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的名人，曾国藩至少扮演了两个十分引人注目的角色：一是作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湘军主帅，一是作为中国早期现代化事业的奠基者。相比较而言，其前一角色受人们关注较多，因此受到的非议也多。而后一角色受人们的关注较少，应该受到的褒扬也较少。笔者以为，中国早期现代化（或称近代化）是百年中国近代史的基本主题之一，对于在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做出过贡献的任何历史人物，都应给予积极的肯定。本文拟就曾国藩与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关系略抒己见，不当之处，祈方家教正。

一

曾国藩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贡献，首先体现在他所创建的湘军集团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中央集权，客观上加速清王朝覆灭的历史进程。湘军人物集团是作为清王朝的保护支柱崛起于中国历史舞台的，这不仅因为从客观上来讲它是镇压太平天国农民革命的产物，更因为从主观上来讲湘军魁首们个个都是虔诚的理学信徒。曾国藩早年跟随理学大师唐鉴、倭仁学习道学，习染极深。他把理学当作安身立命之本，尝对好友刘蓉说：“凡仆之所志，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万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其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乡党。”曾国藩尝分学问为四端，即义理、考据、词章、经济，但明确肯定以义理为先，义理明则躬行有在而经济有本。他虽然在学术上兼取宋学和汉学二者之长，但并非把二者等量齐观。在他看来，汉学的作用是博稽名物之细，考核制度之详，切实发挥圣贤垂教之精义。从汉学到宋学，是一个由博返约，由格物到正心的过程，前者为手段，后者为目的。饱受理学熏陶的曾国藩面对晚清绿营将领浮滑巧伪、胸无大志的现状，以及太平天国拜上帝教毁圣非君之说，极力强调将士的忠义血性。他反复鼓吹：“今欲图谋大局，万众一心，自须别开生面，崭新日月，专用新招之勇，求忠义之士将之。”所以，曾国藩大肆网罗封建知识分子，使之不拘一格地充任湘军各级文武将领，造成“士人领山农”的局面。曾国藩在《讨粤匪檄》中写道：“自唐虞三代以来，历世圣人，扶持名教，敦叙人伦，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之不可倒置。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于九泉。凡读书识字者，又焉可袖手安坐，不思一为之所也？”出于维护封建伦常的赤诚，曾国藩十分重视向将士灌输封建礼法，把精神教育摆在首位，鼓吹“训”重于“练”，认为“练者其名，训者其实。”在谈到自己训练湘勇时，他说：“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每次与诸弁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与顽石点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至于手下将领，曾国藩更是时常以忠义血性激励之，不使心中之贼破心中之樯子，由此形成所谓“早出鏖兵，暮归讲道”的局面。《湘军志》评论说：“原湘军创立之始，由二三儒生被服论道，以忠诚为天下倡，生徒弟子，日观月摩，渐而化之。于是耕氓市井，皆知重廉耻，急王事，以畏难苟活为羞，克敌战死为荣。是岂有劫而为之耶？贤人君子倡率于上，风气之所趋，不责而自赴也。”这一评论，中肯地说明了理学是湘军的精神支柱。

理学是封建社会后期的儒学，它从佛教、道家学说中吸收营养，通过抽象的思辨和系统的建构，把封建社会的伦理纲常绝对化、神圣化和哲理化，建构起一个庞大、严密和精巧的体系，从而达到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以理学为精神支柱而崛起的湘军，特别是以维护清王朝统治地位不倒为目的而崛起的湘军，绝对不会成为削弱清王朝中央集权的力量。然而，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旨在保护清朝中央集权的湘军的崛起，在客观上却严重削弱了清朝的封建中央集权，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清王朝走向衰亡的历史进程，这一点，无论下令组建地方团练的清政府，还是湘军集团的将领们，恐怕都不曾清醒地意识到。

众所周知，清朝入关之初实行严格的满族贵族专政制度，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表白，加上“留发不留头”的残暴，将其对非满族特别是汉族的痛恨和防范诠释得淋漓尽致。后来为缓和阶级矛盾虽也在各级政权中设置了一些由非满族特别是汉族地主担任的官位，但直到太平天国爆发以前为止，一直实行以满族贵族为主体的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体制，所有的权力分配也都是在这种体制下进行。但太平天国的爆发使这一体制陷于严重削弱甚至解体的境地。湘军集团的乘时崛起，使得汉族地主势力大有凌驾于满族贵族势力之上的趋势。前举督抚之位中湘人所占比重之大，权位之高，都是这种趋势的真实写照。实际上，随着湘军战绩的不断取得，声望的不断提高，满族贵族为主专制的权力分配格局越来越受到威胁，满汉两族地主阶级的矛盾也越来越加剧。曾国藩的高级幕僚赵文烈在谈及满族贵族对曾国藩湘军集团的利用、妒忌以及排挤情形时说的非常深刻。他说，朝廷在咸丰末年予曾国藩以重权，是因为它“四顾无人，不得已而用之”。而当太平天国的威胁被解除，“东南大局，日有起色”，朝廷便“故态复萌” 了。此处所谓之故态复萌，即是指太平天国兴起之前满族贵族对汉族地主阶级的排斥与打压 。这也是天京攻克不久曾国藩即连连上奏请求裁撤湘军的主要因由。然而，无论怎样的排挤与打压，要想回复到太平天国兴起以前的权力分配格局已是相当困难，不仅湘军集团要人遍布各地，继之而起的淮系集团要人也占据了不少封疆显位，所以充其量只能建立起一种新的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政治体制，清王朝大权旁落这一历史趋势已经无可更改。综观湘军以后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在从戊戌维新至辛亥革命的每一关键历史时刻，汉族官僚的作用与地位已是大大提升，以他们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派系势力集团往往成为朝廷不得不心存戒备却又不得不加以倚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决定朝廷命运的力量。这一点在袁世凯那里发展到顶峰。清王朝在日益高涨的反清革命形势逼压下令汉族官僚袁世凯在天津小站训练新式军队，结果被其训练成一支“只知有袁宫保，不知有大清朝”的袁系私人武装。也正是这支武装，后来成为袁世凯向朝廷得寸进尺索取政治资本的关键砝码。清王朝的最终覆亡，固然是以孙中山、黄兴为首的革命派长期斗争的结果，但也是袁世凯及其北洋新军在关键时刻背叛的结果。也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我们不能忽视湘军集团崛起在客观上削弱清朝中央集权并加速其覆亡进程的重大历史作用。

二

曾国藩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贡献，其次体现在他是中国早期工业化事业的主要奠基者。1861年冬，曾国藩创办了以生产船炮为主的安庆军械所，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家近代性质的工业企业。该厂从普通工人到技术员全用本国人，不用外人。为了办好企业，造出有用产品，他费尽心计、广求贤才，国内当时一些颇有名气的数学家、化学家、机械师，均汇聚于他的门下，李善兰、徐寿、华蘅芳、吴家廉、张妍桂、张文虎等人，均乐于为他出谋划策。经过几个月的努力，该厂终于生产出我国的第一台蒸汽机。未久，又制造出我国第一艘木壳结构轮船。曾国藩自豪地表示：“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尽管这艘木壳轮船与外国的铁壳轮船还有很大差距，但它终究是中国人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在没有任何外力帮助的情况下生产出来的，这当然是一件破天荒的大事。曾国藩对军械所的生产极为关心，他经常与技术人员讨论问题，李善兰、徐寿等人是他府上的座上客，他与这些人可算得上忘年交。他还经常身体力行，亲自到生产第一线视察、检查生产情况。如1862年11月3日，他到善后局、子弹局检查生产情况；1863年2月3日，检查“龚之棠所造枪炮”；8月9日“至火药局观新造之牛碾”；9月14日“至内军械所观所为火机”；1864年1月14日“出门验枪炮局工程”； 1864年1月28日，军械所制造的第二艘轮船下水，曾国藩又一次满怀激情登船试航，畅游长江八九里，表示要“将以次放大，续造多只。”并亲自命名该船为“黄鹄”号。

军械所终因设备简陋、技术落后，所造船只“行驶迟钝，不甚得法”，尤其在军事上无法与外轮匹敌于大海，曾国藩不得不另求更好的出路。1862年，曾国藩经人引见结识了留美归来的新式知识分子容闳。经与容闳多次接触、交谈，他的思想观念发生了较大变化，决心改变不用外人、全用汉人，不用洋器、全用土器的办厂宗旨，要不吝重金去“招致智巧洋人”并购买西方的“制器之器”，以尽快赶上西方的生产水平。并决定请容闳出洋“广为罗政，……虽数万金不宜吝也。”这时的曾国藩显然已经克服了原先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在办洋务的指导思想上有了新的升华。1865年，设在上海的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正式成立。曾国藩派容闳从美国购回的一百多台机器也于是年运抵上海，全部投入该局使用。原安庆内军械所的设备亦运抵该局。作为总局的实际掌门人，他极为关注总局的生产动态，常到第一线视察、督促工作。且每次都会用日记记下自己的心得感受。如1867年10月8日，他到洋炮局参观，当看到“皆用火器鼓动机轮，备极巧”，“锯大木如切豆腐”等景象时，感到无比欣喜。1868年6月2日，他到造船所察看正在制造的第一艘轮船的情况后记道：“观所造之轮船，长16丈，宽3丈许，最要者惟船底之龙骨，中间龙骨夹层，两边各龙骨3根。中骨直而径达两头，两边骨曲而次第缩短。骨之下板一层，皆用极坚之木，是为夹板，板厚3寸。龙骨之外，惟船肋最为要紧，约每肋宽厚3寸有奇，皆用极坚之木。计此船7月可下水。”

由于他的周密谋划与极度关心，江南制造总局生产的第一艘轮船——恬吉号于1868年秋建成下水。“恬吉”号与“黄鹄”号比较起来，无论规模、设备结构、时速，均有了极大的进步。继“恬吉”号制造成功后，江南制造总局又造出了第二艘、三艘、四艘轮船。到1871年11月，第五艘更大的轮船也制造成功。该船长28丈，高4丈许。比“恬吉”号长16丈、宽3丈又长出12丈、高出了1丈。江南制造局的成功创办，在洋务运动中可谓首屈一指，也充分证明了曾国藩对洋务运动的贡献。正因为开创了安庆军械所，又创办了江南机器制造局，曾国藩通过自己的行动带动了全国洋务运动的蓬勃发展，使他成为洋务派当之无愧的领军人物。西方人在中国办的《北华捷报》也不得不惊叹江南制造局的成功，“真没有预料到它后来在历任总督的培植下，竟会发展成为今天这样一座庞大的机器制造局。” 容闳在评价曾国藩创办江南制造局的功绩时也说：“此厂家乃一永久之碑，可以纪念曾文正公之高识远见。世无文正，则中国今日不知能有西方之机器厂否耳！”

三

曾国藩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贡献，还具体体现在他对中国早期科技现代化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科技人才的培养及使用。早在1861年安庆军械所创建时，他就开始极力访募“能当其事”的科技人才，他告诫部下：“求人之道，须如白圭之治生，如鹰隼之击物，不得不休。” 正由于他的求贤若渴，当时“凡有一技一艺之能者，无不争于其门” 。如近代中国著名的数学家李善兰、科学家徐寿、华蘅芳等都是此时慕名投奔的。李善兰一到安庆便拿出自己翻译的《几何原本》请曾国藩帮他刊刻，曾国藩明确表示支持，且亲自为他校刊，又指导儿子曾纪泽为《几何原本》作序，并署以自己的名字以示重视。徐寿和华蘅芳到达安庆时，一个是个贡生，一个则是个“田间布衣”，曾国藩不但未因他们身份低微而歧视，而且以“深明器数，博涉多通” 为由向朝廷力荐，并委以研制轮船的重任。鉴于资料缺乏、实物难觅等实际困难，曾国藩又送他们到当时清政府购买的外国轮船上去考察、学习。在曾的鼓励和支持下，徐寿、华蘅芳等“潜心研究” 数月，终于制成了中国近代第一台蒸汽机模型，其结构、性能与当时西方国家的往复式蒸汽机相差无几。蒸汽机试制成功后，徐寿、华蘅芳等人于1863年夏研制成一艘木壳小轮船，由于初次制造，经验不足，加之材料奇缺，各项工艺技术不过关，以致 “行驶迟钝，不甚得法” 。曾国藩并没有责难他们，更没有因此而放弃努力，而是给予他们以充分的理解、更大的支持。正是在他的理解、鼓励与支持下，技术人员们反复试验，攻克了道道难关，先后制造出了“黄鹄”号、“恬吉”号 “惠吉”号、“操江”号和“测海”号等新式轮船。

曾国藩对待科技人才的态度，还可以从容闳这一实例得到明正，容闳早年留学美国，毕业于耶鲁大学。1854年学成回国后本 “欲效力政府，使中国致富强”，可现实却使他处处碰壁，一直处于颠沛流离之中。当曾国藩了解到容闳“曾于花旗居八年”，熟悉西学，精通英文等情况后，“亟思一见”，并令容闳好友张斯桂、李善兰等极力相请。在曾国藩的感召下，容闳于同治二年（1863年）九月抵达安庆曾国藩大营。曾国藩即热情地接见了他，并就兴办机器工业等事宜与之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不久，又将赴美国采购机器的全权授与之。容闳没有辜负曾国藩重托，历经艰难，于1865年6月将从美国购买的机器一百数十种全部“交由上海制造局备用。”此后，曾国藩同容闳成为“知己”。容闳的许多有用的建议在曾国藩的支持下都得到了实施。如1867年，容闳向曾国藩建议在江南制造局旁附设兵工学校，曾国藩“极赞许”。这所学校建成之后为近代中国“造就了无数机械工程师”。

二是对西学的兴趣和重视。作为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曾国藩对西方“长技”充满着无限好奇与兴趣。1862年1月22日，他得到冯竹儒从广东为他买来的千里镜（即望远镜）之后，拿在手心仔细观看，然后站在楼上远眺前方，发现“半里许之人物如在户庭咫尺之间”，既“惊叹”且“悚惕”。惊叹者，西人有如此之神奇；悚惕者，自己“志学有年”，却“依然故我”。从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封建士大夫可贵的反省精神和学习西方“长技”的决心。

随着在兴办洋务道路上的不断实践，曾国藩逐渐认识到翻译西书对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说：“洋人利器，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可寻，然彼此文义捍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夫用器与制器之所以然。”“盖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本。” 而正在此时，化学家徐寿向他建议“翻译泰西有用之书，以探索根柢”，可谓正合其意。于是，在他的主持下，江南制造局于1868年专门设立了翻译馆，其宗旨就是使科技人员“物理融贯，不必假手洋人，亦可引伸其说，另勒成书” 。此后，翻译馆先后聘请了十多位热心中外文化交流的西方传教士，也网罗了当时国内的许多著名学者。他们的薪金及购买图书和出版印刷等项支出“均无定额，随时由正项开支” 。为了便于工作，翻译馆中购有大量西方科技书籍及全套《大英百科全书》，是当时国内条件最为完善的翻译馆。到1907年，江南制造局的科技人员先后译成图书180多种，内容涉及船政、工程、矿学、格致、数学、电学、光学、声学、化学、天文、地理、医学、农学、历史、政治等20多个学科，所译书籍占到同期全国译书总量的一半。这些书籍“除供宁、沪两学堂使用外，一律发售，以广流传” 。它们的出版不仅有力冲击了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知识体系，而且为中国近代科学中许多学科的诞生奠定了基础。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不仅在国内产生了非凡影响，即使外国人也“书缄频寄，讯此馆之源流，问译书之理法” 。日本政府就曾专门派柳原前光赴馆中学习并“购取译本，加国仿行” 。译书馆除了翻译各种科技书籍外，还编译出版了期刊《西国近事汇编》（季刊，共出108期），对时人了解西方社会，开拓视野，裨益甚大。梁启超曾称：“欲知各国近今情况，则制造局所译《西国近事丛编》最可读。”

四

曾国藩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贡献，最后还体现在他对中国早期留学运动的贡献。随着洋务活动的不断深入，曾国藩愈来愈感到新式科技人才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同时他也越来越认识到中国传统教育方法的弊端，认为这种教育体制“难收得人之效” ，只能培养出一批“平日高谈王道”的平庸之辈，“于国家犹药之多不当于病也。” 。正当他考虑如何造就更多的新式人才之时，留美归来的容闳不仅助其成功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还向他提出了一个“选派颖秀青年，送之出洋留学，以为国家储蓄人才”的“教育计划”，这正合其“作育人才，……使西人擅长之技，中国皆能谙悉，然后可以渐图自强”的意图 ，所以立即表示赞同，并多次领衔入奏，且建议清政府“不分满汉子弟，择其质地端谨，文理优长者，一律送往”。1870年，曾国藩办完天津教案后回到南京，立即“驰书”召见容闳，“商此大事之进行。” 1871年6月12日，曾国藩亲自修改了总理衙门起草的《幼童出洋章程》，并于8月18日上奏朝廷。不久，清政府批准了曾国藩的留学生计划。1871年，容闳、陈兰彬着手在各省物色12岁至14岁的聪慧少年，1872年，第一批30名少年在容闳的带领下从上海踏上了横渡重洋的航船。这是我国历史上官方公费派遣留学的开端。在从1872年到1875年的短短4年时间里，清政府先后派出4批共120名幼童赴美留学。曾国藩死后，由于顽固派的极力阻挠和破坏，清政府于1881年撤回了所有留美学生，曾国藩等人原定20年的留学教育计划也不得不中道而辍。

然而，我们决不能就此忽视曾国藩开创中国留学事业的巨大意义。首先，从美国归来的这批留学生虽然未必个个都是精英，但他们中间确实涌现出了近代中国第一批著名的科技专家。如首批铁路工程师詹天佑、罗国瑞、唐国定、邝景扬、杨昌龄；首批矿业工程师邝荣光、曾溥、卢祖华；首批电报专家梁敦彦、牛尚国、方伯梁等等，这些人大都为近代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过突出贡献。所以，就培养精通西学的人才而选派留学生这一具体问题来看，曾国藩无论在主观动机抑或是客观效果上都是无可厚非的，它是中国早期现代化道路上迈出的实实在在的一步。其次，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后，近代中国的留学运动就再也没有止息过，一批又一批的优秀人才或通过政府选派，或通过自筹经费，纷纷走上了出洋深造的途程。他们将在异国他乡学到的新知识，接受的新思想带回国内，为开化闭塞的风气，传播崭新的观念而兢兢业业，为中国的早期现代化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这些是离不开曾国藩的首倡之功的。遗憾的是曾国藩在1872年3月12日去世，他未能目送经他倡议，努力而成的第一批留学生的出国，更不可能目睹他所倡导的留学运动给国家带来的巨大变化，这不能不是他一生中的憾事。容闳曾充满深情地说：“故文正种其因，虽未获亲睹其结果，而中国教育之前途，实已永远蒙其嘉惠。今日莘莘学子、得受文明教育，当知是文正之遗泽，勿忘所自来矣！” 

以上从政治、经济以及教育科技等方面探讨了曾国藩对中国早期现代化的贡献。其实这还不是事实的全部。譬如湘军水师之创建在近代中国海军诞生过程中的奠基作用在某种意义上也可归为曾国藩对中国早期军事现代化的贡献。因为篇幅限制，此处不赘。需要说明的是，作为一名封建官僚，曾国藩虽然不可能跳出其阶级本性的局限，虽然不可能不以竭力维护清王朝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为目的，但他的所作所为在很大程度上顺应了历史的潮流，促进了中国的早期现代化事业。这种不以其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进步作用，我们仍应给予积极的肯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