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毛泽东在中南海设家宴，专为他亲自邀请来京“欢叙”的客人仇鳌洗尘。他向这位童颜鹤发、精神矍铄的老人频频敬酒，并对特邀作陪的湘籍友人章士钊、刘斐、林伯渠、李维汉、符定一说：“亦山先生是大家都熟悉的．不用我介绍。早年我们在长沙闹革命，亦山先生赞助最力．对我们的革命事业是帮了大忙的。当时他为我们筹得好几千块银洋。这笔钱当时很顶用，为我们党的事业出了很大的力气，对我们做了好事的人，我们是不应该忘记的。这件事，我不讲，你们恐怕还不知道吧……”

毛泽东这里讲的是1921年至1922年间仇鳌帮助他在长沙创办湖南自修大学的往事。

  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大”召开之后，毛泽东与何叔衡回到长沙，着手建立中共湖南地方党组织。为了提高党、团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团结社会上进步的知识分子进修马克思主义学说，他们决定在长沙创办一所“自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学校。这在中国是一个创举，困难很多，尤其是经费和校址，是急需解决的首要问题。他们在商讨中，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仇鳌和船山学社。

仇鳌，字亦山，人称亦山先生，湖南汨罗人，生于1879年，比毛泽东大14岁，可比何叔衡小5岁。早年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同盟会会员，与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一起首倡辛亥革命。他官职不高，仅任过国民党政府铨叙部次长、国民参议员，然而由于他年长资深，思想开明，知识渊博，关心青年，奖掖后进，故在国民党及军、政、商、学各界威望极高，深得各方敬仰。

船山学社位于长沙闹市，清末为曾文正公祠。民国初，当地文人刘蔚卢等人为纪念王船山，在此发起组织船山学社。社址为单层平房，三进四合院，砖木结构，山字墙，小青瓦，朱漆门窗，方砖地，树木葱郁，环境幽雅，是求学攻读的好地方。当时船山学社社长就是仇鳌。他主张船山先生的民族思想亦须放大范围，于时代方有用处，故每周定期演讲船山学术。何叔衡是该社的老社员，与仇鳌过从颇密。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时也去听过演讲，早就认识仇鳌，而且也常有交往。1920年，一位朝鲜抗日组织的负责人来长沙考察，毛泽东、何叔衡等人代表湖南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会欢迎，也邀请了仇鳌参加，并请他讲话。仇鳌在讲话中谈到：“我们不要讲狭隘的民族报复，要为世界所有被压迫民族谋解放。”毛泽东对此非常赞同。翌日即送交仇鳌一公函。聘请他为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指导员。仇问为什么，毛说，您昨天的讲话与我们研究会的宗旨是相吻合的。

1921年8月下旬，毛泽东在何叔衡陪同下，来船山学社拜会仇鳌，提出创立一所新型大学，“采古代书院与现代学校二者之长，取自动的方法，研究各种学术，以期发现真理，造就人才，使文化普及于平民，学术流传于社会”。仇鳌听了，欣然同意，当即决定由船山学社创办“湖南自修大学”。仇鳌题写了校牌，毛泽东起草了创办宣言和组织条例，船山学社的部分房屋和每月400银元经费划归自修大学，仇鳌被推选为校长，毛泽东任教务主任。从此，自修大学在仇鳌的掩护下，成了中共湖南党组织公开活动的场所，毛泽东也住进了船山学社。　　仇鳌担任校长只是领衔挂名而已，学校一切事务全由毛泽东等人具体负责。学生大都是进步知识分子和青年工人中的先进分子以及党、团干部。毛泽东和他的许多战友也在自修大学一边学习，一边领导长沙等地的工人运动，晚上经常到长沙文星桥五号仇鳌寓所聚会，讨论时事，交流，工作情况，仇鳌夫人总是热情接待，款以汨罗特有的姜盐芝麻豆子茶和长沙火宫殿的油炸臭豆腐。

嗣后，自修大学又建立了图书馆，创办了理论刊物，还为工农干部增设了补习班，越办越兴旺，经费不足部分，又由仇鳌以振兴社会文化名义向各界筹措。自修大学成了我党最初的党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起了重大作用，但也引起了湖南督军赵恒惕的不满。仇鳌平日与赵政见不合，此时矛盾愈益激烈。1922年底，仇鳌辞去船山学社社长与自修大学校长之职，将学社和大学的全部事务交给了毛泽东等人，翌年便赴欧美考察去了。于是何叔衡继任船山学社社长，党的“二大”后派来湖南工作的李达任自修大学校长，直到1923年冬自修大学被赵恒惕封闭止。

1925年仇鳌出国考察归来，毛泽东已经去上海，以后的20余年中，一个戎马倥偬，栉风沐雨，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而奋斗；一个从事文化教育和社会福利事业，以支援北伐、抗日和民主解放运动。二人虽无缘会面，然而心神向往，偶有消息相通。

1949年夏，人民解放军挥师江南，仇鳌已年过古稀，身体犹健。地下党组织与他取得联系，望他凭借自己声誉为解放事业尽力。时白崇禧大军盘据湖广，仇鳌力劝白脱离蒋介石在武汉独立，未能成功；又劝他宣布隐退，使西南人民免遭兵祸，仍无成。仇鳌乃毅然拒绝甘言厚币之利诱，不顾暗杀之威胁，与白决绝，大力襄助程潜高举义旗，倡导湖南和平解放。程总揽全局与军事，仇则负责联系政治、文教、工商和社会各界。解放军进入长沙之日，不费一枪一弹，人民箪食壶浆，空巷相迎，人称自辛亥革命以来，长沙多次易守所绝无仅有之盛举。

是年8月，毛泽东电邀仇鳌与程潜、陈明仁、唐生智赴北平参加全国第一届政协会议，共商国是。时老人正退居故乡汨罗，以老病为由，回电辞谢，虽属实情，然不无有功不居、淡泊自守之意。10月，毛泽东又来信邀请，并说“即使先生无意官职，也请来京欢叙”，情意拳拳。仇鳌不便再辞，乃携秘书陈曼若、莫钧一及侄仇硕夫一同赴京，中央统战部长李维汉和毛泽东秘书田家英在车站迎接，寓居北京饭店中央招待所。不日，毛泽东即设家宴为先生洗尘，席间谈了本文开头记述的那段话。1950年2月，毛泽东请仇鳌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及参事室主任，老人又托老病辞谢，毛泽东风趣地说：“人常道，国民党税多，共产党会多，你老只听听会就行了。喜欢听就听，不喜欢听就起身走嘛！”

195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30周年之前夕，仇鳌给毛泽东写了封长信，在历叙旧谊之后，复剀切陈词：

“……将马恩列斯著作及你所著论文，从事研究，大足以创造另一世界及另一国家之经济文化，这是无可置疑的。惟党一接近实际政治，最易停滞与腐蚀。从来讲主义、谈政治，在宣传的革命时期，属于破坏方面，无所顾忌，易于成功。而革命战争胜利后，迄至掌握政权，进入主义的建设，千头万绪，学识不够，经验全无，不独难见成功，而且时有错误，遂不免自起怀疑，顿生停滞现象。在此期间，最宜鼓起勇气，克服此种困难，使既定政策能逐步实现。又，同志们在地下工作期间，正如孟子所谓‘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皆能忍受；一旦革命成功，上述各种情况忽然消逝，取昔日敌人之所有者而尽有之，精神与物质两方面皆达愉快，不免在有形与无形的中间，使革命的伟大前途，因腐蚀而发生障碍。此则当前问题未可丝毫忽略得的。好在你党有一革命武器，即批评与自我批评，但须时时把握这个武器，不仅自己党员，就是党外人士，亦应争取共同掌握，相互运用，则一切艰难皆可克服。……”

建国伊始，仇鳌就能提出如此中肯意见，足见其胸中韬略，真是推心置腹，肝胆相照。

1954年，各大区解放，仇鳌担任全国政协委员及民革中央委员之职，定居北京，日与旧友章士钊、刘斐、陈叔通等人交游，诗酒自娱。仇鳌在1948年70高龄时曾患肺癌，割去半肺，故自称“半肺老人”。毛泽东关心老人年高体弱，需要营养，而且他友朋众多，交际极繁。特批给老人每月生活补助费300元，每逢令时佳节，或派人慰问，馈赠礼物，或书柬相邀，聚首欢谈。每次相见，毛泽东总是出门迎送，亲自扶掖。一天，毛泽东偶过老人寓所，遂命停车，入室省视老人，并叫随从为他和老人合影。毛泽东从客厅里搬来一张藤椅，亲自扶老人坐于藤椅—上，自己站在老人身后。两天后。毛泽东又亲自为照片题词，派人送给老人。仇鳌把这张照片视若珍宝，悬于客厅正中，每有客来，必详为介绍当时摄影情景，激动之情，溢于言表。可惜后来被红卫兵小将撕毁，而且以凌辱伟大领袖之大逆罪名加祸于老人。

“文化大革命”中，老人年登耄耋，心身交瘁，无异风中残烛，还被勒令扫街，不久即病倒在床，遂至不起，临终前数日，犹致书友人：“我精神日益不支，自揣即死；浮云蔽日，不死何待！”这是老人的绝笔，也是他忧国愤时的心声。毛泽东此时却无暇顾及老人了。1970年2月9日，仇鳌先生饮恨长逝，享年9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