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名臣曾国藩的故居富厚堂的藏书楼包括求阙斋、归朴斋、艺芳馆、思云馆四个部分，分别为曾国藩、曾纪泽、曾纪鸿与夫人郭筠、曾宝荪之藏书楼。其建筑面积总计为2054平方米，其中用于藏书的占16间，共800余平方米。现分述如下：

(一)曾国藩与求阙斋藏书

曾国藩是通过科举步人仕途的，深知读书的好处，一生与书结缘。他在安庆、金陵督署的书室取名“求阙斋”，表示“求自有缺陷不满之处”之意。同治六年(1867)其子曾纪泽因父亲原在思云馆的藏书处不能满足要求，在富厚堂正宅南面新建藏书楼，沿用此斋名。这是一座长42米，宽9米的三层建筑物，面积1100余平方米。一楼外走廓全以花岗石为柱，以防白蚁；二楼四周有外走廓，可以晒书；三楼五间书屋，四面通风，以防潮湿；一至三楼通体用青砖，都修有专用上下书籍的通道。这是一座“实构”的名副其实的藏书楼，里面曾收藏有曾国藩的大量书籍和手稿，后人称为“公记”藏书楼。

“公记”藏书楼之藏书大致由五个部分聚积而成。第一部分为其父曾麟书的遗物。清道光初年，曾氏老宅“黄金堂”内辟有“利见斋”书室，曾国藩曾亲自为“利见斋”藏书编写目录，著录图书几千卷。第二部分为曾国藩在京城为官时购置搜集的书籍。他在京城为官的十多年时间里，公余时间常去琉璃厂遍访书肆，搜集图书。他托人带回家的《子史精华》、《史记》、《三国志》等就是当时买下的。第三部分为他所接受的赠书。咸丰年间，他以率湘军镇压太平天国革命崛起，官至两江总督。一些地方官吏，士绅便投其所好呈赠图书。从同治末年至咸丰初年的十余年时间里，经曾国藩本人记载向他呈赠书籍的就有30多人计600余种。另曾氏接受了赠送的较多的地方志书。《曾宝荪回忆录》中记道：“公记为文正公藏书，里面包括经史子集多种书籍，最重要的是各省县志，凡文正公做过官的地方而有县志的都收藏起来，所以我家的县志是很珍贵的一部分。第四部分为曾国藩的手稿。曾国藩对资料的积累保存十分重视。道光二十年(1840)九月，他给四个弟弟的信中就说：“嗣后，我写信诸弟，总用此格纸，弟宜存留，每年装订成册，其中好处万万不可忽视看过。诸弟写信寄我，亦须用一格纸，以便装订。”特别是曾国藩领兵以后，凡有亲笔手札，除小量密件外，则先命书吏录副本，再行发送，直至逝世，迄未间断。就是他在军中写的日记也常常是十天半月装订成册寄回家去。因此，他的手稿资料保存十分完整。其中有奏、咨、札原稿；有录存的朝廷谕旨；有兵部、吏部、户部以及平行督抚、将军来往公文的抄件；有同官录(曾氏下属谒见或召见后对此人才、器、识、学、状、貌、健康、风格与可用否的亲笔手批)；有曾氏文武僚属的上报公文和批牍；有审讯太平军个别将领官员和清方触律触纪者的“供状”、“供词”；有若干不同年份的军饷、协济、征解、调拨银两钱粮收支帐目和下属官吏月薪年俸的亲笔批定改定；有手写日记、书札、诗词；有选编前人著作十八家诗钞和经史百家杂钞的手书抄本等。另有过录本、补录本和选钞本，如果把这些过录本、补录本和选钞本都算在内，则有2000万之多。第五部分为曾氏兄弟镇压太平天国攻克南京后，在南京城内掠回的珍贵字画、书籍、文物等，如其中就有《忠王李秀成自述》真迹等。

(二)曾纪泽与归朴斋藏书

归朴斋即“朴记”书楼，是曾纪泽藏书的处所。这是一栋与“公记”藏书楼连接的与“公记”书楼一次完成的三层的八角式建筑。面积约400平方米，实际用于藏书的是第三层的两间房子计100余平方米。曾纪泽将自己的藏书楼以“归朴斋”命名是取自《吕氏春秋•论人》篇中的“故知知一，复归于朴”一语。曾纪泽(1839～1890)系曾国藩长子，一生以在外交上的成就最为显赫。他光绪四年(1878)被清政府充派英、法任钦差外交大臣，两年后又兼任出使俄国大臣，集欧洲三大国外交大臣于一身。在改订《伊犁条约》一事上扮演“降川流而挽既逝之波”的角色，表现“探虎口而索已投之食”的勇气。收复大片失地，大快人心，得到国内外人士一致好评。他一生所取得的成就，固然与他的家风渊源，从小接受良好的教育有关，亦与他努力学习西方语言文化，了解接触西方事物不无关系。因此，归朴斋收藏有大量西洋书籍，即以收藏西洋书籍为特色。《大英百科全书》以及西方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医学、农学书籍陈列满架。大部分是他出使英、法、俄之前和之后精心购置的。《曾宝荪回忆录》中曾记述抗日战争时，有四五个美国军事顾问，多次到富厚堂，在此楼看阅许多外文书籍，以致不想回营。曾纪泽出仕以前，曾撰有《佩府韵求古篇》、《说文重文本部考》、《群经臆说》等书，又有手抄经史若干部及大量诗文存稿等，可惜在同治八年(1869)夏季在保定督署的火灾中被毁，存余部分及出使英、法日记手写稿本等存于该斋。另清同治五年(1866)三月十七日，曾纪泽率家眷在金陵登舟返湘时，带有“书七十七箱，概置两船前舱下层，带曾文煜同行照料”。带回的这些书籍部分藏该楼。

(三)曾纪鸿、郭筠与艺芳馆藏书

艺芳馆即“芳记”书楼，为曾纪鸿与夫人郭筠的藏书处所。它的命名取自陆机《文赋》中的句子：“倾群言之沥液，濑六艺之芳润。”书楼位于正宅北面，是与“公记”、“朴记”书楼对称的由六根八角形大红漆柱和六根黑漆木柱支撑着的一栋飞檐重叠的三层建筑物，实际藏书的为二楼和三楼两层房子计200余平方米。二楼收藏医、卜、星、相等书籍，如麻衣柳庄相法，大部头的佛经图画等。三楼收藏经、史、子、集等书籍。曾纪鸿(1848～1881)系曾国藩次子，虽英年早逝，但学问广泛，喜究天文、算学、英文、星卜之学。用月余时间计算圆周率到小数点后百位数字，大大超出前人如祖冲之、朱鸿的纪录。迄今被国际科技史界视为一件历史大事。他“晨兴即人书室，终日危坐案前写作不辍”。著有《圆周率考真图解》、《对数详解》、《电学举隅》、《炮攻要术》等科技书籍。郭筠出身书香门第，受过良好教育，嫁到曾家后在曾国藩指导下读完《十三经注疏》、《御批通鉴》等大部头书籍。一生喜爱看医、相、小说等书籍，著有《艺芳馆诗钞》行世。“芳记”书楼藏书十分丰富。曾宝荪曾说：“这个书楼，进去真是宝藏与焉，五花八门，应接不暇。”

(四)曾宝荪与思云馆藏书

思云馆是曾国藩为纪念死去的父母于咸丰七年（1857）在家兴建的。因古代以“望云思亲”表示怀念父母，曾国藩取其意。同时也是为自己准备的书屋和还乡终老之所。这是一幢独立的二层楼房，共有10间房子，计500平方米，掩映在绿荫之中。“思云馆”三字为曾国藩亲笔所书。同治六年(1867)曾国潢在家建“侯府”后，思云馆便成了曾氏的学堂。抗日战争时期，曾宝荪（系曾国藩之曾孙女）把自己在长沙创办的艺芳女校的图书仪器等搬回湘乡老家，移藏于此。思云馆便成为了曾宝荪的藏书楼。藏书楼设在二楼上，收藏了文学、艺术、科技、外文等各类书籍，另有期刊，报纸等。收藏的课本和工具书较多，如《辞海》、《辞源》、英文字典、辞典等十数大架。

根据现藏湖南图书馆的署名“曾富厚堂”的《公记书目》可以认定求阙斋藏书总计10万卷。又根据胡卫平先生考证“朴记”、“芳记”、思云馆的藏书总计也有10万卷。另这些斋室还收藏有平装书籍和西洋(外文)书籍若干万册。富厚堂如此浩繁的图书的流布(去向)大致为：

(一)毁于八国联军战火

光绪四年(1878)，曾氏在北京台基厂的新宅落成。曾纪泽在这年五月的日记中写道：“辰初起，查阅‘求阙斋’、‘归朴斋’书目，将开单由乡中取书来京。”可见富厚堂藏书有部分由曾纪泽取去北京新宅。《曾宝荪回忆录》中又记述道：“1900年，八国联军攻人北京城，六叔(曾广銮)率全家逃出北京城，北京台基厂房屋都被烧毁，文正、惠敏公的书籍和纪念品等以及当代名人的手迹也跟着付之一炬。”可见，富厚堂的部分藏书早已毁于八国联军战火。

(二)人藏台湾故宫博物院

1949年程潜在湘和平起义，全省和平解放。曾宝荪、曾约农姐弟从“思先追祖”、“保存先人手泽”的角度考虑，派人从湘乡故里富厚堂将曾国藩父子兄弟的日记、书札、手迹以及部分轻便稿本抄件装成四大箱运到九龙，并在香港寓居两年。1951年台北当局陈诚以“副总统”的名义一再邀曾氏姐弟赴台，于是运到九龙的这部分曾氏家藏手稿文献于同年随曾氏姐弟迁置台北。1965年由台湾学生书局出版发行的《中国史学丛书》所收《曾文正公手写日记》、《曾惠敏公手写日记》以及《湘乡曾氏文献》所收的其他文献就是依据迁置台北的那部分曾氏家藏手稿文献的影印本印行的。1972年，曾宝荪、曾约农因年事已高，难于保存便把这些家藏手稿文献寄存于台湾故宫博物院，现存该院。

(三)人藏湖南图书馆、湖南博物馆等单位

解放前夕，中共荷塘乡地下党支部曾对富厚堂藏书作过有力保护；1950年冬，湖南省文管会奉命封存了富厚堂藏书楼。1953年3月上旬，中共湖南省委和省人民政府为贯彻执行党和国家文物、文献以及保护文物古迹的政策，由省委宣传部负责人李锐亲自过问，责成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陈裕新等同志前往湘乡荷塘乡富厚堂清理接收被封存的图书文献。经悉心清点后，运抵长沙交由湖南中山图书馆(湖南图书馆前身)收藏。又据湖南省博物馆尹天佑老先生介绍，他当年奉命前去接收图书，他们在“花厅”(“公记”藏书楼)清理了200多担书籍，另在供销社楼上(“芳记”书楼)清理一批字画，运抵长沙。因为当时接收的各地的书籍很多，文管会地方狭小，部分图书曾运转南岳寄存，又因为富厚堂部分藏书没有印记，就与其他图书混在一起了。现在湖南图书馆收藏有曾氏富厚堂各类图书10000余册，其中手抄本2000多本；湖南省博物馆收藏有经曾国藩亲自批点的鄱阳湖胡刻本《资治通鉴》等书籍。根据富厚堂求阙斋藏书楼面积(实际藏书用房面积为380余平方米)能收藏图书的数量与解放后省文管所清点接收曾氏图书数额(200多担)比算，富厚堂“公记”藏书楼的藏书基本被接收，现分藏于湖南图书馆、湖南省博物馆等单位。

(四)流散于有关单位和民间

解放后，富厚堂的房屋征收做了公用。一些未被接收的藏书当时流向了何处?据考证：一是流向了本县各有关单位。如据当地老人屈仁新回忆，解放初，他曾两次送书去双峰书院坪(1951年8月湖南省政府将原湘乡县所属的三、六、七区划出新建之双峰县治所)，这些被送去的书籍分散到各单位，如政府机关、学校、图书室等，后经历次频繁的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浩劫，逐渐散失损坏。如双峰县图书馆“文革”前就存有较多的古籍线装书。二是流散于民间。据当地退休教师袁道坤回忆，1953年，他任三区武装队队长，在富厚堂管理监狱时，曾得到曾广钧《环天室诗集》全部手抄稿和40幅名人扇子画以及对联多副。保存至“文革”时被抄家失散。湘乡市城区一喻姓教师现收藏一《娄寿碑》拓本，该拓本前有曾国藩作序，后有其作跋，为曾氏富厚堂藏书。可见富厚堂书楼藏书流散到民间有一定数量。三是人为损毁了很大一部分。据湘乡市市志办退休干部易邵伯回忆，1953年，他在衡山县白果一所学校读书(现为衡山县第五中学)，白果街上当时有两个方货店，一些收方贷的小贩源源不断地挑着一担担线装书籍沿着涓水河边的大路送来这两个方货店。他曾在一方货贩手中购得一套金陵刻本《船山遗书》，此书为曾氏富厚堂藏书。在“文革”中丢失。另据当地一些老人反映，富厚堂书楼的书籍当时尽管被封存，但书楼外的其他房子里到处都有书，散于地上的彼彼皆是，可见人为地损毁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