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的改革，是鸦片战争以后开始的。著名的思想家、改革家魏源，就是那时积极鼓吹改革的先驱。

(一)

魏源(1794—1857)，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今年4月23日，是他200周年诞辰。他生活的时代，经济凋敝，政治腐败，军备废弛，人民困穷，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激化的形势下，这位忧国忧民的思想家，早在鸦片战争前，就力主改革各项弊政。他认为只有及时变革，才能拯救社会危机，推动社会进步。他不但主张适时变革，而且主张大变速变，“变古愈尽，便民愈甚。”(《魏源集》第48页)

鸦片战争的节节失败，彻底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1842年8月，清政府完全接受了英国的苛刻条件，与英方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口通商，赔款2100万元。此外，英国还掠得了协定关税权、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从此，中国的大门被打开了，中国由一个独立国家逐渐沦为受尽列强凌辱的半殖民地，中国社会发生了数千年来未有之奇变，中国历史步入了灾难深重的屈辱时期。

鸦片战争的失败，南京条约的签订，有如晴天霹雳，震撼了中国大地。当时的英国，本土不及中国的1／50，人口不到中国的1／25，派到中国作战的军队，最多时亦不过两万人，等于清军的1／40。为什么一个长期雄踞东亚的老大帝国，竟然惨败于一个远涉重洋的海岛小国?这不能不激起全国的极大震惊。

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抉择：是听任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奴役掠夺，像非洲、美洲、南亚许多国家那样沦为殖民地；还是奋发图强，寻求救国方策，抵制西方侵略，维护国家独立?这是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在这紧要关头，清朝政府中的顽固派依旧醉生梦死，把南京条约视为“万年和约”，以为从此万事大吉，毫无振作之意。投降派则胡说英国之“船坚炮烈，断难力敌，亦无术破，以肉身御大铳，虽铜筋铁肋，立成齑粉”(黄恩彤：《抚夷论》)，鼓吹投降之外，别无出路。魏源和这些人不同。他既看到英国侵略危及中华民族生存，又没有为敌人的坚船利炮所吓倒。他身在草泽，心怀报国。新的情势促使他由力主改革内政转为注重抵制西方侵略。经过精心筹划，就在南京条约签字后三个月，发表了他的救国主张——《筹海篇》，提出了具有远见卓识的改革建议，希望找到一条富国强兵之路。

“制驭外夷者，必先洞夷情”(《圣武记》)。魏源把了解世界情况，视为抵制西方侵略，推行改革的首要任务。他认为鸦片战争的失败，首要原因就在于清朝当局对世界情况的蒙昧无知。那时中英通商已经两百年，他们对英方情况却无知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战争已打了两年，他们不但不了解英军侵华意图，就连英国坐落何方，领土面积多大，和俄国是否接界也不明白。对敌人如此无知，哪有不败之理!魏源反复指出：“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筹海篇•议战》)。并且强调，同是抗敌，知情与不知情，利害相差百倍。为了帮助全国上下了解正在迅速发展的世情，他以林则徐编译的《四洲志》为基础，广泛搜集中外有关资料，在战争结束仅三个月，即编成《海国图志》50卷，长达50多万字。后来几经修改补充，扩编成100卷，约90万字。这部皇皇巨著，广泛介绍了各国地理、历史、经济、政治、法律、宗教、历法、天文和各种科学技术知识，图文并茂，内容十分丰富，全面地层示了世界大势，给人们介绍了许多新知识新观念，既是一部海防全书，也是世界知识宝库。《筹海篇》刊于本书之首。

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即“师夷长技”)，魏源认为是“根本之图”，是其改革开放主张的核心内容。英国在鸦片战争中连连得胜，拥有先进武器是个重要因素。因此，要有效抵制西方侵略，必须努力掌握西方先进科学技术，使敌人失去所长。他在《圣武记，》中提出要“以彼长技，御彼长技”；在《道光洋艘征抚记》中又提出，要“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在《筹海篇》中则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师夷长技以制夷”，首开了近代中国师法西方的先河。  

所谓“师夷长技以制夷”，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引进西方先进技术，抵制西方侵略。师夷与制夷，表面看是对立的，实际是对立的统一。师夷是手段，制夷才是目的。师夷是制夷成败的关键，魏源认为“富国强兵，在此一举。”他还以俄国彼得大帝为例，证明学习西方是行之有效的。俄国技艺原不及西方各目，彼得大帝乃隐姓埋名赴西方各国学习游历。回国以后，将学到的技艺在国内传授推广，结果造出的器械反而超过西洋各国。“由是其兴勃然，遂为欧罗巴洲最雄大国。”可见，只要励精图治，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国家是可以很快富强起来的。

为了国家富强，魏源力主破格选拔真才，培养和提拔有实践经验的本国技术力量。他建议在福建广东增设水师考试，“有能造西洋战舰、火轮舟，造飞炮、火箭、水雷奇器者，为科甲出身。”(《筹海篇•议战》)凡是水师将官，必须由船厂火器局出身，否则由舵工水手炮手出身。这些建议和主张，对于尽快掌握西方先进军事技术，加强国防力量，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和作用。　　

与发展军火工业的同时，魏源还提倡发展民用工业。他说：“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筹海篇•议战》)他赞扬西方轮船火车，其速如飞，“昼夜千里”；用机器纺纱织布，“巧夺天工”。这些有用之物，都可大力仿造。他主张军火工厂可以生产民用产品；沿海商民允许自办工厂，像量天尺、千里镜、自转碓、千斤秤及火车轮船，凡属有益于民用的，皆可在工厂制造，产品听他们自由出售。在近代中国，这是发展新式工业的最早设想，是近代工业发展的先导。

中国长期流行“天圆地方”学说，误认日动而地不动。对于日心地动说长期无知无识。魏源在《海国图志》中，第一次向国人作了正面的介绍。从此开始，中国人才相信日心地动说，逐浙抛弃了传统的错误观念。中国常用阴历，西方流行阳历，也是魏源首先向国人系统介绍了阳历纪年的有关知识。此外，魏源还大量介绍了战舰、轮船、大炮、地雷、火铳等的制造方法，对西洋科学知识和先进技术，如雷电、地震、慧星、日月蚀、地球经纬度以及测量仪、望远镜等等，均一一作了介绍。这些对传播新知识与先进技艺，均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

魏源通过介绍西方的民主制度，向国人揭示了君主专制是可以改变的道理，而且表露了他的民主倾向。虽然当时西方的民主，毕竟只是资产阶级少数人的民主，广大劳动人民则毫无民主可言(魏源不曾认识到这一点，不能不是一种局限)，但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比之封建专制，是历史发展的一个巨大进步。　　

可贵的是，魏源既重视西方科学技术，同时注重思想建设。他认为师法西方长技只是“兵机”，要抵制西方侵略，还须“治本”。他借用明人的话说：“欲平海上之倭患，先平人心之积患。”(《海国图志》原序)人心积患包括愚昧无知、奸诈虚伪、姑息养奸、畏难苟安、结党营私等。他认为只有祛除人们思想上这些积患，注重人的实际表现，提倡实事求是，提倡实干苦干，不讲空话，并且长期坚持，才能治好国家，才能抵抗侵略。这种“以治内为治外”的思想，是很有见地的。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魏源还提出师法西方的这条重要原则，这就是只能学西方之长，而要尽量避免西方之害。他强调是否坚持这条原则，直接影响学习成败。“塞其害，师其长，彼且为我富强；舍其长，甘其害，我乌制彼胜败！”(《海国图志》卷37)这确是一条重要的指导原则。继魏源之后，近代的先进人物几乎都赞同这一原则。孙中山把它称为：“取那善果，避那恶果”(《孙中山选集》第84页)，黄兴形象地比喻为“学醇避醨”(《黄兴集》第196页)。说法虽然不同，其实质完全一致。唯有如此，才能臻国家于富强，不致于东施效颦，适得其反。

　(二)

魏源的改革主张，反映了爱国人士振兴中华的良好愿望，是当时最有远见卓识的救国主张，显现了时代的光辉，开创了近代倡导改革开放、引进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新风尚。从此时开始，西方的科学技术，各种社会政治学说，相继传入中国，对推进中国走向近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也是从此时开始，在魏源的倡导下，人们的视线纷纷由国内转向国外，转向广阔的世界大地。人们的视野由此大大地扩展了。

由于“师夷长技”口号的提出，“制夷”落到了实处。从此，抵制西方侵略有了正确的努力方向。在师法西方长技的思想指导下，当时一批爱国志士如龚振麟、丁拱辰、丁守存、黄冕，以及一批爱国士绅如潘仕成等，都积极研究或仿制西方船炮和其他科学技术，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当时中国和西方的差距尚不算大，是赶上西方的大好时机，如果清政府接受魏源主张，推行改革开放，可以预期，中国将会出现一个新局面。遗憾的是，他的正确主张未曾引起清朝当局的重视。1842年，道光帝曾令驻广州的靖逆将军奕山将潘仕成所造成的战舰和吴建勋所仿造的美式兵舰图样绘制5份，分送直隶(今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5省，饬令酌情仿造。各省督抚或借故推诿，或置之不理，结果不了了之。潘世荣首次试制的小火轮，“不甚灵便”，奕山准备另觅外国工匠，仿式制造。道光帝听说不大灵便，干脆下令：“毋庸雇觅夷匠制造，亦毋庸购买”(《筹办夷务始未》卷63)。当时中国唯一会造火轮船的广东工匠何礼贵，因为去过外国，清朝当局视为可疑之人，令他离开广东去湖北制造长江水师船，并嘱湖北当局监视。这个杰出的能工巧匠，从此默默无闻，不知所终。就这样，魏源正确主张因为得不到当权者的积极支持，未能及时见诸实行，以致错过了赶上西方的最好时机，使中国进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

魏源的改革主张，尽管当时支持者少，却深得后来爱国者的肯定。王韬指出，魏源的师夷主张，是近代改革开放的“先声”(《扶桑游记》)。梁启超认为，魏源倡导师夷长技以制夷，“实为变法之萌芽”(《戊戌政变记》)。张之洞则说，魏源介绍的西政知识，“为中国知西政之始”(《劝学篇》)。魏源的改革主张，对近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近代的先进人物无不受他启迪，把改革开放步步向前推进。梁启超认为，“其论实支配百年来之人心”(《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英国学者赫弗思也认为魏源的师夷长技思想，“形成了以后20年间中国人民对于西方科学机械观念的最佳部分，甚至影响了那一整个世纪”(《西方世界对中国之入侵》)。

(三)

自从魏源倡导改革起，近代的爱国志士沿着他开辟的道路，不断提出新的改革开放主张，把改革开放推向前进。19世纪后期，维新志士认识到西方富强之本，不尽在于船坚炮利，而在于振兴工商，设立议院，兴办学校，随即兴起了改革维新潮流。到了两个世纪之交，孙中山等革命派认识到维新不足以救亡，进而组织了革命团体，提出了革命纲领，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终于推翻了清王朝，建立起民主共和国。辛亥革命失败以后，一批激进的爱国知识分子目睹招牌更新，境况依旧，于是高举起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向封建文化发动了猛烈的冲击，又把改革开放由政治领域推进到思想深处。其中一些人在十月革命的影响下，还很快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战士。  

可是，在旧中国，尽管许多志士仁人为推行改革，争取国家独立富强耗尽了心血，但改革的成效甚微。政治改革无论是戊戌维新，还是辛亥革命，都只是昙花一现。经济改革办了一些工厂，修了几条铁路，成效同样很不理想。直到1949年解放前夕，全国现代化的生产设备，包括工厂、铁路、矿井等，合计只值人民币128亿元，近代工业产值只有79.1亿元，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17％。足见经济发展之慢。开放的目的在于吸收和借鉴世界各国一切先进成果与经验，促进改革，加速发展，尽快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而旧中国百年的改革开放，既没有争得民族独立，也没有实现国家富强，这是什么原因呢?

近代改革开放未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既有内部原因，也有外部因素。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就是最重要的外部因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虽然为中国改革提供了一些模式，却决不许中国走独立富强的道路。它们为了维持对中国的奴役，宁愿支持旧中国的反动统治，而不支持中国的改革。它们通过各种手段，掠取中国利权，对中国实行无止境的搜刮、劫夺，榨尽了中国人民的膏血。单是八年抗战，日本帝国主义不但使中国两千万人失去了生命，而且造成财产损失达1000亿美元。在这种困境中，挽救国家危亡自然成了最主要的课题，哪还有精力去从事建设!

旧中国历届政府反对改革，是近代改革开放成效不著的一个重要内部原因。统治旧中国的历届政府，几乎没有一个支持改革开放。清朝政府在帝国主义侵略和人民反抗的打击下，朝不保夕，只求苟安图存，反对作任何改革。辛亥革命后统治中国的新旧军阀，只顾争权夺利，根本不把国家振兴放在心上。清代派遣出国的留学生学成归国，不是闲置不用，就是用非所学。日本的伊藤博文和中国的严复，同是留学英国。伊藤回国后很快受到本国政府重用，四任内阁总理，三任枢密院议长，在内政外交上充分施展了他的才华。严复回国后却只能充当学堂教习。他发表了许多改革意见，都没有得到采纳。第一批留美学生詹天佑，在美国学土木工程，回国后却被分派去学习海船驾驶。旧中国历届政府几乎都是靠讨好帝国主义维持其统治。他们常常充当帝国主义的帮凶，镇压人民的爱国活动，抑制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对中国的改革起着严重的阻碍作用。

没有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也是近代改革收效甚微的重要因素。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促使社会各种矛盾空前激化，致使近代中国110年间，几乎年年都有战火。近代反对外国侵略的民族斗争共计8次，时间共达24年。农民和各族人民起义，累计有30年。辛亥革命前后革命党人的武装斗争，前后亦有10年。辛亥革命后的军阀混战，也是连年不断。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十年土地革命，四年解放战争，加起来有17年。这些斗争，许多是正义的。没有这些正义斗争，中外反动派无法打倒，社会无法进步。但从推进中国社会的经济发展来说，则不能不受到严重的影响。

近代改革开放受到旧思想的严重束缚，同样不容忽视。中国是一个传统思想影响很深很广的国家。对于改革开放来说，这种旧思想传统是一副无形的沉重枷锁。当魏源提出学习西方长技时，不但顽固派坚决反对，即使一些开明人士也认为“失体孰甚”(梁廷？：《夷氛闻记》卷5)。维新派倡导民权学说，守旧派立刻群起攻击，胡说“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张之洞：《劝学篇》上)。孙中山初倡革命，被人视为乱臣贼子，“咒骂之声，不绝于耳。”(《孙中山选集》第199页)在这样一种思想氛围中，改革开放当然是步履维艰，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很大的代价。  

(四)

在纪念近代改革先驱魏源诞辰200周年之际，回顾一下近代改革开放的坎坷遭遇，放眼今天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更感今天改革开放的局面来之不易，应倍加珍惜。由于中外反动派的阻挠和反对，旧思想传统的束缚，致使近代改革一次文一次遭到失败，一次又一次失去了赶上世界潮流的大好机遇，使中国越来越落后于时代。直到社会主义新中国的建立，这种落后局面才开始扭转。40多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成就巨大，举世瞩目，但长期历史造成的积贫积弱，不是短期内能完全改变过来的。今天，我们要想把耽误的时间赶回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快改革步伐，扩大对外开放，努力吸收当今世界各国的先进文明成果，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和科学技术，为我所用，加快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尽快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自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国的各项建设事业都在蓬勃发展，呈现一片繁荣兴旺景象。我国人民生活水平已有很大的提高，除少数贫困地区外，绝大多数人解决了温饱问题，并且有一部分已进入小康。在科技领域，不仅“两弹一星”为世瞩目，而且有不少项目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我们已经建成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奠定了实现现代化的坚实基础。我国的文教、体育、卫生事业也有了巨大的发展。中华民族不仅在世界的东方重新站起来了，而且一天比一天强大。150年前魏源渴望的国家富强，正在变为现实。完全可以相信，只要全国人民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以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团结一心，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推动社会全面进步，一定能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人类作出较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