话作依据，说明蔡不赞同讨袁。其实，这段话既可能是蔡对形势的估计，也可能是蔡放出的烟幕，更有可能是用来迷惑敌人的。证实二次革命后，袁把蔡调离云南，去北京担任一些无实权的虚职，表明袁对蔡在二次革命中的实际用心是有所觉察的。第四，蔡锷到北京后，在两年多内装出一副竭诚拥袁的面孔，完全是为了迷惑袁氏，持机而动，这是他用后来反袁护国的实践所证明了的，用不着多说。我们分析问题，一定要透过现象看实质，切切不能为些假象所迷惑。蔡锷在当时复杂的形势下，采取多种手法，藉以迷惑敌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没有这种韬晦手段，蔡锷就不可能在辛亥革命和护国讨袁两个关键时刻都取得成功。如果今天有人还用蔡锷当时为了迷惑敌人的言行来否定蔡锷的革命实质，那是不可取的。

二次革命失败后，黄兴流亡日本，后去美国，继续从事反袁斗争。蔡锷则因遭到袁氏疑忌，于1913年10月被调到北京。蔡到京后，为了消除袁的疑忌和免遭暗算，继续运用韬晦手法，表面上对袁装得十分恭顺，暗地里则密切注视着事态的发展，袁世凯为了拉拢蔡锷，也给蔡加上一顶又一顶桂冠：参政院参政、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处员、全国经界局督办、将军府昭威将军。但蔡心中有数，并未上当受骗。1915年3月，杨度等组织筹安会，帝制运动正式开场。蔡锷料定袁必将称帝，曾对亲信友人说：“眼看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都要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了。老袁安然登了大宝，叫世界各国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我们自知力量有限，未必抗得过他，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一回不可”！接着，他借口母亲不习京中生活，派人把家属送回湖南。这时，黄兴和蔡锷之间，通过张孝准保持着密切的联系。9月底，蔡锷派专人给黄兴送去一封长达17页的密信。其中谈到当时国内形势，以及袁氏阴谋称帝的种种活动，并提出自己准备秘密出走和在西南发动的计划，征求黄兴意见。黄兴阅信以后，经过仔细分析研究，断定袁世凯即将称帝，讨袁的时机已经成熟。于是一面在美积极筹款，作经济上的支援；一面派长子黄一欧立即动身去日本，以便与各方保持联系。临行，他要黄一欧带去两封信：一封致孙中山，谈到袁将称帝，“如有所命，亟愿效力”。一封交在东京的张孝准，嘱张速即设法回国，与蔡锷密取联系，相助进行。张是长沙人，与黄同窗，又是日本士官第3期毕业，和蔡同窗。由他负责黄、蔡之间的联络，自是很合适的人选。张接信后即动身回国，与蔡锷取得联系，商定秘密离津计划，随即先返东京部署。此时，蔡锷的同窗好友石陶钧也已奉黄兴命到达日本，乃与张协同安排一切，保证蔡能顺利通过日本。

张离津不久，蔡锷即乔装打扮，深夜上了一艘停靠在天津的日本运煤船，连家人也不知道即逃出了国门。由于张、石在黄兴的指导下的精心安排，以及蔡锷的巧妙设计，蔡锷在到达日本的当晚，就上了另一艘日本轮船，经过上海，南下香港。转海防，直奔云南去了。至于蔡锷能顺利进入云南，也是得力于事先“黄克强所极力疏通。蔡在滇声望甚高，唐继尧敬而惮之；蔡不敢轻入，克强在美，设机关于日本马关，为美国、北京、昆明三处转信，筹商一切，向唐疏通：蔡只借滇军讨袁，不为都督不留滇，到即率兵出发。蔡逃出京至马关即转沪，停半小时南下，随行者仅参谋长石醉六(陶钧)一人也。”黄兴为了争取护国运动的胜利，还对护国运动的策略作了精心的考虑。他致信张孝准，指示：“一、发难须急，缓则狡猿用他种手段，去其反对之势力后更难着手。二、发难不必择地，即印兄所主张之滇、粤均可。……”黄兴的这些指示，对于促进护国运动的及时发动是有指导作用的。

1915年12月，护国运动爆发以后，蔡锷担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出兵四川，他亲临前线指挥作战，以数千滇军，与8倍于已的北洋军进行反复交战，特别是3月中旬的纳溪之役，歼敌三四千人，打得敌人闻风丧胆，迫使袁世凯不得不立刻宣布取消帝制。其出奇制胜，英勇善战，自不待言。黄兴为了配合护国战争，运用他的地位与影响，也展开了多方面的活动。他于1915年12月14日即致电美国驻华公使，表示“断不能坐枧袁氏任意复行帝制。”一旦袁氏称帝，“吾定返中国，再执干戈，随革命军同事疆场，竭尽吾最后之气力，驱逐国贼，另举贤能，保全国民，使吾人得共享自由共和政体之益。”同月18日，在致国内友人书中，又谈了他近期活动计划：“关于此间筹款等事，弟能力所及者，当尽力图之，冀为公等之助，华侨筹款已经发起，当嘱其随集随汇。弟已致电北京外交使团，表示人民反对帝制到底之意：北京、上海两家西报，亦同时分电。现拟有一书，分致某政府及议会并各实业家，恳其好意扶助吾国之共和，其他内地将军等，视其尚可与言者，亦致书劝诱，冀消其恶感，为公等后援”。过了3天，又致书赵凤昌、张謇、汤寿潜、伍廷芳、唐绍仪、庄蕴宽等人，指出“贤者不出，大难终不可平，国之存亡，系于今日”，期望他们支持护国战争。22日，又致书广西阵荣廷，希望他“节丧明之痛，兴讨贼之师”，12月26日，又以读者投书形式，在《费城新闻》(英文)上发表《辨奸论》，精辟分析了袁氏称帝之奸计，驳斥了为君主专制辩护的种种谬论，代表四万万同胞，吁请美国当局给予护国运动以道义上之协助”。黄兴的各项活动，是对蔡锷指挥的护国战争一个有力的声援和支持。

在全国上下同声讨袁中，袁世凯众叛亲离，不得不于3月22日下令撤消帝制，仍称大总统。第2天。又以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名义电致蔡锷等人请求停战，商议善后办法，面对袁氏的新花招，是反袁到底，还是与袁妥协，事关国家前途，这时黄兴和蔡锷，对袁的诡计已有清楚的认识，因而不约而同，都主张把反袁斗争进行到底。蔡锷在3月31日致梁启超电中说：“现袁逆以兵事失败，外交紧逼，财政困穷，人心鼎沸，不得已而取消帝制，以为目前和缓人心，将来复可卷土重来之计。吾侪亟宜趁此时联络各省，迫袁退位，照约法以副总统摄职，仍召集国会正式选举。”黄兴在4月15日致唐绍仪、伍廷芳、张謇、温宗尧、梁启超、汤化龙、谭延闿、钮永建、柏文蔚、范源濂等人的电中亦说；“不去袁逆，国难不已，望力阻调停，免贻后累。”5月9日，他刚由美抵日，又发表《促袁世凯退位声明电》，指出“人民既一再以剑血拥护共和，断不肯复戴一背叛共和、主张帝政之元恶为总统。”12日在《致全国各界讨袁通电》中又强调：“元凶势穷，意仍负固，不除祸本，终是养痈，痛苦已深，何堪再误?”号召全国协力同心，将反袁斗争进行到底。由于黄、蔡同心讨袁，袁世凯的阴谋再也无法得逞，最后不得不在悲叹中结束了罪恶的一生。护国斗争终于取得胜利。

黄兴和蔡锷，都是怀着一颗纯洁的卫国之心投入讨袁护国斗争的。蔡锷在南下之前，即与梁启超相约：“事之不济，吾侪死之，决不亡命；若其济也，吾侪引退，决不在朝。”黄兴则在辛亥革命前即表示，“名不必自我成，功不必自我立，其次亦功成而不居”。在护国战争之初，他又重申：“兴屡与国人相勖，见义而不谋利，明道而不计功。”所以他们在护国战争结束之后，都敝屣权位，不愿出任要职。黎元洪曾一再要聘黄兴为总统府高等顾问，黄兴坚辞不受。汤芗铭逃走后，湖南议会与各界会商，公举黄兴为湖南都督。黄兴亦加辞谢。他说：“湘督一节，鄙人非敢忘情桑梓，故鸣高蹈，特当此人欲横流之日，暂不欲置身政界，转增多口。鄙意湘督一席，最好是蔡松坡。松坡此次首义，名重东南，伟绩丰功，昭人耳目。湘人欢迎，自不待言。”蔡锷本是带病领导护国战争的，由于日夜操劳，病情有增无减。护国战争结束，为了处理善后事宜，曾出任四川督军兼民政长，仅半月即请假去日本治病。他们的高风亮节，足为后世楷模。

1916年8月28日，蔡锷在赴日治病途中到达上海，黄兴命黄一欧前往码头迎接，一欧见蔡躺在床上，“瘦骨清肌，面容憔悴，声音也暗哑了。”当回去把情况禀报黄兴时，黄兴叹息不止。蔡锷在沪停留期间，黄兴曾亲往看望数次。9月中旬离沪赴日，又亲往码头相送，依依惜别。那知从此竟成了永诀，时隔仅一个多月，黄兴即因胃血管破裂，医治无效，于10月31日凌晨逝世。此时蔡锷病情日益严重，随侍的石陶钧等怕蔡锷得知，因悲伤而加重病体，凡登有黄兴病故消息的报纸，有意不送给他看。但过了几天，蔡锷无意中从一张旧报纸上看到黄兴逝世消息，顿时痛哭流泪，亲撰挽联称颂黄兴功德，深表悼念之情，并函托张嘉森代表往祭黄兴和致电谭延闿，请电中央特别请恤。蔡锷挽联云：

以勇健开国，而宁静持身，贯彻实行，是能创作一生者；

曾送我海上，忽哭公天涯，惊起挥泪，难为卧病九州人。这首挽联，既表达了蔡锷对黄兴的崇敬之情，又寄托了自己无限的悲恸之思。既是金石之论，又是肺腑之言。充分体现了蔡、黄之间的深厚情谊。

离黄兴去世仅仅8天，即1916年11月8日，蔡锷也因悲伤过度，使病情突然加剧，终至溘然长逝。这两位同为民主共和奋斗终生、卓著功勋的民国伟人，虽然就这样相继与世长辞了，但他们的功勋与友谊，将铭刻史册，光照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