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至今已有80多个年头了。火烧赵家楼，几乎成了五四运动的代名词，曹汝霖家中这把火何故而燃？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笔者作了些查考，证实纵火者实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大学前身）数理部学生匡互生。匡互生是哪方壮士，又为何出此英雄之举？却需从头一一道来。
少年立志拯中华
匡互生，号日休、济、务逊，1891年11月1日生于湖南宝庆（今邵东县）。
他10岁时，宝庆大旱，酿成灾荒，饿殍横卧乡里。他随家人剥树皮充饥，并散给没有食物的人。当地开明人士贺金声，见灾情严重，到省城请得赈谷10万石，救济灾民，使几十万人生存了下来，这一义举在宝庆到处传颂。后来，贺金声因反对封建统治，倡导革命失败，慷慨就义。贺金声为大众牺牲的精神，对匡互生发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济公忘私的精神从此开始萌发滋长。
匡互生14岁即读经史，后又研习王船山的学说，同时，随贺金声部下学国术。他学习刻苦努力，武术高超，有强烈的正义感。
1910年，匡互生赴长沙邵阳中学念书。翌年，武昌爆发辛亥革命，湖南首先响应，他扛着枪跟随老师石基先生去攻打巡抚衙门，攻破后，又防守小西门，接着参加了学生军。民国成立，他仍回邵阳中学读书。1913年，袁世凯的爪牙汤芗铭任湖南督军，屠杀虏掠，无所不为，世称“汤屠”。匡互生嫉恶如仇，愤而写了一篇《时事感言》作文，痛斥汤的丑行，被督学告密，汤芗铭下令抓捕，构成文字狱。受其牵连，校长刘武被判刑10年，而他的国文老师李洞天，只因给其修改作文，惨遭杀害。在李洞天的掩护下，匡互生得以逃脱，幸免于难。他精神上受到刻骨铭心的刺激，悲痛万分，终生难忘。从此，匡互生和同学们痛论国事，认为革命非再来一次不可。
秘密结社寻救亡图存之路
1915年，匡互生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预科，次年升入数理部本科，对天文学颇感兴趣，着意钻研。是年5月9日，袁世凯政府签署了日本帝国主义灭我中华的“二十一条”。1918年2月，北洋军阀政府的驻日公使章宗祥与日本签订了《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为日本侵略者侵占东北敞开了大门。北京学生密议有所举动，匡互生“慷慨握拳击案”，奔走联络于各校之间。5月21日，北京高师、北大、北京高等工业学校、法文专修馆等校学生2000余人，齐集在大总统府门前（即新华门），要求取消卖国协定。这是我国学生第一次大规模反帝爱国的请愿示威。“但因事前没有组织，结果，几个被推去见冯国璋的代表被冯国璋一场圆滑而兼恐吓的话骗了出来”。这次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使许多人觉醒，丢掉了对统治者的幻想，为以后的学生爱国运动作了准备，也可以说它是五四运动的序幕或预演。
“于是那些热烈的学生，因此觉悟到作事以前大有组织坚固的有力量的小团体的必要。几个月以内，各校学生独立自由组织和联合组织的小团体，相继成立的至少在20以上。”北京高师学生组织了以反对日本经济侵略，抵制日货为宗旨的“国货维持会”。由数理部三年级学生刘薰宇、匡互生、左礼振、杨明轩、周为群等发起，于4月25日成立了“同言社”。该社公开以练习讲演昭示于世，秘密以探求救亡图存之路，从而以合法形式打破了“禁止集会结杜”的局面。1919年2月9日，北京高师爱国学生在“同言社”的基础上成立了“工学会”，它宣布“唯一的目的”“不仅在于为国民外交之后援”，而更重要的则在与京中专门以上学校联合对付日本强盗”。匡互生与同班同学周为群起草了《工学会总纲》。工学会主要骨干除匡、周外，尚有杨明轩、刘薰宇、周予同、张石樵和孙俍工等，“五四”前发展到30多人。“工学会”成员多数都成为北京高师在五四运动中的中坚力量，其骨干起了核心作用。
1918年10月，匡互生与周力群、俞劲、熊梦飞等与北大、高工等校学生组织了以反帝爱国为目的的《国民》杂志社。他们有强烈的爱国思想，反对外国侵略者，誓言“虽冒万死与之争，犯大事与之战，亦不可惜”；万分痛恨给中国造成灾难的封建军阀，要“一饮此强悍专横者之血之肉，以雪吾愤”。
匡互生这时的思想更加激进，他的密友周予同说：“我和互生兄是同学，他比我高一年级。当时，我受康有为《大同书》影响，对未来社会颇有点憧憬。互生兄研究数理，对中国学术虽不甚留意，但不知从哪里接受了些西洋社会主义的理论。我曾从他的手里读了许多中国编译的社会主义小册子。我们最初将这些小册子当为秘宝，在学校当局严密监视之下，秘密地向思想清醒的或较激进的同学们宣传。后来，我们又秘密地组织一个社，不知天高地广地想来实行我们的理想。”此中所说的“组织一个社”即“同言社”和“工学会”。
星夜密议敲血钟
1919年初巴黎和会开幕。报纸传出消息，“二十一条”不仅没有取消，竟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力转让给日本，国人大哗，群起声讨，不许政府在和约上签字。北京高等学校的学生们更加激愤，决心用行动来反抗。热血沸腾的匡互生愤慨异常，拍案而起，决计为国献身，数日坐卧不宁，夜不能寝。为了有效地推动运动，国立八校湖南籍学生二三十人，组成了以匡互生、罗章龙为首的秘密行动小组，筹划有力的行动。
北京高师的学生们无不义愤填膺，工学会原拟在日本提出最后通碟的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示威运动。5月3日晚，在操场旁一个角落的小屋里开会讨论，周予同回忆这次会议时写道：“大家颇有点争辩。有些人主张一种普通的示威游行，有些人则主张非参加暴动不可，而互生兄就是后一派主张的坚持者。我当时对社会主义的理论颇有点喜悦，但施于实行，究竟有些胆怯。不过当时受互生兄热烈的感情的鼓励，居然也附和着他了。我们恐怕这议决的消息泄漏，于是将‘五七’的日期提前于明日‘五四’发动，并且星夜向各校联络”。董璠（于力）也回忆道：“晚间高师操场北端，西花厅里，会集着以工学会为骨干的十几个青年，秘密地宣布明日游行后，还要前往东城赵家楼胡同安福系巨子曹汝霖的住宅去示威的计划，并布置届时分给各个人应担负的任务。”会上议决以参与签订和约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为目标。大家怒不可遏，纷纷表示“与其为亡国之奴，不若为民国之鬼。首先提议先将交通总长驻日公使等卖国贼打死”。于是，有的去联络各校的志同道合者；有的去调查曹、章、陆的行迹和住址门牌号码；有的去设法搞到三贼的照片，以便对证；有的去弄火柴、小瓶火油，以备采取行动时使用；有的去准备旗子和传单。”散会后，互生约三四个更相投的会员密议作‘流血大牺牲’，认为‘血钟不响，民众是不能从酣梦中醒来对媚外的政府示威的’。这场密议差不多到了4日的天明才完结，各人的心里都很严肃地怀着‘死期到’的愉悦”。
北京工业专门学校五四运动领导人夏秀峰（即夏明钢）在《五四运动亲历记》中写道：“学生中确也有人暗地作了一些采取激烈行动的准备。记得5月4日清晨4时左右，天还没有大亮，高等师范学生匡济，就到北京工专学生夏秀峰宿舍里找夏（夏住在北京西城大觉胡同10号榆园），告诉夏一件这样的事：他（匡）和北京高师几个学生组织了各校一批同学，原来打算在进步系的国民外交协会5月7日在中央公园开国民大会请曹汝霖等出席受质询时，将曹等当场打死一两个，以快人心；但现在的情况变了，北京学生今天来个示威游行，一定会把卖国贼吓住，再不敢于5月7日到中央公园去出席会议，他们原来的计划，须提前于今天执行，无论到哪一个卖国贼家里去（因此时还不知道一定是曹汝霖家里去），就在哪里动手，能打倒一个卖国贼就是好的。”
5月4日晨，工学会的代表已将各校的“激烈分子”串联好，且已“心心相印”，连身后的事都已向朋友商托好了。匡互生心潮澎湃，感慨万千！这个时候，我见着几个同学那种决意为反抗强权，反抗人类的蟊贼而牺牲的激昂慷慨的态度，我只觉得有同往牺牲的快乐，绝无丝毫恐惧和苟且偷生的念头。”“公理正义竟足以使人的思想和情感超出生死问题以外至于如此！我于是才感悟到以势凌人，以死畏人的资本家军阀的权威和势力终属有限之至；理想的社会，真正的自由，实在有以血泪换得来的可能。”
惩国贼火烧赵家楼
5月4日下午1时，各校学生从四面八方陆续涌向天安门，参加集会游行的有13个学校的3000多名学生。他们手持小旗，上面写着口号：“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保我主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诛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北京高师和汇文的学生来得最早，最引人注目的是金水桥南边高师的几个学生用大竹杆高举着一副一丈多长的白布做的挽联，上面写着：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
上联右边题着“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遗臭千古”；下联左边署款“北京学界同挽”。这副挽联使游行队伍显得阵容威严，大气磅礴，有压倒一切之势。对联是高师学生张润芝连夜写出来的。
会后，学生游行队伍浩浩荡荡向东交民巷走去，因被军警阻于东交民巷西口，几经交涉毫无结果。中国的土地竟不准中国人通过，学生们怒发冲冠，“于是素不感觉外力欺压的痛苦的人们，这时也觉得激愤起来了！‘大家往外交部去，大家往曹汝霖家里去！’的呼声真个响彻云霄。这时候，无论怎样怯懦的人也都变成了一些有勇气的人了！”把游行队伍引向卖国贼的住宅是早有安排的，但事出担任总指挥的傅斯年的意外，他极力阻止，但那里挡得住爱国运动的洪流呢！愤怒的人群如潮水般向赵家楼奔去。
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前，高墙耸立，大门紧闭。同学们掷旗、呐喊，砸撞其门，但始终无法进入。一些人便想就此散去。匡互生详尽地回忆了当时的情景：“正准备着散队时，而那些预备牺牲的几个热烈同学，却乘着大家狂呼着的时候，早已猛力地跳上围墙上的窗洞上，把铁窗冲毁，滚入曹汝霖的住宅里去。这时曹汝霖宅内的十几个全身武装的卫兵，已被外面的呼声鼓掌声的震骇，并且受了跳进去的同学的勇猛的感动，已丧失了用武的胆量和能力，只得取下上好的刺刀，退出装好的子弹，让继续跳进去的五个同学从内面把那紧闭重锁的后门打开！后门打开之后，如鲫如鳞的群众就一拥而入。”
那么首先冲进曹宅的是谁呢？匡文中没有提到，与他同行的几个工学会战友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俞劲说：“走在队伍前面的人（有些是参加五四前夕秘密会议的），却有目的地引导队伍浩浩荡荡向赵家楼曹汝霖公馆走去。”“公馆大门的左右边，各有一个人多高的小窗户，这时突然有领队某君（参加“五四”前夕秘密会人员之一，湖南人，高师数理部学生，曾习武术，膂力过人），奋不顾身，纵步跳上右边小窗户……。”周予同曾在1933年著文说：“互生兄首先用拳头将玻璃打碎，从窗口爬进，将大门洞开，于是群众才一拥而进，”同年，刘薰宇也写道：“抵赵家楼曹汝霖宅，宅门已闭，互生首先攀墙破窗而入，相继人者六七人，曹宅警士慑于威力，作壁上观”。周为群更真切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况：“曹宅的大门右侧有一个小窗，仅可通过一个人身，且有厚木门关住。这时匡互生就一拳打破这个窗门，独自爬进这个窗口，我在下面托他一把，他就困难地、也极危险地进入宅内，一忽儿把两扇笨重的大门敞开。”周予同在另一篇文章中作答说：“关于谁首先打开大门，后来社会上有不同的传说，但就我的了解，确是互生。因为我们傍晚回到学校，我在学生洗脸室碰到他，看见他的手上流着鲜红的血。我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是敲玻璃窗划破的。从那天晚上起，我们同学中都已在宣扬匡日休打开卖国贼住宅大门的故事了！”还有他的一些同学、同乡中的知情者，如杨明轩、张石樵、熊梦飞、夏明钢等，所述的情况与此一致。
进入曹宅的学生们，因到处搜不出曹汝霖，“只得烧了他巢穴”，“以泄一时的愤怒”。目睹者“见互生握木棒——曹宅门杠之一，直奔入，即于卧室中，举铺盖为火，火延屋梁”。当时北大的学生罗章龙回忆说：“匡互生等同学没有找到曹汝霖，气愤地将屋子里一些易燃挂画都扯下来，集中起点火烧了。”冲进曹宅的北大学生肖劳“看见穿着长衫的两个学生，在身边取出一只洋铁扁壶，内装煤油，低声说‘放火’。然后进入四合院内北房，将地毯揭起，折叠在方桌上面，泼上煤油，便用火燃着，霎时浓烟冒起，我跟在他们后面，亲眼看见。大家认得他俩是北京高等师范的学生。”俞劲说“放火的人也就是那位跳窗户开大门的某君。当时队伍去大街游行的时候，我和某君同在队伍前面，他要我快跑去买盒火柴，我知道他不吸烟。”周为群在谈到匡互生放火焚烧曹宅时说，“先要找卖国贼论理，遍找不到，匡互生遂取出预先携带的火柴，决定放火。事为段锡朋所发觉，阻止匡互生说‘我负不了责任！’匡互生毅然回答：‘谁要你负责任？你也确实负不了责任！’结果仍旧放了火。”
曹宅烧起大火之后，军警赶来，捕去32人。次日，匡互生闻之，认为学生打进曹宅和放火是他干的，不是被捕同学之罪，要去自首，换出32人，经同学力劝乃止。
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的呼声震动全国，爱国运动蔓延中华大地。5月23日始，军阀政府加紧镇压学生运动，派军警监视学校，少数人发生动摇，匡互生对此不无忧虑，但坚强不屈。他说，“如此下去，以壮烈始，而以畏怯终，于国事无益。宜冲破罗网，继续运动，与军警决斗，获最后之成功，不成，则以死继之。”6月，军阀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压力下，罢免了曹、章、陆三贼，释放了“六三”后被捕的学生。这时，为救亡而呕心沥血的匡互生虽已憔悴不堪，却露出了胜利的微笑。
据此不难看出，是匡互生首先破窗而入，打开曹宅大门，是他第一个点燃焚烧曹宅之火。火烧赵家楼已载入史册，匡互生功勋不没。然而，他自己从不提起，认为只是尽了“社会一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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