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谭公人凤，原名有府，字符善，号石屏，晚年自号雪髯，人称谭胡子。他是我国近代著名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辛亥革命元勋之一。1860年9月20日生于新化县福田村(今隆回县鸭田乡)。谭家世代务农，祖父谭能，父谭忠宅，均以高义为乡党倚重。　　

先父在六兄弟中年最幼。在哥哥们的资助下，入油坪溪“缬秀馆”读书多年。他从小受父兄等人的影响，目睹当时清廷腐败，爱读《船山遗书》，勤奋好学，倜傥不羁，塾师李映林老夫子赞叹说：“诸生中有王霸之才者，莫若人凤。”

先父十三岁中秀才。但由于他有爱打抱不平的脾性，和强烈的对黑暗现实不满的情绪，使他屡困场屋。一次，在面试时他对着考官捻胡须，引起考官怒喝：“你是乡间的讼痞!”先父坦怨道：“我不仅是乡间的讼痞，还要作国家的讼痞！”大踏步愤然迈出考场，大声道：“手执钢刀磨一磨，问天下有多少喽罗?就从今日起，看我又如何!”从此，再不应科举考试了。

一日，先父在离家不远的古同村，有意接触会党头人谭恒山。恒山说：“你是正，我是邪”。先父答：“邪可正，正也可以邪！”于是，相与商谈会党事，接着便在香炉山开山立堂，取名“卧龙山”，自做山主。并与周叔川及隆回刘纲领等会党首领联络，在“一字山”等地密谋大计。前湖南《大公报》主笔李抱一题诗此山曰：“亭亭一茅山，乃在山之陂，楹檐伤零落，旧迹殊瑰奇。斗酒聚豪侠，大义盟坛壝。抚景怀往昔，霸气犹在兹。”便是对先父等人的赞颂。后来，先父在宝庆分设山堂，发展会员，与周叔川长途跋涉于湖南各地及两广、云贵等地，争取结成反清大联盟。于是，“谭胡子”便成了长江流域数省的反清革命领袖人物。

为了培养革命力量，1895年，先父在家乡创办福田小学，聘请具有维新思想的邹价人、谢价僧等人为教员。邹价人向他介绍了甲午战争和变法维新的情况，使他眼界大开，思想为之一跃，以救民救国的责任自负。办学时，他仿照“泰西教法”，招收有志青年，灌输革命思想，并选派一批青年东渡日本留学，在经济上千方百计给予支持。1898年，先父参加“不缠足会，并是新化分会董事之一，主张男要剪辫，女不缠足，其侄谭桃美之妻小时正缠足痛哭，就是先父坚持放掉的。

1903至1904年，先父在新化县城办小学堂与陈天华联络，阅读《猛回头》，《警世钟》及《时务报》等宣传品，革命之思想，遂蓬勃不可复遏矣。

一次，为筹措革命经费，先父请来锯匠，将福田村水口一棵大香杉树砍倒。这是公产，当即有卢姓诨名白麻子者，鸣锣四处报信，很快纠集几百人，并用鸟铳朝先父射击，未中。但先父全家财产荡然一空。

1905年夏天，先父在广西联合蔡锷办随营学堂，发动学生、太平天国旧部和会党，准备起事。结果唐镜三、李燮和先在隆回发难。先父仓促赶回襄助，起事已失败。

先父的革命活动，受到清朝官吏的追捕。一次，新化县衙派役丁至张家山彭笏卿家捉他，守住了前后各门，先父便急中生计，乔装成新寡孀妇，身着麻衣，足穿麻鞋，端坐轿中，将轿帘垂下抬行，由挚友彭笏卿引路。衙役盘问时，彭笏卿说：“胞妹新寡，回娘家来宽慰两天，今特送往婆家守制。”衙役不敢造次揭看妇女轿帘，先父就这样逃脱了虎口。还有一次，先父在广东活动时，遭到追捕，他便和挚友刘伯师乔装换包而乘间逃脱。适至宝庆，先父将行李封存去状元洲避险。谁知侦探跟踪而至，逼他回去。但无任何确凿证据，他便反守为攻，强硬地向侦探提出要求赔偿耽误时间的工资、伙食。侦探说理不过，只好照办。1906年1月，先父被迫离开家乡，辗转到长沙避难，在其同乡罗永绍开办的驻省新化中学堂，权任监督。同年冬，逃亡日本东京，由黄兴介绍，结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他的长子谭一鸿，次子谭二式，也加入了同盟会。父子三会员，一时传为美谈。先父这时已四十六岁，是同盟会内最年长者，孙、黄都称他为先生。从这时起，先父由一个自发的种族主义革命者转变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革命战士，为推翻封建帝制立下了汗马功劳。

先父参加同盟会第二天，萍、浏、醴起义爆发。受同盟会委派，他与周震鳞、洪春岩，宁调元、胡瑛等回国响应。到长沙时起义失败，只好又返东京，入法政大学第五期当插班生，以学习革命理论。这时，他坚决站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一边，与以梁启超为首的保皇派进行了激烈的论战。从此，先父与改良主义者分道扬镖，并奋不顾身地积极参加了孙中山在南方发动的镇南关起义，河口起义，广州新军起义，黄花岗起义等。虽然都以失败告终，许多革命党人灰心了。但先父却奔走各方，以冀重振党务，并于1910年8月就“改良党务”问题向孙中山提出请示意见，得到孙中山同意。

11月13日，孙中山、黄兴等在南洋槟榔岛开会，决定在广州举行大规模武装起义。孙中山赴美洲筹款，黄兴、赵声于1911年1月在香港设统筹部。先父应召前往参加起义准备事宜，2月4日，由日本到达香港，向黄、赵提出在长江流域设立革命机关的建议。得到同意，他便携款二千元，前往长江流域活动，将款交给两湖革命同志，做好了策应准备工作。

4月27日下午，先父抵达广州，精神振奋地向黄兴索枪，坚决要求参加“选锋队”(敢死队)。黄兴劝道，“先生年老，后事尚须人办，此是决死队，愿毋往。”先父坚决地说：“君等敢死，余独怕死耶?”黄兴只好交给他两支手枪。但他接手枪时，误触枪机走火，黄兴夺过手枪，连说：“先生不行，先生不行！”先父自己感到很惭愧，而他这种革命精神却受人钦敬。

但是，在又一次起义失败面前，先父并未消沉，于六月从香港到武汉，与焦达峰、孙武等商议办法。并积极奔走活动，促进武汉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和衷共济，相辅而行，使其消除隔阂，实行联合。他又到长江下游做了许多联络工作。7月31日，先父与宋教仁、陈其美等，在上海湖州公学召开了中部同盟会成立大会。会上通过了先父起草的《宣言》和宋教仁起草的《章程》，先父任交通干事，8月2日又被推为总务会议长。中部同盟会的成立，先父的积极活动，为推动长江流域的革命起了重要作用。以长江流域为革命重心的战略方针，也是先父首先提出，并得到多数革命党人的赞同。接着而来的武昌起义的爆发和胜利，证实了先父这一战略思想的正确性。从这一点上说，先父不仅是一个民主主义革命家，而且是一个军事家。

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先父由沪抱病出院，于14日赶赴武昌，参与起义领导工作。22日，长沙起义成功，焦达峰、陈作新被推为正、副都督。先父于26日回到长沙，敦促湘军援鄂。27日，在新军出发前的誓师大会上，先父当场赋军歌一首激励士气，词曰：“湖南子弟善攻取，手执钢刀九十九，电扫中原定北京，杀尽胡人方罢手。”先父看到湖南都督府的大权被立宪派控制，主张取消立宪派把持的参议院和民政、军政两部，由都督掌握一切。结果立宪派策动了流血政变，于31日谋杀了焦、陈，拥谭延闿为都督。焦达峰临死前仰天叹道：“余悔不用谭人凤之言，将若辈先除，竟为若辈所算！”先父闻此变，愤怒地写了一副挽联：

生为革命，死为革命，旬日感沧桑，古之良史今何在?

成亦英雄，败亦英雄，垂老嗟麟凤，人皆欲杀我怜才！

11月24日，先父到武昌、汉阳前线慰劳将士。后汉阳失守，黄兴、黎元洪弃武昌东行，先父极力阻挠无效，自己坚守不走。12月6日因武昌危急，军民无主，众拥先父主持武昌军政，任武昌防御使兼北面招讨使。先父挺身而出，立下与武昌城共存亡的铮铮誓言，昼出洪山，夜归武昌，冒着风雨霜雪，指挥军民积极布防。还向武昌革命军发出布告，号召各军将士同仇敌忾，誓死保卫武昌。由于先父此举，终于保住了武昌，“而固民国之基础”，章太炎称赞他道：“在武昌功尤高。”又说：“若先见利思义，见危受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者，惟君一人而已。”黄兴也赠诗与他，其中有句云：“能争汉上为先著，此复神州第一功。”

11月30日，各省都督府代表在汉口召开第一次会议，先父作为湖南代表出席，并被推举为临时议长。12月14日，又被委为议和代表到沪，26日在南京参加各省代表会议。在会上，他坚决主张北伐，并同马君武、王正廷受代表会推举，与北伐军总司令徐绍桢共同商议作战计划，以对付袁世凯的武力进攻。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总组织军队准备北伐。但后来在国内外反动势力压力下，同意与袁世凯举行议和。先父对此举极力反对，指出这是堕入袁氏“术中”，是“大错特错”。他自己曾以北面招讨使名义在上海组织北伐机关，整军经武，准备举兵北伐。1912年1月初，先父电示驻军宝庆的次子谭二式：“挑选精兵数队，迅速赴沪，相随北伐。”2月8日，发表了《北面招讨使宣言书》，表示其北伐的决心。先父此举得到黄兴、陈其美等人资助。可是，不久后南北议和告成，他组织的军队被下令解散。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先父通电反对，但无作用了。夏，北京政府委先父为粤汉铁路督办。11月27日，袁又委他为长江巡阅使。翌年3月10日，补陆军上将衔，赠以勋章，先父辞而未受。

1912年8月，宋教仁将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吸收了大批官僚政客入党。先父对宋教仁目为隽才，但对国民党，却“始终置之局外，不表赞成，在京在湘，且以狐群狗党目之”。他还主张改造会党。这在当时，已经超出了一般资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眼光，可惜来能实现。  

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暗杀了宋教仁，积极准对南方发动战争。孙中山等发动“二次革命”。先父主张“檄各省同兴问罪之师”，坚决反袁。7月，到湖南策动谭延闿反袁独立。“二次革命”失败后，9月，袁世凯下令通缉孙中山、黄兴、谭人凤等九人，将先父列为“湘省之乱”的“首魁”。湘督汤芬铭追随袁世凯，遵命追捕。于是，先父被迫再次逃亡日本，住福岗县，改名林泉逸。在福岗，先父撰写了自传性质的《石叟牌词叙录》一书，保存了许多珍贵而详实的辛亥革命史料。书中对各人物的评价，亦颇公允，革命激情洋溢于字里行间。该书已于1983年7月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问世。

1914年，孙中山和黄兴流亡日本期间，在对待革命问题上意见有分岐，先父奔走于二人之间，做了不少团结工作，为孙中山所称许，黄兴也称赞他“实为正大稳健之至。”

1915年1月，先父与周震鳞奉黄兴命赴南洋筹款倒袁，秋返日本。1916年元旦袁世凯称帝，先父曾到汉口和山东等地进行反袁活动。。7月张勋复辟，先父“闻不胜愤，上气几死。”8月，先父到广东联络党人，拥护孙中山组织的护法军政府。以后，寓居上海养病。于1920年4月24日病逝于沪，葬新化文田。

先父以教师出身，三十六岁以前“泥于试帖词章”，因此，他的著作亦复不少。可惜年久散失。现存者除《石叟牌词叙录》以外，还有许多电文，少量对联诗词等，已由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石芳勤同志搜集整理成书，1985年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在香港展出后，颇受海内外近代史学界人士欢迎，很快购之一空。从该书看出，先父诗文亦工，纵观先父一生，人品文品堪称后世楷模，其在辛亥革命中的卓越的历史功绩，自将载入中华民族革命史册而永垂不朽。近几年来，研究先父谭人凤先生的人越来越多，有关论文时有所见，一致对先父有高度的正确评价。诚然，先父对那些评价也是当之无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