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教案是沉重的晚清史中很突出的一页,它是民族的大悲剧,也是曾国藩个人的大悲剧。几乎在一夜之间,这位钟鼎世勋的圣相便从神坛掉进了地狱,成为举国共讨之,全民共殊之的“汉奸”、“卖国贼”。其影响一直延续至今。

这是历史的大不公。

章太炎对曾国藩有个流传甚广、影响颇大的评价:“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

谳者,审判定罪之谓也。审什么呢?老先生没有明说,当然也不必说穿,明眼人知道,他指的是天津教案。

世人多说章太炎先生的态度客观、公正、全面。对曾国藩有广泛、深入研究的曾啓球先生“不以为然”,认为“章氏只不过道出了曾国藩的复杂,曾国藩到底是圣相还是元凶”,“章氏没有表明主见”。①其实至少在天津教案问题上,一个“谳“字就鲜明地展示了章太炎的态度。

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的过程中确有不少失策、欠妥之处,这一点,曾啓球老先生在他的《重评天津教案》一文中已有比较客观、翔实的论述,稍感不足的是对曾国藩其时是抱病办案的身体状况虽有提及但仍注意不够。世人鲜有不患病者,亦鲜有人不知健康人与病人在待人接物、处世办事时的不同心态以及方法、方式等等。人有病,天知否?如果充分顾及到了这一点,人们对曾氏的评价也许会更客观公正一些。

此系闲话,言归正传。凡事有个立场问题,当时处置天津教案如此,如今评说天津教案的处置亦如此。

天津教案发生后,朝廷上层分成鲜明的主战,主和两派。倭仁、翁同和、李鸿藻等为代表的一方认为其时“群情鼎沸”，正是上雪朝廷(因鸦片战争失败所带来)之耻,下快万民之心的千载难逢良机。身为朝廷大臣的李如松更是一副红卫兵小将的口吻,建议朝廷“尽毁在京夷馆,尽戳在京夷首”②烧它个片瓦不留,杀它个片甲不存。

以恭亲王奕訴有前为首的一派与上述言理派的主张相反。这些人“言势”主和。奕訴是首席军机大臣,执掌中枢大权。与他持相同观点的董询、宝鋆、沈桂芳、崇厚、丁日昌等其时或搞外交,或为封疆大吏,一个个都从事实际工作,了解敌我形势比较清楚,不像站着说话的李如松们,面对差距悬殊的敌强我弱态势,深知不可贸然言战,力主和平解决争端。

权衡利害,慈禧接受了“言势”者一方的主张。

从与太平天国的交战史中我们知道曾国藩反对借洋兵助剿,痛恨媚夷,他看重民族尊严,看重国家主权,同时他又头脑清醒。这位离开火线不久的大臣对两次鸦片战争的惨痛教训,对列强的武力、野心,尤其是对兵疲将寡的满清军队,比任何人更了解,加上他对慈禧心态的揣摸掌握,这就决定了他办理天津教案的宗旨一一一切为了和局。

谈“和”容易!它是要你付出代价的,这里抛开国家的不说,单讲曾氏个人的。

身为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时年60,体质虚弱,双目几近失明,在接到查办天津教案的上命时更是抱病在身,朝廷也知他“病尚未痊”。对“查办殴毙洋人、焚毁教堂”一案之难处,他心里相当清楚:“外国人性情凶悍,津民习气浮嚣,俱难和叶,将来构怨兴兵,恐致激成大变”。“反复筹思,殊无良策”③。照说曾国藩应当而且可以推辞上命,但他没有这么样,为什么呢?“余自咸丰三年募勇以来,即自誓效命疆场,今老年病躯,危难之际,断不可吝于一死,以自负其初心”。他对前途作了最坏的打算,就在这封遗嘱式的长信中还告诉两个儿子“恐邂逅及难,而尔等诸事无所秉承,兹略示一二,以备不虞……④详尽地安排完自己的后事,末了还不忘告诫儿子们怎样为人处世。

每念至此,我便想起林则徐那句名言来:

苟利国家生死矣,

岂因祸福避趋之。

曾国藩以自己的言行对此作了完美的诠释。

爱国乎,卖国乎?莫说天下找不到这样的“卖国贼”,即便是爱国者,也鲜有人能爱到这一步。

在近代史上,林则徐的名字通常和鸦片连在了一起。虎门那把火烧去了国民的多年积愤,也奠定了林则徐千年不朽的英名。有时我想,倘使曾国藩在处理天津教案中依了“言理”派的主张,照李如松们“尽毁在京夷馆,尽戳在京夷酋”的意思办,那场面一定比虎门烧烟更气派,更引人注目,曾国藩的声望也会比林则徐更响亮。但历史不承认假说。

为了力保和局,曾国藩绞尽脑汁,使尽浑身解数,委曲求全。委曲是够多的了,可终末成全,折腾两月之后仍无法结案,他亲自正法20人,军徒了25人,其学生和后任李鸿章又继续正法14人,缓期正法4人,军徒25人,赔款50万两白银,并着崇厚赴法赔礼道歉方才了结。⑤

在天津教案中,曾国藩作了慈禧的替罪羊,“并无大过”的知县刘杰和“尤洽民望”的知府张光藻成了曾国藩的下阶石。后者丢掉性命,前者毁了清誉,还有更多的无辜民众成了屈魂冤鬼。

这是一宗冤枉案,这是一笔糊涂帐。

堂堂直隶总督难道还不会算帐吗?非也。他在《复彭雪琴侍郎》的信中说“中国兵疲将寡,沿江沿海毫无预备,而诸国穷年累世但讲战事,其合从之势,狼狈之情,牢不可破。我能防御一口,未必能遍防各口;能幸胜一时,未必能力持多年;能敌一国,未必能防各国;在今日挑衅泄愤,固亦匪难,然稍一磋跌,后患有不堪设想者”。⑥

此论决非危言耸听,试想,你也许守得住虎门,可同时防得了厦门、保得了津门吗?就说虎门烧烟吧,确实是大快人心事,可那仅仅是整个鸦片事件之序曲,它的结局是民族英雄被流放到了遥远的边疆,而我们整个民族则被赶进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

历史在这里大声告诉人们:弱国无外交!

天津教案的另一种结局,即“尽毁在京夷馆,尽戳在京夷首”之后的场景,我们没有,也不可能看到,也很少有人会去想像。

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如果我们静下心来,客观地思考一番,也许会有新的发现,细心的曾感球先生在这一点上又为我们作了次表率:他拿天津教案与此前发生的西林教案作了个比较。

发生于1856年的西林教案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由中国民众处死一名法国传教士所引起,结果迫使满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别的屈辱条款不说,光赔偿白银就是200万两,相当于天津教案类似条款的4倍。比较一下两案中的几组数字,用时下流行的说法,曾国藩已经做到了“将损失降到最低”。

“如果说当时的人受条件限制,对于天津教案,未能窥其全貌,又因为感情冲动,评价曾国藩难免有所偏颇”⑦的话,那么火烧圆明园之后,国人当冷静、清醒、客观一些了吧,然而不然,“卖国贼”的帽子依然纹丝不动扣在曾国藩的头上,仅就此而言,也足见我民族觉醒之迟缓了。

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首先要弄清其所处时代的大环境,舍此便谈不上客观,无所谓公正。

就说香港吧,当初租让时,面对盛气凌人的“日不落”大帝国,满清政府只得唯唯诺诺,忍气顺从。400年后,当他们还想纠缠于主权与治权之争时,小平同志斩钉截铁一句“主权问题是不容谈判的”,审时度势的“铁娘子”便只好弃此而言他了。这固然体现出了小平同志的个人智慧和魄力,而根本原因是双方国力发生了很大变化。

我驻南使馆遭美机轰炸后,举国上下群情激愤,到处自发集会游行,要求严惩肇事者。政府一面与对方交涉,严辞抗议,提出赔偿要求,同时劝告国民,尤其是青年学生要冷静、理性。

政府厚葬了死者,善待、安抚了其亲属,外交上也争得了不少份子,但终究难息国人心头之恨。有些中青年知识份子竞提出要买几厢钙片寄往北京。

其情可解,其行当止。

君知否,小平同志何以要提出“韬光养晦”?这是一位智者深思熟虑、用心良苦的忠告——对我们,也对后人。

未了又想起一宗轶闻来。原复旦大学教授,参与修建过粤汉铁路的工程专家曾昭桓,乃曾国藩曾孙,解放前夕因病回荷叶老家休养直至去世。“文革”中红卫兵小将找上门去问罪,说他是反动学术权威也罢,骂他太公是杀人刽子手也罢,他总是一笑以对,点头诺诺,可当有人指责曾国藩是“卖国贼”时,这位年届古稀的斯文长者便一反常态,雷霆顿发,严辞予以驳斥。

曾昭桓先生早已作古,红卫兵问罪已经不再,但问罪的人并未绝迹,不过我相信,随着历史的不断推进,起而严辞驳斥的人也一定会越来越多。

                       　　　　　　　　　　　　　2006年11月3日于不了斋

注释:

    ①曾啓球《评说曾国藩》•《代自序》第二页

    ②《筹办夷条始末》卷七十三

    ③《曾国藩全集•家书二》第1369页

    ④同上(2)

    ③曾啓球《评说曾国藩》第86页

    ⑥《复彭雪琴侍郎》,《曾文正公书札》卷三十二

    ⑦曾啓球《评说曾国藩》第88页