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五四运动的先锋
匡互生，名济，字人俊，别名日休、务逊。一八九一年十一月一日生于湖南邵阳东乡长沙村（今邵东县廉桥乡丰足村）一个普通农家。父匡恒卿，兄二：敏生、文生；妹三：寿谷、端谷；曼谷、弟复生。由于人口多，家境较艰难，匡氏兄弟从小劳作。
匡互生七岁时从伯父在家祠读蒙馆。第二年，入六合堂读私塾，至十三岁。
一九○○年，邵阳大旱，饿殍载道。互生一家亦不得不剥树皮掺米煮食。全家拼命劳作，勉强度日，但匡互生仍罄所有以接济更加困难的乡亲，因而受到乡亲的敬重。时邵东农民领袖贺金声请得省谷物十万石平粜，农民赖以存活者数十万人。互生深为感动。后贺金声倡民族革命，领导邵阳地区农民起义，为湖南巡抚俞廉三所诱捕，慷慨就义。匡互生深恶清廷腐朽暴虐，立志于革命；以继承贺金声遗志为己任。于是读书益勤。十四岁从徐春岑读于肖家祠堂，向贺金声的部属学武术。十六岁从谢叔和读于谢公祠，研究王船山学说，革命思想益固，尤致意于贺金声的革命事迹。同时，拜宁兴让为师学习武术。一九○七年。同盟会湖南分会会长禹之谟殉难，给匡互生以巨大刺激。他认识到：不推翻腐朽的清廷，一切反帝反封的革命或改良，都是不会成功的。
一九一○年，匡互生二十岁，赴长沙，入邵阳驻省中学预科班学习。
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湖南首先响应，匡互生即投身于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随教员石基攻破巡抚衙门，在战斗中表现得非常勇猛，武艺过人。长沙光复后，他担任防守小西门之责。不久，加入学生军，准备赴武汉参加北伐。因南北议和，此行遂罢。
次年，匡续入邵阳驻省中学本科学习。值北洋军阀汤芗铭督湘，肄行虐杀。匡互生不胜慷慨，于作文课写《旧事感言》一文，内有“愿持三尺剑，斩尽民贼以为快”等语。匡所在班的国文教习卢国松大加赞赏，在匡的文字下圈了又圈，加眉批道：“诛贼务尽。”并在班上当作范文宣讲。此事为汤芗铭的暗探侦知。一日，汤请校长刘武到署，故意问及国文教习之优劣，刘答：李洞天学问出众。隔日，刘武与李洞天被汤传去。汤持匡互生作文卷，忘了其中一段文字及眉批，问刘、李二人：“这是李洞天先生批的吗？”刘武不知所措。李洞天从容答道：“是我批的。”汤厉声怒斥，李亦不示弱，据理反驳。刘、李当场被拘押。匡互生事前被告知，走避，因而得免。刘武被判十年徒刑，李洞天被判极刑。刘武得保释后，又于一九一三年冬被汤杀害，血的教训使匡互生彻底认清了军阀的反动与残忍，立志同军阀斗争到底。
一九一四年，匡互生改名日休，入岳云中学，修毕中学课程。当年与唐镜缘女士结婚。一九一五年，匡日体入北京高等师范数理部预科。次年入本科。
他亲身经历过辛亥革命的失败，深刻感受到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压迫的痛苦，对日帝妄图灭亡中国民族危机特别敏感。经常与同学杨明轩、周罄（周为群）及刘薰宇等在一起聚谈人生观，讨论如何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抨击时政，议论国事，积极主张、宣传民主和科学。一九一八年五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段其瑞政府与日本签订了新的卖国条约《中日军事协定》，激起北京爱国学生的愤怒。北京国立各专门学校的学生相约去总统府请愿，请求废止卖国协定。匡互生最早听到学生集会请愿的风声，挥拳击案而起，积极地为这次爱国活动奔走呼号。五月二十一日，北大、北高师、高工、法专等校学生到新华门内总统府向冯国璋请愿。由于事前没有组织好，几个临时被推举去见冯国璋的代表被冯一席连哄带吓的话骗了出来。请愿没有获得预期的结果。匡互生懊恨不已，痛感群众运动若无中坚分子领导不能奏效，而国事每况愈下，不能不早做准备。于是与同学数人组织“同言社”，借练习辩论为名，以避学堂当局干涉，暗中作第二次学生运动的准备。
一九一八年下半年，匡互生等将“同言社”扩大组织为“健社”。是年年底，又由“健社”分化而组织“工学会”，起初仅有三十余人。匡互生亲自参加起草《工学会章程》，联络和团结爱国学生。每周开会讨论时事，出版《工学》杂志，宣传抗日救国，在校内以及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们的组织之所以取名“工学会”，是因为匡互生等发起人认为“做工与求学是人生两大事，除此以外别无其他要求”。凡是会员，除专攻学术外，往往利用课余做工，如木刻、印刷等工作。其精神与勤工俭学的半工半读相似。“工学会”的成员，都是具有社会主义或无政府主义思想倾向的，而且起初无政府主义的倾向性更大。匡互生在《五四运动纪实》一文中写道：“在五四运动以前，北京有公开地流行的两种出版物。关乎前者，有《新青年》、《每周评论》一类作代表；关乎后者，有《自由录》、《民声》、《进化》杂志一类作代表。前者重在批评中国旧有的恶文化，范围有限；后者却重在铲除一切人类的桎梏，目光较远。并且公开的文章刺激性比较的弱，秘密的文章刺激性比较的强。所以说人感印很深并且发生极大的影响的，还是那些秘密的出版物。”
匡互生不主张在“工学会”组织中设立负责人，会员一律平等，但是实际上他已成了北师大的学生领袖。北京学生爱国会创办了国民杂志社，出版《国民》月刊，匡互生是该社成员之一。如杨武之先生所忆：“当时，在北京的学生运动，以北京大学为中心，北师大次之。而在北师大，则以匡互生为主要的核心人物。”
一九一九年春，在巴黎和会上，中国想从德国手中收回青岛主权的正义要求遭得拒绝，日本反而要接管原由德国霸占的权益。四月底，北京各高校决定在五月七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示威游行。到了五月三日，从巴黎和会传到北京的消息说中方失败的原因完全在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全城学生无不痛骂卖国贼。
北高师匡互生等早已制好了标语、横幅、旗子。五月三日夜，“工学会”开全体会议讨论对于参加示威运动的态度，匡互生等慷慨陈词，决意为反抗强权、反抗人类的蟊贼而牺牲，匡互生甚至连后事都向学友作了交代。与会者深受感动，群情振奋，决定星夜联络各学校于次日举行示威游行。他们还打算等大队游行到曹、陆、章等的住宅时实行暴动。一位同盟会会员曾将曹、章的照片送给互生等，并答应去弄手枪。匡互生等人于是分带火柴和小罐煤油等，一面派会员先将曹、章、陆等住宅的门牌号码调查明白，以便直接行动。
三日夜，北大亦召开大会，高师、法政、工专等校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大会于夜十一点通过四项决议：
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
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
三、通电各省，于五月七日“国耻纪念日”举行游行示威运动；
四、定于四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示威游行，抗议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时，选派代表到除日本以外的各国公使馆，陈述对于青岛问题的民意和决心。
五月四日清晨四点左右，匡互生来到北京工专学生宿舍找到夏秀峰，对夏说：自己和北高师的几个同学联络了各个学校的几个敢死分子，原打算趁进步的国民外交协会五月七日在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请曹汝霖等出席受质询时，将卖国贼当场打死一两个，以快人心；但现在的情况变了，各校准备在今天来个示威游行，一定会把卖国贼吓住，再不敢于五月七日到中央公园露面。他们原拟的计划须提前于今日执行，无论到哪一个卖国贼家里去，就在哪里动手，能打倒一个卖国贼就是好的。夏表示赞同，要匡去约其他人。匡互生说他已到北大约了陈锡，还准备去法专邀谢濂（陈锡和谢濂都是匡的宝庆同乡）。
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正好是星期天。上午十点半，北京十所大学——北大、高师、中国、朝阳、国民、汇文、法专、工专、农专、医专、警官、税务、铁管——的学生代表，在法专开会，商议游行示威的步骤，议决下午一点出发，至天安门集合。
下午一点半，高师与汇文的学生队伍已最先到达天安门。二点以后，各校陆续到齐，总人数约为三千多。每校推选总代表二人，另推选维持秩序并传递消息的队员四人。
京师警察厅派了警察到场，名为维持秩序，实则前来监视。步兵统领李长泰也领着一队前来干涉说：“你们纠众集会，妨碍治安，应即解散！”学生痛斥：“我们在这里开会救国，秩序很好！你到这里来捣乱，才真是妨碍治安！你给我们出去！”李长泰灰溜溜地率队离开了。
开会及游行时，最引人注目的是以白布墨书的各种旗子和横幅，如“还找青岛”、“取消二十一条”、“头可断青岛不可丢”、“打倒卖国贼”……最引人注目的是北师大匡互生撰写的一幅輓联：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向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无头。”
旁署：
“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遗臭千古
北京学界同輓”
游行队伍由天安门出发，南至中华门，经棋盘街向东，朝东交民巷各国公使馆前进。学生手持“北京学界全体宣言”的传单，沿途向市民散发。走到东交民巷西口，为外国守卫队所阻。各校总代表临时急议，推四人为代表进入美国使馆求见公使。公使不见，学生代表只好留下英文写就的呼吁书走了出来。
学生队伍在东交民巷被阻达两小时之久，不但外国守卫阻拦，中国军警亦赶来围住学生，横加干涉，强迫学生退回。在这种双重的压迫面前，学生们情绪愈来愈激昂。匡互生等敢死队乘机振臂高呼：
“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去！”
学生们蜂拥着跟随匡互生等退出东交民巷，转向北去。游行总指挥傅斯年赶上来劝阻：“原来没有这样的计划！”匡答：“‘外争国权，内除国贼’——怎么没有这样的计划？走！”近千名学生一路高呼口号，沿户部街、东长安街到东单牌楼和石大人胡同，向外交部方向走去。曹汝霖家就在离外交部不远的赵家楼二号。队伍抵达曹宅时，大约在下午四点左右。曹宅大门紧闭。学生在曹宅前大呼：“打倒卖国贼”，用旗杆、拳头愤怒地敲打大门，并将白旗、石头、瓦片投入曹家庭院。曹家的墙相当高，大门又很坚固，学生无法进去。大门的右侧一人多高的地方，开有两扇小玻璃窗，是供门房采光用的。匡互生即踩着同学的肩头爬上去，挥拳击碎玻璃，全身运气，双手一使劲，将两根铁窗栅掰弯扭断，从狭小的窗口爬了进去。一跳下地，顾不得双手鲜血淋漓，马上向大门跑去。正当他在拨门栓时，一个警察急忙赶上来拖他。匡互生反手就是一掌，将那警察打出几步之外，一跤跌在地下，其余的警察都惊呆了。匡互生趁机打开大门，学生们呐喊着，如潮水一般冲了进来。
曹宅分东西两院，东院是中国式的水平建筑，西院是洋楼。匡互生同几个早先进入的学生在曹宅西院内四处搜寻曹、章、陆三个卖国贼，却没能找到。本来三个卖国贼都在这里，门打破之前，曹、陆二贼溜了，章贼四肢发抖跑不动，躲在东院。匡互生等在西院找不着，大家愤怒已极，动手砸曹家的东西。匡互生扯下曹贼的蚊帐，取出预先准备好的火柴和小罐煤油，准备放火。游行大会主席段锡朋上前阻止，对匡说：“我负不了责任！”匡互生毅然回答：“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接着，匡互生就擦着火柴，燃起了我国民族民主革命的第一炬烈火。院中一部崭新的小汽车，亦被学生捣毁。匡互生等把在里面搜到的曹汝霖的小老婆李佩秋及曹的父母交给警察带出，学生也不为难他们，任他们抱头鼠窜而去。
因为起火，躲在东院的章贼在一个日本人的扶持下往大门跑去。带有相片的学生赶忙抽出照片一对，大叫“那是章宗祥”，有一个学生赶上去用帜杆一击，章贼立即倒地装死。学生们以为他已死，就往后面走去。“章宗祥已经被大家打死了！”“曹宅起火了！”喊声传遍了东、西两院。大家欢欣鼓舞，争先恐后地去看那被打死的章贼。岂知章宗祥已被那日本人救走。有学生在曹宅外面看见他们钻进了附近的一家小杂货店。大家便跟踪追击，把章宗祥拖出来痛打，那日本人扑到章贼身上遮护，章贼才幸免一死。
下午五点三刻左右，匡互生等离开后，仍有几十个学生在曹宅逗留。这时，警察总监吴炳湘和步兵统领李长泰带着军、警、宪前来镇压，当场逮捕学生三十一人，市民一人。下午七时，学生被捕的消息传遍了北京各所大专院校，空气突然紧张起来。各校学生立即集合讨论对策。高师“工学会”开会时，匡互生说打破玻璃、开大门是他，放火的也是他，只有由他出来自首，被捕的人才有可能被释放。其他会员则认为：即使匡去自首，当局也未肯放那些被捕的人，应当另想办法。
五月五日下午三点，各校学生齐集北大法科开全体联合大会，讨论对策，到会者三千余人，推段锡朋为大会主席。绝大多数代表在发言中都主张即日罢课（当时，有的学校已经罢课了）。不主张罢课的只有高师匡互生。匡在发言中说：
“大家应该尊重被捕的学生的牺牲精神，继续奋斗，不应该专从营救同学着想而放弃了原来所抱的目的，就是说：大家应该跟着被捕的同学一同去牺牲，不应该只是希望被捕的同学早点出狱来跟我们快活。首先进入曹宅以及放火的都是我做的，不是三十二人的罪，可以由我去自首，去换取三十二人的出狱，不要罢课。罢课以后大家不容易集会，团结精神更加无法保持。”
匡的主张没有被采纳，而且代表们力劝他不要去自首。于是，全体一致通过举行罢课，营救同学的议案。决议要求政府释放被捕学生，并惩办曹、章、陆三人；各校一律罢课至被捕学生释放为止；向教育总长陈述昨日游行情况和理由，以及本日罢课理由；电请我国巴黎和会专使，对于青岛问题，须以死力抗争，万勿签字。此外，这次大会还讨论了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组织的问题，指定北大和高师代表起草组织大纲。
五月六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段锡朋任主席。各校亦成立学生联合会，领导学生继续开展对反动政府的抗议，实行罢课，要求释放被捕学生。学生纷纷前往步兵统领衙门，要求扣押自己，以换取释放被捕的学生。匡互生天天去恳求以己身换取全体被关的人，说一切都是自己一人所为。与他同去的同学也走上前去大包大揽。各校校长，老师以及被押学生的亲人亦纷纷前来探视。反动政府不堪其扰，便将这三十二人移往京师警察厅。
北大校长蔡元培串连各公立、私立大专学校校长前往政府各部门反复交涉，要求保释学生。徐世昌政府慑于学潮威力，迫于舆论压力，耽心闹出更大的乱子，便由各校校长交保释放，而令校长严加督训，要求各学校立即复课。被捕学生回校，受到学校师生热烈欢迎。这时，匡互生“才觉得从前所倡大家不应该只是营救同学之说未免调子唱得太高了。”匡看到了集体、组织的力量。
学生释放后，各大专学校校长以蔡元培为首相率辞职。各校学生从五月十九日起一致罢课。匡互生每天同三、五个同学一块背着板凳，到街头巷尾一放，站在凳上向民众演说山东问题，号召抵制日货，要求惩办国贼。
从六月一日起，总统徐世昌动用大批军警、马队镇压学生。六月二日、三日两天之内捕去演讲学生一千多人。匡互生自在此列。被捕学生组织起一个“被捕学生联合会”，匡互生是领导成员之一。这个组织分工很细，各司其职，组织健全，担负起领导被捕学生继续同政府斗争的重任。
更多的学生走上街头。各地商人相继罢市，工人罢工。五四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发展成席卷全国的民族民主革命运动，徐世昌政府被迫让步。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终于取得“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全面胜利。
二、改革旧教育的先驱
一九一九年夏，匡互生从北京高等师范毕业，暂住前门外草厂五条宝庆会馆。时长沙楚怡小学提倡教育改革，招聘新型教员。匡互生应聘回湖南，在楚怡任教，主编一套新教材，献身于新文化运动。
值北洋军阀张敬尧督湘。张之残暴酷虐比汤芗铭有过之无不及，湘人无不切齿痛恨，毛泽东（当时名润之）、何叔衡与新民学会成员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反对张敬尧督湘，匡互生这时由何叔衡介绍加入了新民学会，是驱张运动的领导人之一。他和毛泽东、何叔衡一道起草了驱张宣言。驱张请愿团兵分三路，何叔衡、匡互生领导“驻衡去张请愿团”去湘南，他们利用北洋军阀内部直系同皖系矛盾、湖南军阀同张敬尧的矛盾，四处游说，争取支持。他与何叔衡以湖南公民代表的身份上书吴佩孚，历数张敬尧的种种劣迹暴政，请求对张施加压力；奔走郴洲，呼吁谭延闿，重整湘军，驱逐张贼。匡还同蒋育寰、彭光球等，向第三师范全体学生演讲，帮助湖南学联抵制日货，匡从广东搞到几颗炸弹，兼程北上，准备伺机炸死张敬尧，后因直系主将吴佩孚弃张于不顾，连日连夜北撤，湘军随后进军，张敬尧星夜北逃，匡互生虽已潜入长沙，未能得手。
一九二○年夏，驱张运动领导人之一的易培基被任命为湖南省教育委员会的委员长，兼任湖南第一师范校长。易为了把一师办成一个新型的学校，聘请匡互生为一师教务主任，并从省内外聘请有新思想的教员。易本人很少在校，日常校务全由匡互生处理；匡的一切改革措施，易都大力支持。匡勤劳谦逊，勇于任事，为师生所爱戴。
匡互生在一师进行的教育改革，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废除不合理的管理制度，废除学监，由学生组织学生自治会，自治会代表可以参加校务会，学校形成了民主自由的校风。
二、提倡思想解放，学术自由。“新民学会”的组织在一师迅速发展，其他革命小团体、学术组织如雨后春笋。形成了自由讨论、百家争鸣的学风。在发扬五四革命精神，宣传反帝反封、宣传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传播薪文化方面，一师起了较大作用，在全省、全国范围来讲，影响是突出的。
三、改革教材。清除封建主义的糟粕，增添反帝反封的内容；废弃文言文，改用白话文；改革教学方法，废除注入式，采用阐述，引伸、提问、自由讨论式。
四、改革招生制度，打破传统，开创了中等学校同时招收男女学生的新体制，并于一九二一年起，开始招收外省、外国的学生。
五、走向社会，开展社会活动。如创办工人夜校，平民夜校；允许学生利用各县驻省同乡会传播进步思想、改革同乡会管理；延聘国内外名流来一师讲演；冲破封建旧礼教，提倡演话剧……。
一师的教育革改走在全国的前列。关于改革的教育制度，还有这样一段佳话：
一九二○年七月，毛泽东受聘为一师附小主事，匡互生非常器重毛的才华，决定“请一师毕业的毛润之回来任教，”担任师范部的课程。一师本来有一条规定：凡到第一师范任教的人，都必须是大学毕业的学生。毛并未上过大学，匡互生就特意在学校规定里添加一条：附属小学的主事，可以到师范都任课。于是，师范毕业生毛润之就破例被聘担任师范部一个班的级任兼国文教员。这虽是件小事，却在湖南教育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这一时期，尽管工作非常繁忙，匡互生对于社会革命活动还是十分热心，积极参加新民学会的各项活动。毛泽东等三十六人发起“文化书社”，匡互生就是其中最积极的一个。他领导的“宝庆文化书社”，于一九二○年八月成立，销书额为其它各地文化书社的一倍。
赵恒惕上台后，对一师的人事、行政、财政横加干涉和非难，匡互生又不愿低头，几次交涉没有效果，于是毅然辞去一师教务主任职务。为了避免赵恒惕的迫害，决心离湘到外省去继续教育改革的探索。
一九二一年中，匡互生与周为群等一班好友，一齐辞去在湖南的教职，组织“生社”（取生产以自给，生产以修身的意思），怀着天真地理解社会主义的信念，到杭州上牵埠去进行半工半读、知识分子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试验。可是一开始，便遇到土地、资金、生产工具等等一系列困难。周为群是江苏宜兴的地主，颇有田地，为了共同的理想，他自愿献出土地。于是这样一类有志之士就来到了宜兴凌家塘继续这种试验。可是，他们在农业技术上都非专长，体力又不及农民，产量自然比原来佃农租种时低了许多。舆论的压力加上经济的拮据，使他们又到了无法维持的地步。于是，改为教育农民实行自治，他们称之为“新村运动”。可是，在没有打破旧政权，铲除剥削制度的情况下，无论是他们的空想社会主义或者农民的小规模解放，都是不可能实现的。
宜兴失败后，匡互生任教于吴淞中国公学，因看不惯旧的一套教育秩序，仅一期便辞去了，专意翻译通俗天文学。
一九二四年，晋子渊老先生在上虞自马湖创办春晖中学，聘匡互生、王任权、夏丐尊、丰子恺、朱自清等任教，以匡互生为教务主任。匡互生又把一师搞的那一套改革措施搬到春晖中学来继续试验，实行新的教育制度。广泛开展学生自治活动，在校内造成一派生动活泼的新气象。可惜好景不长：蒋介石叛变后，反动势力渗入春晖中学，校长经享颐废除匡互生的一套，贯彻法西斯方针，添加“党义”一课，要学生做纪念周，唱“党歌”，剥夺学生的政治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匡互生，丰子恺、朱自清等几位教师愤然宣告辞职，许多学生也随即离开。
匡互生深切感到，一定要有一所自己出资办的学校，才有可能实施自己的改革计划。
一九二五年春，匡互生、丰子恺、朱光潜等从春晖分离出来的部分师生来到上海，在虹口老靶子路租用民房开学，取名“立达中学”，因房租太贵，迁至小西门黄家阙路。迁移时，全校的家具和师生行李只用一辆板车便拉走了。
立达的制度与其它学校迥然不同：没有校长，也没有主任等职，而是实行“教导合一”制，对学生实行“说服主义”。师生如同父母子女，亲密无间，因此学生日多。春晖中学的学生闻风而至的也不少。
一九二五年夏，匡互生在江湾附近租到一片荒地筹建校舍。校舍建成后，迁入新址开学，改名为“立达学园”。之所以称“立达”，丰子恺解释随：“立达两字，就是取义《论语》中的‘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个意思。”之所以不称中学而名“学园”，源出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Academia。柏拉图讲学，重在研究讨论，强调身教力行。从立达学园的命名即可看出匡互生等人的教育理想。其办学宗旨规定为：“修养健全人格，实行互助生活，以改造社会，促进文化。”
立达的事业是教育史上的创举，引起教育界、文化界人士极大的关注。首先，创办立达学园的同人及先后在校任教的教师，就聚集了当时有名的教育家，如匡互生、丰子恺、朱光潜、夏丐尊、刘薰宇、方光焘、刘淑琴、夏衍、陈望道、陶元庆、黄涵秋、丁衍镛、许杰、周为群、陶载良、夏承法、裘梦痕、陈范予、陈友生、李式相、孙怒潮等。他们团结一心，互助友爱，艰苦奋斗，共同为理想的教育事业作出贡献。头几年，立达同人不论工作多少，每人每月只拿生活费二十元。为了办立达，匡互生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许多教师宁愿放弃其它学校丰厚数倍的聘金。他们的这种精神，使上海以及全国教育界人士为之感动。人人以在立达教书为荣，许多立志改革的教师慕名而来。鲁迅先生也多次前来参观和讲课。
为了取得各方面的支持，匡互生倡议创建“立达学会”。参加者除立达同人之外，还有茅盾、叶圣陶、郑振铎、胡愈之、朱自清、刘大白、周予同、陈之佛、章锡琛等。该学会办有学术性刊物《一般》，由上海开明书店发行。
立达初创时期，只有初中三个年级，学生五十余人。迁入江湾新址后，增设高中部及艺术专修科，学生与教师逐渐增多。一九二九年，立达增设农村教育科，开辟农场，地点在离南翔车站五里的柴塘，内设新式养鸡场、果园、菜园、养蜂场、渔塘。
立达学园在当时真是一处世外桃园。它用不设校长和主任的巧计，抵制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政治控制和渗透。匡互生等随心所欲地在这里实施他们革新教育的种种措施。
立达学园的教育改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实施人格感化教育：
立达学园的宗旨把“修养健全人格”摆在第一条，对于学生的操行，注重人格感化，凡形式的奖惩，繁琐的规则，一概不用。匡互生在《立达学园概况》一文中说：“立达纯粹由同志的教师及信仰的学生组织而成，一面须具有社会的组织与互助精神，一面须充满家庭的亲爱，务使师生均欣合无间，以便由敬爱而发生人格感化，立达师生均力求以至诚相见，免除一切虚伪……”由于这种人格感化教育，立达学园里洋溢着团结友好的气氛。全体学生自觉地学习、劳动，人人求上进。
二、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
立达学园非常重视学生的智育。除按当时教育部规定设立的课程外，还增设了世界语、法语、意大利语、社会学、逻辑学等，以便学生掌握更多的本领。在教学方法上，主张启发和诱导学生自觉学习，所以学生既学得活，又学得扎实，学业成绩普遍优秀，先后考入国内各著名大学的为数不少。而智育与德育是相辅进行的。匡互生在《二十五年立达学园一览》中写道：“知识原是重要的。但授于知识，却不是学校唯一重要的使命……教育倘然只偏重在传授知识，结果恐怕还是危险多……倘使学生都各自能养成优良的品格，知识缺乏一点，似乎倒不是什么可怕的事。”把教育的重要性提到这样的高度来认识，亦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进步。
匡互生也十分重视学生的体格锻炼和文娱活动。尤其是立达的同乐会别具一格。师生同聚一堂，大家即兴表演，尽兴狂欢。老师也不论巧拙，被师生点了名即上台表演。匡互生不善歌舞，但常被点名，因为他的拳术表演最受师生欢迎。
立达学生的智力和身心都得到健康的发展，大多数成长为有益于社会的人才。与其他学校相比，确有天壤之别。
三、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
立达在教育改革中把生产教育作为德育的一部分。匡互生在一九三一年写的一篇文章中写道：“时代严重起来了，革命的高潮涨起来了。受时代环境支配的我们，在仔细检查过去的成绩以后，猛觉到过去教育的空洞了……扩充我们的农场，提倡生产的教育，以求人格教育的充实的主张，便由空想而见诸事实了。”匡互生的生产教育思想，集注于使学生在生产中体会生活意义，形成重视劳动，热爱劳动，尊重劳动者的思想，养成劳动的习惯。他在《立达创办旨趣》中说：“我们坚信劳动可以养成刻苦耐劳的习惯，可以使我们领略创造的快慰，可以使我们独立生活，不完全为社会上的消耗者。”为了切切实实地贯彻劳动教育，一九二八年春，匡互生即在江湾校园后面空地试设农场，聘请一位有经验的老农民当专职工人兼劳动课的教师，设养蜂、养鸡、种菜、果木栽培四项。匡互生亲自带领学生参加劳动。一九二九年，匡互生在立达增设农村教育科，招收学生，在湖南开办更大的农场，作为学生实习的基地。农村教育科分设养蜂、养鸡、园艺三个专业。增聘一名农场工人兼教师。学生入学时，把三年的学费一次交清，作为农场生产基金。个别同学经济困难的，也可免费入学。学校的养鸡场、果园菜园、渔塘和养蜂设备、生产工具等生产资料，为学生集体所有。学生一入学，即成为学校及农场的主人，就要管理学校和参加生产劳动，通过实践来学习生产技术、科学知识和管理学校的方法。
总之，在匡互生的主持下，立达学园冲破各种政治阻力，克服各种困难，在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改革旧教育的探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把学园办成了一所完全新型的学校，它不但在当时远远跑在时代的前面，就是在今天，它的许多成功的经验，对我们的教育改革也有着十分宝贵的参考价值。
匡互生虽然在中年以后把全部热情投入教育的改革，但他的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一直是旗帜鲜明的。当毛泽东同志在江西闹革命的消息传来时，匡互生非常兴奋地对学生魏凤江等人说：“中国再需要一次革命，要大革命！”
沪淞抗战失败后，匡互生也毫不掩饰他对蒋介石的愤恨说：“大好河山放弃，百万雄兵退却了！叫满面菜色的群众怎么办呢？”
国民党反动势力拼命向立达渗透，而且在立达的教员中物色了一两个代理人，匡互生毫不留情，坚决抵制。他气愤地对师生说：“××先生说要顾全大局，要做纪念周，唱党歌、上党义课。每星期全校开一次周会，倒是有必要。至于唱党歌、上党义课，我们学饺不需要！如果要遇到困难，那么，多唱几遍‘咨尔多士……贯彻始终’就能万事大吉吗？不见得！”就这样，直到匡互生逝世，反动势力始终未能插足立达。匡互生这种爱憎分明的政治态度，对学生产生很大的影响。他自然是学校进步青年最好的保护人。
学生徐汉卫涉嫌担任“中共交通”，被国民党逮捕关押在苏州监狱，匡互生三番五次亲赴苏州交涉，终于将学生营救出狱。共产党员学生张良云常在课余向学校附近的工人农民宣传革命思想。进步书刊在学校里广泛传播。正值蒋介石加强对社会各方面的法西斯统治的时候，立达的进步学生竟敢如此明目张胆地活动，实际上得到了匡互生的鼓励。他常对学生说：“读死书是要不得的。要经常阅读一些新的刊物，使我们的头脑活泼起来。多读一些和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可以把事物看得明确些。”
立达学生中，共产党的组织发展是迅速的，先后入党的有黄源、梁灵光、康乃尔、李冰洁、刘烈人、陶炜、张良云、傅厉时（女）、曹仁标等。
一九三三年四月二十二日，匡互生先生因心力交瘁，患肠癌去世，年仅四十三岁。学园全体师生和社会知名人士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易培基致悼词，朱自清、易礼容等生前好友参加了悼念活动。送葬队伍经过的地方，市民自动致哀，外国人恭敬地脱帽，向匡先生的灵榇致敬。
匡先生有四女：立人、达人、介人、广人。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主席曾和旧友一道怀念过匡先生，并经杨明轩转告对其遗属的关怀。匡互生先生在五四运动中、改革旧教育的运动中留下了闪光的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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