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夏天，我和哥哥辞别母亲，从厦门乘船北上，到达上海。经过两个月补习，我考入上海市江湾区的立达学园初中部。

上海是个经济、文化大都会，经济繁荣，学府林立。立达中学因执教的人物有着不同凡响的经历和丰富的办学经验，使它在上海颇有名气。学校负责人匡互生，是五四运动发起人之一，是他不顾生命危险第一个砸开卖国贼曹汝霖的官邸大门，引进其他同学，痛打章宗祥，火烧赵家楼，震动全国。他从北京高师毕业后，回湖南任第一师范教务主任，进行教育改革，并打破过去非大学毕业不能当一师教员的规定，聘请一师附小主事毛泽东回一师任国文教员，与毛一起从事革命活动。他淡泊名利，终生致力教育工作。他办立达的宗旨是：“修养健全的人格，实行互助生活，以改造社会，促进文化。”立达学风开放，学术自由，师生平等，男女生团结互助，思想活跃。这种民主、自由的环境，为我追求知识，探索人生道路，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可惜1933年夏匡互生先生去世后，国民党加强对文教界的反动统治，这种风气就受到严重的干扰破坏了。

立达重视教育与劳动结合，学园里办了一个农场，养鸡、养蜂、种菜，还在南翔办了个高中农科。学校还很重视外文教育，除初中、高中都必修英文外，高中每周还教三节法文。我念了将近两年。法语教师张志渊看我进展较快，便专门借给我一本法文都德小说集，要我认真阅读，可惜那时忙于搞革命活动，喜欢看社会科学的书，结果只读了几篇便停了，最后连书也留下没还，辜负了她的一片好意。高二上学期，意大利驻华使馆在立达开办意文课程，称毕业后可送去意国留学。我也去参加了，但该使馆一学期后又停办了，到现在，我只记得老师教的第一句话，即“Io Sono Facisto”（我是一个法西斯蒂）。

在初中的3年里，我不问政治，一心埋头读书，对语文尤其感兴趣。我对衣食住行的开支很节俭，节约下来的钱就拿去买书。我除了学好功课外，还拼命地看课外书。学生宿舍晚上9点半后便熄灯，我就经常偷偷点起蜡烛来看，经常看到十一二点钟，有时在上课时还偷偷地看。我崇尚国内外有名望的文学大师，如饥似渴地阅读了鲁迅的《呐喊》、《傍惶》、《野草》，巴金的《灭亡》、《新生》、《雾》、《雨》、《电》、《家》，郭沫若的《女神》，茅盾的《蚀》、《虹》、《子夜》，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等。高中以后又喜欢阅读俄国作家屠格涅夫的《父与子》、《罗亭》，列夫•托尔斯泰的《复活》、《战争与和平》，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白痴》，德国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法国小仲马的《茶花女》，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苏联高尔基的《母亲》、绥拉菲莫维支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等。这些中外名著，扩大了我的视野，使我的情感不知不觉地向作品中那些社会底层的人物靠拢。从字里行间，我没有发现书中的“黄金屋”、“颜如玉”，而是探索到中国和世界历史的潮涨潮落，从而触摸到各个时期的时代脉搏。当时，我想从文艺方面发展，写些诗歌、散文，将来成为作家。

我爱读书，也喜好体育活动，爱好篮球、网球和乒乓球。我是个球迷，上海每逢有球类大赛，我必到场观看。那时，一场大赛门票要一块银元。看一场球赛的钱，可买6只烧鸡。为看球赛，我必须节衣缩食。

1931年7月。我初中毕业后，回到厦门家里。我母亲认为我身体不好要我休学一年。1932年8月，我重返立达学园念高中。这年12月21日，我写了一篇文章《我的自白》，刊登在校内学生刊物上，剖析了自己的内心世界。

在立达学园几年来，我的思想品格、学习成绩和行为作风，对进步的理想追求，早被与共产党地下组织有密切关系的同学所注意。同窗学友郭佑民与当时共产党上海江湾区委书记小王是同乡同学，学友黄尔尊是复旦大学共产主义青年团负责人黄尔义的弟弟。1934年春（我当时上高中二）通过郭、黄，我与共产党和共青团都有直接的联系。在区委书记小王的领导下，我们一两星期碰一次头。组织学生读书会，读各种社会科学的书，并出版小刊物、小墙报，宣传抗日救国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针锋相对地与国民党作斗争。蒋介石鉴于九一八事变后，学生抗日运动给他的威胁，加强了对学生的统治。提倡法西斯主义，推行复古忠君的所谓“新生活运动”。叫喊只有“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口号。派人到意大利学习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手段。提倡盲从，不让学生思想自由发挥，实行奴化教育。为了强化统治，蒋介石在上海各大中学校迅速发展覆盖面广、渗透力强的特务组织，从中控制保守派学生，坚持旧礼制传统，排斥和迫害进步学生。于是，新旧两派思想，在各校展开激烈的斗争。

是年初夏，正值上海美亚十大丝绸厂工人为争取福利举行联合大罢工。在小王带领下，我们进行了声援罢工工人的斗争，到罢工指挥部慰问罢工工人，开展募捐救援，并在夜间到江湾镇附近散发传单，写标语、口号。五一劳动节那天，我们还到上海租界南京路集结，原拟举行飞行集会，搞大规模游行示威，后因故停止。

我们在学校散发传单时，采用一种独特的手法。夜里把传单放在盥洗室每个同学的脸盆中。第二天，同学洗脸时，每人都得到一份。学校查来查去，也查不出传单的来源。现在看来，当时所进行的这些写标语、发传单、搞游行示威等都是一种“左”倾冒险活动，它容易暴露自己，会使组织受到无谓的破坏。

1933至1935年，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对共产党人采取“分化自首”政策，也由于共产党内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使上海大部分地下党组织遭受破坏。黄尔义在复旦大学身份已有些暴露。他所掌握的许多党团重要文件、刊物和资料需要转移出来，由于黄尔义与我们在斗争中，相互加深了了解和信任，因此，他决定把这批机密文件装在一小皮箱里交到我手上。同时，通知他弟弟黄尔尊离开立达学园隐蔽起来。

我深感责任重大，行事特别小心谨慎。我知道自己在学生中出头露面较多，万一被特务发觉，个人安危事小，给上海党组织造成的损失却无法估量。为了保护党的机密，我把文件转托一位“读书会”会员、高一同学徐某代管。这同学品学不错，平时给人一种老老实实的印象。谁也不会想到他跟地下党团有什么牵连，保险系数会大些。

随着形势的急剧恶化，国民党反动当局加强对进步力量、对共产党的戒备。特务发现稍有嫌疑之处，都要密报，进行搜查。

黄尔义来后一星期，一天上午9时左右，有十几个上海公安局的便衣特务，突然闯进我和郭佑民、黄尔尊、王彦立4人同住的房间，要逮捕黄尔尊。幸亏黄事前早已躲离学校。特务扑了空，在房间里翻箱倒柜。我捏了把汗。因为房间里藏有两份共产党的机密文件。一份放在书架的书册下边，另一份粘置在书桌的抽屉底部。书架和书桌都放在当眼处，只要特务搜得仔细一点，便垂手可得。这伙特务外表凶神恶煞，张牙舞爪，却不动脑筋，结果空手而归。

特务并不甘心，分头将学校门封锁，并点名叫了十几个学生到校门会客室，逐个进厅讯问。徐某也被点了名。我大吃一惊，怕特务搜查他的宿舍。趁特务忙于盘问被点名的同学，对宿舍楼道疏于监守，又是上课时间，宿舍无人，我冒险偷偷跑上二楼徐某的房间，把藏在他床底下的箱子取出，转移到体育器材保管室藏匿。

因为我是学校球类的选手，与保管体育器材的老校工很熟。现危难之际，我便想到这个不起眼、乱七八槽的体育器材室，以其杂乱求安全。

特务离开学校后，我马上跑到体育器材室，打算取回这一箱机密文件。万万没想到，这个箱子不见了。原来我提着箱子到体育器材室时，被一位教员看见。他向校方举报了自己的重大“发现”，校长抄走了这箱文件。

尽管立达学园比其他学校开明，但我涉及的是一起严重触犯校规的事件，并且是一个挑战法律的不轻罪名。国民党反动政府对共产党恨之入骨，宁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个。没有人能保得住我不遭不测。不过，我自人立达学园以来，一直是学校的高材生，又是学校里有相当知名度的运动员。老师对我较器重，校方高层负责人对我印象很好。加上我床头上挂着一副我哥哥请于右任特意为我题写的“海是龙世界，云是鹤故乡”的对联。有人说我有点来头。因此，学校当局对我的处置比较审慎。我跑到校长陶戴良那里要求退还那个箱子，陶问我箱子里是什么东西，我说是黄尔尊托寄我的，我没有看，不知有什么，陶说里面都是共产党的重要文件，不能还给你。第二天我又去催问，他们告诉我，那箱文件已送给公安局了，我感到面临的危险，便和郭佑民（传闻在日寇占领南京时牺牲）、沈维道、王彦立4个同学秘密逃亡到杭州。最后，立达学园对我们4个人，以严重违犯校规为由，开除学籍。

我们在西湖小孤山上租个房间住了一个月。白天不出门，埋头读书。晚上，抽空到西湖划划船，散散心，到风声不那么紧才回上海。

这正是一年一度的暑假期满，我初中一个同班同学刘烈人给我弄来一张假造四川西阳中学的转学证书。我又改名为“梁建屏”，考入上海复旦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插班续修高中三年级下学期课程。这时，我与上海党、团组织的联系中断，也没有介入其他社团活动。但偏偏在我已经过学校毕业考试而参加全市会考的关键时刻，我改名的真相被揭穿，考试资格被一笔勾销。期望能晋身高等学府深造的心愿，顷刻化成泡影，我只好回到厦门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