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先讲讲中国国内研究宋教仁的情况。

一九六一年，就是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的时候，已经有一个《辛亥革命五十周年论文集》，讲到了宋教仁的问题。那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有一位陈旭麓教授，他对宋教仁的评价比较低，后来评价好象比较高了。最近几年，他忙着编辑《宋教仁集》，编得非常好，他还准备在这个集子里补充一点当时还没有办法收录的一些史料，可能还会有一个续编。一九六一年以后的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研究宋教仁的主要有台湾大学的吴相湘教授。他是一个老革命党人，湖南人。他对宋教仁很感兴趣。一九六四年，他编写了一本“宋教仁专集”。“宋教仁专集”内容之一就是《宋教仁日记》，这个“日记”根据的就是一九二○年湖南桃源三育乙种农校的石印版。吴相湘教授写的这个“宋教仁专集”，我觉得很不错。他参考的资料相当广，包括当时的报纸、杂志、回忆录、中国的、日本的档案、国民党的党史资料等。他对宋教仁的评价是相当高的，也相当客观。他的这本专集已经出版了。

下面讲讲国外研究宋教仁的情况。

大约在一九六八年，有一个日本女研究生在美国的哈佛大学写了一篇小文章，讲宋教仁。另外，美国有个谢正路教授(中国人)也写过广本比较小的“宋教仁专集”，大概三十来页。到一九七四年，有三种关于研究宋教仁的著作。—是加州的一个华侨，名叫刘基胜，写了一本《宋教仁和辛亥革命》。这是用英文写的，内容、评价跟吴相湘的差不了多少，参考的资料也跟吴相湘的差不多。第二个，是一个日本学者，名叫久保田文次，在日本发表了一篇文章，大概有二十来页，文章题名《辛亥革命中宋教仁与孙中山的关系》。宋教仁的一个日本朋友，名叫北一辉，写了一本《支那革命外史》的书，内容是对辛亥革命的回忆和分析。久保田文次，分析了《支那革命外史》，分析了北一辉的见解，也涉及到宋教仁。那位久保田文次，目前正在研究辛亥革命以前同盟会与日本人的关系。—九七四年，还有两篇研究宋教仁的文章，是另外一个日本学者写的，这个学者的名字叫片仓芳和。一篇文章是讲宋教仁在日本的情况。这篇文章已经翻译成中文，好象刊载在《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二集或第三集上。另一篇题为《宋教仁与武昌起义》。这两篇文章主要足以日本外务省档案里面保存的许多东京的警察对宋教仁的观察、关于宋教仁的小情报为依据写的。这些资料现在还保存在日本外务省的档案里。一九七六年，有一位日本人——很可惜，我想不起他叫什么名字——也写过一本叫做《感情与理解》的书。《感情与理解》其实是一个论文集，是专门研究宋敦仁的。他主要是研究宋教仁的思想和宋教仁对中国传统学术的看法，尤其是研究宋教仁早期的情况。他把宋教仁的日记当做依据，推测宋教仁受过的中国传统教育。中国传统学术对宋教仁的影响，考证清朝的朝政与传统。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年，还有一个日学者，名叫松本英基，是近年来研究宋教仁最多的一个。他把《宋教仁日记》翻释成日文，在他所在的大学的期刊上发表了。另外，他还写了《宋教仁与中国同盟会》、《宋教仁与间岛问题》两本书。《宋教仁与间岛问题》这本书，最近也出版了。我自己从一九七四年以来，主要研究宋教仁的思想，也写了一些小篇文章。其中之一发表在《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文集》上。这就是到目前止，我所知道的国外研究宋教仁的情况。  总括起来，对宋教仁的研究主要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就是研究宋教仁的思想，研究宋教仁思想的人不太多，有我，有台湾研究宋教仁政治人格的那位，有日本研究宋教仁对中国传统学术看法的那位。第二个，就是研究宋仁的革命活动与政治活动。  

现在，我先讲讲研究宋教仁革命活动与政治活动的情况。

从—九一二年到二十年代，中国的许多革命派、革命党批评宋教仁。那些批评，可以说主要反映在陈旭麓教授一九六一年写的那篇文章里。一九一二年，宋教仁把同盟会改造成国民党。那时，国民党的成份是拉拉杂杂的，很多人不大赞成革命，一些立宪派、旧官僚也被垃到国民党里来了，为了争取他们的支持，宋教仁非向他们妥协一点儿不行。妥协的方针是什么呢?第一，就是对帝国主义的抵抗比以前软弱—点。第二，就是放弃“平均地权”、“男女平权”的原则——同盟会的重要政纲内容。所以，有人说，在那个时候， 同盟会的革命性质取消了，取面代之的是一些很复杂的政客。很多人对自己的这个革命不大重视，不满意宋教仁的这些政策。吴相湘教授编写的“宋教仁专集”就是鉴于这种批评来为宋教仁作辩护的。他说在那个时候，对于辛亥革命，对于新的共和国，最大的危险就是袁世凯，武昌起义后，同盟会内部已经没有什么好的团结，正面临着很大的危机。同盟会的领导人物，包括孙中山在内，也承认宋教仁的政策是对了。如果了解当时的政治情况，宋教仁的那个策略是可以理解的。他那个策略的目的就是一定要尽量保持、巩固革命的阵营，而且他办得相当成功。办得成功怎么说呢?就是说他到底还组织了一个庞大的政党，动员了当时的政治力量。在那个时候，他用这些手段搞得袁世凯惶惶不安。他搞政治比袁世凯还搞得厉害。袁世凯只有一个办法才能对付宋教仁，就是暗杀他。袁世凯采取暗杀手段，对他自己也是有危险的。结果，因为暗杀宋教仁，使他失去了很多人的支持，到一九一六年就垮台了，这些事实说明，宋教仁当时的政策是相当正确的。

继续对宋教仁批评的还有日本学者久保田。久保田对当时政治情况的研究是相当仔细深入的。他不仅研究宋教仁，他还研究孙中山。他说孙中山在一九一二年一直主张平均地权，男女平权，这是比较先进的政纲嘛，还是孙中山的这个革命抱负比较好。那时，孙中山觉得经过宋教仁在政治上的摆布，自己的领导权失掉了，他很不满意，好象是有苦说不出的，因此，他放弃了领导权，主要从事平均地权、男女平权的宣传活动。其实，在那个时候，政治上军事上的情况对革命派是很不利的。经过辛亥革命，如果不能够建立一个比较民主的共和国，其他的革命目标就更不要说了。你没有一个共和国，那还讲什么平均地权、男女平权呢?连共和国的成立也是不容易的。

最近，我在长沙看了两种很宝贵的资料，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点宋教仁当时对政治、军事形势的估计情况。其中一个是宋教仁在上海的一个同事汤增壁写的对宋教仁的回忆录。回忆录写了这么一个故事，就是一九一二年元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把总统的地位让给袁世凯。把总统让给袁世凯是有条件的，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南京做首都，不要北京，袁世凯一定要来南京就任。如果这样的话，袁世凯跟他在北京的政治基础就分开了，南京的革命派就比较容易对付袁世凯。这个计划是想得不错的，但是，袁世凯也是很厉害的。二月底，宋教仁、蔡元培，还有两三个代表到北京欢迎袁世凯到南京就任总统的时候，袁世凯就知道了他们的目的是什么，所以，他在北京策划了一个兵变。兵变以后，他就说：北方的军事情况不太稳定，我想我最好不要离开北京，要留在这儿，情况才能安定下去。宋教仁、蔡元培千方百计说服袁世凯一定要到南京去，但还是遭到了袁世凯的拒绝，没办法，他们就回南京去汇报这个情况。报告情况后，有些人说：袁世凯既然是这样，我们就把我们的军队搬到北方去，名义上还是去欢迎袁世凯到南京来就任，但到了北方后，我们就顺便扫荡北洋的军事势力。宋教仁听到这个建议后，马上说：我们派军队上北京去，这不是儿戏吗?袁世凯的军队哪里会轻易让我们去呢?要去一定是要打仗的，打仗又怎么样……他的话还没说完，有一个老革命党人马君武就骂宋教仁是袁世凯的走狗。宋教仁气得要命，打了马君武。马君武也打了宋教仁，伤了他的眼睛。孙中山就讲马君武：你骂宋教仁是袁世凯的走狗，太无理了。以后，革命党没有办法要袁世凯到南京来，就让他在北京当了总统。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得出，那时候，宋教仁对军事情况看得很清楚，他早就知道要袁世凯到南京来的计划是不会实现的，在军事方面也胜不了袁世凯。许多革命党人不得不承认宋教仁的这个看法是对的。

还有一件事，就是一九一二年八月，宋教仁正要把同盟会改造成国民党，但他的一些老朋友、革命同志反对，宋教仁就跟他们会谈，说服他们。他说：你们反对把同盟会改造成国民党，还是要同盟会这个名称、这个牌子，其实这个牌子是可以保持的，但是要了这个牌子，我们就会失败。为什么呢?因为同盟会的政治势力太薄弱，不能起政治作用。他还说：今年冬天(一九一二年)不是要选举吗?如果我们的政治势力大些，还可以追求同盟会的政治目标，如果我们是少数党，那是很危险的，不要说同盟会这个牌子，就是共和国的牌子，说不定也要改了。经过这样一说服，原来反对他的一些人终于同意了他的主张。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知道，当时，宋教仁对政治形势也是看得很清楚的。同盟会的多数同志不能不承认他对。但另一方面，在武昌起义以后，去北京欢迎袁世凯南下之前，宋教仁就开始联系以前的一些旧官僚、立宪派，准备另外组织一个政党，叫同义党，好象他很早就对同盟会不大忠实，同孙中山的关系也不太好，所以，久保田对宋教仁的批评到底还是有一点道理的。

现在我讲讲我自己对宋教仁思想研究的情况。

—九一—年，宋教仁在上海的《民立报》发表了许多文章。通过这些文章，可以对宋教仁思想有一点了解，但也要考虑到，那时，宋教仁是个政治家，他的文章是否直爽地写出了他自己的看法，或许只是作政治宣传?所以，要了解宋教仁的思想，就一定要了解他的思想背景，而要了解他的思想背景，就不能从一九一一年开始，而要推移到比较早一点的时间。如果把他一九○四年——一九○五年的革命思想与他一九一一年的政治思想做一个比较，就很容易看得出是有很大差别的，是一定经过了一个很大的演变的。一九○四年——一九一一年，宋教仁在日本。在那段时间，他受过两种影响：一种是他在日本所看的书、报纸、杂志；一种是他自己对日本社会、政治的观察和越来越深入的认识。一九○四年至一九○七年，他写了一本日记，这本日记大概包括两年半的时间，这对于研究他在那个时候的思想是一个非常 丰富的资料。在同一个时期，他还在自己办的杂志《二十世纪之支那》、他朋友办的杂志《醒狮》和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从这些文章，我们可以详细了解他在那段时间的思想。一九○七年到一九一○年，直接的资料不多，但总还是有一点，我们利用这些资料，也可以了解他的思想的演变情况。

先从一九○四年、一九○五年开始，看看宋教仁的革命思想。宋教仁革命思想的主要因素有两个：一个是一种很激烈的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就是排满，反对外国侵略。另一个是一种英雄主义。他认为革命不是群众的事情，不是一个阶级的事情，也不是什么历史的推动力。他说中国需要英雄出来，需要特别优秀的领导人物来领导、改造中国。我说他有英雄主义思想，有几个根据。比如他在自己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上发表的一篇叫做《汉族侵略史叙例》的文章就是一个证明。在这篇文章里，他把世界当做一个国家与国家彼此竞争的战场。当时，西方国家，还有日本是占上风的，是侵略者。中国比较弱，是被侵略被奴役的国家。宋教仁说：我们的历史也包括很多光荣的侵略，他们的侵略跟我们过去的侵略比起来还算不得什么数。他那时很注意国家的富强，不管国际和平怎样。他觉得只要中国能够恢复以前汉朝的、唐朝的、明朝的光荣，那就太好了。他的这种看法：历史是没有进化的，历史是兴亡的，就是认为任何国家总是有一段时间是兴盛的，有一段时间是衰弱的。他有一首诗，是一九○四年华兴会起义失败后，逃离中国的时候写的。诗的大意是：我本来很愿意象以前的一些英雄杀身成仁，但是，如果我一个人杀身了，恐怕以后也没有好多人继承我们的革命事业了，还是我自己逃了好。这表明他把他自己是当做革命领导人物来尊重的。因为他有这种看法，所以他在日本读了很多关于伟人、英雄的传记，在他的日记本里也常常提到华盛顿、拿破伦等这些革命的领袖人物。我觉得，对他影响比较深的是英国人写的一本书，叫做《英雄崇拜论》。一九○六年，他的—个朋友到日本去研究监狱制度。那个朋友对他说：我到了一个监狱，看到一个监狱的小官吏，问他，你们这个监狱办得这么好，你们的监狱制度怎么样?那个小官吏说，这个监狱办得好，不是因为监狱的制度好。而是因为我们的服务精神好，责任感浓厚，对事情很认真。宋教仁听了这个故事，在他的日记中说：天下所有的事情都要这样的去办，在日本，就是那个监狱的小官吏也懂得这个道理，怪不得日本那么强。从这些可以看出，在那个时候，宋教仁的革命观念、政治观念还是相当原始的。

到了一九一一年，一九一二年，宋教仁在《民立报》发表了一些写得很成功的文章。这些文章对宪法制度、财政制度、国际法，国际关系、国内法制等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很有造诣，在当时是相当出名的。显然，这跟他以前原始的政治与革命的观念是有很大差别的。这种思想上的演变经由了什么过程呢?

现在再退到一九○五年年底，当时在日本闹了一个“取缔规则”事件，那时，日本政府对中国留学生管得很严，颁布了一个“取缔规则”，这个“规则”对中国留学生住什么宿舍，在校外活动应有什么限制等等做了一些规定。很多中国留学生把日本文部省颁布的这个“规则”当做一个侮辱。“规则”颁布以后，日本的《朝日新闻》写了一篇文章，说颁布这个“规则”是很正当的，说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很多，一些放纵的学生读书读得不好，品行不好，所以要有这些规则。中国留学生看了那篇文章，气得要命。有个宋教仁很要好的朋友陈天华(湖南人)，看到日本报纸上的那篇文章后，反映却与众不同。他说：其实，我们在东京的这些留学生，很多人读书不太认真，对国家的事情也不够认真，我们应该利用这次日本人骂我们的机会好好地进行反省，做一种责己的功夫，我们应该把我们自己的责任看得比较重一些。之后，他就投海自杀了。自杀时，他写了一个“绝命书”，忠告当时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要好好地反省，好好地做事，对国家对自己的事业要认真。宋教仁觉得陈天华的看法有道理，同时他还感到同盟会的同志办事也办得不够理想，对他自己也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宋教仁认为，革命需要特别优秀的领袖，自己先要做一番修身的功夫，治国先要修身。因此，他就开始学习修身理论，学习中国最有名的儒家王阳明。修身就是常常检点自己的行为，做一些自我批评，每天晚上或早上看一看自己一天的行为怎么样，如果跟朋友们吵了架，是怎样一个情况，是不是自己错了。这样，宋教仁天天观察自己，天天对自己进行很激烈的批评，结果搞得他自己越来越紧张。他修身的功夫是一九○六年一月开始的，到一九○八年就患了神精衰弱症，很厉害，他就到日本的医院去治病。这时候，他好象对修身失去了信心，觉得修身的方法走投无路了，而且连他的以英雄为主的革命方针也是走投无路了。好在他在那个时候已经开始得到另外一种新的看法。这种新看法主要有三个部分，第一是进化。他读了一些日本生物学的书、社会学的书、人类学的书、历史学的书，就越来越觉得历史是进化的。历史的进化不是因为有一些特别的人物才有进化的，进化有很庞大的推动力，始终把人类社会推向前进，个人的道德观念、品行也是社会进化的结果，不是因为自己觉得要做一个很好的人就可以做到的，这要取决于社会进化的状况。这样，他就认为一个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其道德、能力、智慧总是有限的。所以，他对他自己的要求就放宽了。这就是他对进化方面的一些认识。第二，革命就是为了进化。而且不只是为了一个国家的富强，而是为了整个人类社会的进化。他这个新看法大概是受了孙中山的影响，受了他的几个日本朋友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受了国际社会党的影响。那个时候，国际社会党是反对战争的，主张每个国家的政治、经济要公平。他观察到日本许多方面是比较现代化的，尤其是跟中同旧的封建社会比是比较先进的。从而他认为，进化是可能的，创立现代化的社会是可能的。中国要迈进到那样一个社会。第三，就是对待政治制度的重视。那时清朝政府颁布了一个伪立宪计划，国内掀起了一个立宪运动。这在宋教仁看来是个好现象，表示中国人民已经要求有一个比较现代化的、比较民主的政体。一九○六年，宋教仁开始从日本翻释一些论述各国政治制度的文章到国内来，他观察各国的政治制度，认为有的是比较民主的，有的虽然有一个宪法，有一个国会，但到底不太民主，所以他认为政治制度是相当重要的。一九一○年，他把日本一本题为《比较财政学》的书翻释到中国来。这本书很厚，有1400页。《比较财政学》谈到很多有意思的问题。比如财政的权力在一个国家是怎么分配的；征税、拨款是谁决定的等问题。那本书还讲到各国财政的历史，谈到各国的革命，各国的政治斗争往往是由于财政的争权引起的。比方说，国会自己要掌握财政权，跟国王争这个权力。从这件事上也表明政治制度是很重要的。 

我们了解了宋教仁的这些思想背景和思想准备，就较容易理解他在一九一一年对政治的看法了。那个时候（一九一一至一九一二年)，在宋教仁发表的一些文章里有三个主要论点。第一就是中国的革命要快。他觉得中国的革命是一个伟绩，很可能引起外国的干涉，这对中国本身是很危险的。中国革命要快，不要给外国以时间来干涉中国的内政。他这个观点是在一篇题名《葡国改革之大成功》的文章中提出来的。其含义就是中国革命要避免长期的军事斗争。第二就是中国革命的时候要避免日本所犯过的错误。日本怎么样呢？宋教仁经过六年对日本的观察，看透了日本政府。他们培养人民的所谓爱国心、尚武精神，都是欺骗人民的。日本虽然是个立宪国家，有宪法，有国会，但国会没有什么权力，权柄把握在日本的军阀手里。怎么会这样呢?一是因为日本的宪法写得不好。二是因为在日本明治维新的时候，日本军人打仗打得很多，功劳很大，所以权就落到了军人手里。日本军人不愿意放弃权力，一直到一九一一年他们还能够摆布日本的政治。因此，后来日本的内阁虽然有一些变更，但政策是没有变更的，一直是军阀扩张主义的政策。这是个什么含义呢?就是中国革命，如果打仗打的时间很长，中国军人的势力也会太大，对民族是不利的。第三就是革命要看准目标，最好是经过一个代议制度来达到。他这个观点是在他报导英国国会革命的一篇文章中说出来的。他认为，中国革命不一定要马上达到革命的所有目标。有了一个共和国，有了一个代议政治制度，“平均地权”、“男女平权”等这些革命目标或迟或早总会达到的。既然宋教仁有了这些思想，那么我们就可以比较容易理解他在一九一一年、一九一二年的政治活动和政治主张了。当时，立宪派正在要求代议政治制度，他们对清朝政府的伪立宪很不满意，常常发牢骚，上奏章，说一定要马上建立一个好的宪法。所以在那个时候，宋教仁跟他们合作还是很合理的。第一，跟他们合作可以避免长期内战，也可以避免外国干涉的危险；第二，跟他们合作可以不必太依靠中国的军事势力，可以避免革命以后，军人掌握过大的权力；第三，跟他们合作，虽然要暂时放弃一些先进的革命目标，但建立了共和国，有了一个好的宪法，有了一个代议政治制度，这些目标还是可以达到的。

现在我讲讲宋教仁一九○四年以前的思想背景。

我研究宋教仁那么多年，对他早期生活的各种细节非常感兴趣。我这次到桃源来，到过他的故居，就好象跟他那个人更接近了一点儿，这在心理方面是一件很令人高兴的事情。我们要了解他从一九○四到一九—一年革命思想的转变，就要了解他一九○四年以前那个比较原始的革命观念是哪里来的，就要了解他的社会背景和他个人的经历。

第一，我发现桃源县在旧社会受过教育的人特别爱惜他们这个地方的传统。宋教仁年轻的时候生活在湖南，可能受过甲午战争到戊戌变法那个维新运动的影响。那时长沙建了—个时务学堂，推行新的教育，并且出版了一个《湘学报》，上海也出版了一个《时务报》，都是比较先进的，上海的《时务报》被推销到湖南来，常德就有人推销《时务报》、《湘学报》。当时，维新运动的宣传充满自由主义、平等主义、大同思想、进化论这类比较新的思想。在那个时候，宋教仁好象没有吸收那种思想，但无论怎么样，宋教仁早期的革命思想，即便是由于地方的文化背景，带着一种侠义的传统，也是经过了维新运动刺激的。那时，宋教仁在学校里常常讲到，将来革命怎么样。他说如果有一个英雄出来，领导—支军队去占领武汉，然后怎样怎样就可以把清政府推翻了。一个十八岁的学生讲出这么些话，一些绅士子弟把他当做—个狂生，说他发疯了。宋教仁的那种革命思想是哪几来的?我这次来桃源和宋奇璋(宋氏后裔)、宋忠雄(宋氏族人)两位研究这个问题，有一点儿心得。我觉得主要是受他家里的传统、宗族传统的影响。他有一个祖先是明末清初的人，他的民族思想是相当浓厚的。他写过一些诗，表达了民族主义思想。宋教仁在日本的时候，请他的亲戚把那些诗稿寄到日本去，准备出版。结果，太可惜，没有出版，现在不知道下落。可见当时宋教仁家里保存着一些民族主义的传统。

第二，这是我到桃源县以后才知道的，宋教仁的外祖父是一个武举人，他们宗族里有许多祖先也是比较有名的武人。在他们宗族里有这么一个传统，就是长子都要学武术。宋教仁的哥哥就是很喜欢武术的，因为爱好武术，所以与当地的会党建立了一定的关系。宋教仁是很崇拜他哥哥的，这不能不对他有点影响。宋教仁母系里的祖先也有很多是有名的武人。这对他也是有些影响的。我看，宋教仁是把这些地方的传统、自己家里的传统综合起来，把革命当做一个游侠、英雄豪杰、绿林好汉的事情，革命就是这么回事。他这种思想一直维持到一九○四年。一九○四年华兴会起义的时候，主要的力量是湖南的会党。宋教仁的哥哥，宋教仁自己也在桃源运动会党，作为革命的主要力量。一直到一九○五年，宋教仁写文章用的笔名也是“公明”二字，就是《水浒传》里宋公明的“公明”。我看他把自己当做了一个宋公明。在他自己出版的《二十世纪之支那》的一篇文章里，讲到满洲的“马贼”  (即骑马的土匪)时，他说：我对他们的看法不能说是很好，但是，他们也可能成为革命的势力。从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有意思的结论：就是宋教仁早期的革命思想还不是很开明的，里面的封建因素很重，他把革命当做一个会党的起义，他的政治观念也是带有很重的封建思想成份的。　　

总之，宋教仁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他到三十一岁时，差不多成了中国第一个正式共和国的总理，而且总理那个位置也差不多是他自己一手创造的。他是一个政治天才。我认为，一直到目前，宋教仁的生平、政治思想，还有许多方面值得我们去学习，去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