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言

反对洪宪帝制、再造共和的护国运动，在民国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袁世凯假借民意，推动帝制运动，无疑地是民国成立后的一大共和危机。护国之役诸领导人物起而捍卫国体，为“四万万人争人格”，终於粉碎了袁世凯的皇帝梦，中国传统的君主制度由是宣告终结。虽然日后仍有不少政治领导人物倾向於专制，但除溥仪的两度复辟外，已无人敢再拥皇帝之名，这就是护国运动留下来的最大遗产。

今年适逢护国运动八十周年，此时此地对此一运动的研究成果作一回顾与评述，应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大陆学者四十年来研究护国运动史的成绩，已有学者撰文述评，此处拟就台湾学者研究此一论题的成果，作一介绍评估。

　　二、研究概况

护国运动史是民国的重要的一环，因此有关它的研究概况，自然与民国史的研究息息相关。台湾学者研究民国史的风气大致开始於六0年代，其兴起原因与美国史学界冲击，有相当关系。原来在五0年代后，美国学者为了探索中国政局的巨大变动，兴起了一股研究近现代中国的热潮。但外国学者毕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及使用中文资料的能力有其局限，因此在他们出版的著作中，曲解史实或简释不当者在所难免。台湾学界受此刺激，为了避免由外国学者主导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与解释，一些学者也开始摆脱传统史家“厚古薄今”的巢臼：展开对此一领域的研究。最初研究的重点大致集中於晚清，六0年代后逐渐往民国时期下移。其中包括李守孔之於国民革命，吴相湘、沈云龙之於民初人物传记，李毓澍、王聿均之於民初对外关系，蒋永敬、李云汉之於早期国共关系，张朋园、张玉法之於辛亥革命等。他们可说是国内民国史研究的开风气人物。

到七0年代后，台湾史学界研究民国史的风气渐盛。其原因除了政治环境的逐步开放外，史料的大量刊布关系尤为密切。在罗家伦、黄季陆两氏相继担任中国国民党史会主任委员及国史馆馆长期间，对於民国史史料之刊布及其流传，相当重视。罗氏任职期间，主持出版《国父全集》、《革命文献》及《中华民国史料丛刊》等一系列史料，黄氏接著於1969年成立“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倡导“公开史料，便利研究”，开放中国国民党党史资料及国民政府档案，大大提供了研究者的方便。此外，民间史家包括吴相湘、沈云龙、刘绍唐等人也相继刊印大量民国史资料，更提升了学者对民国史领域的研究兴趣。吴相湘编《中国现代史论丛》二辑十八册，大量收集民国时期具有代表性之中国近现代史论文，结集成书，使六0年代台湾的历史学者在艰困的学术环境下，得以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又出版《中国现代史丛刊》六册，刊登民国史的研究成果，由是带动了民国史之研究风气。沈云龙先后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及《袁世凯史料年丛》，收集相关书籍史料约三千之多，提供大量的研究资源。刘绍唐则於1962年成立传记文学出版社，创刊《传记文学》，刊登民国及当代人物之追忆文章，并出版民国史上重要人物之回忆录，因而传记文学出版社被称为《野史馆》或《民史馆》。

最初，台湾学者对民国史研究的范围，大致局限於民初时期，也就是从辛亥革命国民革命军北伐这一段期间，因而护国运动史研究自然成为学者注意的课题。1864年在台滇籍人士出版《云南首义拥护共和始末记》、梁启超之《盾鼻集》及《护国之役电文及论文》、中华新报馆之《护国军纪事》、刘达武编纂之《蔡松坡先生遗集》等书，陆续在台湾影印出版，结果带动了护国运动史的研究。从六0年代迄今，台湾学者研究护国运动史的成果，因限於资料与人力，虽然还谈不上丰硕，但出版的相关专书及论文，亦为数不少。以下试就三十多年来台湾学者对护国运动史的研究概况，做一介绍。

首先，我们都知道护国之役是各派反袁势力共同策动的一次壮举，反袁主要势力包括了中华革命党、欧事研究会(旧国民党温和派)、进步党以及西南实力派等。台湾史学界对这些反袁势力皆分别拟有专文加以探讨，其中讨论中华革命党角色的文章最多，这一方面固然是由於中国国民党党史会所藏资料较为丰富的缘故，另一方面则是受到“民族革命史观”的影响。探讨中华革命党与护国讨袁的重要相关文章包括：李守孔<<中华革命党与护国军》、王玮琦《中华革命党之研究》、吕芳上《朱执信与中国革命》、郭芳美《居正与讨袁东北军》、许鼎彦《山东的反袁帝制运动》、关玲玲《许崇智与民国政局》等。论文内容除了突显中华革命党在护国之役中的贡献外，并分别探讨了朱执信、居正、陈其美、许崇智等中华革命党人在这次运动中所扮演的角色。例如，郭芳美即指出，居正统率中华革命党东北军在山东讨袁，虽为时短暂，实力不强，然其成就却不容忽视：第一，对护国之役言，中华革命党东北军起於袁世凯肘腋之间，使袁不得专注南方战事，对南方护国军颇有鼓舞之功；第二，居正运用策略，获得日本方面的援助，牵制袁军，其对袁世凯心理的震撼，及对各地讨袁军的鼓舞，确是他军所难以凌驾的。许鼎彦亦指出，山东的心理的反帝制运动大大重创了袁世凯的皇帝梦，因为一方面山东是袁的基本地盘，中华革命党东北军起事於此，让袁有措手不及之感；另一方面山东绅民迫於情势要求独立，连出洋出身的靳云鹏也逼袁退位，充分证明了袁已陷入窘境。由郭、许两文比照，亦足以显示山东一隅在护国运动中的地位。

其次，探讨欧事研究会在护国运动中角色的文章则包括了蒋永敬《欧事研究会的由来与活动》及洪喜美《李烈钧与讨袁护国运动》(已收入《李烈钧评传》一书)。蒋文分析了欧事研究会成员对袁世凯的态度，以及与进步党人分合的经过，颇具见地；洪文则指出欧会重要成员李烈钧讨袁护国的关系。两篇论文让我们得以了解欧事研究会在护国运动中的重要性。

探讨梁启超、蔡锷及进步党人在护国运动中的地位的文章，包括了张朋园《维护共和：梁启超的联袁与反袁》、胡平生《梁蔡师生与护国之役》以及黄芙蓉《袁世凯与进步党》等。张、胡两氏的文章皆相当肯定梁启超与蔡锷对护国之役的领导地位，黄氏论文则旁及其他进步党人，指出王伯群策动贵州独立、戴戡带兵入川、黄群代表进步党劝冯国璋反袁，均有其不可忽视之重要性。

讨论西南实力派的文章包括黄益谦《陆荣廷与广西》及杨维真《唐继尧与护国之役》(后收入《唐继尧与西南政局》一书)。黄文从地理位置指出陆荣廷在广西宣布独立，不但解决云南的门户问题，而且亦粉碎了袁世凯“连粤桂以攻滇黔”的计谋；同时两广既得，亦连带威协到湖南、江西。杨文可算是一篇颇具见地的论文，参考了不少大陆新近出版史料，强调唐继尧一生在护国之役中的表现最为突出，同时也澄清以各家对唐氏在护国运动中各项作为的误解。

除探讨反袁各派势力外，台湾学者的论文也有论述列强的态度者，包括林明德<<日本与洪宪帝制》、董家安《日本倒袁侵华策略之分析》，以及王纲领《美国与洪宪帝制》等。林明德是一位研究近代中日关系史的学者，他指出日本原本就不希望中国政局安定，因此对袁政权自始即有排拒之心。洪宪帝制初起，日本即不断给予反帝势力援助，而它对帝制运动的干预，范围广泛，无论在外交、财政、军事各方面，凡是足以削弱北京势力者，无不大力推动；进步党的蔡锷、梁启超，欧事研究会的岑春煊等，皆获得日本的掩护与支持；中华革命党在上海及山东的活动，也都得到日本民间人士的协助和军部的援助。王纲领则主要根据外文资料，分析美国不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因素，指出主要原因在於美国认定袁是中国政局稳定的中心力量，外交官及商业团体尤其抱持此种观忠。他们寄望袁氏重建中央集权的威势，认为如此或可加速中国的现代化。此外，也有学者论及护国运动与地方主义的关系，包括胡春惠《民初反袁运动与地方主义之消长关系》、秦惠萍《民初地方主义研究——元年至五年间中央与地方权力之冲突》等。胡文指出护国运动的掀起后，西南各省模仿辛亥革命形式，再次以“独立”的方式宣布与北京脱离关系，各省之军政首长不但不恢复辛亥年都督的称号，亦有主张倒袁之后的中国宜采联邦制度者，结果主张地方主义的声势再度抬头，是对中央集权的再一次打击。秦文亦认为洪宪帝制是极度集权的表现，护国军刚为地方之再起，是辛亥之后地方与中央间的一次大冲突

三、护国运动领导权的争议

对於护国运动的发动及其领导权的看法，台湾学者同大陆学者一般，颇有分岐。当护国之役结束后，梁启超发表了相关函电及一些回顾性文章，不少学者受其影响，因此将护国首义功绩归诸於梁启超、蔡锷二氏；其后滇籍人士或唐继尧旧属则表示不满，认为讨袁护国乃系云南发动，由唐继尧领导，不能由梁、蔡独享成果；等到北伐成功之后，国民党既掌控了政权，也跟著强调孙中山及中华革命党在护国之役中的发动角色。结果各界对於谁才是护国之役的主动者，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主张护国首义之功归之於梁启超、蔡锷师徒二人者的台湾代表学者为张朋园、胡平生。张氏系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是研究梁启超的著名学者，著有《梁启超与清季革命》、《立宪派与辛亥革命》、《梁启超与民国政治》等书。他於1972年根据梁启超《盾鼻集》、《护国之役回顾谈》及《蔡松坡  先生遗集》等资料，发表《拥护共和：梁启超之联袁与讨袁》一  文，指出梁启超、蔡锷联手反袁，除了凭籍梁的一枝“富有魔力的笔”及蔡在云南的一些部属关系之外，更重要的是坚毅不拔的决心，才发生了宏伟巨大的力量。蔡锷相信其师的文字宣传定可掀起全国反抗的狂澜，梁则相信其徒在西南必能建立一个坚强的基地。因此当筹安会宣布成立的次日(1915年8月15日)，梁、蔡即下定反袁决心。有志一同者，还有梁的知友汤叡和蹇念益二人。经过多次的讨论，反袁的计划大致确定：由蔡锷入云南领导起义，梁与汤兽至上海进行游说活动，蹇念益等则留在北京侦察袁氏的行动。结果，“持枪的在西南发动了，持笔的在上海游说响应”。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胡平生在其《梁蔡师生与护国之役》一书中，亦抱持护国之役发动者为梁启超、蔡锷师生的观点。胡氏认为唐继尧对讨袁态度游移不定。初则逮捕中华革命党成员，奉孙中山之命赴滇活动的吕志伊亦一度被捕，其后因滇军中下级军官已表示反对帝制，始见风转舵表示赞成讨袁。因此，唐氏反袁实非出於真心，云南首义亦非唐主动。蔡锷奉梁启超之命抵滇后，备受当地军民欢迎，云南讨袁护国大计始决”。

第二种看法认为护国之役的发动是由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人策动云南中下级军官而起，持此论点的代表学者为李守孔、陈志让。研究国民革命史的台湾大学教授李守孔于1975年发表<<中华革命党与护国军》一文，认为中华革命党成立后，既以讨袁为宗旨，其军事方略则从全面著手，每省皆由孙中山任命军事负责人。除任命云南军官邓泰中主持云南中华革命军讨袁军事外，并派云南同志吕志伊回滇负责运动军队起事。结果云南主要军官杨蓁、黄毓英、罗佩金、赵复祥、刘云峰、申学如、李曰垓、赵伸、谢树琼等，皆同情讨袁。此外，陈其美亦派党人杨大铸持其亲笔函至云南，与董鸿勋、邓泰中杨等人有所密议。而当时掌理滇省军政大权之唐继尧，对於时局态度最初则犹豫不定。1915年9月11日，云南同情革命之军官举行秘密会议，会中决定唐继尧如反对帝制则推其为领袖，如中立则礼送出境，如附和帝制则杀之。在众情逼迫下，唐情非得已而赞成讨袁。另外，以研究袁世凯及民初军阀著名的美籍华裔学者陈志让，於1984年在台北发表《洪宪帝制的一些问题》一文，亦认为反袁最力者当为地方军人，尤其是一批继承辛亥革命传统的滇军中下级军官。唐继尧对民主共和谈不上了解，回滇之初曾压制过革命势力，在帝制初期亦两次通电劝进。是以唐之讨袁实为形势所迫，并非出於主动。

以上两种对发动护国之役的说法虽然互异，但否定唐继尧首义之功则一，在台滇籍人士及唐氏旧属则持不同观点，认为护国之役实为云南主动，并由唐继尧领导，这是第三种看法。如在护国时期担任唐氏驻京沪全权代表的李宗黄，在其所撰《云南起义护国史略》一文中，颇为彰扬云南首义之功，以及唐继尧在护国之役中的历史地位。1985年12月，后希铠在《唐继尧与蔡锷——纪念“云南起义”七十周年并试释唐蔡“争功”公案》一文中，亦极力为唐辩护。文中认为唐早有举大事的雄心，帝制运动拉开序幕后，唐曾三次秘密召集中坚份子商议起事；李烈钧、蔡锷前来昆明，皆由唐派其堂弟唐继禹从香港及海防接护抵达。其后1915年12月21日及22日的第四、五两次会议中，皆由唐主持，李烈钧、蔡锷在座，遂决定了起义日期。既决定起义，唐随后即将其精心训练的军队，交由蔡、李率领，本身另拼揍退伍士兵及赋间军官组成第三军。因此，唐在护国之役的领导角色，实不容置疑。1994年杨维真出版《唐继尧与西南政局》一书，对於唐氏在护国讨袁中的表现，也赋予相当正面的评价，认为唐在云南首义之功是不容抹杀的。该书广泛收集各方资料加以爬梳，并指出唐早有反袁之心，同时亦有讨袁计划准备，但为避袁世凯耳目，只得秘密进行。乃李烈钧、蔡锷等人入滇，护国讨袁随即爆发，护国军得以顺利编组出师，实赖唐氏前此筹划之功。先前唐氏虽然捕杀若干中华革命党人，实是为了巩固其统治，避免军队动摇的不得已措施；对於唐上劝进电文，作者亦解释云南已是迟迟不发；后因蔡锷由北京密电、要唐速电，免召袁世凯之疑忌，唐始鉴於本身实力薄弱，才采纳了蔡的建议。

　 四、对护国运动的评估  

(一)参与派系及代表人物的评估

l、梁启超、蔡锷

进步党是参与护国运动的一股重要力量，其领导人物梁启超与蔡锷在护国运动中的地位，除了是否由其策划发动尚有争议外，对于他们二人在整个运动中的贡献，台湾学者大致持肯定的态度。研究梁启超的学者张朋园，即指出梁氏的主要贡献有三：(1)反袁基本理论的提出与宣传；(2)协调两广，打开局面；(3)军务院的构想及其善后处理。胡平生在其专书中，对梁、蔡的贡献则有较深入的论述。他说由於梁、蔡的个性、特长不同，他们进行讨袁的方式也迥然相异。梁靠的是笔，负责联络、宣传的工作；蔡靠的是枪，主持实际的军事行动。师生二人，一文一武，相得益彰。蔡率领三千护国军征川，与十倍于他的展敌军展开鏖战，支撑二十余日后，因饷械不继面陷入困境。梁闻讯即冒险潜赴广西，间接促成广西独立，不仅使云南解除旁顾之忧，同时也使蔡锷所部获得鼓舞，争回主动优势，同时，在梁的折冲之下，广东也继广西之后宣布独立。其后，由梁一手构思与奔走的军务院设立，把独立各省联成一气，构成一个牢不可破的讨袁大同盟，使护国军对外有一个统筹交涉的机构，“其贡献是极为巨大的”。较引起不同看法的是关于军务院的撤销问题。张朋园认为梁启超的种种善后措施，系根据军务院拥戴黎元洪的原则推演出来的，“也可以说是一个有机智的政治家之直觉反应”。蒋永敬则指出，梁启超因急欲与北方段祺瑞接近，思以撤销军务院为功，当时南中领袖人物名有事前未及备知，故一时舆论以“阴谋家”称之。欧事研究会与进步党人两派的合作，亦因军务院的撤销而终止。

2、唐继尧

台湾学者对唐继尧在护国运动中的角色，评价较为分岐。胡平生对唐氏捕杀中华革命党成员、讨袁态度游移不定、以及对李烈钧等人前拒后迎等颇有微词。并认为唐氏最后终於决

定声讨袁世凯，实际上系受蔡锷影响，书中对唐氏在护国战役中的表现亦殊少提及。杨维真则为唐氏力辩，指出护国军起事之前，唐对讨袁已有充分的准备和计划，所以才能在蔡锷来滇后，立即起兵讨袁；而护国军的主力几乎由滇军组成，这些滇军皆为唐氏数年来精心培植者，战斗力极强，在护国各次战役中部有很好的表现。同时，唐在讨袁战争中虽未统兵作战，但有关前方部队人力、物力的支援，粮饷械弹的供应，外交的联络，各省的策应等等，都由他统筹处理。因此，唐氏在护国之役中，“绝对有其重大贡献”。

3、欧事研究会

李剑农氏在其《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一书中，已指出透过旧国民党的温和派——欧事研究会，保守的进步党人与激进的中华革命党人在护国运动中也成了朋友，於是各种消极积极的反帝制势力，不知不觉地形成联合战线。蒋永敬的《欧事研究会的由来与活动》是专门研究欧事研究会的一篇论文，文中除详细列出欧会成员的名单外，并论述欧会与中华革命党的关系，以及在各地活动的情况。而它对护国之役的贡献，则是欧会成员在袁世凯进行帝制以后，集合香港一地，以岑春煊为中心，并与进步党人合作，联络西南各省实力军人如唐继尧、陆荣廷等，在西南护国之役中，发挥了极大的影响作用。洪喜美则指出欧会重要成员李烈钧早在1914年冬，即与欧会成员磋商武力讨袁，并认为应着重西南，而以中北部响应为原则，此距云南发动护国之役约早一年，可谓独具慧眼；1915年12月，李氏见帝制实现，旋即密赴滇省，成为讨袁护国的急先锋。护国战争期间，李氏率军东征西讨，居功甚伟。

(二)护国运动的评价问题

对於护国运动打破帝制，再造共和的贡献，学者几乎皆持肯定的态度。张玉法即认为护国运动的重大意义，即在强化了辛亥革命所缔造的共和成果。他说：

日本史家市古宙三认为辛亥革命只是改朝换代，别无所成就。由反帝制运动证明，辛亥革命所推翻的不仅是满人的政权，而且也是二千年的皇帝制度；辛亥革命所带来的不仅是民族国家，而且也有民主思想。尽管日后仍有不少政治领袖倾向专制，但除满清的宣统皇帝两度复辟外，无人敢居皇帝之名，无人不用民主之名，这是辛亥革命的成就，也是反帝运动所留下的历史传统。杨维真论及护国之役的影响时，亦认为此后国人对共和政体未再怀疑。他说：

洪宪帝制无疑是民国成立后的一大共和危机，其背后的理论基础是中国民智未开，不适合共和体制，故护国之役虽是关於国体战争，但同时亦如蔡锷所云，此役是“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而战。经此役后，中国传统的君主制正式告终，其后溥仪在民国六年的复辟及二十一年的成立“满洲国”，也只不过是由军阀、日本人操纵的傀儡而已。共和政体获得国人的认同，虽然在日后军阀混战的时期，中国政治一直无法上轨道，但大家对共和政体却未曾再怀疑，也不再有人认真尝试帝制，这是护国之役影响之一。

当然，护国运动所带来的负面作用，学者亦有所论述。李剑农早就指出，在护国战争中，南北各方地盘割据思想的潜滋暗长，成为培植许多小军阀的基础。研究民初地方主义的著名学者胡春惠即指出，帝制运动失败后，地方主义再度抬头。他说：

从二次革命到洪宪帝制收场，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国政治发展的轨迹，是由地方分权而走向中央集权，但是又因为袁氏集权过猛的结果，而惹起地方主义者之反动，最后竟然还是由於地方势力之杯葛，而在反帝运动中将袁氏逼於非命，而国人在痛定思痛之余，不免又重拾地方分权之论调，使地方主义在民国四年之后，再度有高涨的趋势。最后竟由於此一趋势，而引导出民国九年以后如火如茶的联省自治运动来。

杨维真也指出护国之役的另一影响即为中央集权的崩溃。他说：

袁世凯的洪宪帝制是袁氏中央集权努力的最后阶段，从民国元年以来，袁氏与国民党一连串的争斗，均可视为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的冲突；二次革命后，袁氏几乎控制整个中国，此时中央集权达到最高潮。护国军的胜利使袁氏武力统一的迷梦幻灭，也造成地方分权的兴起；尤其护国之役中各省独立，更是开日后南北分裂之先河。中央集权崩溃、地方主义抬头，结果军阀时代自然接踵而来。

也有学者论及护国运动对传统道德文化之冲击，认为帝制派人物虽不断提倡重振固有伦常，但其用意却仅及於对在位者的忠诚，一些受了西方思潮影响的知识分子则要求忠于国家、制度，两者的争论与冲突，导致了后来的新文化运动的产生。

五、结语

自六0年代后，台湾学者开始民国史研究，三十多年来的研究风气日盛。其较为显著的趋势有以下几点：(1)研究领域日益扩大：以往较注重於人物传记、国民革命史和外交史的研究，如今已逐步转向社会、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2)研究范围向下延伸：早期学者大抵局限於民初时期，八0年代后抗战前后的专著与论文已经常出现。(3)研究方法的改变：由着重史实的建立，转向对历史意义的推定；由通论性质的写作，趋向专题式的深入研究等。

护国运动史既为民国史的重要一环，自然引起研究民国史的学者之重视。虽然迄今有关护国运动史的专书尚不多，但已发表的相关论文则已为数不少。这些论文大体偏重在参与护国运动的政治派系及代表人物，列强态度以及护国运动与地方主义关系等方面的探讨，其他有关护国运动的经费、北洋将领的态度以及独立各省的动向等问题，则较少涉及。

我们都知道，历史研究首重资料，民国史的研究尤然。近十年来大陆陆续出版不少有关护国运动的资料，诸如《护国文献》、《云南档案资料》、《护国运动资料选编》，以及各地的文史资料，这些都很值得台湾学者的参考使用，透过台湾与中国大陆两岸资料的交流及见解的切磋，相信未来护国运动史的研究仍然还有宽广的空间。

(此文系在“昆明纪念护国运动八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宣读之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