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以来，中国开始面临着严重的内忧外患，处理和解决内政与外交问题成为时代的主题之一。曾国藩虽然深受传统对外观念的影响，但在西力东渐、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他对时局的认识也不断深化，并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提出了自己的系列外交主张。曾国藩的主张虽然来源于传统，但又有与传统不同之处，并在当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一
同当时官僚、士大夫一样，曾国藩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其早期的对外认识不免受到“华夷观”和“王朝观”的影响。这在鸦片战争前后有明显的体现。鸦片战争期间，他视英国人为“食毛践土、丧尽天良”的夷狄，“不知何时罪恶贯盈始得聚而歼灭”。[1]（P21-22）鸦片战争后，他依然留心外交事务。他在得知两广总督徐广缙反对英人入城胜利时，不无喜悦地说：“英夷在广东，今年复请入城，徐总督办理有力，外夷折服，主不入城，从此永无夷祸，圣心嘉悦之至。”[1]（P185）这些都表明曾国藩的对外认识依然局限于狭隘的“华夷之辨”，但同时也说明他并没有象有些人那样囿于书斋，而是对天下事物多有留心。这恰恰是他经世思想的表现之一，而这也正是他以后转变认识的思想前提。
19世纪50、60年代，在千古变局之下，曾国藩对时局的认识日渐增多，其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在当时的情势驱使下，曾国藩走上了镇压太平军的战场，他一开始即领略到西方“落地开花炮”的厉害，开始从物质层面上了解西方。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使清政府更加陷入到内忧外患的深渊。特别是北京的沦陷给中国士大夫以巨大的震动。当时，曾国藩“四更成寐，五更复醒，念夷人纵横中原，无以御之为之忧悸。”[3]（P699）他从而萌发了师夷智、制枪炮、轮船以御外侮的主张。与此同时，中西交往的增多使他对西方人的认识也有所改变，他认为“英法两国素重仁义”，美国人“性质醇厚，其于中国者素称恭顺”。[4]（P1270-1271）这些认识虽然停留在感性层面，但同时也说明他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华夷之辨”、“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传统观念。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他进一步认识到“泰西诸洋以‘商战’二字为国”。[5]（P3253）“洋人最爱财利，最讲交情”。[6]（P2149）同时，他还从整体上把握中外时局，指出西方各国“与汉之匈奴、宋之辽、金迥不相侔，其可持汉、宋之清议以定今日之大局。”[7]（P7263）以上这些对外认识的变化成为曾国藩提出自己外交主张的重要前提。
19世纪60年代以后，曾国藩还参与或主持处理了一些中外交涉事件，如借师助剿、阿思本舰队事件、扬州教案、镇江教案、天津教案等，这些外交实践活动进一步促使他对外交问题进行思考，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众所周知，“曾文正之所以为曾文正，又未尝非诸人之影响也。”[8]（P2）曾国藩外交观念的变异又与周围人士的影响密切有关。他的幕府人才济济，注重时务的赵烈文、薛福成，深受西学浸染的容闳，熟悉外务的郭嵩焘等人都从不同侧面对他产生了影响。幕外人士也多有影响，如曾国藩多次欲揽入幕而不得的冯桂芬就很值得注意。冯桂芬在自己的《校邠庐抗议》初稿完成后请曾国藩赐序，曾国藩阅后称该书“足以通难解之结，释古今之纷”。[9]（P4735）而该书中的《善驭夷议》、《采西学议》、《重专对议》等所提出的外交主张[10]对曾国藩不可能不产生影响。
因此，曾国藩在时局变化的情况下，认识不断深化，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外交主张。
二
在观念变化的前提下，曾国藩全局出发提出了和戎与自强的外交战略，并结合外交的需要提出了讲求诚信、循约维权、实力外交等具体交涉策略。
（一）和戎与自强观
众所周知，外交是内政的延伸，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在强权政治的背景下，实力往往就是外交的后盾。在西方列强的威逼之下，落后的非西方国家在外交中往往处于受人宰割的地步。这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中外交往中有明显的体现。曾国藩总结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的外交，认为20余年来的外交存在严重的失误。所谓“道光庚子以后，办理夷务失在朝和夕战，无一定之至计。迹至外患渐深，不可收拾。”[11]（P6998）于是，他结合19世纪60年代的时局，提出和戎与自强的外交的战略。
首先就和戎而言，“和”是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长期以来中国传统外交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曾国藩总结道光以来的外交得失，认为办理夷务必须有“一定之至计”，1860年以来，只所以“中外相安，十年无事”，就是因为“守定和约”。[11]（P6998）由此，他提出了“和”的外交主张。然而，这种“和戎”主张与传统有不明显的不同。一方面，它是以承认和接受西方强权之下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为前提，这是传统“和戎”所没有的。早在1862年，为了维持和局，他就指出“惟目下一二年内则须坚守前约”。[12]（P2927）这同时表明他未重蹈昔日“天朝上国”观念下的“以大事小”的旧途。另一方面，它以不启衅端为条件。正如曾国藩所言：“方今发捻交炽，苗祸日深，中国实自强不暇，苛可与洋人相安无事，似不必别寻衅端”。[13]（P4735）而且，他主张对外要“和让”，“一意保全和局，不宜轻开衅隙”。[14]（卷18，P4）这里丝毫没有以儒家礼仪伦理驯服西方之意，体现了新形势下的新选择，但这也反映了近代中国外交的半殖民地性质。
但是，“和戎”之策历来为世人所诟病，曾国藩就认为“古来和戎，持圆通之论者，例当世所讥，尤为我官所贬，智者有戒心焉。”[15]（P5083）他当时敢于提出“和戎”，一方面是他对比中外实力思考的结果，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他不象琦善、伊里布那种主“抚”以求苟安，而是将“和戎”与“自强”紧密相连，视前者为后者的前提，并形成一个整体的对外战略。
“自强”，是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积极因素。《易传》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礼记》中也有“知困，然后能自强”。深受儒家传统熏陶的曾国藩在内外交困的时局下，同其他开明士大夫一样重提自强。这一方面是基于他对和局不可靠性的认识，他认为“洋人目下虽幸无事”，但必有“兵端或开”之时，因此“款议虽成，中国未可一日而忘备”，只有“隐图自强之策，庶有补于万一耳”。[16]（P289）另一方面则是基于对外交关系的认识。曾国藩认为“凡附强不附弱，人与万事之情一也，中国与外夷之情一也”[13]（P2999）；因此在和局之下，只好“暂可羁縻，若思深虑远，当使兵力财均能取胜于彼，庶几可刚可柔；此时此势，实病未能。”[16]（P61）而且，“只可力求自强，不可轻易劫气，若无自强之实，而徒有争气之言，”“非徒无益，而又害之”。[15]（P5675）由此可见，曾国藩对自强与外交的关系有较清楚的认识，即要争取外交主动必须有自强之实。
那么，如何自强呢？曾国藩认为“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炸炮，学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17]（P748）在此自强方针指导下，他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政治、整顿军事、培育人才的主张，并躬身实践。而且，曾国藩指出：只有实现了自强，“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否则“若在我者，挟持无具则曲亦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17]（P748）不仅如此，如果我国不能自强，即使“内地之民人人振奋，吾国不能制已；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之也”。[17]（P748）这里，他将外交与实力相结合，体现了近代外交的实力原则。他将外交与内政紧密结合，一定程度上视外交为内政的延续，表明了他对外交认识的深入。曾国藩的另一句话更能证明这一点，即“孔子曰‘能治其国家，谁敢侮之’。我苟能整齐严肃，百度修明，渠亦自不至无端欺凌。既不被欺凌，则处处谦逊，自无后患。柔远之道在是，自强之道亦在是”。[13]（P2892）
除以上认识外，曾国藩还指出和戎与自强是相互依存的。1868年，他在言及讲和与练兵的关系时，就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讲和也要认真，练兵也要认真。讲和是要件件与他磨。二事不可偏废，都要细心的办。”[18]（P1604）
从总体上说，曾国藩的和戎与自强观在当时有其合理性。首先，从当时的国际形势讲，第二次战争后，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建立条约制度。为了使清政府履行不平等条约义务，他们暂不对清政府施加军事压力。而且为了协调彼此间的矛盾，他们主张采取合作态度以求在华利权的实现，因此造成了19世纪60、70年代的“和局”。对此曾国藩不可能认识到，但是他却在此时提出利用和局以求自强的长远战略，却是有其时代的可行性。其次，1840年以来的历次中外冲突都以中国的败北而告终，在力量悬殊的情况下，只有忍辱负重以图长远之计才是明智之举。因此，曾国藩这一战略可以说是在国情对比下的理智选择。再次，从外交的功能而言，为了达到维护国家权益的目的，“各种外交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力求缓和冲突，谋求妥协”。[19]（P11）因此说，曾国藩某种程度上主张妥协未必就是一无是处。最后，从历史现实看，在“千古变局”之下，许多人提出了与曾氏主张相似的看法。如奕訢、冯桂芬、王韬等人均主张和戎、自强的外交战略[10]。因此，曾国藩的这一战略思想是特定时代氛围的产物，有其时代的共时性特征。而且，这一主张对时人以及后人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其门生李鸿章在以后30年的外交活动中基本上采取了这一主张，影响了整个晚清外交。
当然，曾国藩的和戎自强观也有不足之处。比如：受时代的局限，他的自强主张主要限于练兵、制器。这种认识后来就遭到黄遵宪的批评，他说：“和戎以来，设局造炮，置厂造船，中外所措意，专以强兵为事。然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遵宪在外十年，考求要素，以为今之中国，在兴物产以保商务。”[20]（P448）另外，曾国藩过分注重和，不敢与外人轻易言战，他认为认为“我若与他开衅，他便数十国联成一气。兵虽练得好，却断不可先开衅。”[18]（P1604）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对外态度，他在办理外交时过于妥协就与此有关。对此，黄遵宪评价道：“其外交政略，务以保守为义。尔时内乱丝棼，无暇御外，无足怪也。”[20]（P498）这一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二）对外交涉观
从某种程度上讲，“和戎自强观”可以说是曾国藩针对时局提出的长远的外交战略。在此观念的支配下，曾国藩提出了在“和局”下应付外交的策略。
1、诚信观。诚信是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伦理规范，也是传统外交的重要原则。正如孔子所说：“言忠信，行笃义，而蛮貊之邦可行矣”。也就是说，在对外关系上传统诚信就是要讲求儒家信义，以笼络外夷，达到“德以柔四方”的中外和好局面。然而，许多守旧的士大夫却严守“夷夏大防”，耻于同西人交往。
曾国藩在对西方人有较多了解的情况下，从现实出发，打破耻于同西人交往的传统文化心理，提出应与西人交往，而“与洋人交际”就要讲求“忠信”，“行笃敬”，“忠者，无欺诈之心；信者，无欺诈之言；笃者，质厚；敬者，谨慎”。[13]（P2714）归于一点，就是“凡中外交涉之案，总以必诚必信为主。”[9]（P5365）这种诚信观主张对外交涉与交往中讲求诚，反对以欺诈、蒙骗来处理对外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契合了近代外交的要求。这与鸦片战争时琦善、耆英等人主张的笼络应付之术是明显不同的。而且，曾国藩认为“与外国交际最重信义，尤贵果决”，因此“我所不可行者，宜与之始终坚持，百折不回，我所不可行者，宜示以大度，片言立定，断不宜若叶若茹，稍涉犹豫之象，启彼狡辩之端。”[21]（P5785）这种诚信观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突破了旧的框架，其以认真、踏实的态度来处理中外交涉在许多人的思想里都有所反映。如冯桂芬、郭嵩焘等人都主张讲求诚信。[9]而且，这一主张在当时产生了重大反响。起初主张对外交往中“打痞子腔”的李鸿章在曾国藩的教导下，接受了乃师的主张，并奉之为圭臬，且乐此不彼，后来他说“我办一辈子外交，没有闹乱子，都是我老师一言指示之力，后来办理交涉，不论英、俄、德、法，我只捧着这个锦囊，用一个‘诚’字与他相对，果然没有差错，且有很大收效的时候”。[22]（P109-110）话虽如此，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讲诚信固然重要，但在缺乏国际知识背景下对于欲壑难填的侵略者若不切实际地一味讲诚信，必然是要吃大亏的。这正是诚信外交认识误区之所在，后来李鸿章外交的所得所失与此不无干系。
2、循约维权观。条约是近代国与国之间交往的法律依据，是国际法准则的
具体体现。遵守条约是近代外交的基本要求，也是诚信外交的主张之一。在中国当时尚无能力解除条约制度这一枷锁时，曾国藩从和戎自强的长远要求出发，认为中国应遵从和约，以维和局。因此，他主张“事端纷纷，总以坚守条约，不失信于人为是”。[15]（P5675）如何坚守条约呢？其办法是“条约之内容不与争，条约之外盖不相让”，而且“舍此别无办法”。[15]（P5792）这里就明显地表现了他要在守约有前提下，防止西方列强特权的扩大。事实上，在处理对外事情时，他往往依据条约行事，维护利权。在借师助剿一事上，他主张会防不会剿，并认为西方武装保护条约口尚可，但不能用来进攻口岸之外的地方，所谓“借洋兵以助守上海共保华洋人财则可，借洋兵助剿苏州，代复中国疆土，则不可。”[23]（P2060）可见，他的目的就是要把外国势力约束在条约口岸内，防止他们日后“多所要挟”。
对于西方人的违约之举，他认为必须“以初定条约为凭”，加以反驳；“若彼不守原约而图侵占，我不执原约而拒之”[16]（P260），那么我国将会失去利权。因此，对于洋人违约之举，他都据约加以反驳。如对于洋人违约贩盐之事，他主张“令洋船停泊候查，查出之后，令洋汉一律严惩”。[24]（P614）对于扬州教案，他认为“洋人设立育婴堂，原为条约所未载”，“无须外国再为设堂”。[24]（P637）而且，他也以此来反对西方的要求，但在外人的武力压制下，为了确保和局，他又多次妥协处理了不少中外交涉事件，但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认其维护利权的初衷。
而且，曾国藩在对外交涉中并非是一味地守约抗争或妥协。在某些情况下，他还主张采取积极的措施以维护国家利权。1867年，曾国藩针对英国将要进行的修约发表意见，对其要求在中国敷设电线、修筑铁路、内河轮舟均持反对态度。他甚至说：“即使京师勉强应允，臣等在外，仍必以全国争回”。即使“因此而致决裂”，“上可以对天地列圣，下可以薄海苍生，中无所惧，后无可悔矣”。[21]（P5786）这里表现了曾国藩维护利权的强烈抗争态度，只不过在其和戎自强战略下，这不是其外交策略的核心所在。
由此可见，维护利权是曾国藩外交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他承认并利用条约以子之矛攻子之盾，防止中国重大权益的丧失，虽然在某些方面有妥协之处，但却体现了其保护利权的爱国主义初衷。同时代的冯桂芬、王韬、郑观应等人都有类似的认识，体现了近代中国人对于国际条约的最初认识和利用。
3、外交实力观。这一主张与自强战略是紧密相连的。近代世界是强权压倒公理的时代，“当国际法与其利益一致时，现代西方国家就信守国际法，但一旦与国家目的矛盾就将之抛在一边”[25]（P86）。曾国藩对此有感性的认识，他认为“洋人遇事专论强弱，不论是非，兵力愈多，挟制愈甚”。[11]（P6997）他的自强战略主是要培植外交的实力后盾，然而他并没有因自强外交的长远性而忽略现有实力在外交中的运用。他在办理洋务的同时，也试图利用一定的实力以配合外交，这突出地表现在天津教案的处理上。曾国藩在办理天津教案的总方针是“弭衅端，保和局”。但他又深知曲在洋人，民情激愤异常，同时法国公使罗淑亚又武力要抚养中国，这时一味妥协则“大局未必能曲全”。有鉴于此，他力求在抗争中求妥协。但是他对本国军事实力有所顾虑，因为：“我能防御一国，未必能遍防各国；能胜一时，未必能力持多年，能抵敌一国，未必能应付各国。”[16]（P290）因此，他断言中国当时之兵力不能发起战端，只有委曲求全。于是在不启兵端的前提下，他认为“外国论强不论是非，若中国有备，和议或稍易定。”[26]（P322）
因此，他主张应调遣军队备战以作为据理力争的后盾。在和谈中，他一面函请李鸿章“万一事急”，“统率所部由秦入燕”；[11]（P6997-6998）并调刘铭传赴直隶统率铭军。此外，他还要求清政府加强各口防御以便配合谈判。但是，在外国侵略者的压力下，在清政府委曲求全以图早日解决的压力下，曾国藩只好委曲求全地解决津案。因此，曾国藩遭到时人的诟病。他自己事后也认不自己“办理过柔为清议所不韪”，因而“神明内疚，至今耿耿”。[27]（P7390）然而，纵观整个晚清外交史，除了中俄伊犁交涉等个别例外之外，鲜有以实力配合谈判成功之例，这是洋务派外交悲剧之所在，也是半殖民地外交的必然产物。
三
从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曾国藩的外交主张是特殊时代氛围的产物。这是他在理与势的两难选择中，以传统外交为参照系，经过理性思考的结果。正如他自己所言：“中外交涉以来二十余年，好言势者，专以消弭为事，于立国之根基，民生之疾苦置之不问。虽不至遽形决裂，而上下偷安，久将疲恭而不可复振。好言理者，持攘夷之正论，蓄雪耻之忠谋，又多未能审量彼已，统筹全局，弋一已之虚务，而使国家受无穷之实累。自非理势并审，体用兼备，鲜克有济，所为盘根错节之区，尤贵有适时应变之具也。”[11]（P7053）由此，我们更可窥出其和戎自强战略合理性的一面。而且，这种战略以及与之相应的外交策略虽多来自传统，但并非是传统的翻版，而是根据时代的需要变通之后的再现，有不少主张还体现了近代外交的要求，如交涉重诚意，对外遵守条约，讲求实力等。
在其外交观的指引下，曾国藩对外还采取了一种开放的态度。为了学习西方以自强，他积极倡导派遣留学生赴美。[28]他对派遣驻外使领也持支持态度。如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规定了双方的领事裁判权，曾氏因此认为“似须仿照领事之例，中国派员驻扎日本，约束内地商民，并设会讯局，办华洋争讼案件。”[29]（卷80，P11）这是主张中国对外设领事的较早倡言，有其积极意义。此外，他还在国内积极倡言学西学，这一切都对中西之间的正常往来与文化交流做出了有益贡献。
但是，曾国藩毕竟是深受传统文化浸染的士大夫，他的认识水平和思维方式无疑受到传统的束缚。如他对西方的诸多认识还处于感性阶段，很不成熟。同时，在当时的官僚制度和外交体制下，他根本不能专门悉心于外务，而且他对国际法、近代外交原则也了解较少。我们从他1868年重读《瀛环志略》即可窥出一二。当年，他在日记中说：“盖久不看此书，近阅通商房公牍，各外洋国名茫然不能知，故复一涉览耳。”[18]（P1472）因此，他自己也说：“至中外交涉，臣素未讲求”，[21]（P5484）“国藩于中外交涉事件素未谙究”。[27]（P7196）此外，来源于传统的诚信观等主张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与近代外交观等量齐观。这一切决定了其外交观在近代化方面不可能走得太远。因此，他的外交观只能是处于传统与近代的中介状态。
参考文献：
[1]《曾国藩全集•家书》（一）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
[2]《曾国藩全集•书信》（一）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
[3]《曾国藩全集•日记》（一）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
[4]《曾国藩全集•奏稿》（二）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
[5]《曾国藩全集•书信》（五）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
[6]《曾国藩全集•书信》（三）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
[7]《曾国藩全集•书信》（十一）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
[8] 李鼎芬《曾国藩及其幕府人物》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
[9] 《曾国藩全集•书信》（七）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
[10] 参见拙文《试论冯桂芬的外交思想》，《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11]《曾国藩全集•奏稿》（十二）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
[12]《曾国藩全集•奏稿》（五）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
[13]《曾国藩全集•书信》（四）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
[14]王安定《求阙斋弟子记》北京龙文斋，光绪二年刊
[15]《曾国藩全集•书信》（八）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
[16]江世荣编注《曾国藩未刊信稿》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
[17]《曾国藩全集•日记》（二）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
[18] 《曾国藩全集•日记》（三）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
[19]袁明主编《国际关系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
[20] 黄遵宪撰，吴振清等整理《黄遵宪集》（下）天津人民出版社，2003年
[21]《曾国藩全集•奏稿》（九）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
[22]吴永《庚子西狩丛谈》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
[23]《曾国藩全集•奏稿》（四）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
[24]《曾国藩全集•批牍》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
[25]柯文《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王韬与晚清改革》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26]王之春《清朝柔远记》，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
[27]《曾国藩全集•书信》（十）长沙：岳麓书社，1995年
[28]郭汉民《曾国藩与近代中国首批留学生的派遣》，《湖南师大学报》1996年第3期
[29]《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台北：文海出版社，1976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