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互生先生在五四爱国运动发生的当日,首先跳入曹汝霖的住宅,勇敢地燃起大火,演出了火烧赵家楼的宏伟一幕。由此,“火烧赵家楼”几乎成了五四运动的代称,成为家喻户晓的历史事件,这正像攻陷巴士底狱成为法国大革命的象征一样。
有关匡互生先生在火烧赵家楼这一历史事件中的历史性的作为已由“五四”史专家彭明先生先后写入他的《五四运动在北京》和《五四运动史》两部著作中。因而是谁首先跳入曹宅,是谁先燃起大火这一猜测了半世纪之久的历史悬案终于有了定论,匡互生先生在这一历史研究中恢复了他本应具有的真实面目。
然而匡互生的功绩,不仅在于此,在五四运动面临夭折时,他也是力挽狂澜的关键人物之一。关于这件事的历史作用也许要超过火烧赵家楼的事件,至少是同等重要的事件,而在一般的“五四”史的研究中似乎没有深入地触及这一问题,因此,我愿把我的研究略述如下。
五四运动迅猛发展了半个月以后出现了挫折:日本把它的军舰驶入中国海域,其驻北京的一部分军事人员向中国示威,5月21日日本政府向北洋政府提出严厉照会,英美也一反运动初起时同情中国学生的态度,开始倾向日本。北洋政府对外本来就是软骨头,这时已十分恐惧,北洋政府内务部连发两道训令,一是《严禁学生干预政治训令》,一是《镇压学生运动训令》。5月24日北洋政府警察厅又开始逮捕学生,5月25日北洋政府的总统府又发布所谓《大总统镇压反日运动令》,在当日北洋政府教育部下令复课,不久又采取提前放假和文官考试的分化瓦解学生运动的对策,一时间学生运动转入低潮,不少学生准备退出,运动出现夭折的危机。
匡互生在运动前是国民杂志社的组织者之一,他与北京高等师范的同学熊梦飞联合北大的易同、段锡朋、张国焘、许德珩、陈宝锷、孟寿春等人共同发起组织国民杂志社,在运动中,该社的组织者也是领导运动的骨干。因此在1919年的5月末匡互生奔走于北高师和北大之间,联络各领导人。他认为运动不能“以壮烈始,而以畏怯终”,他说服两校的代表:“宜冲破罗网,继续运动,与军警决斗,获最后成功!”
到了那年6月1日的北京学联干部会上匡互生的主张果然占了上风,而且他们议决第二日出动700人演讲,若遭逮捕,3日则倍出;若再遭捕,4日再倍出,最后一日全部出动。这就是6月5日北京的学生运动进入最高潮的预先安排。
1919年6月5日清晨,北京5000名大学生出动,他们分成二路:东路由北大带头,从东四排到崇文门;西路由北京高师带头,由前门向北,再折向东西长安街。
面对学生大规模的勇敢的行动,北洋政府已经慌了手脚,那天虽然出动了马队,却只是无奈地驱散群众,没有敢逮捕一个学生。就是在这一天,上海实现了“三罢”,全国一片沸腾,而北洋政府在南宛的驻军也出现了倾向学生的迹象。6月7日北京学联又向北洋政府送去了列队进入中南海谈判的通知。到这时北洋政府软了下来,答应了学生的要求。6月9日决定罢免曹、陆、章,并当即电告北京学联,至此五四运动获得成功。现在回顾这段历史,我们觉得匡互生在当时是一位当之无愧的英雄,他不仅在运动发生时火烧了赵家楼,而在运动危机时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是中国现代思想解放运动的序幕,也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前奏。这一历史运动在中国现代的政治文化的发展上有它的无法取代的重要地位,而对匡互生这一重大历史运动的重要人物,我们应该把他当时的历史性的作为公之于众,我们应该怀念中国现代史上这样一位难得的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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