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在他诸多历史活动中，最为后人瞩目的是其革除积弊，创建湘军的军事改革。这一军事改革虽然仍然还是传统性质的改革，但其开启了中国近代军事变革进程，为中国后来的军事发展带来了深远的影响。本文试从世界军事变革历史的角度将曾国藩的军事改革与当时世界军事革命潮流进行比较，并从中国历史发展的角度来分析其对后世军事发展的影响。

一

1852年（咸丰二年），在籍侍郎曾国藩丁母忧回籍。次年初，奉命在湖南帮办团练，是为一介书生曾国藩军事改革的开始。19世纪中期，近代科学技术猛烈的冲击着军事领域，不断引起各国军事领域的变革。在中国最早推动近代化军事改革的，是曾国藩。在当时众多的奉旨办团练的清朝大臣中，曾国藩深刻地分析了八旗、绿营旧制的种种弊端，一针见血的指出其“油滑偷惰，积习使然”的弊病。因而，他能够在帮办团练时针对旧体制的弊病，在组建过程中着手进行改革。所以，在建立湘军过程中，他改弦更张，从征兵制度、军队编制体制、武器装备等方面，打破祖宗成法，进行了军事改革。

19世纪60－70年代，沙皇俄国军队经过米柳京军事改革之后，由一支封建奴隶制军队转变为资产阶级军队；日本在1868年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从一个远远落后于西欧的弱国一跃成为东亚军事强国；美国则在南北战争后，进入了“历史上最富有成果的创造性发展时期”；普鲁士在沙恩霍斯特、老毛奇主导下的改革，使得普鲁士一跃成为欧洲第一军事强国，完成了国家统一，并且引领了世界军事发展的潮流。

比较之下，中国晚清王朝军政大臣曾国藩的军事改革其主要目的是为了镇压农民起义来维护清王朝的统治。由帮办团练改革军事制度而开始的军事改革，军事变革中的各个要素，都没有出现质的改变。在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方面，也仅仅是刚刚起步。即使后来，湘军逐渐地装备了一些国外的新式洋枪洋炮，主要武器装备开始实现由冷兵器向火器的转变，但是这一转变和历史上明代崇祯皇帝使用新式鸟铳镇压农民起义，努尔哈赤运用红夷大炮攻打明军，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从当时整个的世界军事发展潮流来看，曾国藩当时所做的改革，还是滞后的。但是曾国藩采取的变革措施，客观上以军事制度上的突破为先导，开启了中国近代军事变革的历史进程，也深远的影响了后来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发展。

所以，曾国藩的军事改革只是在封建王朝统治危机下，封建王朝内部的统治阶级的一种自救运动，是传统中国军事文化的一次总结和扬弃，一次传统性质的军事改革，也是向近代化军队转变的一次过渡性的的改革。

二

军事革命是指在时代的科技、经济、政治、社会等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引发的在战争形态、作战理论、军队组织方式、军事训练和教育、国防建设等军事领域的根本性变革。“人们普遍认为，在历史上，在世界军事发展过程中出现过若干次整个军事领域发生具有质的、甚至是断代性飞跃的军事革命现象” 。自世界进入近代以来，世界才形成了实质意义上的统一的整体，军事革命开始具有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意义。从世界范围看，近代以来军事领域先后经历了六次大的革命。在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以普法战争为标志，世界军事发展进入了第三次军事革命时期。 在这一时期，西方社会基本已经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部分国家和地区如英国、德国等已经开始进入第二次工业革命阶段。世界军事发展借着工业革命和科学技术的巨大推动力量，进入了第三次军事革命阶段。

所谓的军事革命，实际上是有许多国家的一系列军事改革组成，并最终是通过一系列战争来检验作为标志的。在第三次军事革命中，是由普鲁士沙恩霍斯特改革、俄国的米柳京改革、日本的明治维新等国家的军事改革组成，是以美国内战为序幕、以普法战争为开端的。这一次军事革命的基本特征体现在：

武器装备上，圆锥形子弹的发明，使得“高度精确的远射程来福枪最终替代了精度差、射程近的滑膛枪，成为基本的步兵武器” ，后装的线膛炮开始取代滑膛炮，铁路的大规模应用和电报的出现使得军队的机动性得到空前提高，海军方面，出现了装备旋转炮塔的装甲战舰，以及水雷、潜水艇、扫雷装置等等新式的武器；新式武器装备的出现直接导致了作战方式和战略战术的巨大变革，军队大规模的机动和作战成为现实；义务兵役制的普遍实行，使战争规模急剧的扩大的同时，使得军队的指挥方式和体制编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普鲁士的总参谋部体制的建立并成熟起来；这一时期，出现了约米尼的《战争艺术》、和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军事思想著作，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反观同时期的曾国藩军事改革，从军事革命的各个要素上看，虽然部分的带有了时代赋予的新意，但是，改革仍处于中国军事近代化的量变阶段，没有开始质的变化。

一、武器装备和军事工业技术上滞后

曾国藩组建的湘军中，设有专门的鸟枪队、抬枪队、劈山炮队，但基本上是冷兵器与热兵器各半，其武器装备水平虽与过去的八旗、绿营相比有很大的提高，但是，远远落后于西方同时期的军队和世界军事发展潮流。

以火枪为例，即使在1860年，“英法联军侵华时，中国守军经常使用火绳枪” ，而“自1550年开始，遂发枪就在西方世界逐渐而稳步的取代了火绳枪。从大约1725年起，这种枪就在火器中完全占统治地位了” 。实际上，遂发枪“大约在明末，传入中国……清代将遂发枪称为自来火枪，虽然在康熙的御制枪中有几支遂发枪，但始终未见在军队中大规模使用，也未见能像欧洲各国那样取代火绳枪” 。在曾国藩进行改革的时候，欧洲“在1850年-1860年之间发明的来福枪和圆锥形子弹与任何先后的新武器技术发展相比都具有最深刻的直接革命性影响” ，而淮军中的单兵火器仍然以老式的火绳枪为主，而这种火绳枪与明朝时期的火绳枪相差无几。所以说，湘军的武器装备与同时代的西方相比是远远滞后的。

与此同时，中国近代武器制造业几近于空白，近代的军事工业刚刚起步。在1861年12月，曾国藩创办了安庆内军械所，这是清末最早的制造近代武器的军工厂。“全用汉人，未雇洋匠”，安庆内军械所“以制造子弹、火药、炸泡等武器弹药，用以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但是规模较小，以手工制造为主” 。“化学家徐寿曾于1862年在内军械所主持制造我国自制的第一艘轮船，1865年制成，命名为‘黄鹄’号，在南京下水，后未续造 ”。这一时期“正是中国开始修建其自己的兵工厂的时代，其中有曾国藩建造并由工程师徐寿、华蘅芳负责的安庆兵工厂继续制造火绳滑膛枪并且也在开始为步枪制造火帽。著名的江南机器制造局创建于1865年，但是直到1871年这个局才生产出令人满意的现代步枪”  。      

二、编制体制不适应近代化战争需要

湘军改世兵制为募兵制，编制以营为基本单位，每营500 人，营下设四哨，每哨108人，哨下设队，每队12 人，层层管辖，层层节制。营的兵员数目是固定的，兵员增加，营也随之增加。这样的编制体制，平时便于训练，战时利于调遣，克服了绿营因编制定员混乱，战时临时拼凑成军，号令不行，行动不一的混乱状态，大大改善了统帅的指挥功能。客观地说，这是具有进步意义的。

同时代的欧洲，以1860年普鲁士的陆军军事改革为代表，各国开始实行了短期的义务兵役制度。而这种兵役制度成为普法战争中，普军取胜的关键措施之一。由于这一制度得在战争中体现出的巨大优越性，“到了19世纪末，所有欧洲国家都已经走上了全民皆兵的道路”。同时，继拿破仑时代之后，军队编制体制，更加细化，开始形成集团军、军、师、团等单位，以适应工业化战争的战场需要。

相形之下，湘军的编制体制，不仅无法与近代的军事体制相比，而且也没有跳出传统军制的窠臼，沿用的还是三百年前的明朝旧制。缺乏相应的近代化武器装备，也没有与之相适应的战略战术上的要求，所以，湘军的编制体制没有出现质的改变，仍然离近代化战争的需要很远，这一点在后来甲午战争中与基本实现近代化的日军的作战中体现无遗。

三、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的停滞不前

这一时期的西方国家，开始出现如集团军、军之间战役规模的战斗；摒弃了“拿破仑时期由最高统帅和少数幕僚直接指挥的手工业军事指挥方式” ，建立了总参谋部制度，以适应大规模战争的需要；新的技术手段促生了新的军队投入战场的手段和进攻方式，在战术方面，由于强大的火力使得步兵不得不在火力射程之内成散兵线行动，过去密集队形被散兵线战术所取代，这一战术构成了现代战术的基础。在大量新式的武器装备出现并装备部队的情况下，采取相应的编制体制和指挥管理体制，形成新的作战方式和理念，以适应武器装备带来的巨大的变化，充分的发挥人与武器结合的最佳效能，来适应大规模工业化战争的残酷挑战。

曾国藩领导的湘军，初期其主要装备则是以刀，箭为主的冷兵器，辅以少量的自制鸟铳、土炮和西方枪炮，面对的是武器装备与湘军相比相差无几的中国农民起义军，因而他所采用的战略战术，实际上是传统军事理论的总结和运用。也没有创新性的战略战术和军事理论产生。后期，随着火器的增多，在与太平军作战中，曾有过运用火炮集中火力攻击城池的战例。但是基于湘军的武器装备水平和镇压国内农民起义的军事实践，曾国藩的军事实践中的战略战术是建立在冷兵器时代的军事思想基础之上的，是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总结和新的运用，仍然停留在冷兵器时代。

19世纪中后期，西方社会的近代化进程加快，与此同时的东方社会依然故我的封闭和落后，东西方文明的差距在西方不断加快的工业化和科技革命的反衬下不断加大，军事文化上的差距日益悬殊。绝然不同的军事改革也产生了相差巨大的改革效果。

第三次军事革命，以1861年爆发的美国内战为序幕，以1870年爆发的普法战争为开端，大工业时代的战争已初现端倪。“无论当时，还是后来回顾中都被视为新旧战争分水岭的普法战争，成为军事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战争呈现出大工业时代的全部特征：“战争规模空前扩大；战争开始向机械化性质转变；崭新的战略战术；炮兵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军队的指挥体制发生根本性变化”  。

以1861年的美国内战为例，在战争中大量的线膛枪、装甲舰、装甲列车等先进武器出现，以骑兵实施远距离突袭和大兵团深入敌后作战；开始使用气球进行照相侦察，电报和铁路在通信联络和部队机动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新技术的出现促进了疏开队形、野战工事、和步兵迫近作业的运用和发展，提高了海陆军的协同作战的能力。 因而，美国内战也被认为“是工业时代的第一场大规模战争” 。

而在1870—1871年之间的普法战争则表明：实行义务兵役制对于军队作好战备的重大意义，铁路运输提高了部队的机动能力和后勤保障能力，炮兵在战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同时，总参谋部对战争的指导发挥了重大作用。 　

曾国藩军事改革的产物---湘军不具备近代化军队的特征，如近代化的火器，（远落后同时期西方军队的火器），并与之相适应的战略战术，军事教育，编制体制、军事理论等。尽管改革后的军队，相比于清朝八旗、绿营武装是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这支军队所进行的战争（主要是镇压国内农民起义），体现出来的战争能力和水平，与当时的西方国家军队相比较，是落后的。

三

当腐朽没落的清王朝仍在极力的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时，工业革命已在资本主义世界迅速扩展，部分国家如英国、德国等甚至开始了第二次工业革命。西方殖民者的坚船利炮深深的触痛了古老的民族，在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封闭的大门缓慢而沉重的打开了，整个社会、国家、民族开始了被动的近代化的历程。军事方面更是首当其冲。曾国藩的军事变革恰好处在了这样地一个时空位置上。

“19世纪60年代中国开始涉足第三次军事革命洪流”，“开始兴办制造枪、炮、军舰和其他军火的军事工业” ，通过湘、淮军的建立，“改世兵制为募兵制、加强各级军官权力、用兵养兵权均有军界自己裁度、平时战时薪饷一样、注重军事训练和思想政治教育的勇营制” ，取代了八旗、绿营。其积极影响和消极的影响一样的深远的影响了中国后来的军事发展。

一、在军事技术和武器装备方面，曾国藩的贡献在于他首先成建制的使用了近代火器，并且建立了最初的军事工业，中国开始走上了向西方学习的道路。

在湘军军制中，设有专门的鸟枪队、抬枪队、劈山炮队，“全营共685人，装备鸟枪99枝、抬枪32支、劈山炮4门，使用火器的队和人数，约占编制总数的一半” 。并在后来的战争实践中逐渐认识到了近代火器的巨大威力，开始重视近代火器的运用。在武器装备上，湘、淮军在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由于装备了大量的洋枪洋炮，成为当时中国武器装备最好，最具战斗力的部队，可以说，中国军队武器装备的近代化历程是由湘军拉开了序幕，而由淮军开始的。在1861年12月，曾国藩建立安庆内军械所，“这是清政府创办的最早以手工制造近代武器的军工作坊”，“该局的创办，是晚晴近代军事工业和中国近代工业的发轫” 。1864年湘军攻陷南京之后，迁往南金。在1865年，曾国藩和李鸿章在上海建立的江南制造总局，中国的军事工业从无到有、由弱渐强。在以后的中国军事工业和军事近代化进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曾国藩的军事改革，客观上初步的修正了传统军事“重道轻器”的发展方向，开始重视军队的武器装备和军事工业建设，在当时封建理教思想盛行，保守势力强大的社会环境下，曾国藩开风气之先的举动实属难能可贵。在他之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等纷纷兴办军事工业，向西方学习，洋务运动蔚然兴起。

二、在军队编制体制上，曾国藩创设的湘军编制改变了中国传统的军事编制体制，影响了此后晚清三十年的军事制度，开启了中国军队的编制体制向近代化转型的艰难历程。   

自曾国藩仿效明人戚继光的“束伍成法”，选兵募将，创设湘军，成功地扑灭了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湘军取代了清朝的经制之兵――八旗、绿营，成为国家正式武装，湘军军制也成为国家军制，影响了此后晚清军制三十多年。“湘军的建立是晚清军事制度上的一次变革，它的营制不单为淮军所承袭，而且成为编练绿营的蓝本” 。此后的淮军，“定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军章程” 。1868年，清政府实行裁撤湘/淮军，酌留勇营政策之后，留下来的湘军和淮军改编成防军，同时清廷选练绿营，编成练军，也大都是仿湘军旧制。这一情况，一直到1895年底，袁世凯天津小站接练定武军，张之洞在南京仿照德国模式编练自强军，中国的军队的编制体制才有了质的改变，摆脱了中国传统的军队组织方式，开始了由古代化向近代化的转型。

另外，曾国藩开创了“兵为将有”的先例，湘军军制成为后来军阀割据形成的重要历史原因。有清一代，第一次出现中央军事权力被地方统兵大员削弱的现象。这为曾国藩带来了巨大的利益，在晚清政局中，曾国藩位列封疆、权势显赫，所部湘军将领许多都成为地方总督、巡抚大员，在晚清政局中形成势力强大的湘军集团，严重削弱了中央权力。其结果是“使军权和政治实权从满清皇室贵族手中逐渐地转移到汉族督抚大员手中，从而导致了近代军阀制度的产生” 。此后的李鸿章创建淮军，也是将其视为私人财产；袁世凯小站练兵掌握新军之后，新军六镇唯袁命是从，以致后来，北洋军成为袁世凯实现野心的工具；至民国时期，西南的桂系军阀、滇系，广东的粤系，北洋军系分裂而成的皖系、直系等等，无不是拥兵自重，割据一方。

三、曾国藩的军事思想，主要包括建军思想、治军思想、战略战术三个方面，尤其建军、治军思想都后世影响极大。

曾国藩以书生出生，从未经历行伍，为了完成忠君勤王的使命，曾国藩在编练湘军之初，广泛阅读了中国历史关于战争和军事方面的典籍，书目和资料，得出了自己的理解，奠定了其在日后的军事实践中的思路。客观上，曾国藩完成了对中国古代军事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尤其以建军治军思想对当时及后世影响最大。与曾国藩同一时代的湘、淮军将领大都以曾为楷模，其后的黄兴、蔡锷等资产阶级军事家对曾国藩也是推崇备至，1911年春，蔡锷在云南，编著《曾胡治兵语录》一书，系统总结了曾国藩和胡林翼的建军治军思想。“张之洞、袁世凯等在甲午战后编练新军，也采纳了曾国藩的许多治军方法”，“民国时期的蒋方震在他的《国防论》中称曾国藩是‘一个军事家’，称凡领军者都应该效法曾国藩” 。蒋介石则明确的表示过要师承曾国藩，“1924年，蒋介石增辑《治心》一章，编成《增补曾胡治兵语录》作为黄埔军校教材” 。强调“原本校同志，人各一编，则将来治军、治国，均有所本矣” ；早年的毛泽东也说过：“近人之中，独服曾文正”。“1943年，《八路军军政杂志》曾出版《增补曾胡治兵语录白话解》，作为官兵的军事读物” ，足见曾国藩的影响之深远。

曾国藩军事改革是清王朝统治危机下，地主阶级对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的重新诠释、总结和实践。这一改革使中国古代军事思想达到了高峰。如果将曾国藩的军事变革视为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这一时期中国军事变革进程的先声，那么，我们在看到其在当时世界军事革命潮流中的种种局限和不足的同时，也应看到，曾国藩作为中国军事近代化改革先行者其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历史贡献。曾国藩军事改革作为近代中国军事变革历程中的重要坐标，与中国军事近代化之间的密切关系，值得进一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