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匡互生先生诞生110周年，邵阳市政协文史研究委员会为了缅怀匡先生的革命精神和他的教育思想与实践，特出版这本纪念集。笔者与匡先生有许多间接的联系，特就我所知道的写成此文，以资纪念。

匡先生是“五·四”运动的闯将

关于纪念匡先生的文章。80多年来，全国的报纸杂志上许多许多，无法统计。这些文章中，没有歌功颂德的文字，而是作者发自肺腑的爱戴与崇敬之声。“五•四”青年节，旧中国也有这个节日，因为它提倡科学与民主，提倡新文化，狠狠地打击了汉奸卖国贼的嚣张气焰，所以每年这个节日，有亲自参加过运动的先驱向学生报告当时的所见所闻，也有后来的史学家在他们的历史著作中或报章杂志上撰文评价“五·四”运动的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而当时领导这一运动，敢于火烧赵家楼的“五•四”运动闯将，就是我们邵阳（今邵东县）的匡互生先生。因为匡互生先生首先是秘密联系8所国立学校的湖南籍学生，其中就有今新邵县坪上镇的钟巍先生（北大学生）。匡先生首先猛力跳上围墙上的窗洞，掰弯窗口铁栅，又一拳击碎窗玻璃纵身跳入院墙内。一共有5个人跳下去，打开后门，群众涌入，点火烧了赵家楼，严惩了卖国贼。以后虽然还经历了许多曲折，但“五·四”运动在中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在这里，笔者想借此机会补充一个事实，就是关于钟巍爬窗洞的问题，史书上只点明5个人爬了进去，匡互生为第一人，其余4人说法不一，而且没有全部写出名字，只有熊梦飞先生在他的《忆亡友匡互生》一文中指出：“匡互生纵身跃窗户，以拳碎其铁网而入，陈锡、钟巍、夏秀峰、易克嶷诸先生继之”之说，熊梦飞是五四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之一，又是匡先生挚友，所点爬窗之5人，应该是绝对可靠的。另外笔者也亲自听到湖南新闻前辈李抱一（字景侨）先生的胞弟，湖南《全民日报》的总编李景范先生说过：他1916年考入北京中国大学，因为他年纪小，才19岁，常与小同乡钟巍等节假日在一起玩，既是小同乡，父辈们又是世交，所以关系很深。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那天，他跟随钟巍一道参加了游行，并目睹钟巍继匡先生之后从窗洞里爬了进去。当时，北京的报纸刊登了“两个宝古佬爬窗进赵家楼”的事，这两个宝古佬，一个是武艺高强的匡互生，一个是绰号“笃余猛子”的钟巍。钟巍，后来赴法国勤工俭学，与周恩来常在一起，感情甚笃。回国后，成为地矿专家。李景范解放前在邵阳省立六中任教导主任；解放后仍留在学校当教师，1989年91岁因病逝世。

匡先生的革命精神是激于他的爱国思想，而他的爱国思想又源于家庭的熏陶和革命志士的影响，贺金声、禹之谟、焦达峰等以及他的老师李洞天、胡旭轩、石基等都对他影响很大。年青时，就随石基扛枪杆，配炸弹，参加对巡抚衙门的攻击。1915年考入北京高师（今北京师范大学）后，目睹卖国贼曹汝霖等的卖国罪行，极为愤慨，曾与相知的同学孙俍工（隆回人，作家，教授）、刘薰宇、杨明轩等组织“同言社”，后又与同学熊梦飞、周为群、许德珩、陈宝锷等组织了以反帝爱国为主旨的《国民杂志》社，对外国侵略者誓言“虽冒万死与争，犯大事与之战，亦不可惜。”要“一饮此强悍专横者之血之肉，以泄吾愤！”匡先生等的誓言，令人读之油然起敬。

上面提到的匡先生的这些同学中，熊梦飞却是我60多年前在安化桥头河（今属涟源市）省立第一临时中学读书时的老师。1938年长沙大火前，湖南的省立一中、省立一师、省立高职等几所有名的学校组成第一临时中学迁往安化桥头河（一师）、七星街（一中）、永丰（高职，今双丰县治）等地，领导机构为校务委员会，熊梦飞为主任委员，他常轿来轿去到各校了解情况，指导工作。他虽系国民党政府的官僚，但每年“五·四”青年节，要为学生作一个报告，谈当时反帝、反卖国贼情况，当然也谈他自己参加运动的感想，这对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思想是起过一定作用的。这些，我至今记忆犹新。

1940年2月，我考入临中师范部后，不仅聆听过熊梦飞的报告，还在图书馆借到匡先生写的《五四运动纪实》一书，仔细阅读两次，书中对五四运动史实记载非常详尽，却没有一处地方提到他自己的。匡先生的为人，令年青时期的我佩服得五体投地。更因我们宝庆出了这么个人物而感到自豪！

匡先生在湖南的革命活动和教学改革

1919年，匡先生毕业于北京高师，受长沙楚怡小学校长陈润霖（新化人）之聘，到楚怡小学任教，兼编内容革新的国语教科书。当时新民学会会员何叔衡也在楚怡小学任教。毛泽东经常邀集新民学会会员到何叔衡处开会，匡先生也参加了新民学会，后成了学会中的中坚力量。这年秋冬之间，与毛泽东等参加湖南人民反对皖系军阀张敬尧的“驱张运动”，曾与好友熊梦飞密商谋炸张贼。最后张敬尧溃败，驱张运动取得了胜利。时谭延闿当了湖南督军兼省长，易培基因支持驱张运动有功，任其为省长公署秘书长，旋委兼湖南教育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和湖南省立图书馆馆长。同年秋，毛泽东和一师的进步学生请求谭延闿委易培基为一师校长，利用易的政治地位，彻底改革一师，从而在湖南掀起新文化运动，谭延闿顺应潮流而照委。易随即聘请匡互生为一师教务主任。原因是他自已兼职过多，很少来校理事，加上对匡先生的信任，校务全由匡先生负责。匡先生对一师进行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首先撤换了一批思想陈腐的教员，延聘参加过五四运动，受过五四运动熏陶的新人物来校任教，如周谷城、舒新城、赵景深、熊梦飞、夏丐尊、徐特立、李达、李维汉、田汉、刘鸣剑、徐钰礼、魏先朴、陈奎生等人；废除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如实行多年的学监被废除；组织学生自治会，自治会的代表可参加教务会，学生自己管理自己，对学校各项工作可以提出意见；鼓励学生成立各种学术团体，开展学术讨论。学校除“新民学会”外，还有“崇新学社”、“马克思主义研究会”，还有倾向无政府主义的“明社”、“○社”；开放女禁，实行男女同校；废除颂扬封建主义教材，由教师自编反帝反封建的课本；废除文言文，使用白话文；教学方法反对“注入式”提倡“启发式”，任命毛泽东为师范部国文教员，并邀请杜威（美国教家家）、蔡元培（北大校长）等名流来校讲学。

通过这些改革，一师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新气象，对长沙其他学校都有很大影响。这种优良学风、校风，特别是学生自己管理自己，到40年代还一直保存在。笔者是1940年春考入临中师范部的，同学们都认真学习，深怕落后，连家庭经济富裕的女同学都如此，家境不好的男同学就更不用说了。学校虽设有训育处，也有主任、训育员，除主任方定文在几个班教点公民课外，很少看到他们的踪影，就是让学生自己管自己的体现。学术团体也多，可以开展各种讨论，为学术问题出墙报争鸣，上面所提到的那一大批教师名单中，有刘鸣剑、徐钰礼、魏先朴、陈奎生4人，我读书时，他们还在一师，有的一直未动，有的走了以后又回来。刘鸣剑当时是师范部的主任，1941年上期，一师恢复校名时，他才调走；徐钰礼是著名的数学教师，魏先朴是著名的国文和逻辑学教师，41年下期任过校长半年；陈奎生是湖南著名的体育教授，著作很多，当时他任教育学教师。他们都与匡互生先生共过事，深知匡先生的办学思想和办学精神，上课或与学生谈心时，有时就谈到了匡先生的办学与为人，对学生的教育是很深的。

匡先生在一师搞教改的同时，参加了以毛泽东为首发起组织的长沙文化书社，是积极发起人之一，以新文化、新思想启迪国人。据1920年8月3日湖南《大公报》载“昨日文化书社发起人，假楚怡小学开会，到会有赵运文、朱剑凡、匡日休（即匡互生）、毛泽东、熊梦飞等，赵运文主席。通过组织大纲后，推定筹备员易礼容、彭璜、毛泽东三人，担任草拟学会及营业部细则。”这一则报导，将文化书社缘起说得清清楚楚。初创时有36名社员，新民学会会员占15名，有文教、新闻界人士，也有政界和商界人士参加，代表性相当广泛。可以说长沙文化书社是以新民学会会员为核心，以文教界人士为基础。争取各界人士办起来的。

长沙文化书社创办之后，接着在平江、浏阳、武冈、衡阳、宁乡、溆浦、宝庆、岳阳、嘉禾等县创办了9个分社。宝庆分社的创办人就是匡互生、黄麟、贺民范3人。匡先生是黄麟在第一师范的老师，贺民范是长沙文化书社社员，曾捐资并将自修大学的房屋租给文化书社使用，是积极支持文化书社创办的人。他们三人都是宝庆人，都想为自己的家乡办件好事。于是三人商量，一同回宝庆创办文化书社。正好黄麟1920年冬毕业，他与毛泽东又是同窗好友。三人经过一个多月的筹备，于1921年1月8日宝庆文化书社开业。地址租用城内武庙第三国民学校。匡、贺都是黄麟的长辈，办社之事只作了些原则性指示，具体工作都由黄麟承担。黄麟一面教书，一面经营文化书社，将新思想新文化书刊传遍到宝庆下属各县。6年多时间，“宝庆文化书社的营业额在7个分社中居第一。”（岳阳和嘉禾两个后办的除外，录自《湖南出版史料》第1辑）。1927年“马日事变”后，书社被陈光中捣毁，损失惨重。

黄麟是我岳父，我在40年代后期曾听到他老讲过许多关于匡互生先生办学和为人方面的事。因为时隔50多年，许多事情忘记了。有一件事却至今记忆犹新。那就是匡先生调附小主事毛泽东到师范部教国文的事。那时一师的教师学者名流多，连谭延闿、马邻翼（邵阳回族）都在该校当过教师，日本来的教师就有山寺容磨等7人，美国来的教师也有盖伯奈等两人，教师水平之高堪称第一。而毛泽东仅毕业于一师第1部第8班，没有高的学历。当时也有人提出不同意见。但匡先生从实际出发，从不坚持己见的他，却坚持下来。毛泽东教学的时间不长，却得到了学生的交口称赞。这件事对年青时代的我有着很大的教育意义。

匡先生从1920年7月到一师任教务主任，到1921年10月离开，为时仅一年多，通过教育改革使一师面目一新，也开创了湖南教改的先河。但是暇势力的嫉视，反对和造谣中伤，谭延闿和赵恒惕争权夺利，谭被赶下台，长沙政局动荡，特别是有人怀疑匡先生欲谋炸赵恒惕，对一师的任何活动都加以监视。环境如此恶劣，无从开展其教改事业，正巧从日本传入一种改革农村社会的新村运动。匡先生认为这种半工半读，又工又学的共同生产和生活，适应中国社会的特点，很想实践一下。于是在学期结束前辞掉一师职务，于10月离开长沙，到宜兴、杭州等几个地方，洽办农场小学，终因经费困难，搞了几年，无甚效果。1924年2月，受聘任浙江春晖中学数学教师兼舍务主任（指导学生生活和思想品德），在校期间，对当时学校所采用的数学教科书，撰文指出其中谬误，并积极建议学校当局实行教改，均遭到拒绝，匡先生深感失望。特别是学生黄源因戴一顶农民用的毡帽上操场，体育教师认为不成体统，黄源不服，加以反驳，最终被开除学籍。匡先生认为学校鄙视农民，愤而辞职离校。匡先生离校后，同事朱光潜、丰子恺、刘薰宇、陶载良及一部分学生，如黄源、魏凤江、许竟英等一同到了上海，他们酝酿自办一所学校，以实施自己的教育理想。

匡先生的教育思想及实践

1925年1月，匡先生与上述朱、丰、刘、陶等5人商议，由丰子恺、朱光潜在上海筹备校舍及招生事宜，匡先生去北京筹款，共募得80元作为开办费，丰子恺卖掉了自己上虞的房子，这才租得虹口老靶子路10号两幢房子作为临时校舍，兴办了“立达中学（初中）”。以后又捐得了一些钱，在校舍不敷应用时，又改租了小西门黄家阙路原上海艺术专科师范第二院的9幢校舍，2月25日开学，有学生60人（男50，女10）。校舍仍然不移，又加租了江阴路住宅一所。

学校办起来了，在匡先生的倡议下，3月12日在上海组织成立“立达学会”，它的宗旨是：“修养人格，研究学术，发展教育，改造社会”。计划出版丛书，创办刊物《一般》，研究学术，创办农场等社会事业。研究学术的第一个问题，即匡先生所著《中等学校的训育问题》，发表在《教育杂志》上，着重指出当时的训育与教育脱节，除一二个教师负责训育外，其余教师只教书而不育人。训育只注意消极的限制与制裁，不注意积极引导。教员自身修养差，不是以身作则，所以提出教师要教书育人。除此以外，他们想逐步办成有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的学校，将原名改为立达学园。名实相符，名正言顺。以后又得到一些朋友和学生父亲的赞助，动工兴建了自己的新校舍，于是增办了高中部和艺术专门部，包括西洋画科和图案画科。学园不设校长，不立繁琐的规章，不实行奖惩，实行人格感化教育，扶助学生自动组织自由学习和自由生活的团体，并实行由学生自由取阅图书等自主管理的办法。无疑，这些新的办学思想受到上海人的刮目相看，也影响到全国。立达学园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了特有的一页。

1926年8月，将艺术部门改为文艺院，分设中国文学系、西洋画系、图案画系，杂志《一般》出版。同月，获得曹恩劬先生及范藻华女士捐助的宝山县农地70余亩，开始筹组学园生产及师生劳动的农场。

1927年5月起，匡先生参与创设劳动大学，筹办就绪开始招生后即退出，集中精力办立达学园。这年中国文学系停办。1928年，西洋画系和图案画系，均因经费困难而停办。4月，在匡先生主持下，兴办立达农场，包括养鸡场、养蜂场、巢础制造场、园艺种植场四部分，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学园提供经费补助，为社会提供农产品（包括良种鸡）以利发展农村经济。1929年，立达学园高中部增办农村教育科，在实施人格教育的同时，进一步实施生产教育。匡先生说：“提倡生产教育，以求人格教育的充实，这一主张使由空想而见诸事实了。”农村教育科在教育上注意自学辅导，在生产上注重技能学习，在生活上注重养成质朴互助的风尚。1930年春，匡先生指导学生试行两种生产：一部分实行个人生产，一部分实行团体生产。试行一段时间后，团体生产获得成功。于是试由学生集资，共同经营畜养生产和园艺生产。以后又在南翔获得180亩土地，组成合作农场，并修建了一批校舍。7月，把农教科自江湾迁南翔。立达学园此举在于“本互助精神，采合作制度，共同消费，共同研究，求工学合一之实现，借以改进农村生活之实力。”匡先生的教育思想从办普通中学到艺术部类，再到工学合一，是经过多方探索而求得成功的。蔡端先生（蔡锷之子）对其教育思想作了个概括，即：人的教育、爱的教育、生产教育、人格教育。我想这是十分恰当的。

匡先生从1920年在一师实行教育改革开始到1933年他去世为止，短短的十多年时间，煞费苦心，一心只想实现自己的理想。特别是从1925年开始筹办立达中学而立达学园，艰苦创业，学园初具规模，却毁于1932年的“一·二八”日寇侵沪的战事。匡先生为了恢复学园，含辛茹苦，不顾一切的拼命筹资、建校，因而积劳成疾（肠癌），于1933年4月22日去世，年仅42岁。匡先生是邵阳人，文章写到这里，不能不使我联想到新邵的平民教育家周方（静庵，枫林中学校长），他比匡先生小1岁，他俩的教育思想几乎完全一致，周先生所提倡的“三化”（劳动化、社会化、生产化）、“四自”（自治治人、自救救人、自养养人、自卫卫国）、“五子”（灵活的脑子、强健的身子、流利的嘴子、万能的膀子、轻快的脚杆子）教育，是获得过全国好评的。周先生同样劳碌奔波，艰苦创业，培养了不少能文能武的学生。除此，洞口县还出了个杨韶华（省立六师校长），他生于1893年，在六师办学期间，实行“三杆教育”——笔杆、锄杆、枪杆教育（抗日时期提出）。三位教育家，都有同样的教育思想，都出自邵阳，我不能不为他们而感到家乡人杰地灵。人才辈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