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立达学园建立65周年前后，许多校友写了立达生活回忆文章，正由《立达校友简讯》整理筹印之中，现经《简讯》编者摘选其中忆及匡互生老师的片断，以纪念匡先生诞辰100周年。　　——编者

柳静：（立达学园高中部文科四班学生，原重庆互生书店主持人）我在1925年秋季，由叶圣陶先生（他是我在上海尚公小学校的老师）介绍，考入了江湾的立达学园，就读于初中一年级。进入立达学园后，我就觉得这里的一切似乎与外界有所不同，师生们以诚相待，互相帮助，讲究民主，尤其是匡互生先生身教言传、平等待人的作风赢得了广大师生的赞誉。立达学园不仅授人以知识，更重树人之品德。一年的时光就在这和睦的大家庭般的气氛中一晃而过。眼看就要进入二年级了，虽然我十分渴望继续在立达学园读下去，但学费问题一直困扰着我，踌躇再三，我只得迫使自己离开立达，考进了上海慕尔堂补习学校。虽然我身在慕尔堂，可心仍旧眷恋着立达。经过几天的思想斗争，我还是提起了笔给匡先生写了一封信，把我想在立达读书的愿望和目前的困难全部向匡先生说了。没想到几天后，就收到了匡先生的回信，他让我马上回立达继续读书，而且还给我提供了一个在图书馆工作的机会。我真是高兴极了，同时也被匡先生这种乐于助人的品质所感动，于是匆匆地收拾了行囊，迫不及待地踏上了回立达之路。

在以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曾多次受到匡先生的帮助和指导，而立达学园授予我的文化和品质更是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使我在后来的人生中，一直能以诚待人，以诚助人自励，保持着立达精神，尽自已一切可能来为社会做些事情。1934年，我有了一点条件后，就在我大哥柳溥庆创办的美术生活出版社的基础上创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此后又开办了“互生书店”，热情接待了许多文化界的进步人士，也为他们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

今年是立达学园成立六十五周年之际，我自己也八十有四了，许多往事已日渐淡漠，但匡先生和立达的精神与风格依旧清晰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我深深地怀念着他们，今天写此短文虽寥寥数语，述及之事也很寻常，但我把它作为一朵洁白的小花献给六十五周岁的“立达”，愿立达精神永存！

朱惠贞：（立达学园高中部普二班学生）我今年八十四岁了，记忆力已不好，但是我在立达学园的这段生活和学习，特别是匡先生对我的关心，却记忆犹新，这些事时常在我脑海中回旋，是我一生中一段美好的回忆。

我是1925年到立达学园学习的，以前我在嘉兴女子师范和上海景贤女中学习过。我曾参加过“五•卅”运动，在上海学联任过会计，后来我想要好好念书，但在16岁时又丧母，家庭经济困难，后来经陈徽明先生（解放后改名为沙可夫，曾任中央戏剧院院长、已故）介绍，经匡互生先生同意，进入了立达学园。

在立达学园二年多的学习中，我和匡互生先生接触较多。他是一位一心关心学生疾苦的师长，他知道我家经济困难，让我在学枝担任舍监，管理宿舍，负责打扫宿舍卫生，让我参加学校中的膳食工作，如帮助食堂出外采购，这样可以免缴学费，得以在立达读书。在立达，开始老师们拿的工资都很低，每人每月只有三十来元，后来学校的经济情况有了好转，教师的待遇才提高些。为什么知名学者会愿意到立述？这和匡先生的为人和平易近人、民主作风有很大的关系。他的生活非常俭朴，从来没有见他穿过好衣服，就是几件布衣来回换替。家里的房子又住得很小。我曾为他的小女儿补习过功课，几次在他家吃饭，也尽是素菜，很少吃过荤菜。对待学生总是循循善诱，学生的困难就是他的困难。他知道我喜欢学钢琴，主动给我交了学费。他自己省吃省穿，一心为培养人才竭尽全力。我在高三上半年，因为结婚未毕业，离开学校，匡先生又将我介绍到劳动大学附小任教员。匡先生对学生的关心使我终生难忘。

陶瀛荪：（立达学园高中部普三班学生，原上海市上海中学的教师）我在1925年夏插班进立达初二。走进立达学园大门，有四幢二层楼房。前面两幢是教室、办公室及女生宿舍，后面两幢是师生（男生）宿舍。我们女生宿舍在左边一幢的楼上。我根据黑板上的告示找到了床位。（大家乱哄哄地挂帐子、铺被子、忙了一阵。）房间是用木板隔起来的。我们忙完了自己的事就开始找自己刚认识不久的朋友。初一、二同学分住两间，这太遗憾了，就相互敲着板壁，咀里有节奏地喊“拆掉它！拆掉它”，正起劲喊着，忽见匡先生从门口走过，大家吐吐舌头不吭声了。匡先生折回来走进房，问：“怎么样？不要板壁？”我们胆子变大了，回答说“是的”。他又问：“大家都不要板壁吗？”大家齐声答：“是的”。我们当时并不奢望真的会拆掉板壁，但不久竟有工人来拆掉了板壁，两个小房间变成了一个大房间，引来了一阵欢呼。“匡先生呀！你真好，你满足了我们的要求。”我们没有这样向他说，但是见到他时，目光里对他说了我们对他的崇敬和感谢。觉得他是最能理解学生的、可信赖的好老师。

匡先生对犯了错误的学生决不加以任何呵责、惩罚，而是找他谈话，苦口婆心，必使犯错误者认识到自己错误，愿意改正为止。我当时是安份守己的学生，不大受他邀请谈话。但有一次，我记忆犹新：有一阵，我忽觉得早锻炼极重要，不待敲起身钟就下楼绕着花圃跑步。一天我照样下楼跑步，穿的是一双大皮鞋，发出嗒嗒脚步声。忽见匡先生站在一旁，马上停步向他行礼。他微笑对我说：“早晨跑步锻炼，不错！不过太早了点，要争取充分的睡眠时间，起身钟响了再超身锻炼也不迟！你这双大皮鞋用来跑步不合适，而且它发出来的声音会打扰熟睡的同学的”，以后我就不再在起身钟响之前穿了大皮鞋跑步了。他说得对，我愿意听从。晚上，我们同学们和匡先生一起观天是一种享受，现在我能分辨北斗星、北极星、牛郎、织女星等，还都是匡先生指点的。

郑福熙：（立达学园高中部普六班学生，原北京外语学院教授）1926年夏，我从上海广肇公学高小毕业，家贫无法升学，舅父黄泳台认识江湾立达学园的袁绍先先生，托他照顾我免费借读，甚至在教职员席吃饭。此事得到了校委会负责人匡老师同意，于是我得以在立达读了一个学期。我当时15岁，初中一年级。匡先生教我们数学，刘薰宇先生教国文，丰子恺先生教音乐，教英文的似乎是张作人先生。我坐课堂的最前排。匡先生上课，总喜欢用脚心前半部踮着站在讲坛的边沿，左边是黑板，右边是课堂，稍一后仰便会跌跤。我后来知道，匡师擅长武术，很会保持平衡。他的宝庆口音很重，我这个广东少年开始不习惯，但渐渐都听惯了。他态度和蔼，讲话比较慢，目光不是老盯着学生，而是多半望着天花板。半年后不能继续读了，家里送我到先施百货公司光学部当了练习生。又过半年，1927年夏，我考入完全公费的劳动大学中学部。我终生感戴匡先生和其他老师的帮助。我想，若没有经过立达一段，我可能没有机会考入劳中。（此系郑教授最后一篇遗作）

章士信：（立达学园高中部文科四班学生，原人民出版社编辑）回想起立达生活，为什么使人那么留恋，那么陶醉？因为那里受到的是阳光雨露的熏陶，而不是强制和说教。“立达”，“立”是立人，“达”是达人，到那里去是学做人。人要靠自己去做，正像花草要靠自身生长。学园就是给予泥土、阳光和雨露，一个便于茁壮生长的环境和条件。就拿匡老师来说，初次见面穿着一件布长袍，亲切谦恭地站在面前，和蔼微笑，倒好像我是老师，他是学生一般。后来总想学他的这种作风，想首先做到在人面前亲切谦和，可就这么一点外表也一辈子未能学到。这不是上台演戏，而是要处处做到，一辈子做到。外表是内在的表现，没有像匡师那种人格的高度修养是做不到的。偶然在报刊上看到五四时期他的事绩，可是他自己连同周围的老师都从未提及过此事。从他的日常行动和态度上都可以看出，他认为这是做一个人所应当做到的，没有什么出奇，不足挂齿。看了刘薰宇老师纪念匡老师的文章，更令人感泣。这种师表就是阳光雨露。许多老师：刘薰宇、陈友松、丰子恺、裘梦痕、夏承法……都对我们那么亲切、热情，课余时间前去请教，总是耐心仔细指点，直到完全弄懂为止。生活在这许多老师的怀抱中，岂不像花草生长在阳光雨露中一般？心神愉快，感到一股向上的力量，主动地好好做人，好好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