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匡互生(1891~1933)字济,号日休,出身于湖南邵阳东乡长沙村的一个普通农家,自幼参加农耕,养成坚韧不拔和勤俭勇为的性格。七岁始入塾读书。1900年,邵阳大旱,邑人贺金声义请十万石谷平粜,越两年,又首倡民族革命,失败后慷慨牺牲。匡互生感佩甚深,颇有志于革命。14岁起,即从贺金声部下习国术,成就了强健的体魄。16岁到19岁,又入谢公祠研习王船山学说,革命精神日盛。1910年,赴长沙入邵阳驻省中学就读。辛亥革命时,他曾响应革命军,一起攻打巡抚衙门。在邵阳中学期间,他的一篇作文因讽刺当时的湖南督军爪牙汤芗铭的肆行虐杀,竟构成文字狱,校长被处十年徒刑,国文教员惨遭枪决,他躲避及时得幸免于难。此事更加深了他的反抗意识。1915年,匡互生入北京高等师范数理部预科就读,次年转入本科。在北高师期间,正值袁世凯复辟称帝,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日紧,北洋军阀连年混战、卖国求荣,国势日益倾危。匡互生每与相知同学谈论国事,悲愤交加,爱国情感十分强烈。此时,苏联十月革命胜利,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在一些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影响下,匡互生与周予同、刘薰宇等人先后组织了进步学生团体同言社、健新社和工学会,以联络和团结更多的爱国学生。他们议论时事,开展学术研究,出版《工学》杂志,提倡工学合一,在校内和社会上产生了较大的影响。1919年春,巴黎和会消息传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5月4日北京学生集会游行,提出“外御强权,内惩国贼”的爱国口号,冲向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处,火烧赵家楼,揭开了五四运动的序幕。在这次行动中,匡互生率先冲进曹宅,打开大门,让游行学生进入,痛击了卖国贼章宗祥,成为这一历史事件的著名人物。1919年夏,匡互生从北高师毕业回到家乡,先在长沙楚怡小学任教,兼编小学教科书。1920年他积极参加了毛泽东等领导的湖南教育界驱张(军阀张敬尧)运动。张敬尧败走后,匡互生应聘担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务主任。在他主持下,学校实行教育改革,提倡男女同学,民主办校,学术研究自由,反对封建复古倒退,并延聘大批进步思想家、教育家任教讲学,其中包括毛泽东。一师成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阵地。在此期间,他参加了毛泽东创办和领导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是早期会员之一,后来又与毛泽东等共同发起组织了文化书社。
1921年,匡互生有感于教育对社会影响之不速,便去职提倡新村运动,创办“生社”,试图推行工学生活的社会化。先后于杭州上纤埠、宜兴凌家塘试验,但很快都因经济不济作罢。1922年,他任教于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因与学校当局意见不合,不久即辞去。1924年,就聘于浙江上虞春晖中学任训育主任,又因提倡教育改革受阻,只一年就脱离该校来到上海。不久,原先同在春晖中学任教的夏丐尊、丰子恺、周为群、刘薰宇、朱光潜等陆续转来上海,会同原在上海的文化界朋友胡愈之、周予同、刘大白、陈之佛、夏衍等组成立达学社,并决定自办一所学校。
1925年春,学校创办,初名立达中学,其时仅有初中三个年级,学生50余人,先后租房于虹口老靶子路、小西门黄家阙路。到秋季,立达在江湾租地自建校舍迁入,并增设高中和艺术专门部,改名立达学园。从此,匡互生整个身心都与立达学园融为了一体。1932年一二八事变,日军炮火将立达校舍和农场毁损殆尽,很多人以为立达从此完了,但他毫不灰心,四处奔走,百折不挠,力谋恢复。到了6月间,弦歌之声已在四面瓦砾中重新响起。立达复生了,匡互生却病倒了,无暇医治,延至12月才入同仁医院,第二年3月初移入东南医院,诊断为肠癌,并已无可救治,至4月22日,终于停止了呼吸,享年43岁。5月2日,匡互生被安葬于立达学园农场。
(二)
匡互生的教育思想,建筑于他对整个宇宙和人生的认识。早在中学时代和北高师求学期间,他就特别喜欢天文学,他从天体结构和运行的规律中得到启示,认识到广袤的宇宙中,无数的星体既各自独立,又相互维系,相互影响,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宇宙,宇宙和其中的每一个星体又是时刻处于变化发展之中。人类社会也是如此,无数的个人形成了一个社会整体,彼此互相影响,互相维系,社会整体和个人又都处于不断变化发展之中,作为个人来说,他的发展必须依靠社会和社会的进步,但同时,也必须对社会及其进步尽责任。为此,他很早就坚定地树立了这样一种人生观,即抛弃“小我”(个人),同他周围的人一起以实际行动对“大我”(社会)有所贡献。他认为,为了对社会尽责,个人就必须不断学习,不断进步;为了使更多的人对社会尽责,教育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与此同时,他受到五四前后开始传入的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对改造当时腐朽没落的社会,怀有巨大的热情。他在《通俗天文学》译者序中写道:“现在的中国,真是百孔千疮,几无一点可以乐观,推厥原因,当不止一种,然而归纳起来,不外制度与人性两种。”为此他认为教育不仅应着力于培养崇高伟大的人性,消除浅见、狭窄、自私、固执等陋见,还应对改造社会起重大作用,而且必须和改造社会相结合。他在1932年10月给友人的信中写到:“号称四万万五千万人所盘踞的大地,真比沙漠不如。沙漠的寂寞虽可怕,而沙漠的洁净实易于收拾。现象如此,曷胜悲愤!然而我们对于大多数受人愚弄宰割的百姓,实不能不洒同情之泪。洒泪犹不中用,我们更不能不奋然而起作点革命的工作,为人类留点正气,为社会开条生路”。
对于当时的教育,匡互生认为缺陷太多了,特别是官办的教育,几可称之为腐败的教育。他愤慨地说:“中国自有教育以来,教育家不是以军国主义相标榜,便是以实利主义相号召。他们因为要贯彻他们的主张,便不惜戕贼青年固有的良好天性,以养成一种残忍的、奴隶的、偏私的、计算的、狭小的习性”。那些对教育有觉悟又抱决心的志士,不是感受处处牵制的痛苦,就是被溶化于这种洪炉烈焰。那些校长们大半不是为教育而办教育,教职员都是受聘而来,除了教课,不负什么责任;那些校长、教职员对教育或者并无主张,或者主张分歧,所谓官厅、校董则对教育往往有妨碍而无辅助,因此他和立达学会的一些同仁们一起,决计“脱离圈套,另辟新境,自由自在地去实现教育理想”。
1925年立达学园创办。“立达”是取孔子《论语》中“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意,“立己”是为了“立人”,只有“立人”,才能真正“立己”。学校起名“学园”,源出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Academy,旨在张扬柏拉图讲学重研讨、重身教、重力行之风,同时也体现了匡互生等人的教育思想,“真正的教育和花园里的工人培植花木一样,必须顺应它们的本性培植它们”,“他们很想把园艺家的方法,应用到教育上来,所以就把学校叫做学园”。
匡互生说:“我们的学校纯粹由同志的教师、信仰的学生组成,一方面要具有社会的组织和互助的生活,一方面要充满了家庭的亲爱,大家都欣合无间,极力由敬爱而发生人格感化”;
“立达的师生要极力培养牺牲的精神,大家都能抛弃身家,为人群谋幸福”;
“我们立达的师生,一方面要极力过俭朴的生活,使精神不易为物质欲所屈服,一方面要实行劳动,每日费若干时间,到工场农场去作工”;
“立达的师生,对于学问方面,不纯是记忆书本知识,要能在课本外自由研究,独立思想,以求养成科学的头脑”。
他宣布立达学园的宗旨是:“修养健全人格,实行互助生活,以改造社会,促进文化”。
(三)
立达创建以后,在匡互生的主持下,冲破一般教育的陈规旧制,创立了尊师与爱生并重的学校体制,实施了一整套新的教育制度,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民主办校。立达学园不设校长,由教师、职员、学生各选代表若干人,组成导师会(校务委员会),学校重大事务,均由导师会讨论决定,再分别交各有关部门执行。由于采取民主,立达师生员工都能树立主人翁思想,学校亦时刻关怀每个成员的生活与工作。立达延聘教师,以志同道合,能为实现立达宗旨努力工作为取舍。立达学会成员大部分为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如周建人、陈望道、夏丐尊、叶圣陶、郑振铎、丰子恺、陈抱一、陈之佛、朱自清、刘薰宇、胡愈之、周予同、刘大白、朱光潜、方光涛、章克标、易寅村、张作人、沈仲九等。在立达初创时期,他们都无条件到立达学园义务授课,鲁迅先生也曾到立达讲演。因此,立达学园虽规模不大,校舍简陋,经费困难,但师资水平和教学质量为当时全国同类学校所少见。
二、课堂教学与自由发展相结合。立达学园非常重视知识质量,但决不囿于传统的教法。匡互生有一句名言:“教育的真义是引发而不是‘模造’”。他认为,人的天性不同,有如其面,教育者决不应该以一种主张束缚被教育者,以致有的受压抑而丧失掉,有的则由此而导致畸形的发展。教育者的责任,是在使被教育者能自由发展的环境中,为之除害虫,施肥料,滋雨露,使之能够就其个性自然发荣滋长,而决不能制好一个模型,把被教育者都铸入那个模型之中。为此,立达学园提倡学生“自觉、自动、自治,以立自由之基础”。学校自订课程,自编教材,高中部曾一度文理分科,也曾先后开设艺术专修班和中国文学进修班,由一代艺术名师和文学名师丰子恺、夏丐尊分别负责。在外文学习中,除英语必修外,还开设法语、意大利语、世界语供学生选修;此外设有逻辑课,讲唯物辨证法,设社会学,讲社会发展史,设道德实践课,由匡互生亲自讲授。在教学方法上,“由专重教室教授变为注重自由研究和教科书籍的编辑。力主教师讲授与学生自由讨论相结合,重视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动积极性。课外,学生可以自由组织学习小组,学术团体,思考各种问题,探讨人生真谛。学校的图书馆、实验摩全天开放,只需登记即可借用。此外还经常举行全校性的演讲会、辨论会,出版各种墙报、刊物,活跃学生思想,扩大知识范围。立达学生考入国内著名大学的为数不少。
三、提倡人格教育。立达学园创办时,匡互生就提出了人格教育的主张,他在解释立达宗旨时说:“所谓改造社会,促进文化,这是我们的同学将来应当担负的一个重大担子……要担负这般重大的担子,不是容易的,先要问自己力量胜任不胜任,所以第一步功夫在修养健全人格”。所谓“健全人格”具体来说就是:1、能尽自己的力量,去做那些促使社会发展的工作;2、在社会前进的长途上,自己的言行,不能有损于人,而应做到对人能“互助”,对己要“自立”;3、尽最大努力,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以担负起“促进文化,改造社会之职”,“修养人格,实行互助生活,是立达的根基;改造社会,促进文化,是立达的结果……总合这几句话,于是成为一个人,成为一个立达的人”。立达学园实施人格教育并不采取任何形式的说教,而是依靠师生共同生活,师生间互相切磋,至诚相见,把学校办成一个和睦相亲的大集体。立达招生简章明文规定,“本校对学生的操行着重注重其自觉的行动,不采用形式的奖惩和繁琐的规章去限制他们”。匡互生常说:“立达是由一些志同道合的教师工友为培育有理想的学生而组成的。它一面具有互助生活的精神,使学生无形中能懂得人与人之间,本无高低之分,而应平等相待。个人与集体之间,则应以亲爱和互助为主要原则”,“倘使学生都能各自养成这种品德,即使书本知识差一点,倒也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实施人格教育,匡互生还强调“全人教授”和“人格感化”,即教育者自己要有良好的德性,丰富的知识,勤学的习惯,能作学生的表率。教师身教,学生共鸣,潜移默化。匡互生自己就是以自己的爱憎分明,自己的真诚和对学生的理解赢得了学生的敬爱,他与个别犯错误的学生谈话,每每声泪俱下,使学生深受感动,多少年以后仍对当时的错误感到后悔。他将立达之事业视为其终身事业,不畏艰难不辞劳苦,为立达的发展奋力奔走。在“一二八”立达遭劫的日子里,他四处奔走,亲自指挥抢救陷入战火中的江湾校产,安顿师生,出生入死。立达复生了,他却倒下了。正象朱自清先生所说:“互生觉得青年成见还少,希望最多,所以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一滴不剩而献给他们,让爱的宗教在他们中间发荣滋长,让他们都走向新世界去”。匡互生倡导的教师以自身的人格作模范,身教重于言教,由敬爱而发生潜移默化的人格感化,其力量是不可估量的。
四、重视生产劳动。匡互生认为,实施生产教育可以使学生把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与社会生产与生活实际紧密相联,从而认识到社会财富——无论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人们辛勤劳动的成果;可以使学生明了凡事必须按科学办理,培养学生学科学、爱科学的思想和能力;可以使学生了解当时中国农村现实的生产、生活与文化,以便在离校后把自己学到的知识用之于改造社会和发展社会生产。为此,匡互生力主“提倡生产教育,以求人格教育的充实”。学园在江湾开设立达农场,从美国引进优良鸡种和蜜蜂良种,供师生参加劳动,使劳心与劳力有机结合。每当劳动时,匡互生总是带头参加。他常说:“人类最高贵的一点灵光,就是排除一切障碍而求实现理想的一种毅力。这种毅力要用刻苦耐劳去培养。我们立达的师生,一方面要极力过俭朴的生活,使精神不易为物质欲所屈服,一方面要实行劳动,每日费若干时间,到工场、农场去作工”。这样,书本知识也能成为生活的知识,学生才不会变成死背教条的书呆子,这样的知识才能用之于发展社会生产,改善人类的精神生活,促使社会前进。学生们通过劳动,既得到了品德修养,学到了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能,又改善了日常的生活。
五、教学活动与社会实践相结合。1929年起,匡互生在立达学园设立了农村教育科,分设养蜂、养鸡和园艺三个专业,培养农村教育人才。农村教育科以早期马列主义教育家杨贤江新著《新教育大纲》为教育学教材,严厉批判教育脱离实际,脱离政治的错误倾向,号召师生参与社会变革。1930年农教科迁入南翔农村,成为一种特异的勤工俭学组织——工学社。它把学校生活当作一种社会生活,使教育活动、生产实践和社会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它的宗旨是:“本互助精神,采合作制度,共同生产,共同消费,共同研究,求工学合一之实现,籍以养成改造农村之实力”。工学社不雇工役,所有日常工作都由师生共同处理,放手把学校交给学生自己管理。工学社附设立达小学,免费招收附近农村的学龄儿童入学。设农友问病处,备有常用药材,为农民治疗感冒、疟疾等病。开办农民夜校和妇女识字班,有时还邀请农民来校参观,参加文娱会,指导学生种花草、瓜果,不仅加强了学生与农民的联系,锻炼了社会工作能力,还引导学生关心社会、了解社会,为投身于改造社会作好思想准备。工学社开的课并不多,也从不考试,但学生看的书比一般学校学生多得多,学习的深度、广度更大,一些学生自学世界语,成为早期世界语学者,有的学生成为诗人,还有一些学生成为生物学家、园艺家。匡互生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企图通过教育来改造社会,特别是通过工学结合、农村教育来影响社会,改造社会,拯救中国,希望“中国社会在二十世纪的竞争中,避免没落和被压迫的厄运”,实际上只能是一种幻想。但是他在揭露旧社会旧教育的弊病,追求理想教育,指出并实践新人培养的途径上都做了有积极意义的贡献,也为今天的教育改革与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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