幕府与幕僚问题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源远流长。从幕僚到幕府制度，经历了漫长的历程。其中幕府的形式，幕僚的来源、名称、任用、职位、职掌，不同的朝代有不同的内容。近代军阀型幕府肇始于曾国藩，终结于蒋介石。从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上半叶的近百年间,军阀型幕府曾经是中国政治军事的领导和决策核心,本文拟对此作一个系统性的研究。

一

清朝咸丰、同治以后，出现了一种新型的幕府，其首创者为曾国藩，继之者为左宗棠、李鸿章、袁世凯。这种幕府的共同特点是，幕主都拥有一支带有私人性质的军队，为指挥和管理这支军队（后来又增加了内政外交等诸多功能），幕主延揽各式各样的人才,形成一个个庞大的幕府。

这种新型幕府产生的时代背景是太平天国运动狂飙突起，此时清政府的常备军八旗和绿营兵都已腐败透顶，基本上失去了战斗力。面对太平军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局面，咸丰皇帝在惊慌之余，病急乱投医,违背其祖父嘉庆皇帝关于乡勇“易集难散”，组织乡勇“终非善策” 的遗训,命令汉族官僚地主回原籍举办团练。办团练最成功的是曾国藩。1853年1月，咸丰皇帝命令在籍守制的侍郎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帮办。曾国藩利用这一机会编成了一支绝对听命于他个人指挥的“曾家军”。曾国藩不仅拥有相对独立的建军权、用人权和财政权,而且拥有保荐幕僚出任政府文武官员的权力。曾国藩为了刺激军心士气，便利用这种权力，大量保荐追随他的幕僚出任政府官员，而且无保不准。于是曾国藩的大批幕僚相继戴上了乌纱官帽,由幕府成员变为政府官员,其中不少人被破格重用，超擢拔升，升迁之快，为世所罕有。如李鸿章和沈葆桢由四品道员直升为正二品巡抚，李翰章则在两年之内连升三级而位至巡抚。到1872年曾国藩去世时,出身曾幕官至三品以上者即有22人,位至督抚者11人。在曾国藩身后,出身于曾国藩幕僚官至三品以上和位至督抚者分别达到47人和33人，至于官至道、府、州、县者更是不胜枚举， 以致形成“名臣能吏，半出其门” 的局面。幕府人物出任官吏，使幕府成为官吏升迁之终南捷径。到1905年科举制度正式废除后，投入权势者的幕府就几乎成为升官发迹的惟一选择。

左宗棠和李鸿章均出自曾国藩幕府，他们出幕后也如法炮制，各自建立了楚军和淮军，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各自的幕府。出身于淮军幕府的袁世凯在获得编练新军大权后,也是依样画葫芦，他先后网罗大批幕僚，编练成北洋六镇。袁世凯也效曾、左、李之遗规，极力保荐他的心腹幕僚出任政府官员,织成一幅“爪牙布于肘腋”、“腹心置于朝列”、“党援置于枢要”的政治罗网,操控朝局。

总之，曾国藩幕府作为一种新型的幕府制度，为左宗棠、李鸿章、袁世凯等继承和发展，他们利用幕府结成政治、军事势力集团。他们与清廷的关系是复杂而又微妙的。由于八旗、绿营形同虚设,清廷不能不倚重湘、楚、淮和北洋军,但曾、左、李、袁权势的扩张又实实在在使清廷大权旁落,威胁到中央集权,这样清廷与曾、左、李、袁之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贯穿了晚清的全部历史。尽管清廷极力防范,但清廷政权、兵权下移,外重内轻,尾大不掉之势已经积重难返,墙脚已经掏空。

历史学家罗尔纲认为,曾国藩创立湘军,不仅改变了清朝的兵制,开创了“兵为将有”的状况,也牵动了政局的演变,在地方上形成了“督抚专政”的局面,因此他认为近代军阀始于曾国藩。 董蔡时也持同一观点,并明确指出,湘军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出现的军阀队伍,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个军阀。

笔者以为，曾、左、李显然还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军阀，但他们已经是近代军阀的雏形，说他们是近代军阀的鼻祖，曾国藩是近代军阀的始作俑者也许是合适的。当然也应当指出，曾、左、李与袁世凯及袁以后的军阀在个人素质、价值取向(或者说追求目标)、行为特点等各方面都是截然不同的。即使曾、左、李之间也有很大的区别。曾国藩是颇有理学造诣的“经世派”人物，左宗棠更是忧国忧民、以天下为己任的民族英雄、盖世豪杰。李鸿章虽然身上多了些“痞气”(指那种直露地为功利目的而不择手段行事的习气，也就是曾国藩说的李鸿章“拚命做官”),但仍属于封建士大夫的范畴。程朱理学等封建伦常观念对曾、左、李有很大的约束力，对“犯上作乱”存有很大的顾忌。他们并没有利用手中的军队向清廷挑战，且他们本身成为支撑晚清政局的柱石。但到了袁世凯时代，情况就发生了变化。袁世凯是不学有术的封建纨绔子弟，除了强烈的个人权利欲望，无任何政治理想可言，封建的纲常伦理观念对他的束缚相当薄弱。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后，袁世凯左右开弓,终于迫使清帝逊位，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袁世凯败亡后,地方军阀蜂起，形成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

从曾国藩幕府到袁世凯幕府，幕主价值趋向的演变及其影响，近代著名思想家梁启超有如下的总结：“我们一回头看数十年前曾文正公那般人的修养。他们看见当时的社会也坏极了，他们一面自己严厉的约束自己，不跟恶社会跑，而同时就以这一点来朋友间互相勉励，天天这样琢磨着。……从自己做起，立个标准，扩充下去，渐次声应气求，扩充到一般朋友，久而久之便造成一种风气，到时局不可收拾的时候，就只好让他们这班人出来收拾了。所以曾、胡、江、罗一般书呆子，居然被他们做了这伟大的事业，而后来咸丰以后风气居然被他们改变了，造成了他们做书呆子时候的理想道德社会了。可惜江公、罗公早死一点，不久胡公也卒，单剩曾文正公，晚年精力也衰了。继曾文正公者是李文忠公，他就根本不用曾、胡、江、罗诸人的道德改造政策，而换了他的功利改造政策。他的智力才能确比曾文正公强，他专奖励一班只有才能不讲道德的人物。继他而起的是袁项城，那就变本加厉，明目张胆的专提拔一种无人格的政客，作他的爪牙，天下事就大糟而特糟了。顾亭林《日知录》批评东汉的名节数百年养成不足，被曹操一人破坏之而有余，正是同出一辙呀！李文忠公功名之士，以功名为本位，比较以富贵为本位的人还算好些，再传下去便不堪设想了。其父杀人报仇，其子必且行劫，袁项城就以富贵为本位了。当年曾、胡、江、罗以道德、气节、廉耻为提倡的成绩，遂消灭无遗。可怜他们用了大半世的功力，像有点眉目了，而被李文忠公以下的党徒根本铲除，一点也不留。无怪数十年来中国的内乱，便有增无遗了。”

二

近代军阀型的幕府。其共同特点是以“三缘”，即血缘、地缘、业缘结合起来的。

第一是血缘。在中国封建宗法社会,血缘关系是最亲密的一种关系。凡属血缘关系中的人,存在着一种自然的义务和责任关系,有信任而无戒备的气氛。在血缘家族中,年长者对年幼者具有强制的权力,而年幼者则对年长者则必须忠孝服从。血缘家族关系所反映出来的这种人与人之间的权力、忠孝和服从的关系,决定了政治人物可以轻易地将血缘家族中的团结和对个人的忠诚带进政治领域。中国历代有“厮杀无如父子兵”的说法。唐太祖李渊起兵反隋,他的三个儿子就是他最得力的统兵大将。历代君主都实行传子不传贤的家天下制度，这种影响根深蒂固。近代军阀在选择幕僚时，也同样将血缘放在最优先考虑的位置。这一点,毋须多言。

第二是地缘。一个政治领袖,如果仅仅将视野局限在血缘关系上,那是远远不够的。中国的血缘家族有一个特点,就是相当固定地生活在一个狭窄的地域范围内。有材料统计,直至现在,中国农村的通婚圈不超过二十公里。在这个狭小的地域内,是不可能为统治者提供各式各样的人才的。因此,军阀在选择幕僚时就不可能仅仅局限于血缘条件。于是,地缘就成为仅次于血缘的一种重要关系。当代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指出:“在稳定的社会中,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不分离的。‘生于斯,死于斯’,把人和地的因缘固定了。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地缘关系有其相对性,邻近村落的人相对于其他村落的人,具有紧密的地缘关系,一个地区的人相对另一个地区的人有紧密的地缘关系;同省的人相对于它省的人有紧密地缘关系。长期生活一环境中的人,其大致相近的语言、风俗习惯,使彼此有一种熟悉感、亲切感,他们的情感容易沟通,有较强的乡土认同感。在中国的地缘关系中，省界观念最为强烈。近代思想家戴季陶曾经指出：“某省者，某省人之某省也。此省界之存在于国民心脑中，实一牢不可破之怪物也。”“中国之国民，其爱省之心实较爱国为尤切。……初次相会，其第一语曰‘贵省’,若应者为同省也，则问者必笑而曰‘同乡同乡’。此虽为一种交际场中之腐习,然而可知中国人省界之深也。试以政治上之分野观察之，某省而忽出一显吏，则其相援引者，必半以上为同省之人。太平天国战后，曾(国藩)执政，湘人掌权，于是国内湘人同时而为督抚者十五人，其他之幕僚属员无论矣。此一事也，湘之人至今以为美谈而自负焉，省界之现象也。合肥李氏执政中枢，而皖之人附骥登龙者复甚盛焉。即今日之政界，其若干省有执权者居枢要，则若干省之人皆得夤缘以进，而其他无执权者之若干省，则群嫉而忌之焉。此亦省界之现象也。” 李鸿章、段祺瑞都是安徽合肥人,他们当权时有“会说合肥话,就把洋刀挂”的谚语；阎锡山是山西五台人,阎锡山独霸山西时又有“会说五台话,就把洋刀挂”的民谚。

第三是业缘。所谓业缘就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所形成的师生、同学、同事、结拜兄弟等一种较为广泛的关系。这种业缘关系，虽有亲疏之分，但情感融洽、志趣相投的，也可以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关系，甚至可以与血缘、地缘关系相提并论。西北军领袖冯玉祥对其将校团训话时曾经很自豪地宣布:“从前在高位者，多用近人，不问贤不贤、能不能，只问亲不亲、乡不乡。如李鸿章部下多合肥人，曹锟部下多天津人，张敬尧当湖南督军时，其兄弟则称二帅、三帅，其大舅子则称舅帅。但本军领袖，除余之外，从无巢县人及姓冯者。张之江、鹿钟麟、刘郁芬、韩复榘、孙连仲均直隶人,宋哲元、石敬亭、孙良诚均山东人，门致中、石友三均东三省人，李鸣钟、梁冠英、程心明、魏凤楼均河南人。或谓军需，则非近人不可，但薛笃弼、贾玉璋、薛笃烈、傅正舜、过之翰、魏宗晋、舒双全等,亦均非巢县人，然而皆办理军需有年，从未闻有一舞弊自肥之事，是知用人当一秉大公，亲乡可不必问也。” 冯的上述说法虽然不假，但张树声却对徐永昌说：“冯(玉祥)先生是一定要亲自孵出的鸡娃，才会下蛋。” 冯玉祥西北军早期的“五虎上将”张之江、李鸣钟、鹿钟麟、石敬亭、宋哲元，以及后期的“小五虎将”韩复榘、孙连仲、孙良诚、张维玺、石友三，或是冯玉祥在前清第二十镇的同事，或是民国初期冯任第十六混成旅旅长时的团、营、连长。由此可见,冯玉祥虽然没有重用他的血亲和乡亲,但他重用了他的同事和部下,没有超出业缘的范围。蒋介石也非常重视业缘。他是从黄埔军校练兵起家的，著名军事家杨杰告诉郭汝瑰:“委员长成功的秘诀就是‘作之君、作之师’。所以,至今他还兼任陆大、中央军校及各军事学校校长。” 凡是从上述军事学校毕业的都是蒋介石的学生，都是所谓的“天子门生“，蒋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以师生关系笼络他们为他的统治效忠。

此外，结拜关系也是一种重要的业缘。中国历史上“桃园结义”、“梁山一百零八将”的故事深入人心,成为一种传统。近代军阀都热衷于利用结拜结成势力集团。奉系军阀早期班底成员冯德麟、张景惠、汤玉麟、张作相、孙烈臣、吴俊升等与张作霖都是结拜兄弟。蒋介石也热衷于此，先后与陈其美、黄郛、张静江、张群、许崇智、戴季陶、邵元冲、吴忠信、杨虎、李宗仁、冯玉祥、张学良等数十人结为金兰兄弟，相互援引利用。应该指出,业缘的可靠性、凝聚力和向心力均远不如血缘和地缘。冯玉祥的幕府是完全依靠业缘建立起来的，但也正是冯玉祥的幕府最早垮台。1929年，韩复榘、石友三首先被蒋介石收买而背叛了冯玉祥；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后，冯玉祥集团土崩瓦解，烟消云散。相反,依靠血缘和地缘关系结合起来的阎锡山集团却能重整旗鼓、东山再起。蒋介石深知这一点，他相信黄埔学生，但更相信亲戚和浙江人。黄埔一期出身的宋希濂看出了这一点,他说:“蒋介石用人的标准第一是亲戚，第二是同乡，第三是学生。而他真正给以军权的，主要还亲戚和同乡。”

当然，幕主在可以控制的范围内有时候也选择“三缘”以外的杰出人物，但他们在幕府中不会占很大比例，只能起一点点缀和配角的作用。例如研究系的头面人物梁启超、汤化龙等投奔皖系头子段祺瑞后当上了国务员，段的心腹军师徐树铮马上明确告诉他：“梁（启超）汤（化龙）辈只能利其虚声，点缀北洋门面，实在事，还要我们自家有办法。”  梁启超等发现他们并不能参与核心机密，不禁愤愤不平地说：“北洋派把我们当文案老夫子，不是国务员。”

三

幕主如何驾驭幕僚维系庞大的幕府的运转,这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课题。

晚清的曾、左、李、袁，其维系团体的工具不外乎“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和功名利禄的引诱。辛亥革命后，清帝被赶下台，皇帝没有了，传统的君臣观失去了依附，“三纲五常”也随之动摇，于是袁世凯又发明了“忠国、爱民、亲上、死长”的精神要义。所谓“忠国、爱民”是空的，而“亲上、死长”则是袁所真正企盼的。随着民国以后时代思潮的激荡，袁世凯以后的军阀有如八仙过海，各显其能。直系核心人物吴佩孚发明了新君臣观、泛忠孝论、顺逆论、武神崇拜等一系列维系团体的理论。吴佩孚认为，民国时代虽然没有了君主，但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这五伦并未因此缺了一伦，因为君臣概念不过是用以区分上下的,“君臣即上下之意，所以示差别也”，上下就等于君臣。“在学校里,先生对于学生为君臣；在军队里，长官对于部下亦为君臣。”换言之，在直系大家庭里，曹锟为君，其余为臣。但曹锟之下，他吴佩孚就是君，所有的下属都是他的臣。吴佩孚确立的这种新君臣观,补齐了已有缺陷的五伦，从而使他主张的五常(仁义礼智信)、八德(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有了附丽之处。 东北胡匪出身的张作霖以江湖义气和“分肥原则”作为维系团体的主要工具。行伍出身的冯玉祥则以基督教义治军，所部官兵集体假如基督教，人手一册《圣经》，人称冯玉祥为“基督将军”。阎锡山则从日本、德国捡来极端反动的“铁血主义”、“武装和平”与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嫁接,发明了“几希”哲学、横竖政治及一整套法西斯化的组织系统，对山西实行土地、人民、军队三位一体的全方位的控制，阎锡山因此也成了控制山西38年之久的土皇帝，民国政坛上独一无二的“不倒翁”。 蒋介石则发明了一套关于“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说教。总之,各有特长,各显神通。

此外，中国自战国韩非子起就创立了以法、术、势为中心的法家体系,特别强调君主必须讲求驭下之术,“使天下不得不为己亲,天下不得不为己听”。《韩非子 八经》中有“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的原则。曾国藩是正统的理学传人,他自己表白过不尚权术；左宗棠是正人君子，大概也不喜用权术；李鸿章“精于宦术”、“甘为小人”；袁世凯则更是“以诈术驭下” 而闻名的权术大师，一生都是干的“使贪使诈” 的勾当。长期追随袁世凯的唐在礼指出:“袁世凯这人有极大的统治欲望,同时喜欢运用权术,又极考究选择手段,而且过去的确尝着不少甜头。因此,当他为了达到自己的要求和目的的时候,就会断然下手,实际不知不觉玩弄手段已到不择手段的境界,他这种做法持之既久,与他接近的人就不免人人自危,只好看在金钱、势力的面上去侍奉他,实在对他的感情越来越淡,对他的厉害越来越怕。在这样的恶境中,后来他自然就走上一条一意孤行这条绝路,直至身死名败为止。” 袁以后的曹锟、段祺瑞、张作霖、阎锡山、蒋介石等莫不崇尚权术。胡匪出身、胸无点墨的张作霖因生搬硬套历代统治者的权术，而被部下讥讽为“卤莽智术” 。

四

在近代军阀型的幕府中，幕主与幕僚的关系也有一些共同的表现：

幕主在选择幕僚时，首先强调“忠”，其次是“才”。有史料说：“曾文正行法主刚,而用人则重血性,尚器识。” 曾国藩告诉李鸿章：“少荃，既入我幕，我有言相告，此处所尚，惟一诚字而已。”蒋介石曾对人说:“我平生用人，第一重道德，第二重才具。” 所谓“血性”、“诚”、“道德”,都是指幕僚应对幕主忠诚。当“忠”与“才”不能两全时，往往选择“忠”而弃“才”。蒋介石曾说:“人再能干,不为我用,又如何？” 最典型的一个例子,蒋介石的两位重要军事幕僚何应钦与杨杰，何是庸碌的应付之才，杨却是杰出的军事战略家，杨极端看不起何，两人关系紧张，势同水火。但蒋介石最后还是选择了无才但相对比较忠诚的何应钦，杨杰最终成了蒋的反对派。有史料说:“袁(世凯)氏生平之历史,对于满清,唯知弄权植势；于属吏，则专以贪黩不识字之流为爪牙。” 还有材料说：“北洋军人，多系卵翼于袁世凯，才质驽下者居多，对上只知服从……” 袁世凯是人品相当低下的阴谋家,他专用“贪黩不识字之流”和“才质驽下者”,也多半是为了便于驾驭和控制的原故。

“忠”的关键是“不叛”，就像“关圣帝不降东吴，岳武穆不附秦桧，均系精忠报国，馨香万代”。幕僚应无条件忠于幕主。如果幕僚中途“跳槽”,改投新主，这是绝对不许可的。“忠臣不事二主”,是中国几千年来的传统，这方面的例子很多。李元度是在曾国藩最困难的时候入幕的，多年来患难与共，情愈家人。但后来，李元度领兵屡打败仗,曾国藩恨铁不成钢，一怒之下向朝廷参奏李元度失守徽州，使李元度受到处分，李元度因此对曾国藩产生怨恨情绪。不久，离开曾国藩幕府投靠浙江巡抚王有龄，受到王有龄的重用，朝廷很快撤销了对李元度的一切处分，并连升两级实授浙江按察使。曾国藩对于李元度的背叛深感受辱，积怒于心。不久，曾国藩即借杭州失守一事狠狠参了李元度一本，迫使清廷将李元度革职，曾国藩才算出了一口气。 阎锡山手下大将李生达因受蒋介石收买而心怀贰心，阎锡山获悉后,不但派刺客刺杀了李生达，而且将其小妾儿女一齐除掉，以灭口,可谓毒辣至极。 西安事变中,蒋介石发现十三太保之一的曾扩情对自己有不忠行为，蒋获释回到南京后,立即批了个“曾扩情无耻,永不录用”。

一方面，幕僚要忠于幕主；但另一方面，幕主也要能够为幕僚的不断升官发财提供条件。否则，幕僚的忠诚就会打折扣。曾国藩带兵之初,因放不下理学家的架子,“不妄保举,不乱用钱”,结果是“人心不附”。 为此，曾国藩的幕友赵烈文在《上曾涤生大帅书》中高谈阔论、开导启发说：“阁下爱贤好士，天下之所共知也。远者可无论，第左右人士屈指可数者，士负阁下邪？抑阁下以为无益而弃之也？儒者信多迂缓，不切事理，然求通达之论、孤鲠之节，舍此不获也。使斯之人恒得清议出入，令天下晓然知阁下谦冲之虚纳，已将有裨政治，况集思广益，未尝无补也。叔季之人，匿实蹈虚，外托高雅，内急私利，士习之所恒有。阁下更事既多，识人既广，隐遁容饰，洞若观火，可谓明矣。然某愚以为知之不难，而忘之实难。泰山之高，以其不弃粪壤；沧海之大，以其不拒浊流。天下分崩，人志日嚣，凡其器能略过俦辈，咸思奋自树立，四顾以求因依，真伪虽不一端，未尝无也。苟非贤杰以天下为己任，流俗之情大抵求利耳！使诚无求，将销声匿迹于南山之南、北山之北，又肯来为吾用邪？是以明君给人之欲，不失其意；责人之力，不求其情。故人人自以为得君，顶踵思效，合众人之私以成一人之公，所以能收效也。夫与人共患难之际，而务慎密于登进，殆自孤之道也。谓宜多储广纳，收其偶然之用，其有误滥，则亦为损甚微，而以获好贤之称，利甚厚也。军旅之间，一技不没，有道以御之，孰不思尽其力？况贤否之分，不可仓卒，士有造次倾动，亦有闇然日章，观人之难，及久而后可尽也。故曰：‘贤主求才终日，及其得人，不出闾巷。’信笃论也。自古英霸之略，汲汲不遑，惟有求贤自助而已。而士恒偃蹇不乐者，徒以既出则当分人之忧，非荣宠安乐已也。自后世志节凌夷，以干谒为进身之阶，一登仕途，有利无患。于是游谈之士争扼腕而言利害，虽衡石程书犹不可计，是使周公在今，亦将爽然而废吐握，何论与余者？阁下奋其勇智，矫世违俗，恳诚拳拳，千里之外，将共兴起，尤望敦尚儒者骨干之士，以佐不及，宽以纳才，严以责效，是实安危之大端，治乱之所存也。”

曾国藩认为赵烈文说得有理，从此“揣摩风会，一变前志” ，开始大批奏保有功幕僚。后来，曾国藩向李鸿章传授经验说:“敝处向待诸将以诚，不肯片语欺人。不重在保人官阶，而在成人美名。”“仆于各统将,以保持其令名为第一义，银钱等事不掣肘次之，保奖功名又次之。” 在曾国藩幕下做事，既能升官发财，又能得美名，幕僚自然觉得大有奔头，都死心塌地供曾国藩驱使,曾国藩因此赢得对太平天国的胜利。袁世凯手下两名大将段祺瑞、冯国璋都希望继袁之后过一把总统瘾。但当袁世凯企图称帝传位于子之后，段、冯很快失望，段消极抵制，冯暗中与反对派勾结，成为袁世凯帝制失败的重要原因。蒋介石的手下的“八大金刚”蒋鼎文、卫立煌因争当省主席未遂,便对蒋牢骚满腹，卫立煌且撂挑子不干。抗战中后期,蒋介石过分重用陈诚、胡宗南、汤恩伯，引起关麟征等黄埔学生不满，而大吵大闹。这种因内部的分赃不均而引起的内讧成为军阀集团内部不可克服的痼疾和致命伤。

在近代军阀型的幕府中，唱主角的是带兵官，幕主对待他们一般采用宽严并济的手段。曾国藩总结其带兵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指出:“近年驭将失之宽厚,又与诸军相距远,危险之际,弊端百出,然后知古人所谓：作事威克厥爱，虽小必济。反是乃败道也。”冯玉祥也在其日记中总结其带兵经验说:“将兵之道，须宽猛相济，但用妇人之仁，则士无戒心，不用命矣。”

在近代军阀型的幕府中，幕主与幕僚的关系，本质上是主从关系，具有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色彩，幕僚的个人前程和命运全系于幕主一身。蒋介石的妻兄宋子文虽贵为行政院长，但宋给蒋的信却写道:“介兄钧鉴：文于钧座，情同骨肉，谊实君臣……” 阎锡山的首席军师赵戴文虽然比阎年长十多岁，但赵仍说:“我与伯川(阎锡山字)君臣名分已定”。 幕僚可以进言献策，但最后决定权操在幕主。正如阎锡山所说的:“山西的事如何办,只有我配主张”。 因此,幕僚其在政治生涯中,必须表现得竭尽忠纯,拼死效命,乃至阿谀逢迎,唯唯诺诺。蒋介石的高级谋士陈布雷在写给蒋的遗书中借韩愈的两句诗“中朝大官老于事,讵知感激徒那婀”来形容蒋介石与其幕僚的关系。一个高高在上的独裁者及一大群绝对服从的幕僚所构成的权力集团,强大到足以控制国家机器的运转,他们实际上就代表了国家。这就是近代军阀型的幕府的又一基本特点。

五

研究近代军阀型幕府,可以从中得出很多教训。在中国这个家族宗法制社会结构的国家内,以“三缘”关系为纽带所形成的权力分配系统及帮派集团,很容易瓦解国家的统一、动摇大一统的基础。近代以来，自曾国藩幕府开始的家族主义、地域主义、任人唯亲的人才模式，逐渐取代了封建大一统的科举取士制度。这种人才模式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宗派性、腐败性和落后性。当湘军、楚军、淮军初起时,先后镇压了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左宗棠及其楚军还创下了收复新疆的丰功伟绩，显示了它一定的生命力。但时间不长,这种幕府制度的腐朽性和落后性就表现了出来，淮军(包括李鸿章后来创建的北洋海军)、湘军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溃败后一蹶不振；继起的北洋军更是一支十足祸国殃民的军队。由这种人才模式构成的统治集团,其权力基础是极端不稳固的。中国近代以来,政局动荡,政权更迭频繁。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幕府制度造成的恶果。人亡政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总之,家族主义、地域主义、任人唯亲的人才模式是极端有害的,其中尤以地域主义(或者说省界主义)的危害最大。近代思想家曾经对省界主义的危害有过很多的阐述,戴季陶认为有五大危害:①爱省之念炽,而爱国之念灭,以至漠视国事。②对于他省视若漠不相切,以至对于国家存亡关键,往往亦以为与我无关。③以同乡之关系,为援引夤缘之便途。④国民之团结力微弱,真正之舆论不易成立。⑤对内之竞争力多,对外之抵抗力少,使外国有可乘之机,致召灭亡之祸。戴氏指出:“以上所举,其显著者耳。曩者外力之侵入少,虽省与省漠不相关,其害尤鲜。而今则列强环伺,动则召灭国之祸,故以利害相较,省界之为物,其为害国家者,甚多而且大也。既有此大害,存于中国人人之心脑中,岂不欲急去之乎。去之之法，将若何乎？” 由此看来,淡化国人的封建观念，增强国家民族观念，以避免被外敌以华制华、各个击破,是一个重大而严肃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