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曾有过一次维新运动。废八股创新学，是这次运动重要内容之一。当的，武陵县（今常德市武陵、鼎城二区）的翰林有好几位在世。在这次资产阶级改革中，他们表现了不同的态度：有的站在对立面，横加指责；有的参加了某些具体活动，但非出本心；有的官儿做得还起劲，不赞以一辞。唯有戴展诚敢于挺身而出，为开创常德新学，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常德人一直没有忘记他。

戴展诚，字邃庵，今常德市鼎城区戴家岗人。清光绪乙未（1895年）进士，后入词馆，改庶吉士。生年不详，卒于民国24年（1935）。他作为一名多年专事帖括，且渴望“一举成名”的人，进而作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参与维新，反对八股，转向新学，自然有一个不寻常的历程。

他青少年时代，折节读书，对五经四书的研讨，已到升堂入室的地步，因此精于举业，誉播同门。课艺之余，也能留心时务，常以列强环伺，国势孤危而欷歔不已。光绪乙未是大比之年，他以举人资格，入京会试。康有为亦来京应试，寓居于宣武门外之松筠庵。其时，中日“马关条约”将成，内容传到京都，舆论大哗。康即针对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条款，倡议上书拒和。聚集在他周围的人，都很赞成。康的“万言书”脱稿时，其弟子梁启超为之日夜奔走，号召连署。某日，梁启超来到京师鲜鱼口长巷第四条胡同常德会馆。戴展诚正与一些举子在鼎来堂谈论“马关条约”之事。见梁启超来此，当即拱手相迎。落座之后，互相寒暄。堂上挂有龙膺的长联：“发迹仙源，袌神鼎，碧涧桃花，隐隐云中鸡犬；举头帝阙，集华簪，玉河杨柳，纷纷天上夔龙。”梁启超念了一遍说；“君御（龙膺字）是很有才情的。尤其是他上疏谏选宫女，直声振天下。”又指长联末句道，“常德是出人才的。不知诸位对当前时局有何看法?”随即将康有为主张拒和、迁都、变法的万言书宣讲一遍，并征求署名。戴展诚说：“拒和不消说，废八股，创新学，不知卓如兄有何高见?”梁启超站起身来，侃侃而谈：“经义试士，是从王安石开始的，明初才定为八股体式。尊其体，叫代孔孟立言，严其格，说是清真雅正。禁用周秦以后的书，不准说秦汉以后的事。于是，士人弃书不读，专事帖括，以至中了高科，当上大员，却不知唐宗宋祖为何物，更不知地球以及各国了。把国事民事交给这种人手里，想要国家不亡，办得到吗？”戴展诚听到这些，有如当头棒喝，大梦初醒，当即署名于书上。参与连署的十省举人有1200余人。汉代举孝廉均乘公车赴京，举人与孝廉相当，所以称此次连署为“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都察院不为转奏。为唤起国民议论，康有为倡立强学会于北京。消息不胫而走，各省学会相继成立。是时，巡抚陈宝箴于湘政颇多改革，又有黄遵宪为按察使，江标、徐仁铸先后为学政，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十月在长沙筹办时务学堂和南学会。

时务学堂设在小吴门小东街，以熊希龄为提调，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李维格为西文总教习，专以提倡实学，唤起士论，完成地方自治，民心为之一变。光绪二十四年（1898）六月，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认为时务学堂的教学方针，有悖于“名教纲常”，使学生成为”无父无君之乱党”。于是伙同顽固士绅叶德辉、刘凤苞、黄自元等，向巡抚衙门递进“湘绅公呈”，说什么“立学首正人心”，“纲常千古不易”。指责梁启超等“自命西学通人，实皆康氏谬种”；说学生“语言悖乱，有如中狂”。戴展诚在京会试后，返回湖南，在长沙拜会了同年熊希龄和在京相识的梁启超。会见后交换意见，立即参加对顽固派的回击。戴展诚等还禀请巡抚对全省书院进行整顿，指出书院不能让庸陋的绅士霸占，应由明正通达之士充任；裁去不称职山长的干修，课卷不能托人“点窜”，守旧不通时务的山长，应予解聘。这些，不仅揭露了王先谦等的丑行，还公开宣称要端他们的老窝。后来，陈宝箴在顽固派禀诉中批示：“其（指顽固派）意专欲谣散学生，阻挠新政”，并饬令“彻底根究”。王先谦等顽固官绅，只能徒呼负负了事。

南学会成立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一月，会所设在孝廉堂。梁启超曾说过命名由来：“盖当时正德人侵夺胶州之时，列国分割中国之论大起，故湖南志士，人人作亡后之图，思保湖南之独立。而独立之举，非可空言，必其人民习于政术，能有自治之实际然后可，故先为此会以讲习之，以为他日之基，且将因此而推诸于南部各省。则他日虽遇分割，而南支那犹可以不亡。此学会之所以名为南学也。”从梁启超语中分析，还可知南学会的创办者御侮爱国之深意。学会由巡抚派本地士绅为会长，又由会长荐举各府州县三至十人为会友。熊希龄为学会负责人之一，而戴展诚又为熊所爱重，戴遂会。学会每七日讲学一次，先后有陈宝箴、黄遵宪、谭嗣同、皮钖瑞在会上发表演说。戴展诚听了演说，又读了梁启超所作的《南学会序》，对废八股、创新学有更进一步的认识。《南学会序》中说：“今之策时变者，则曰八股不废，学校不兴，商政不修，农工不饬，民愚矣，未有能国者也。蒙则谓八股即废，学校即兴，商政即修，农工即饬，而上下之弗矩挈，学派之弗沟通，人心之无势力，虽智其民而不能国其国也。”怎样才能使国家治理好呢?黄遵宪在演说中指出“人必能群而后能为人，”“国以合（合郡邑）而后能为国。”这就是说要“万其途，一其归”，也就是要全民团结一心的意思。这些话，虽有其局限性，但也能言之成理。特别是对当时那些人，有很大的启示性。

南学会又设分会于各府州县，规定南学会会友，即为分会的创办人。戴展诚当仁不让，同年春，与唐右桢、钱昌楷等，在常德城东湖巷内设立常德明达学会。所谓“明达”，大概是取义于康有为在论会议之士时说过的“明目达聪，集思广益”。《明达学会章程》指出：“本会创设之意，实欲涤向来孤陋之习，储当世济变之才，本中国义理之学，参泰富强之术……”，这几句话，说明学会创设宗旨，在废八股，创新学，以培养维新人才。其课程设置，仍本“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故事。所谓“中国义理之学”，即指经义，“泰西富强之术”，即指译学，算学之类，这在当时，是有其进步意义的。是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下诏变法，八月初六，那拉氏垂帘，光绪帝被幽于瀛台；同月二十四日，复八股取士之制，二十六日。禁立会社，拿办会员。新政天折，常德明达学会，也被迫解散。

然而，改革并非就此止步，正如梁启超说的：“虽仅数月，八股旋复。而耳目既开，民智骤进，自有不甘于谬陋者。旧沈顿决，泉涌涛奔，非复如昔日之可以掩闭抑遏矣。”其后，有识之士改革呼声日高，且光绪二十六年（1900）七月二十日，八国联军陷北京，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辛丑和约”成。创巨痛深，困势愈益岌岌。同时孙中山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亦已兴起，更促使清室转求“改革”，以挽救其覆灭命运。光绪二十七年八月，诏直省立学堂；次年二月，谕各省亟立学堂；十一月，甚至有诏：“兴学育才，实为当务之急……。”于是戴展诚邀集常德官绅，往拜颇为开明的知府朱其懿，会商筹办学堂。因所费甚巨，又以创办新学，必从师范着手，兼理西路学务处事的朱其懿，遂于光绪二十九年二月召集四府、二州、五厅、二十五县士绅于常德府署，决议成立湖南公立西路师范学堂于常德城。湖南巡抚赵尔巽拨公款万金，布商蒋积文、蒋谦捐钱万缗，购玛瑙巷翟姓旧宅为校舍，开始招收一年制速成师范一个班的学生。戴展诚自任教习，循循善诱，学生无不尊崇。同年得寺僧慈云和布商蒋积文资助，加上巡抚所拨开办经费，又创办常德府中学堂于大善寺。上二校都聘有日本人为实学教习。如管野一郎讲理化，钤木直十三郎讲地理，田泽十四郎讲算学，那须省吾讲论理。是年武陵县将德山书院改为宫立高等小学堂。其间戴展诚上下串联，劳苦奔波，为酬所愿，乐此不疲，真达到了“为伊销得人憔悴”的境界。一年后，一年制速成师范，改成四年制师范，继府中学堂之后，又有刘德沛所办的私立三益中学（附有简易师范科）成立。至于民立小学堂，仅常德城区即多达十四所。这一切。为常德新学打下良好基础。

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一月初十，诏置学部，调荣庆为尚书。由知府朱其懿兴奋荐，戴展诚从湖南师范监督任上，调入学部为右参议，清末，武陵县就学于国内各大学和游学于欧美日本的人不少，据传多与戴展诚的奖掖有关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