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翊武先生是近代杰出的民主革命活动家，是辛亥武昌首义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之一。他在武昌首义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对武昌起义的成功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在武昌首义的准备阶段，他和其他革命党人一道，从思想、组织、军事各个方面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蒋公从一九○九年秋到达武汉，会同革命党人刘复基、詹大悲等创办《商务报》、《大江报》，宣传革命主张，披露清廷腐败政治，荡涤社会污浊，晓以文化科学和军事知识，这对联络会党，提高新军士兵和各界群众的政治觉悟，都起了积极作用。在组织上，不断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蒋翊武等主要领导人，在新军中开展活动，积极发展文学社社员，至川路风潮兴起时，在一万六千多人的新军中，入社者竟达五千人，经过联系而同情革命的约四千余人。此外，还在工农群众、学生中争取了大批力量，武汉各革命团体如神州学社、益智社、辅仁社等等，相继加入文学社，文学社的成员遍布于湖北新军步、马、炮、工、辎各营及卫生队、兵工厂各单位，辖区自武汉以至河南信阳等地。至起义前，以新军为主体的文学社社员已达一万一千多人。以蒋翊武、工宪章为要负责人的文学社，又联合当时有重大影响作用的革命团体共进会，其成员也有一千六、七百人，作为清朝反动统治支柱的湖北新军巳基本转化为革命力量，起义的军事准备和组织准备业已成熟。  

武昌首义之所以取得成功，蒋翊武等革命党人除了做好充分准备之外，而且在起义过程中实施了正确的领导和录活的指挥。 

一九一一年十月九日上午，蒋翊武从驻防地——岳州（今岳阳)赶回武昌，在小朝街八十五号机关总部(文学社社址)与革命党人商讨起义的行动部署。是的，黄兴给蒋公来信说：一处发难，很难成功，待他省准备就绪后再行起义。蒋考虑到起义后如果各省不能及时响应，将会功亏一篑，主张谨慎从事，立即召集各标营代表开会，说服大家将原定的起义日期推迟到十月十一日(农历八月二十日)，要求各标营作好准备，听候命令行动。此时，革命党人邢伯谦前来急报：汉口的机关部出了乱子，孙武等人在宝善里机关制造起义用的炸弹不慎爆炸，孙武受伤，起义的旗帜、党人名册和机密文件全部被敌人抄走，暴露了革命党人的起义准备。在此紧要关头，蒋翊武果断地决定提前起义，于当日(十月九日)午夜行动，以中和门炮声为号，随即以总指挥名义签发了“十条十款”的起义命令，誊写了二十多份，于当天下午五时指派专人分送各处，同时通知岳州的同志就地发难响应。当晚，因传令中和门的同志贻误失事，届时中和门的炮声未响，各标营不敢贸然行动。正当蒋翊武等革命党人在机关总部筹划起义后的事宜时，突然一股清军围攻机关总部，蒋翊武、刘复基等立即投弹反击，由于投掷的炸爆未响，总部被破坏，蒋翊武等革命党人被捕，蒋乘隙纵墙越屋脱险，走匿山后蔡大辅寓所，至十月十日破晓前，蒋即派侦察员胡培才、交通员曹珩等人设法通知各标营，令他们仍按原命令行动，争生死于须臾。命令发出之后，蒋公设法转移到了李长龄住处。当时清军搜捕甚急，显然难在武昌立足，只得乔装出城，雇小舟渡汉水北上，拟赴安陆纠合同志声援武昌。过新沟，闻革命军已攻破伪督署，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三位革命党人壮烈牺牲，乃舍舟登岸，于十二日上午兼程返抵武昌，与詹大悲等领导人共商进军之策，并组建汉口军政分府，当即决议：1、推蒋翊武、胡瑛、詹大悲等即赴驻汉的各国领事馆，告以此次革命宗旨，要求外人严守中立；2、分电各省，告知武汉情形，促使立即响应；3、派各省旅居武汉的同志急返本省发难。此后，他设法筹饷170万元，以解决战时燃眉之急。亲临前线视察，从汉阳拨兵两营，及时平定了汉口骚乱，从而有利于战防进行。鉴于敌众我寡的情势，他据理力争，从工农群众中招募士兵，先后成立民军七个协(旅)，大大充实了革命力量，为巩固首义地区的局势打下了基础。

十月二十八日，黄兴应蒋翊武等革命党人的要求，督师武汉，任战时总司令。蒋又协助他作战，力挽危局，减轻了人力和物力损失。但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汉口、汉阳相继陷落，特别是在十一月二十七日，黄兴辞职去上海，都督黎元洪逃往葛店，在这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蒋翊武又受命于危难之中，接任战时护理总司令。他当机立断，采取了得力措施：重新整理部队，使军心重振，民心得以安定；妥为部署，严密防守，击退强敌，守住了危城，打击了清军的嚣张气焰，推进了其他各省的独立和反正，为革命中心转移到南京，为结束封建帝制和建立南京临时政府创造了重要条件。

武昌起义成功后，由于历史的种种原因，军政大权掌握在以黎元洪为首的非革命党人手中。蒋翊武作为革命势力的杰出代表，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和坚定的革命斗争性。他竭力维护和争取革命党人在军政府的地位，以加强湖北地区的革命领导权：他反对某些人的变节行为，保护革命中坚力量，以阻止湖北革命政权的变质；他揭露了武昌反动集团对抗南京临时政府的罪行，努力捍卫民主共和政体，特别是黎元洪与袁世凯勾结，镇压革命力量，他都与其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一九一三年三月，宋教仁被刺后，蒋翊武更加认清了袁世凯的反动面目，竣拒不受袁给予的高官厚禄，毅然回到武汉、长沙，策动讨袁活动。一九一三年四月，蒋翊武面谒湖南都督谭延闿，主张兴师北伐讨袁，谭未允，他愤而奔赴武汉，策动革命党人筹建“改进团”，改进湖北军政，继续革命事业。以汉口交通部为据点，联络旧部，扩充反袁势力。并以汉口交通部的名义，主持召开追悼宋教仁的千人大会，号召全国声讨袁逆，并发起罢工、罢市、罢课、抗粮抗税活动，以示与北洋政府决裂。同年六月，指使党人联络湖南、鄂西、鄂北，豫南等地，预期发难。后因黎元洪利用官僚势力和内部变节分子破坏而未果。同年七月中旬，蒋公返湘，与革命党人谭人凤策动湖南独立，组成湖南公民联合会，公开开展反袁活动，造成了强大的声势，谭延闿被迫宣布湖南独立。嗣后，蒋公任鄂豫招抚使，负责组织讨袁军队，并以招抚使的名义，发布了“讨袁”的布告，公开揭露袁贼背叛共和、实行专制的罪行，号召全国共讨之。同时，发出宣言，通电全国；制定了攻占荆州、襄阳，直捣武汉，进窥河、洛的计划，后因军力军火不足面败北。是时，谭延闿见势不利，投机靠袁，擅自宣布取消湖南独立。

一九一三年八月，讨袁高潮逐步兴起。袁世凯恨之入骨，乃通电全国，悬重偿缉拿蒋翊武。蒋走广西，以谋再举。八月二十九日，不幸在全州兴安县唐家司被贼将所捕。蒋入狱后，历数袁贼罪恶，痛斥说：“此獠不除，必为民国之害。”就义前，他书写遗书数封和七言诗四首，抒发了他壮志未酬的遣恨，表达了他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和对后继者的殷切期望。就义时，他从容地坐在红毯上，向围观群众和土兵宣讲革命大义。执行土兵为之感动，迟迟不忍开枪，排长某恐生他变，拨手枪自后击之死，桂军师长陈炳焜以中将礼收殓之。时为一九—三年九月九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