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二年夏天我在香港大学毕业后，就到上海吴淞中国公学中学部教英文，才开始接触到五四运动在知识分子中间的巨大影响以及左右两派在政治、文艺和教育等问题上的激烈斗争。我听过李大钊、恽代英诸位先烈的讲话，我还在当时由左派支持的上海大学里兼课，和左派青年也有些来往。我因受过长期的封建教育和帝国主义教育，一时还不能转过弯来，总的说来，我在不满现状方面和进步青年是心连心的，但由于清高的幻想妨碍我参加党派斗争。不多时，中国公学中学部在江浙战争中被摧毁了，我由文艺界老友夏丐尊先生的介绍，转到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在短短的几个月之中，我结识了后来对我影响颇深的匡互生、朱自清和丰子恺几位好友。匡互生是春晖中学的教务主任，他和无政府主义者有些来往，特别维护教育的民主自由，而春晖中学校长是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作风有些专制。匡互生向校长建议改革（其中有让学生有发言权、男女同校等），被校长断然拒绝了。匡互生就愤而辞去教务主任职，掀起了一场风潮。我对匡互生深表同情，就跟他采取毅然决然的态度，离开春晖中学跑到上海另谋出路。离白马湖时有一批同情我们的学生到车站挽留我们，挽留不住，就跟我们一同跑到上海。到了上海之后，有一批教师例如周为群、刘薰宇、丰子恺、夏丐尊等人也陆续转到上海。原在上海的一批文化界朋友，例如胡愈之、周予同、刘大白、陈之佛、夏衍、章锡琛等也陆续参加进来，组成了一个立达学会。我们商定办一所立达学园。先在上海老西门黄家阙租了几间破房子马上开课，同时在江湾筹建校舍。我们都是些穷书生，白手起家办学校，其艰难是可想而知的。为着筹经费和争取社会支持，我曾陪匡互生找过上海的湖南大资本家聂芸台，文化界要人吴稚晖，还专程跑到北京找过当时的教育部长易培基和教育部参事黎锦熙。

不久，江湾校舍建成了，我们就迁到江湾，以立达学会的名义宣布了创办立达学园的宗旨。这份宣言是在匡互生授意下由我执笔的，公开提出了教育独立自由的主张。叫做“立达”也有深意，来源于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两句话。“立”指脚跟站得稳，或立场坚定，“达”指通情达理，行得通。在“立”与“达”两方面，“人”与“己”有互相因依的关系，“成己”而后能“成物”，做到成物也才能真正地成己。这是“解放全人类才能真正地解放自己”这一深刻的辩证思想的朴素表达方式，我们当时对马克思主义当然还茫然无知。叫做“学园”而不叫做“学校”，是要标明我们的“学园”不同于当时一般的学校。这个词当然联想到希腊的“柏拉图学园”的自由讨论的风气，但是更切实的意义是把青年当作幼苗来培养和爱护，使他们得到正常的健康的成长。此外，我们还有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用意，准备由学园师生开垦一个农场，后来这个愿望也实现了。立达学园附近有一所劳动大学，这二者是有直接联系的。立达学园的教育自由的思想和作风，在当时北洋军阀淫威专制令人窒息的情况下，传播了一股新鲜空气，所以对进步青年有很大的吸引力，他们都争先恐后地来就学。在一些辛勤的园丁培养之下，他们之中有不少人后来在各自的岗位上成了无名英雄。例如现在主持浙江省文联的黄源同志，他以研究鲁迅闻名，在文化界做过不少工作。黄源同志和我几十年阔别之后，去年在文代会上重逢，还亲热地呼我为“老师”，其实他自己也已七十六岁了，我比他还够不上“十年以长”。他叫我“老师”，我既感到惭愧，又感到欢喜，这是对一个老园丁的至上酬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