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是中国近代地主阶级的杰出人物。他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二是首创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一般争议较少，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之事，史学界颇有争议，如辛亥革命党人就说过，曾国藩是“不明春秋大义”的“汉之不肖子孙”。认为曾国藩是帮满清政府镇压汉民族起义的帮凶。本文试图论及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历史必然性和曾国藩领导的湘军能战胜太平天国的主要原因。在此，求教于各位方家，希翼给后人一点启示。

　　一、曾国藩太平天国运动是汉族地主阶级主流派的历史选择

纵观历史，汉族地主阶级的成长，犹如一个人的成长。有幼年、童年、少年、青年、壮年、老年的过程。在唐朝安史之乱后，汉族地方已开始走下坡路。整个阶级已失去秦皇汉武时地主阶级处上升阶段的那种朝气了，日渐腐败与衰弱。唐后期的藩镇割据又严重地削弱了中央集权。到了宋朝，对辽、夏、金、元等强悍的少数民族的侵扰，汉族地主阶级已无招架之力。而那些少数民族政权刚由奴隶社会进入封建社会，具有上升阶段的地主阶级特点，英猛而不可挡。于是在招架不住的情况下，汉族地主阶级主流派不得已，选择了夷狄政权——元朝来作为其代理人。但元朝同样由于封建化不彻底和高度的腐败，而成为短命王朝（不到100年）。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腐败丧国”的轮回现象：辽朝由于腐败，为金朝所灭；金朝由于腐败，又为元朝所灭；元朝由于腐败，而被农民大起义所推翻。而宋朝战胜不了辽朝、金朝、元朝，更是腐败透了顶。所以极腐败的汉族地主阶级政权——宋朝，为元朝所灭，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元朝灭亡后，使汉族地主阶级主流派认识到，夷狄政权也不能挽救其衰亡的命运，于是从对立的农民阶级中选择了朱元璋这个铁腕人物，来作为其阶级的代理人。朱元璋上台后，即他在明朝之初的作法，确实令人刮目相看，如对贪官，采用剥人皮的惩罚，在对待宦官、权臣专权，对待地方势力的坐大等问题上，他采取了一整套铁血政策。但历史是一把无刃之剑，明朝后期也终不能跳出历史的兴衰周期，由于腐败又一次垮塌于李自成的农民大起义中。这时汉族地主阶级主流派在选择农民阶级为代理人或选择满族地主阶级为代理人的比较中，权衡再三，最终由吴三桂打开山海关，迎接清朝军队入关而定。这是一次无奈的选择，又一次地选择了夷狄政权——清朝，来挽救其穷途末路的命运。出于地主阶级的本性，汉族地主阶级主流派在明朝灭亡后，宁愿将中央政权让与少数民族统治者，也不愿让与家奴。后来在西太后那里，便进一步演绎为“宁赠友邦，不与家奴”了。汉族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对立是阶级本质所致。因此对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是其阶级本性所驱动，也就不足为怪了。至于曾国藩为什么不反满清，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即是汉族地主阶级主流派的历史选择。如果认为曾国藩是汉人，就应反满清或镇压太平天国胜利后就应自立为帝，那是十分幼稚可笑的。如雍正帝时有曾静一案，即说明了此问题。当时有湖南人曾静喜欢读反满人士吕留良的书，曾静就派门生张熙去劝陕甘总督岳钟琪反清，因为岳钟琪经常吹嘘自己是岳飞的后代。曾静天真地认为岳飞的后人会反女真族即满族。结果岳钟琪逮捕了张熙和曾静。狡猾的雍正帝却采了尽屠吕氏九族，将吕留良戳尸，惩治藏有吕氏书的人，放曾静与张熙回湖南的办法。因为曾静已颂扬他并著书反吕氏学说。雍正帝曾将曾静的口供与他的谕旨合编成一本书，名为《大义觉迷录》颁发全国宣传。到了乾隆帝时，还是将曾静和张熙处了死刑。从曾静一案，可以看出满、汉地主阶级已结为利益共同体了，汉族地主阶级的主流派不会反满了。

清朝统治者与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的统治者有所不同，其汉化程度较深，他们懂得在形式上拉拢汉族地主阶级主流派。如攻占北京后，与明末帝崇桢发丧，祭明陵，朝中设满、汉官位各半等等。当然满清统治者对汉人的戒备之心始终没有放松以过。曾国藩作为一个明白人，对于这些，不是不清楚的。如“他用满人挂名为湘军首领，将这个满人从一个参将越级提拔为提督。后来打南京时，论功请赏，他又把满人官文排在第一位。”（唐浩明语）曾国藩熟读“四书五经”，他一生恪守封建文化的忠君传统，他从湖南双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书生入京赴考，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37岁任礼部侍郞，官至二品。打败太平天国以后，又被清廷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对曾国藩这样一个平步青云、步步升迁，深受清廷恩惠的人，很难想像在满、汉地主阶级结成利益一致的共同体的情况下，在封建“忠君”里想的熏陶下，他会去做“自立为帝”的在封建传统人士看 来是大逆不道的，犯上作乱的事吗？而且“反满”根本得不到汉族地主阶级主流派的认同。如吴三桂这个“开关揖迎清兵”的人，后来在“三藩之乱”时，举起“反清”大旗，甚至到明永历帝陵前哭陵（永历帝是吴三桂杀的），却并没有引起汉族地主阶级主流派的认同，反被认为是吴三桂反覆无常。由于汉族地主阶级主流派作了历史选择之后，就与满清地主阶级利益有了一致性。其汉族地主阶级人物不可能再去反满清，“反满清”这个“反民族压迫”的任务只能由对立阶级——农民阶级所承担，但太平天国由于本身腐败造成的衰弱，无法完成这个任务，以后只能由新生力量——民族资产阶级去完成。因此，我们不能苛求和想象曾国藩去完成他所不能完成的历史任务。

综如上述，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是其阶级本质所致，他不可能“反满”或自立为帝，因为他不可能跳出汉族地主阶级的历史选择的圈子。

　　二、曾国藩打败太平天国的主要原因

关于这个问题，已有人从不同角度探究过。如从曾国藩的理学经世之术；捍卫名教；网罗人才以及曾国藩的个人人文品格的养成等方面来说明其胜利的原因。笔者认为这些原因都是正确的。但其主要原因，应从以下两个问题来讨论。

（一）太平天国占领天京后的迅速腐败和曾国藩的崇俭尚廉的比照。

太平天国这支农民起义军，以“无人不饱暖”的平均理想，将千百万受阶级压迫之苦的贫苦农民军号召于其旗下。太平军自兴起之初，朝气蓬勃，所向披靡。但自定都于天京以后，由于太平天国领导人的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所致，其领导集团迅速地走上了“腐败”的快车道.如天王洪秀全，从1853年3月进入天京到1864年6月52岁时去世为止，11年之中他从未迈出天京城门。他仅有一次出宫，坐64人抬的大轿，去看生病的东王扬秀青。洪秀全整日沉沦于宫中的温柔之乡。以洪秀全拥有妻妾为例：金田起义不久为15人，一年后到永安为36人，到1864年天京论陷时，洪秀全嫔妃为88人。这是其儿子幼天王被俘招供所说的。幼天王说：“我现年16岁，老天王是我父亲，我有88个母后。我是第二后赖氏所生，我9岁时就给了我4个妻子。”88个后妃已超出了“三宫六院七十二妃”了。洪秀全穿着奢华。他的王冠，用纯金制成，重8斤，戴的金项链也重8斤。洪秀全有24付金碗与金筷子，他的浴盆以及马桶、夜壶都是用黄金打造而成。

太平军从武汉到天京，缴获的战利品和没收的工商财物以及驱赶居民分男营、女营后接收的居民私人财物不计其数，当时还设有典金官来管理。太平天国的领导集团凭借着权力，在这金银财物上，构筑起享乐的天堂。

由于权力意味着享乐，争权夺利也就不断发生，天京事变就是争权夺利的结果。天京事变后，洪秀全相信自己的兄弟，对无功的兄弟滥封王，封王之风迅速兴起。后来没有爵位可封了，就在“王”字加“一”字，造成新字，即为六等王，总共封了2700个王。这些王爷一但封爵之后，便各自营造自己的安乐窝——王府，享受荣华富贵的生活，把享乐建筑在百姓的痛苦之上。（转摘自《后宫佳丽无数，腐败葬送了太平天国》）

相比较而言，曾国藩这个清后期的文人，理学造诣极深，他秉承着“旧雨三年精化碧，孤灯五夜眼常青”的读书精神，对财富和节俭有着深刻地理解。如他家教十事为：一、勤理家事，严明家规。二、尽孝梯，除骄逸。三、“以习劳苦为一要”。四、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五、联姻“不必定富室名门”。六、家事忌奢华，尚俭。七、治家八字：“考、宝、早、扫、书、疏、鱼、猪”。八、亲戚交往重情轻物。九、不可厌倦，家常琐事。十、择良师，以求教。从这家教十事，可以看出曾国藩是抱着儒家传统文化的“重义轻财”、“以义统利”的宗旨，来构造封建社会的“至诚”人才。曾国藩对时局有其敏锐性，他说“处此乱世，愈穷愈好。”当然这也不乏是地主阶级对农民起义的恐惧。他还认为“身居高官，总以钱少产薄为妙”。他认为“崇朴黜华，方可孚民望”。曾国藩教育家人、弟子常用“勤”、“俭”、“谦”三个字。他说：“世家子弟最易犯一个‘奢’字、‘傲’字。”曾国藩不但严格约束家人，他自己也是“一俭二廉”，始终自奉寒素，清谈度日。据传，曾国藩30岁时，做了一件青缎马褂，遇庆贺及新年时穿一次，30年后，衣犹如新的一样。他在南京总督府任期内，要求夫人和儿媳们，每晚绩蔴、纺纱，下厨做饭。曾国藩有着较为清醒的头脑。他说：“历览有国有家之兴，皆由克勤克俭所致，其衰也，则反是。”“廉需俭养，俭固廉生。”曾国藩曾反复了强调作官以不要钱为本。做官而不发财，是守廉的基本之义。一旦决意从政，就要断发财之念。不贪财，不苟取。

曾国藩从儒家理学传统出发，有了崇俭、尚廉的精神，故此他一开始就与绿营、八旗腐败的正规军分开，他以办团练的办法，搞起自己的队伍。他在咸丰十年六月十九日复李元度的信中，指出：“国家供养绿营兵50余万。二百年来的费用简直浩大得不能计算。现在大难发起，没有一兵可供国家使用，为国家效力。实在是由于官气太重，各人私心太多了，失去了淳朴老实的风气，为国家效力的真心实意荡然无存。”（《曾国藩谋略》第49页）从而曾国藩的湘军一开始就区别于绿营、八旗，其腐败之气甚少，这样导致出下面的结果：腐败的绿营、八旗打不过太平军，而当太平军腐败后也就打不过湘军。“腐败丧国”的规律再次在历史上重现。如在太平天国后期，庐州失守后的第17天，天京再一次陷入湘军包围，李秀成当时组织了13王60万大军援救天京，但因各王怀有私念，消极畏战，竟然未把当时饥病交加的2万湘军击退，而是借口寒衣缺乏，而各自散去。

太平天国后期，天王洪秀全倦理朝政，醉心宗教，（天国末期，洪秀全以天父天兄的托梦来指挥打仗）沉于奢靡，与曾国藩这个脾气倔，忍性重，吃得苦，不怕输，有蛮劲，好争胜的湖湘文化性格的儒将相比，自有差距了。这也是文化上的差距，李秀成说过：“官兵多是读书人，而太平军中无读书人。”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因文化上的缺失和缺位，故当农民阶级的局限性一旦出现，也就无药可救了。

（二）后期太平天国的扰民与曾国藩的重民的比照。

太平天国后期，由于领导集团的腐败，巧立名目，对百姓横征暴敛。如有店捐、股捐、月捐、日捐、房捐、局捐、灶捐、礼拜捐、门牌税、人头税、犒师费，约有20～30种。田赋由天朝初期每亩一斗七升五合，两年中增到每亩七斗。由于打仗和营造王府等需要，动辄就抓兵拉夫，给老百姓造成了深重的灾难。这样一来，老百姓对太平军的态度有了变化。如曾国藩在咸丰四年十一月十一日的奏折上写道：“凡是看军事上的胜败，首先要看民心的趋向。从前官兵有骚扰的坏名声，贼匪有要结的计谋，百姓不是非常怨恨贼匪，不是很畏惧贼匪，并且有忠心跟从逆贼的。自今年以来，贼匪往来一天比一天紧密，抢劫一天比一天严重，就算是一升米一尺布，都掳掠一空，焚毁屋庐，击碎 釜 缶，百姓无论贫富，都对他们恨之入骨。他们自从遭遇家难，既有了创深痛巨的感情；他们追溯皇恩，也就有了入情入骨的感恩。臣们军伍所到的地方，民间都焚香和庆祝，夹道来欢迎。扎营的地方，有的送来钱粮，有的送来猪羊，百姓愿意作为侦探，愿意作向导。贼匪虽然严刑禁杀，百姓不是很畏忌，还殷殷切切对官军表示诚意。……看看往年官兵过境，没有东西可供买取，没有可作为向导的人，现在气象大大改变。这是民心可以依靠的一方面的表现了。”（《曾国藩谋略》第109页）从曾国藩奏折中，可以看出民心已变，已由过去支持太平军转为反对了。太平军顺民意而起，为民意而兴。但由于其后来的腐败，转而扰民、压民，故就有此变化了。而曾国藩一扫八旗、绿营的腐败之气，继承了儒家“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处处爱民、重民。如他在同治元年三月三十日给李鸿章的复信中说：“爱护百姓是行军中最重要的，必须天天三令五申，看做是性命根本的大事，不要看做是粉饰之文。”（《曾国藩谋略》第69页）曾国藩治军相当严，他曾说：“军士所经过的地方，有取民间一草一木不给钱的，马上以军法惩治。希望两位（指刘、王两部下）每天用这句话训诫他们。至要至要！千万千万！”（《曾国藩谋略》第6页）曾国藩自己身体力行，他在致沅弟的信中说：“大体上与兵勇和百姓相交往，只要真心真意爱护他们，即可以被部下体谅。我之所以比较得到百姓和兵勇的拥护，就是这个原因。”（《曾国藩谋略》第80页）曾国藩还总结了在贪取财物和骚扰百姓两事上的经验教训，他说：“常常说骚扰是人鬼关，贪财是生死关，就是说爱护百姓就是人，骚扰百姓就是鬼，全力参战丢掉财物就生，贪财忘战就死。”（《曾国藩谋略》第76页）相比较而言，太平天国领导集团沉溺于财物享受之中，不思进取，连最后天京沦陷时，都要带着财宝跑，如李秀成就是如此。所以，失败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了。

曾国藩在其写的《爱民歌》中，最后两句是这样写的：“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 ，天和地和又人和。”（《曾国藩谋略》第209页）“人和”即指人心的向背，乃是战争胜负的关键，曾国藩最后占居了“人和”的优势，所以他取得了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