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的先驱者之一——周叔川先生，名辛铄，又号督川。是我县坪上区坪上乡时荣村(原新化县大同镇时荣桥)人。一八五六年生，一九○五年赍志殁于日本神户，享年五十岁。

先生为人磊落，不矜细行，急公好义，嫉恶如仇，富有革新精神和民族气节。当科举盛时，同辈都重视制艺试帖，先生独留心经世致用之学。早在光绪中叶，就开始了维新活动。当时新化创办学田，分团募捐。新化总计十八团，其中最大的是大同团。大同团的募捐事宜，即由先生与王哲敷先生两人主持。先生四处奔走，每年除缴纳县总局粮课外，又将所余积贮并入义学学产。创办大同学校时，义学田租起了重大作用。清末民政废驰，地方游惰之民，伤风败俗，抢劫公行。先生创立大同公约，办事果决严明，不到一年，境内匪盗匿迹，无赌博、私宰及开设烟馆等事，深受群众爱戴，闾里赖以安居。

甲午战后，清廷变法兴学。一八九七年，先生与同县人士晏孝仁、彭延炽、邹沅帆等创求实小学堂(即今新化第一中学前身)，输入新学以济时艰。也就是后来的县立速成中学堂。一八九八年先生与同里肖竹雯、辜藻堂、谢映星诸人购买活字版一部，刊行《大同辑报》，内容采撷当时《申报》、《湘报》、《时务报》等报刊上的重要文章，月出一册，廉价分售各村，以开通风气，启迪民智。所以当时新化风气的开放，以大同镇为最先；读书、远学、留学人数之多，人才之盛，在新化也推第一。先生思以教育兴我中华，就刻意兴办新学。一九○一年，约集大同团乡绅商议，将义学田租全数提充经费，倡办大同高等小学堂，招收本团农家子弟就学。先生与苏香谷、王哲敷、周希轩、李北垣任学堂首事。开办经费不足，先生变卖家产，垫洋二百元继之。又与肖竹雯等禀县提用大同团宾兴会、学田会、文昌会余款，遭到反对兴学的劣绅和守旧派抵制指控。县令不以为意，同事者又多持观望态度，先生独当其冲，争讼连年，家庭因此破产。大同团出产以煤为大宗，市侩从中谋利，抽取行费，中饱私囊，每担煤收费至五、六文。先生倡议，提取行费为学校捐款，每石减为四文，群众称便。但市侩们因为侵夺了他们的权利，就哄起抗捐。沙塘市煤商恨之入骨，愿出光洋四百元，买人刺杀先生，濒危者屡，先生办学之志不改。这所小学堂就是今新邵县第二中学的前身。先生的办学活动，在当时的湖南乃至全国，是最先的一种改革活动。

以后先生的维新思想进一步发展，走上了反清起义的革命道路。

当时，孙中山先生与东瀛留学生组合革命洪流，同县人有在日本留学者，如谢国藻、刘华式均在日本工手学校求学，屡次寄回鼓吹革命的书刊。先生读后，大受感动、启发，认为只办一些局部的事，作点点滴滴的改良，无济于大局，应该以天下事为己任。于是与同县谭石屏(人凤)约集会党，秘密结社，奔走于辰、沅、黔、桂联络组织，以便到时响应孙先生领导的革命义举。据先生的长女周范华生前回忆，当时为了联络各地会党，组织反清活动，先生一年中常有几个月不回家，不辞艰危劳瘁，毁家以赴。先生屋首东南、刘姓院舍后有一座一字山，形势冲要，山中有一字山庄，异常隐蔽，先生多次聚集各地会党人众，在庄中密议反清大计。每次开会时，派人守卫放哨，断绝外界与山中的往来。家中除长子京甫、次子宣甫积极参加秘密活动，每次均在山中参与开会以外，其余妇孺都无从知悉他们的活动情况，只知道为了供给聚会义士的粮糈酒食，从山下村中及家里运米赶牛上山，杀牛为食，一次要宰杀多头。谭石屏先生家距时荣桥百余里，每逢山中聚会，一定前来参加。清廷官府探得风声，指名索捕先生。先生乃于一九○五年东渡日本。

这年春天，先生变卖了家中仅存的数亩田产，得洋二百元，秘密赴日本留学，打算学习速成法政，同时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到上海时得了大病。在上海住了个多月，稍愈，就扶病东渡。到东京，谒见孙中山、黄克强两先生。叔川先生比孙、黄都年长，孙、黄对他颇推重，随即接纳他为同盟会会员。孙又了解到他与西南各省会党有广泛联系，便委以“长江上游招讨使”的职衔，交给他回国在西南发动起义的任务。当时正值日俄战后，东北局势异常紧张，先生打算先去东三省考察，然后回到南方进行活动，组织起义。他在日本草拟之家书，约数百言，悲壮淋漓，不忍卒读。又与陈天华谈论天下大事，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大志。不料旧病日益加剧，知友强之再三，方入日本冈村病院就医。院长亲自诊断为肝癌，大骇，不肯发药，先生镇定如常。友人商定由谢国藻先生护送归国，先生还说到上海后必舍谢君他往，以便进行革命活动。及坐汽车抵神户，病大发作，不能再行，入兵库县立医院，医生也认为病已不治。先生于是始知其病果真不起，悄然对谢国藻先生说：“上天假我三年，我定要干出一点成绩，表白于世。现在不料这样，岂非天意！”谢急电告陈天华先生，陈即请刘华式先生去神户，两人轮番侍病。先生时时作呓语，细听所谈，尽皆国事，没一句是谈及家常。临终前尚想到甫膺重任，壮志未酬，实成虚语，满腔忧恨，无可抑止，挣扎着坐起来写了一首长诗述怀，全诗今已失传，只残存下面几句：

“我欲横吞此胡虏，可恨阎罗昏聩不相许，哀哉此恨长终古！”

九月二十三日午前十一时四十分，先生赍志卒于兵库县县立医院。我县人闻讯，停课三天，以志哀悼。遗由其外甥苏鹏护送归里。

先生去日本后，其家人备受清政府官吏的迫害。京甫、宜甫都被捕入狱，后虽获释，但由于遭受残酷折磨，均在辛亥起义前去世。而先生生前的革命活动，除京甫、宣甫知情以外，其他亲人全不知其具体情况。先生之死，距今已八十余年，当时旧友同人早不复健在，又极少记载资料留存，今仅根据一九○五年九月二十五日发表于《民报》第一号的陈天华先生所撰《周君辛铄事略》、一九三一年《新化大同学校三十周年纪念刊》所登原湖南《大公报》主笔李抱一先生所写《周叔川先生传》及先生的外曾孙苏仲湘同志所写《记周叔川事迹》等文，记其梗概。即此可以想见先生关心桑梓，爱国救民，锐意革新的广阔胸怀与抱负。李抱一(景侨)先生曾在他的笔记中谈到周叔川、谭石屏两先生在一字山集会的活动，李的父亲曾亲自参加过。还有一则题为《登一字山》的笔记上记载：“时登一字山头，一眺平皋秋色，亦是病中乐事。山中茅庄，谭石屏(人凤)、周叔川诸前辈清末在此结社谋革命。当时胜况今犹仿佛见之。予登一字山诗：‘亭亭一茅宇，乃在山之坡。楹檐伤零落，旧迹殊瑰奇。斗酒聚豪侠，大义盟坛谴。抚景怀往昔，霸气犹在兹’。盖指此也。”所撰《周叔川先生传》最后说：“吾邑实行革命者，首推石屏、叔川两先生。两位先生俱猛勇坚毅，冒死犯难，不移其志。叔川先生尤能虚怀接物，遇事尽虑。使天假以年，勋业当在石屏先生之上也。赍志未酬，客死异域，伤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